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史已成为可能。另一个更重要的积极变化是，党和国家为了总结建国后的历史经验，进一步配合和推动改革开放，一些档案馆陆续向社会开放，官方机构在80年代以来也相继整理出版了许多当代史的重要文献，从而为研究当代史提供了基本条件。由于建国后的历史全面、深切地影响到亿万百姓的生活和命运，社会各界对探讨当代史的一些问题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坊间也出现了大量有关1949年后的各类出版物，外国相关研究也被逐步介绍到中国。
总之，社会有需要，也具备了研究的初步条件，故而当代人可以研究当代历史。这种研究虽然存在着某些客观限制，但也有诸多便利条件，例如距今时代较近，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可保持较鲜活的个人感受；在资料搜集方面，也因距今不远而较为方便。
对50年代历史的研究在当代史研究中有着特殊的意义。首先，50年代是当
292
———————————————————————————————————————
代史的开端。研究当代史从50年代起步，不仅是研究时序展开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从50年代初开始或从更久远处启动的一切，仍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我们当下的社会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马克·布洛赫认为：理解活生生现实的能力是历史学家最基本的素质。①50年代为今日之基础，影响既深且远，今日之结构，框架，均奠定于此时期。以往在国内的学科分类谱系中，将这一时段的研究划归于政治学范畴，时光已进入到21世纪，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应属于历史学范畴了。其次，把研究范围置放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还是因为自那以后的年代距今天较近，某些事情还在发展中，人们认识它，不仅需要更多的，今天仍没公布的历史资料，还需要一个认识沉淀的阶段，即研究者主观感情因素的冷却，而50年代，已慢慢隐身于历史厚重的帷幕之中，成为渐离渐远的过去。
应该如何研究50年代这个距今不甚遥远而影像又相对模糊的历史时期？长久以来，对50年代至60年代初历史的研究，在“革命叙事”的视野下，就是“凯歌行进”、“艰苦探索”、“挫折调整”；而“现代化叙事”则将这十多年丰富、复杂的历史简化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在这两种叙事的视野下，我们有时就难以看到历史的全貌，对那个时代无法获得生动、具体的影象。
站在21世纪的历史门槛，回顾和研究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进程，在充分肯定新国家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还应看到50年代的多重面相：大环境的巨变确实对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但有没有不同与主流的潜层意识？即年鉴学派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所说的历史进程中的潜因素和隐蔽的趋向；②民众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是怎样变化的？改变到什么程度？宣传对民众精神生活的塑造，是否全为国家强制行为？塑造或建构之所以有效，与知识分子有无联系？如果说，新知识分子参与了塑造，老知识分子是否就置身于外？事实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都参与了新叙述的建构，这在近年问世的宋云彬日记《红尘冷眼》中得到了印证。宋云彬是著名的民主人士，1949年他给柳亚子写信，以老朋友身份批评柳亚子不顾场合，乱发牢骚，担心柳的言论被美国或蒋介石所利用，作为攻击中共的口实。宋云彬对新秩序，新变化衷心拥护，但也保持个人看法。1949年5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歌颂“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却在日记中自贬其文为“八股”。他一方面钦佩周恩来，又在日记中委婉批评领导同志把民主人士看作五年纪小学生，动辄做大报告五六个小时。宋又批评所谓“学习讨论会”，实际是党八股训话会。某次一重要领导同志做报告，听众达三
——————————
①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
②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11页
293
———————————————————————————————————————
四千人，宋不堪其冗长，想溜出去，被警卫挡回。尽管宋和他的好友叶圣陶都不喜欢他所称之为的“党八股”和“人民八股”，却又积极参加新叙述的创造，他们都成为1949年后第一批大中小学课本的撰述者。①如此种种，都显示历史是非平面化的。
马克·布洛赫说，各时代的统一性是如此紧密，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②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有其延续性的，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开始了一个新纪元，但一些近代以来的重大命题依然存在：追求中国的工业化，维护中国的疆土的统一和独立，提高人民的教育和科学水平，等等。③在20世纪前半业，国共两党都致力于中国的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两党的理念，方式和道路不同，所取得的结果也不同，两党在争取各自目标的过程中形成的理念，方法，都延续到1949年之后，其间虽有流变，但基本方面都继续保存，对海峡两岸的社会发展都起到支配性的影响。因此，了解1949年之前的中国是研究当代史的前题。
对50年代进行历史学的研究，应跨越1949年的间隔。所谓“间隔”，即是将20世纪的历史截为两段，视彼此毫无关联，而实际上一些历史性的长时段因素仍在继续发挥作用，并没有因1949年而中断。应将20世纪的中国历史置于一个长时段演进的背景下，进行各个侧面的研究。马克？布洛赫说：真正的时间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又是不断变化的，而历史是持续发展的过程，不同的时代休戚相关，④要研究历史就不能人为割断过去和现在。
