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所以必须成立一个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新的一元化的机构来落实毛泽东对整风运动的部署。1942年后，政治局和书记处开会的次数大为减少，周恩来、彭德怀等一些政治局委员也不在延安，在理论上属于政治局领导，新成立的中央总学委就成了领导运动的最重要机构。中央总学委由毛泽东任主
——————————
① 凯丰在1942年上半年整风运动开展的初期十分活跃，他甚至是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主要组织者，同时，毛泽东亲自挂帅，指派胡乔木协助自己主持文艺界的整风运动。6月2日，毛泽东在中央总学委成立会议上宣布，“因凯丰同志工作很忙，改由康生负责中央总学委机关刊物《学习报》的编委工作”。不久，胡乔木即奉毛泽东之命正式代理了凯丰的中宣部部长一职。参见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载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页。
181
———————————————————————————————————————
任，康生任副主任。1942年底，刘少奇从苏北返回延安。1943年3月，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重大改组，原来的一些书记处成员的职务被停止，毛泽东成为政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主席，刘少奇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实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以刘少奇为第一助手的中央一元化领导体制。
与斯大林以肉体消灭为主的党内斗争的模式相区别，毛泽东领导的整风强调以思想学习来推动思想和政治态度的转变，和斯大林相比，毛泽东更善于交替使用“教育”与“外力推动”两种方法。毛泽东进行党内斗争方法的多样化，不仅说明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水平的高超，更主要是因为40年代毛泽东的政治目标与斯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是在苏共执政的条件下，为强化自己的领袖地位而施用专政力量，毛泽东政治上的首要目标则是清除党的领导层中的教条宗派力量，转换全党的俄化的精神气质，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进而争取抗战胜利后取代国民党，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中共尚未在全国执政的条件下，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将党内的思想斗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主要依靠自己的路线、方针乃至作风及风格来吸引、教育广大党员和群众。其次，诉诸教育手段也是中国儒家传统的基本范式，它具有易于被人接受的亲和性。借用中国传统的若干概念和方法，再融之以列宁主义的内容，基本可以达到转换人的思想意识的目标，从而避免了单纯使用强力手段可能给党带来的损害。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发动全党思想改造——学习毛泽东的论述和经毛泽东审定编辑的有关文件，才成为整风初期的中心任务。
中共中央通令全党在整风运动中必读的文件通称“二十二个文件”，但在1942年4月3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仅规定了18个文件为必读文件，在这18个文件中有2份是斯大林的作品。4月16日，中宣部又增添4份必读文件，除1份为季米特洛夫的论述，其他3份均为斯大林、列宁的论述，这样就正式形成了“二十二个文件”。
“二十二个文件”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以学习毛泽东的论述为中心，结束了党内长期存在的、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漫无边际的泛泛学习，给全党提供了一个学习和思考的范围。现在主要是由毛泽东，而不是由王明等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权威性的解释，从而把全党的思想纳入到毛泽东所指明的方向。
如果与整风运动中后期大规模的审干、肃奸、抢救斗争相比，整风运动发动之初的干部学习文件的活动就称得上是“和风细雨”。其间，自毛泽东发表演说和传达毛泽东的报告后，延安的干部们的思想十分活跃，出现了一段“自由化”时期，但为时不久，以王实味《野百合花》为典型的“矛头向上”的风向就被
182
———————————————————————————————————————
迅速扭转。3月下旬，总学委紧急刹车，开始部署对王实味的“反击”。中宣部“四三决定”更具体落实总学委的战略意图，明确强调广大中下层干部也和高级干部一样，同属整风对象，①并宣布研究文件的时间为5个月。4月18日，康生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学习“四三决定”的动员报告，在这次有2000人参加的大会上，康生要求各机关成立学习分委员会，由该组织统一领导各单位的运动。②4月20日、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处和陕甘宁边区系统分别召开文件学习动员大会，中央办公厅秘书处主任王首道和负责领导边区工作的任弼时作了和康生报告相类似的动员讲话。③于是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的大规模活动在各单位迅速展开。
“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包括三个阶段：
1．粗读文件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要求将“二十二个文件”全部浏览一遍，读后要做笔记，并进行初步讨论。
2．精读文件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要求将所有文件分类反复精读，达到“眼到”（精细研读）、“心到”（深思熟虑，领会文件的实质和精神）、“手到”（写读书笔记）、“口到”（质疑、漫谈、开讨论会）。④
