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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①，至此，毛泽东与洛甫，一个全力掌管军事，一个集中精力于党务，两人开始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
无疑，毛泽东属于那种以自己的思想改变历史进程的“以其道易天下者” ②，“道”者，个人对中国社会改造所抱持的理想、抱负、志向也。作为一个从青年时代就矢志拯救国家与民族，并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的革命者，毛泽东深刻地了悟自己所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而当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后，他所选择的道路就成了通往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因此，争取革命胜利的理想与毛泽东对革命的坚强领导事实上已融为一体，密不可分。换言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毛泽东的“决志行之”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行为，而是关系到革命目标能否实现的重大问题。然而，欲在反动势力极其强大的旧中国推行和领导革命，则必先有其凭借，1935年毛泽东的唯一凭借就是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遵义会议及其后陆续发生的中共核心层的人事变动，虽然使他第一次在党和军队的最高决策和指挥系统获得了发言权和决定权，可是离执掌“最后决定权”的距离尚远，毛泽东虽置身于中共核心层内，但主要偏重于军事领导。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毛泽东主动放下党内的意见分歧，有意避开对敏感政治问题的争论，而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对付国民党的军事追击，此既是他的明智，也是形势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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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7页。
② 参见梁漱溟：《再忆初访延安》，载《我的努力与反省》，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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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1936年，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共及其军队的生存是压倒一切的头等问题，但对毛泽东而言，事实上却存在两条战线。
第一条战线是对付国民党的外部战线。不言而喻，“易天下”即是易国民党统治之天下，当时直接威胁中共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力量是国民党。因此，如何回击并战胜国民党，不仅是毛泽东无时无刻所要思考的首要问题，也是凝聚全党的最重要的政治信念和驱动力。
与第一条战线相比，第二条战线虽不那么凸显，却同样重要——这即是党内斗争的战线。毋庸置疑，欲易国民党统治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其军队，一切则无从谈起，而易国民党之天下，又必先改变凡不利于夺取国民党政权的中共方针、政策、精神气质等各个有形、无形方面，是故，第一条对外战线与第二条对内战线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1935—1936年，毛泽东将其侧重点主要放置于对付国民党的第一条战线，在毛泽东的努力下，红军阻遏了国民党对陕北的军事进攻，使中共的生存环境获得了明显的改善。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成功，加强了他在党内和军内原先就十分雄厚的政治基础，使其在军事上的影响迅速向政治和党务领域延伸。
从主要担负军事领导责任，到一身兼负党和军队的决策和指挥责任，毛泽东在党和军内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战时环境的产物，又与他所占居的特殊地位、他所拥有的独特的政治资源有关，同时，它还是毛泽东顽强努力的结果。
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环境中发生的变化，对毛泽东顺利地将其任军事指挥领域的权力延伸至党的领域有着直接的影响。中共在江西瑞金时期，曾模仿苏联体制建立起以党为核心的党、军队、政府三套相对独立的系统，但在长征前夕，为了适应战略大转移的战时需要，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入军队，而中共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三人团”。遵义会议虽取消了“三人团”，而代之以新的最高领导核心，领导成员的组成虽发生了变化，高度集中的体制却继续保留。在紧张的战时状态下，军队与党实际已融为一体，由于党存在于军队之中，当毛泽东置身于领导军队的关键地位时，他也同时处于可以领导党的有利位置。
毛泽东作为中共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中共最大一块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开辟者，不仅在中央红军中拥有广泛的干部基础和情感基础，他还拥有权其雄厚的政治资源。毛泽东曾亲自参与建立中共，是仅存的几个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其在党内历史之长，在军中基础之巩固，除张国焘之外，1935—1936年的中共领导层中的任何人无法与其比肩，毛泽东完全可以依靠其在党内的资历和地位，就党的全局性的方针、政策和其他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而不致担心遭受越权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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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1935—1936年，毛泽东使自己在中共领导层中愈来愈处于最有实力、最具影响力的地位，毛泽东和洛甫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毛泽东和洛甫政治结合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联合挫败了张国焘“另立山头”的分裂活动。在双方合作共享的几年里，洛甫对毛泽东十分尊重，在几乎所有关于党的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都事先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有关党的重要文件虽由洛甫和毛泽东联署的名义发出，但毛泽东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在大敌当前、全力指挥军事的同时，毛泽东对党的全局性方面的工作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心。一方面，毛泽东严格遵守共产国际的有关纪律，努力维持领导层的团结；另一方面，又不失时机，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小心翼翼、有条不紊地对党的领导结构进行局部的调整。
