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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对他们的“坏思想”有针对性地进行批评，并鼓励他们打破庸俗的情面观，“比先进，比干劲”，互相展开批评和思想斗争，以使“交心”落在实处，防止“交心”走过场。
凡展开政治批判斗争皆需有一个对立面，批判各种右倾思想不能仅满足于思想教育，还需揭露出右倾思想的代表人物。1958年8月，中共江苏省委召开三届八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批判省委委员、南京工学院院长汪海粟（自1952年院系调整后即任南京工学院院长）和省委委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少傥（自1955年以来任此职）在整风“反右”斗争中的“错误”。1959年庐山会议后，江苏各地又有一批领导干部约两百多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给予撤销职务的处分。另有2500余名干部被公开点名和“会诊”、“擦背” ① ，基层的干部与群众被冲击的人数则更多。1961年10月后，江苏省为从1958—1960年受到错误批判处分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党员进行了甄别。至1962年底，共甄别、平反21万余人，约占受批判、处分干部党员总数的98％。另外，还全部平反或部分平反了受批判、处分的群众22。9万多人②。
在火热的“大跃进”的形势下，各级组织大量吸收公社化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入党，自1958年9月以来，全省农村在4个月内就吸收了2。51万名新党员③。现实的经验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是最好的教育。人们已从生活中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在“大跃进”的弊害已公开显现后，由于“一手右倾帽，一手高指标”，使得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不敢言。领导干部也深知“大跃进”符号的巨大威力，许多人都口唱赞歌，生怕稍有不慎就会跌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深渊。在“大跃进”期间，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新符号认识的水平迅速提高——诸如“正确掌握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保卫总路线”、“保卫三面红旗”已化为人们的常识，并迅速调整自己与这些新符号的关系。而在城巿，国家权力进一步被强化，文教更加政治化，寺观教堂数量减少，私人出租房屋已被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户口制已经全面巩固，公安治保系统警惕地注视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定期向派出所汇报改造情况已成为一项被固定下来的制度。
1960年，“大跃进”再现高潮，然而自1959年下半年始，江苏省城镇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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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组织史资料江苏省编撰组编：《中共江苏省组织发展史纲要》，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
② 参见《中共江苏省组织发展史纲要》，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
③ 《当代中国的江苏》编委会、江苏省档案局编：《江苏省大事记（1949—1984）》，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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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已日趋紧张，根据省委指示，为“减少粮食浪费，缓和供应矛盾”，全省各级政府设立粮食办公室，对城镇户口粮食供应计划进行全面检查，南京巿玄武区政府历两个月完成检查任务，全区共减少月供应计划41920斤①。1960年4 月中旬至5 月上旬，城巿人民公社化在粮食一片紧张的情况下形成高潮。江苏各主要城巿区一级政府纷纷挂牌宣布成立区一级人民公社。与此同时，江苏各城巿又掀起大办公共食堂的运动。至4 月下旬，仅南京巿玄武区就办起各类食堂454 个，平均每个居委会有两三个大中型食堂、四五个院落食堂，搭伙人数达52927 人，占应搭伙人数的72％ （1961年7 月玄武区的人口是242 542 人）②。据当时的报导，城巿居民热烈拥护公共食堂这个新生事物，称赞在食堂就餐方便了工作和生活。就在实现城巿人民公社化和“节粮”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 下，1960年下半年为缓解城巿粮食压力，江苏遵照北京指示开始动员城巿人口下放农村落户，并以“大跃进”后进入城巿的“新工人”为重点。这项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南京巿委要求动员10万人下放，玄武区至10月底共动员11898 人上山下乡，为巿下达计划的99。2％ ③，1961—1962 年又动员了4 672 人回到农业生产战线④。至1962年6 月，南京巿减少城镇人口49800多人⑤。同期，全省压缩城镇人口46万⑥。1961年7 月，江苏省各城巿再次压缩城镇人口粮食供应，仅南京巿玄武区8 月份销粮就比7 月份减少供应粮20万斤，人均供应由27。11 斤／月下降为26。33 斤／月，全年少销粮71。9万斤。⑦
江苏在大跃进期间创办的71所大专院校，到了60年代初已难以为继。1962年初，江苏省对高校规模进行调整，仅保留26所高校⑧，中等专业学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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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1987。12）》（武宁出准字第0381号，1992），第82页。
② 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1987。12）》（武宁出准字第0381号，1992），第92页。
③ 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1987。12）》（武宁出准字第0381号，1992），第96页。
④ 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1987。12）》（武宁出准字第0381号，1992），第115页。
⑤ 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大事记（1949—1984）》，第145页。