3．考试阶段。从1942年6一8月，延安各单位的文件学习进人到考试阶段。中央党校在6月23日至7月4日举行了第一次考试，所拟定的4个考题事先经毛泽东审阅和修改。⑤考试题目是：（l）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教条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表现是哪些？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2）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经验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表现是哪些？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经验主义的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3）你听了或读了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和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以后，你对过去党内的教育和学习反省的结果如何？有些什么意见？你如何改造自己的学习或工作？（4）你接到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后，怎样根据它来检查并改造或准备改造你的工作？⑥中央党校规定，在考试期间，学校关闭，除星期天以外，停止接待来访。文化程度低不能执
——————————
① 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942年4月3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第364—365页。
② 《延安整风运动纪事》，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107页。
③ 《延安整风运动纪事》，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112页。
④ 阅读和研究文件的“四到”方法为王首道首先提出，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111页。
⑤ 《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7一194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
⑥ 《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7一194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页。
183
———————————————————————————————————————
笔的学员，可以口授，由文化教员代为执笔。
在党的历史上，由党的中央机关动用组织行政力量，安排大批干部暂停日常工作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文件学习，这是首次（以往中共党员也有组织安排的政治学习，但为时一般较短，性质更与延安整风期间的文件学习完全不同）。中央总学委利用新成立的各级学习委员会，使这个新设组织成了各级党组织的核心，借助于学习委员会高效、有力的组织措施，毛泽东的有关整风、党的建设等一系列新概念初步灌输进广大党员的头脑，为下一步的思想改造奠定了思想和心理方面的条件。
三、排队摸底：动员写反省笔记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延安干部的“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活动，尤其关心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对文件学习的反应。为了及时掌握延安各级干部的思想动态，1942年春夏之际，毛泽东作出决定，命令所有参加整风的干部必须写出具有自我批判性质的反省笔记，并且建立起抽阅干部反省笔记的制度。
用检查干部笔记的方法来了解干部的“活思想”，这也是总学委的独创。毛泽东清楚地知道，整风运动所要批判的王明路线，其实完全来源于斯大林。毛泽东的最大困难在于，他不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相反必须对斯大林、共产国际持完全肯定的态度。毛泽东暂时也不能用明确的语言向全党直接批判王明、博古等，相反，他必须维护党的核心层的团结一致。在党的思想路线没有实现转变之际，如果匆忙把党的核心层的矛盾公之于众，有可能在党内造成大的思想混乱。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毛泽东选择了要求干部写反省笔记的方法和建立抽阅反省笔记的制度。它的意义就在于：在把全党的思想学习纳人到毛泽东所指明的方向后，以党的纪律为约束，再通过每个党员的自我反省，引导和督促全党接受和内化毛泽东的命题。
提倡干部进行思想反省，并写出带有自我批评性质的反省笔记，对于延安的广大干部固然是一种“新生事物”，但是这还不至于超出他们的心理承受范围。因为全党对于“反省”一词并不陌生，刘少奇更在1939年作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报告中借孔子“吾日三省吾身”之说，号召共产党员通过“内省”，加强“党性锻炼”。事实上，许多共产党员已经按照刘少奇要求的那样去做了。党的元老吴玉章自述：“恍然觉得我们现在的整风工作，就是中国古圣先贤所谓‘克己复礼’‘正心诚意’的修养”。“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中庸》），虽
184
———————————————————————————————————————
然旧思想是唯心的，但他的严于自己省察，行为不苟，是可宝贵的。”①由于列宁主义的“新人”概念与中国哲学的“内省”、“修身”，并无明显矛盾，因此对于广大党员，接受这种兼顾新旧、融合列宁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改造方法并不十分困难。
毛泽东的方针已定，下一步的问题就是如何将文件学习与反省思想加以结合并用来指导当下的运动。1942年3月9日，经毛泽东修改，由胡乔木撰写的《教条和裤子》在《解放日报》正式发表。胡乔木在这篇社论中第一次提出“脱裤子，割尾巴”——要求每个党员对照毛泽东的讲话，勇敢地解剖自己，与旧我告别。继之，中宣部的“四三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参加整风的干部“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4月18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联合举行的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重申必须“运用文件反省自己”，并具体指导写反省笔记的方法：“内容要多写自己阅读（文件）后的心得，自己的反省”。康生并且首次宣布：“学习委员会有权临时调阅每个同志的笔记”。 ②
两天后，毛泽东亲自在中央学习组召开的高干会议上，动员全党自上而下“写笔记”。毛泽东强调：党员必须遵守党的铁的纪律，写笔记就是“紧箍咒”，人人皆得执行：
中宣部那个决定上说要写笔记，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决定规定要写笔记，就得写笔记。你说我不写笔记，那可不行，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我们的“紧箍咒”里面有一句叫做“写笔记”，我们大家都要写，我也要写一点……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干部也好，老干部也好，学校也好，机关也好，都要写笔记。首先首长要写，班长、小组长也要写，一定要写，还要检查笔记……现在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写笔记，这是很好的现象，犯了错误还要装老太爷，那就不行。过去有功劳的也要写笔记……也许有人说，我功劳甚大，写什么笔记。那不行，功劳再大也得写笔记。③