在这个基本方面，以往党史学界多认识不足，对历史长时段因素的影响及其表现，确少应有的敏感。在某种模式化的叙述中，只看到“变革”的一面，对“延续”的一面往往不予重视。这种模式化的认识方式不仅存在于史学界，也存在于人文和社会科学更广泛的叙述中。胡风于1949年10月发表的《时间开始了》的长诗就表达了这种观点，胡风是从欢呼新纪元的角度表达他对新中国成立的喜悦心情的，但他不是历史学家，而研究历史肯定需要观照两个方面：变革是从何处出发的，延续在变革中的流变及其走向。需要指出的是，在很长的时期里，“截然分开”已相沿成习，且这类叙述不甚注重具体史实之发现与考辩，而只从政策研究着手，多为宏大叙事和文本解释，从中很少看到基层，也看不到社会的众生相。近20年来，一些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者越来越多的涉及当代中国
——————————
① 宋云彬：《红尘冷眼》，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125、126、139、152、167页。
②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36页。
③ 美国哈佛大学柯伟林教授在《认识二十世纪中国》一文中将“疆域统一”，“统治中国”，“工业化”等视为20世纪中国的基本趋势。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2001年10月号。
④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25页。
294
———————————————————————————————————————
的研究领域，例如社会学对“单位制”的研究，对改革前后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状况的研究。
台湾学者刚刚起步。1949年后两岸长期对峙，90年代前，台湾对大陆50—60年代的叙述，除少数外，都属于意识形态解释学。近年来，台湾又有“去中国化”思潮之兴起，目前只有陈永发教授等学者，本着中国情怀，坚守学术立场，关注、着手于50——60年代历史的研究。2001年12月，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召开了“50年代海峡两岸研讨会”，旨在倡导对五十年代历史之研究。
三
检视50年代历史，一个最重要的的特征就是在冷战格局下，新国家、新制度的创立。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中国出现了新的面貌：民族独立国家地位的新确立，工业化的展开，全社会的高度组织化，普通民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全社会共同意识、共同价值观的建立等等。
新国家、新制度、新社会是中国共产革命胜利的产物，促成革命的成功因素在当代史上继续发挥重大的影响，成为建国、治国的“依赖路径”，有力地型塑着50年代社会的面貌：
1．众所周知，中国共产革命的成功是中共长期领导武装斗争胜利的结果，而这又反映了20世纪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一个基本特点，这就是为了抵御外来列强的侵略和改变国内的积贫积弱，中国重要的政治力量，都把运用军事手段实现政治目标，摆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从建国初开始，社会的组织化加速进行，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军事性的风格和精神气质也逐渐浓厚，大大改变了世纪初以来，由于受列强侵略而造成的民气低落，精神低迷的状态。50年代，国家进入到建设时期，从苏联引进的苏式经济管理体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帮助中国建立起初步工业化的基础，中国的计划管理模式事实上已具有“理性计划经济”的特征，但是本土过去革命时代的经验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57年后，军事化或类军事化的思维和管理方法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全面复活，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达到高潮。乌托邦主义配之以高度的组织化和军事化的政治措施，军事性格，用行政命令解决一切问题的惯性，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的破坏。60年代初，军事化动员模式在工业管理领域一度后退，但很快又卷土重来，并向其它领域全面渗透。受到意识形态全面支持的集中划一的思维和方法成为这一时期政治文化的显著特点，以至“唯军事至上”在“文
295
———————————————————————————————————————
革”初期达到巓峰。在战争年代运用高度集中统一的军事化方法达成革命目标是顺理成章的，在从军事时期到和平时期的过渡阶段，继续沿用军事化方法和手段进行快速动员，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历史的经验证明，大凡政权更替，胜利者建立新秩序，必然伴随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摧枯拉朽的过程。但在进入长期和平建设阶段后，迟迟未能建立起以法律为中心，体现共性和个性相协调的现代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培育现代公民文化就缺少了基石，这必然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带来消极影响。
2．1949年，在农村进行了22年武装斗争的革命者进入到城市，他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就是如何和城市融合，与知识分子结合，这是在执政的条件下建设国家，发展教育，科学，文化的关键。但如陆定一所说的，解决这个课题对于党和知识分子来说，都是有困难的，因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党的干部并不熟悉城市，而知识分子对革命也不了解。①在中共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农民是当之无愧的革命的主力军，被广泛动员的农民不仅构成了革命军队的主体，而且在建国初党的队伍中占了的绝大的比重。②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的狭隘性和保守性被遮盖了，而只是被限定在“小生产自发性”上面，这就造成一种吊诡的现象：一方面，是壁垒分明的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农民思维，农民习气又受到高度推崇，被赋予了纯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特质，而与城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等阶层则因其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被认定是旧阶级，旧思想的载体，被无休止地要求纯化思想，在这种思路下，新老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和排斥，其作用在长时期内难以正常发挥。