⑥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江苏》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页。
⑦ 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1987。12）》（武宁出准字第0381号，1992），第108页。
⑧ 《当代中国的江苏》编委会、江苏省档案局编：《江苏省大事记（1949—1984）》，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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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所压缩到37所①。
在实行严格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下，国家通过阶级斗争不断调整农村的社会关系，对地富份子的镇 压更加严格，阶级出身问题开始被反复突出强调。1960年2 月，江苏省委发出通知，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1961年11月13日，北京又发出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江苏的兴化、宝应、高邮、高淳、宜兴等县虽然相继发生因缺粮而导致的严重死亡事件（仅宝应县就死亡35391 人，占农村人口的6。2％②，该县因死亡、病亡、外流而丧失的劳动力就约占农村总劳力的30％ ）③，但由于江苏省领导机关采取了救灾紧急措施，农村情况迅速得到缓和。
在大跃进的大背景下，与其它省相比，江苏只属中等状态，并无自己的“发明创造”，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甚至称“江渭清思想右”、“江苏省委右” ④。对北京的指示，江苏省虽照办不误，但又留有余地。江苏没有兴办如甘肃引洮工程那样耗资巨大、害民伤财且毫无功效的超级水利工程，也没有像河南、山东、安徽、广东、甘肃、青海等省那样，揪出省级主要领导干部作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靶子。江苏省放的各种“卫星”比较少、也比较小，因此在三年特大经济困难期间，江苏省的“非正常死亡”的数目也远较其它省份少。江苏省国家权力在大跃进期间的扩张只是全国类似情况的一个缩影。
只是到了20年后，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中国才出现划时代的转变，社会开始成长发育，才有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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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江苏》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② 参见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8页。
③ 《当代中国的江苏》编委会、江苏省档案局编：《江苏省大事记（1949—1984）》，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4页。
④ 参见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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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说丁玲？ ①
丁玲的一生凸显了20世纪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历史的基本命题
我知道丁玲的名字还是在“文革”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从一本旧杂志上读到姚文元一篇批判“大右派”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长文，几十年过去了，那篇文章给我留下的印象只有两点：丁玲有一个“反动思想”，叫做“一本书主义”；另一点则是，丁玲是从一个“灵魂腐朽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最后“堕落为反党大右派”，自那以后，丁玲的名字就印在了我的脑海。不久“文革”爆发，在那混乱和知识贫瘠的年代，我通过各种努力去寻找书本，我读了包括丁玲的小说和散文在内的许多“五四”和30年代的文学作品。1970年，我又从一本旧刊《文艺报》上读到《再批判》和随刊登载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心灵受到强烈震撼。而此前看到的造反派编印的《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一类小册子上明确写道：《再批判》为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亲笔所写。
1978年，我考入大学，虽然在历史系学习，但对20世纪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史一直抱有兴趣，我去中文系全程旁听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课程，还长期订阅一份《新文学史料》。丁玲复出后的新作如《“牛棚”小品》、《杜晚香》、《魍魉世界》等，我几乎都曾找来翻看。我还买了丁玲的文集、自传、游记和有关她的几种传记及研究论著，包括国内外学者写的不同版本。
我关注丁玲和革命文艺史，都是出自思考的兴趣，这就是丁玲和革命的关系，20世纪的中国革命文学和革命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当我读了丁玲一系列的作品后，我的困惑仍然没有得到解答：丁玲分明是一个左翼作家，为什么会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和“大右派”？丁玲如此追求革命，可是为什么“革命”会和她一直“过不去”，一定要把她吞噬？丁玲蒙受了几十年的苦难，为什么在“文革”结束后，她不能像巴金等人那样，对“革命”作出反思等等？若干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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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名《从丁玲的命运看革命文艺生态中的文化、权力与政治》，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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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看丁玲，竟然发现她的一生是如此具有张力，如此具有戏剧性，她的一生凸显了20世纪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历史的几个最重要的命题：革命与知识分子，革命与人性改造，革命与革命队伍内部的斗争，革命政治的惩戒机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等等。