1．在中央最高层，毛泽东继续维持同原“教条宗派分子”的合作，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形成的政治局的格局保持不变（在正常情况下，改变政治局事先须经共产国际的批准）。然而从莫斯科返回的同志的具体工作大多只限于党的宣传系统，技术性的党务工作系统和地方工作系统，“教条宗派集团”基本失去了对军队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个别军队同志被吸收参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军事干部经常列席政治局会议，逐渐形成了惯例。
2．毛泽东将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调作其他次要工作①，将因进行长征而不复存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易名为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并派自己在瑞金时期的秘书王首道担任该局的领导，将这个关键组织直接隶属于自己的管辖之下②。
3．毛泽东任命王首道负责刚刚恢复建制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将党、军队、秘密工作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置于自己统一管理和严密监督下④。
4．毛泽东直接掌握与莫斯科的电讯交通，其他任何入不得插手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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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35年9月下旬，邓发改任由原中央、红军总政治部等机关组成的峡甘支队第三纵队政委，11月，红一方面军番号恢复后，邓发主要负责红军的筹粮工作，l936年4月，被委以中共代表的身份派往苏联。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一1949）》，第293、306页。
② 长征开始，国家政治保卫局除少教负责人随首脑机关行动外，其他工作人员均被并入各军团，国家政治保卫局只留下名义，工作权限已大大缩小。1935年10月，王首道被任命为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原执行部部长李克农被调作联络西北军和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该年年底，国家政治保卫局建制被正式取消，其工作由方面军政治保卫局接替。
③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秘书处、军委秘书处均被裁撤，其遗留工作由中央军委机要科承担。1935年底中共中央迁到陕北瓦窑堡后，中共中央各部委及秘书机构渐次依复，原来仅有的机要机构——中央军委机要科一分为三，成立了中共中央秘书处机要科、中央军委机要科和中央社会部机要科，上述三个重要机构统归王首道领导。参见《中共秘书工作简史（l92l一1949）》，辽宁人民出版社l992年版，第186一187页；另参见《王首道回记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97页。
④ 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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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毛泽东在对党的领导结构的局部调整中获得长足进展，但是仍有一些棘手问题一时难以顺利解决，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即是毛泽东被迫长期违心接受对过去党的政治路线的评价。
“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结论，这是横亘在毛泽东面前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这不仅因为它来自于莫斯科，也因为它是遵义会议参加者所一致拥护、接受的正式结论，它同样是毛泽东与洛甫政治结合的基础” ①。在军事压力紧迫的1935年1月，毛为了长远目标和出于现实的考虑，可以同意这个结论，但是到了1937年，一切都斗转星移。
这个结论之所以必须推翻，是因为非此便无从剥夺“教条宗派集团”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更无法打破党内已形成的浓厚的教条宗派气氛，毛泽东就难于顺利地推行他改造党的一系列设想，毛泽东的新概念的地位也无从建立。然而推翻此结论存在很大的难度，除了共产国际这一外部障碍外，在国内最大的障碍就是洛甫。洛甫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重要领导人，与这条路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断言“党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将直接打击他和其他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威望，严重动摇他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必然遭到洛甫的强烈反对。②
1937年初，党的发展、毛泽东和洛甫的政治结合以及毛泽东的思路皆处在一个十分微妙的变化过程中，国内时局已发生大的转机，解决战时状态下无暇顾及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机遇正在出现。与此同时，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泽东主军、洛甫管党的格局早已发生变化，毛泽东的地位已获得明显加强，洛甫已显示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党的理论和宣传教育领域，毛泽东与周恩来建立起融洽的合作关系，博古也安于自己在中共核心层中的新的角色③，张国焘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已成定局。但是，毛泽东仍不便在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将自己对过去党的路线的评价公开托出，这样将会使自己处于和洛甫及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发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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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洛甫在1943年整风期间写的笔记中报出：“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参见《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l期，第13页。
② 事隔20多年后，毛泽东在谈到有关纠正“王明路线”的历史时，再次提及洛甫的思想转变过程。毛泽东说，“洛甫开始不承认错误路线，七大经过斗争，洛甫承认了路线错误”，参见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1959年8月2日），载《毛泽东论党的历史》，第46页。其实，对于这一问题，洛甫早在延安整风开始不久，就有较深的认识。洛甫分析了遵义会议有关过去党的政治路线的评价对自己的深刻影响，他说，“由于遵义会议肯定了过去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因而使自己在长久时期内不能彻底了解自己的严重错误”。参见《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第13页。