3．毛泽东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革命的胜利使毛泽东获得极高的威望，毛泽东成为了革命象征和革命道德的最高体现，其权威具有不受制约的至高无上性，在这种状况下，领袖的自律和智慧成为政策纠错的唯一条件。50代中后期后，一方面是毛泽东的专断性急剧发展；另一方面，他又高度自信，坚信自己已充分掌握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于是，在他的不可违逆的意志和昂扬的理想主义精神气质面前，任何形式的政策纠错机制都无从建立。
列宁说，靠广大工农的热情、冲击和英勇精神，可以解决革命的政治任务和
——————————
① 《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2页。
② 到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中共党员组成中，工人成分所占比重仍极小，以工人党员最多的东三省为例，在90万产业工人中，党员只有16508人，占工人的1。8％，到1949年12月，农民党员34031千人，占党员比重75。8％，文盲共30936千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赵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 236、243页。
296
———————————————————————————————————————
军事任务，“但这个优点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最危险的缺点了。我们总是向后看，以为这同样可以解决经济任务。但错误也正在这里，因为情况改变了……不能企图用昨天的办法来解决今天的任务。”①1949年革命的胜利既是革命的到达点，也是建设的出发点，但“马上得天下”并没有很快转化成为“下马治天下”，这是因为对“革命”与“执政”的互动关系认识不清。“革命”一词在近代中国有完全正面的意义，从孙中山开始，致力于改革中国现实的政治力量都自称“革命者”或“革命党”。革命成功后，革命者所面临的环境和任务都变了，经济建设为第一要务，为此需要对过去的传统进行转换，需要建立起以科层化为表征的理性化的经济和社会管理系统，培育具有兼容性的公民文化。和平时期的经济社会管理方式和战时状态下组织形式有着巨大的差异，需要有新思路和新方法，科层制虽然存有种种弊端，但至少可保障经济和社会生活不受空想乌托邦的破坏。空想乌托邦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决策过程中的随意性和浪漫主义，在追求理想主义的美好未来时，过去熟悉的记忆和经验不断被唤醒和复制，于是，迷信过去的传统，延续过往的传统，就成为应对现实和未来的不二法门，如此就很难在治国理念和组织形式上向现代公共管理转变。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促成成功的因素在新的时空条件下有可能成为障碍性的因素，对此问题认识不清，必然大大增加了从革命向执政转化的困难。而这种转化的迟滞一定会给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带来消极的影响。
指出和分析这些方面是为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观察革命及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
四
20世纪中国共产革命在历史上有重大的正面价值，一切基于反抗社会压迫的革命都是合理的。中国共产革命的出现和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它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因为此前的其它政治力量无法解决近代以来中国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中国革命就是那些基本矛盾，基本问题的反映。在肯定革命对推动社会改造所起的巨大作用时，同时需要对革命的过程及其结果进行深入的探讨，否则无从解释当代史，尤其是50年代历史上的一些重大现象。时至今日，有些学者对“革命”及其内部机制作了更具体的分析：
——————————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45页。
297
———————————————————————————————————————
1．社会革命能够导致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因为社会革命的基础很广泛，有广大民众和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它的纲领确实符合近代化的主题：追求国家独立、社会公正和解放，推动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①
2．社会革命也有后遗症的问题。革命要求政治有能力全面进入社会和个人的一切领域，其结果是限制了个人自由和社会自主发展，这就是国家力量无所不在，社会自主性和个人自主性受到限制并最终完全消失，②最后只剩下一个强大到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即列宁说过的所谓“兵营式的社会主义”。
邹谠认为，20世纪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包含两个互相矛盾、冲突的方面：一方面，旧制度的全面崩溃空前地释放了无数个人的活力和创造力，产生了中国新型的知识精英、社会精英和自由个人及团体；但另一方面，旧制度的全面崩溃使得中国这些新型知识精英和社会精英恰恰痛感迫切需要尽快达成“国家制度重建”。在20世纪上半叶外来侵略的巨大压力下，“国家制度重建”的目标以“社会革命”为手段而强有力地达成，但同时却极大地牺牲了个人自由的目标。③
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学术界普遍高度评介1978年后邓小平领导的中国20多年的改革进程，认为改革的实质就是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治权力从社会经济领域逐渐退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大社会、小政府”。从国家主导方面来讲，这种进程实际已愈来愈深入，这就是改善领导方式、改善执政方式，用现代公共管理来取代过去的革命动员的方式，也就是从“革命”向“执政”转变，从“马上得天下”到“下马治天下”。
如何评价50年代？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近年来新左派在思想界颇为活跃，他们用以支持其观点的重要论据就是高度评价50年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新左派的视野内，大跃进、人民公社乃至“文化大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