在4月20日中央学习组的会议上，毛泽东甚至引述康生两天前在中直和军属机关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说：
——————————
① 《吴玉章文集》上，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240页。
② 《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107页。
③ 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185
———————————————————————————————————————
康生同志在前天动员大会上讲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是整个的，但自我批评就是说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①
毛泽东甚至表示自己也要“写一点”笔记，他说，“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 ②在毛泽东讲话后，5月1日，整风试点单位——中央党校在制定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的计划中作出硬性规定，参加整风学习的学员必须“联系反省个人思想及与本身有关工作”，明确宣布中央党校的各级领导机构均有权“随时检查笔记、记录”。
经过约一个月的试点准备，到了1942年5月下旬，中央总学委认为，在全党将学习“二十二个文件”转入对照文件进行思想反省的时机已经成熟。5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写反省笔记》，至此，整风进入到思想反省的阶段，调阅干部反省笔记的制度随之在各机关、学校迅速推广开来。
从现象上看，动员干部写反省笔记和建立抽阅反省笔记的制度，在各级和各单位都进行得十分顺利，但是许多干部往往会避重就轻，不愿进行彻底的自我批判。为了引导干部作出比较深刻的自我批判，必须及时推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反省典型，作为引导全党进行反省的示范。1942年6月后，《解放日报》陆续刊登了一批反省文章，这些文章大致包括四种类型。
（一）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中央领导干部的反省
所谓“经验主义”或“经验主义者”，在当时的语境下，是指那些曾经在政治上支持过教条宗派，或虽未明确表示支持教条宗派，但曾一度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与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有出入，而与王明等有过合作关系的党内高级领导同志。“经验主义者”大多有较长的革命历史，在党内的基础也较深厚，所以他们只是处在被批评的第二个层次。总学委对“经验主义者”的策略是分化他们与王明、博古等教条宗派的关系，将他们争取到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边。“经验主义者”只要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总学委一般均会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中共元老王若飞的反省即提供了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领导干部自我反省的范例。
1942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王若飞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粗枝
——————————
①② 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186
———————————————————————————————————————
大叶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的文章，王若飞在该文中以毛泽东的立论为依据，对照检查自己：
是多少带有陶渊明所说的某些气质，“好读书不求甚解”，“性嗜酒造饮辄醉”，这种粗疏狂放的作风，每每不能深思熟虑，谨慎其事处理问题，即令自己过去曾是时时紧张地埋头工作，也常陷于没有方向的事务主义，以致工作无形中受到很多损失。严格地说，这是缺少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①
王若飞的上述反省没有涉及对王明、博古等批判，他写道：
过去我对党性的认识，只注重从组织方面去看，认为党是有组织的整体、个人与党的关系，是个人一切言行，应当无条件的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只要自己埋头为党工作，不闹名誉，不闹地位，不出风头，不把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对立，便是党性，并以此泰然自安。②
人们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王若飞只是重点检查自己“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工作方法，他也实事求是地谈到他对革命的忠诚，例如，“埋头为党工作，不闹名誉，不闹地位，不出风头，不把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对立”，如果从苛求的眼光看，王若飞的反省还没达到“深刻”和“尖锐”的程度，但是仍然受到毛泽东的欢迎。王若飞属党的元老，因在1926—1927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期与陈独秀关系密切，长期遭受莫斯科与党内教条宗派的排挤，抗战爆发后王若飞来到延安，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工作，对毛泽东十分尊重，现在又在报纸上公开进行自我反省，在政治上表示对毛泽东的全力支持，对于这样一位在党内享有较高声望的老同志的政治表态，总学委又如何能对他求全责备？此时此地，毛泽东所要求的党的中央领导层干部就是像王若飞这样在政治上表明态度。更重要的是，王若飞身为中央领导干部，带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行自我反省，对广大干部将产生重要的示范作用。
（二）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高级文职干部的反省
1942年8月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