③ 博古（秦邦宪）在1935年2月之后仍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红军抵陕后，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主任，1936年12月后主要配合周恩来从事联络国民党的统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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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冲突的境地，从而影响到党的团结和个人威信。然而，在新的时空环境下，再继续违心接受自己根本反对的意见，也实在勉强。就在这关键的时期，刘少奇及时站了出来，刘少奇的出现打破了中共中枢层沉闷多时的僵局，并最终导致了毛泽东、刘少奇政治结合的确立。
二
促成毛泽东刘少奇政治结合的契机是1937年2月20日、3月4日刘少奇就中共历史问题向洛甫陈述自己纲领性意见的两封各长达万言的信。刘少奇在这两封类似政治意见书的长信中，对中共中央多年来的路线、方针公开表示自己的怀疑，大胆地突破了共产国际和遵义会议关于“中共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尖锐批评1927年之前及1927年以来，尤其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共“左”的错误。
刘少奇的长信触及了当时中共中央的几个禁区：
（1）刘少奇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不仅是“右倾的陈独秀主义”，而且还有“右倾机会主义之反面的错误——‘左倾’错误” ①，刘少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猛烈抨击了广州、武汉时期工人及民众运动中已达“骇人”地步的“左”倾狂②，刘的上述看法与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大以来的历次决议严重相违。
（2）刘少奇虽然没有直接宣布中共10年来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但反复抨击中共“十年来一贯地犯了‘左倾’错误”，并且强调10年错误已形成“一种传统”③，刘少奇特别集中抨击中共10年白区工作的方针，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全盘否定10年政治路线④。
（3）刘少奇要求在党内公开讨论党的10年历史，并且详细述说自己因坚持“正确”主张而遭“打击”的经历，把批评的矛头直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政治局，暗示中央有关领导人要为错误承担责任，透露出要求改组中共中央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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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第802页。
② 热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0日），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第3页。
③④ 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第805、806—8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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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机构的明显意图。①
刘少奇在1937年2月20日、3月4日给洛甫写信之前是否征询过毛泽东的意见，或得到毛泽东的鼓励，至今虽无确切的史料证明，但根据现有资料分析，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193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常委会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②，1936年春，刘少奇偕其妻谢飞，从陕西临潼乘火车前往北方局机关所在地天津，于1936年3月抵达，1937年初，刘少奇又随北方局机关移往北平，至1937年4月返延安。这期间刘少奇虽并未返陕北③ ，但是1936年后，在北方局和陕北之间已建立了电台和信使联系，毛泽东刘少奇通过电台交换有关对全局性问题的看法，已具备基本条件④。
且不论毛泽东是否曾对刘少奇写信的举动表示过支持，刘少奇决定向洛甫陈述自己政治意见的动机，一方面是刘少奇多年来就不满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政策，另一方面与刘少奇在北方局工作期间遭遇到的党内“左倾”分子对新政策的强烈抵抗有关⑤。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1937年的中共中央正处在调整政策的关头，中共中央内还未真正形成某个人的绝对的政治权威。洛甫虽是党的总负责人，但其权力有限，其他中共领导人大都是独当一面；毛泽东尽管处于上升状态，但当时也并非大家一致公认的唯一领袖⑥。因此给洛甫写信，不仅不会遭遇到党的历史上屡屡发生的党员因向中央陈述意见而被打成“反党分子”的厄运，相反，却有可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刘少奇很清楚，在对党的10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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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第805、806—817页。
② 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97页。
③ 1937年3月4日，刘少奇致洛甫的信写于北平，3月18日前刘少奇仍在北平。周恩来在3月13日、3月18日于西安两次致函刘少奇，并转河北省委，要刘少奇等负起对留居平、津地区的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58—359页。
④ 刘少奇前往天津就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时握有与陕北联络的无线电密码本。据当时曾做过刘少奇的译电员的郭明秋的回忆，她经手翻译的刘少奇给陕北的电报，上款大都是洛甫（闻天）、恩来，“有时也直接发给毛主席”，署名则是胡服（胡服是刘少奇在党内长期使用的化名）。由此可以判断，1936—1937年毛泽东与刘少奇是有直接联系的。参见郭明秋：《刘少奇同志在北方局》，载《怀念刘少奇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5页。
⑤ 1936年3月，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达天津，不久又担任了北方局书记，着力纠正北方局“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刘少奇领导的纠偏工作，除了思想纠偏之外，还包括对北方局领导机构的大幅改组，因而引起北方局内部的争论。刘少奇上任后，任命彭真（在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