革命新政治文化转换的文化意义
“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是1955—1956年轰动全国的一件大案，此案的公布离“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不久，使全国知识界和广大干部群体大为震惊，也在国际上造成影响，因为丁、陈均是著名的共产党员作家，尤其丁玲，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在文坛享有盛誉，一些作品还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流传。丁、陈以后都去了延安，丁玲在建国后更担任了宣传、文化方面一系列重要职务。丁、陈被打成“反党集团”后，“问题”升级，在1957年双双被打成“右派”，丁玲被送往“北大荒”劳改，“文革”中被投入监狱，1975年释放后又被流放到山西农村，一直到1978年后，才返回北京。陈企霞也被贬谪基层，先在河北省滦县国营柏各庄农场三分场劳动改造，后调杭州大学，受难多年。
丁、陈为什么会遭如此之灾难？几十年来众说纷纭，众所周知，出面打丁玲的是周扬。自30年代初开始，周扬就在上海“左联”呼风唤雨，1942年后，成为毛泽东的文艺理论的权威解释者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首席发言人。建国后，周扬统领全国文艺界十六七年，海外长时间普遍把他看成是中国的“文艺沙皇”，国内文人则慑于他的权势，不敢怒也不敢言。直到“文革”，毛泽东饬封中宣部“阎王殿”的恶号，周扬被抛出，被扣上“阎王殿”“二阎王”（“大阎王”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罪名，周扬的“文艺沙皇”的形象也就被固定化了。人们普遍认为是周扬心胸狭隘，妒贤嫉能，利用权势和“左”的政治大气候，一举把才华横溢的丁玲打入地狱。
人们的这种看法甚至还有更具说服力的历史依据是：早在30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学圈，周扬就有搞宗派主义、“唯我独左”、盛气凌人的特点，并曾受到鲁迅的尖锐批判，此更加证实人们的看法，于是人们对周扬反感、厌恶，而对丁玲抱有普遍的同情。
但是事实更为复杂。对于丁、陈的受难，周扬肯定要负相当大的责任，他长期蒙受信任，被委任把守一方，形同一路诸侯，对上唯唯诺诺，对下则具有一个“文艺总管”所有的“权威主义”的不良的方面，甚至有论者认为他对丁玲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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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成就也怀有某种程度的嫉妒。但是，周扬如果没有得到支持或批准，他怎么能够把具有国际重要影响的大作家丁玲打成“反党分子”和“大右派”？70年代末，周扬在与美籍华人作家赵浩生谈话时不无自谦地说道：他只是“毛主席的留声机”。许多人还以为周扬是在推卸责任，现在才知道周扬说的不完全是玩笑的话，如此，人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周扬说过的这段话了：“整风以后我写的文章很多都是主席看过的”。近十多年来披露的历史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周扬说过的这些话：把胡风等打成“反革命”，把丁玲、冯雪峰整到那个程度，“都与毛泽东说了话，写了批语有关” ①。
最高领袖对丁玲的反感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还有更深的思想原因。在历史上，左翼文化人和革命的关系一直是一对难于解决的矛盾：左翼知识分子倾向革命，这就和共产党发生思想和组织的关联；左翼知识分子还要“民主”和“个性解放”，这就和共产党的“思想一致性”、集体主义发生矛盾；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最具革命性”的农民，革命自要满足和代表他们的利益和心理、情感要求，左翼文化人却深受五四“改造国民性”等“启蒙”思想的影响，不思改造自己，反而要去改造农民的所谓“落后”和“愚昧”；革命要前进，离不开思想和组织的高度一元化，更离不开革命的化身——革命领袖的思想和组织领导，左翼文化人却喜欢高谈“个性独立”和“抽象的平等”，对敬仰和服膺革命领袖的必要性缺乏起码的认识，更不会像朴实的陕北农民那样去欢呼“大救星”。丁玲去陕北的1936年，中国革命正处于从俄式革命的道路向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转换的路口，以农民革命为中心的新政治文化正在形成的过程中，丁玲自己有一段叙述颇生动地反映出这个新政治文化的氛围：
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住处去。差不多每次去他那里，他都用毛笔抄写自己写的诗词，或是他喜欢的别人的诗词。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毛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反正是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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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于光远：《〈周扬和我〉发表以后》，《周扬和我》，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5年出版，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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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封赐就是了。”一听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会打我的。”
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处，他怀里正抱着一个男孩，我们正聊着，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把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候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对我说：“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仍然抱着孩子，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竟填起太子尿的词来了。①
丁玲这段回忆是在80年代初谈的，事隔几十年，她还记忆犹新，正说明延安时期和毛泽东的这些谈话给她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