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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刘炳藜：《民族抗日战》，载《前途》第1卷第4号，1933年4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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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为特征的人的观念与行为的现代化的发展程度很低，严重阻滞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这样，如何在强大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民主之间建立互动的协调关系，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造成中国变革曲折、艰难的另一重大原因是百年来的改革仅集中于上层结构，很少波及下层社会，而农村传统的社会结构根深蒂固，没有受到重大冲击。自19世纪中后叶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历次改革，由于仅注重上层政治结构的制度创新，屡屡遭到失败。这说明中国的社会转型必须经过农村底层的彻底变革。然而即使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没有对农村产生强烈影响，农村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以及广大农业人口的生活方式没有得到任何根本性的改变。追求中国现代化的无数志士仁人先是把变革的目标集中于中国传统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后又致力于改革传统的思想和文化，但很少涉及如何改造以农业为本位的广大的中国农村社会。他们不明白中国所需改革的不仅是上层的政治、法律、思想文化结构，更重要的是改革下层社会结构。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数亿农民仍然生活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少数中心城市的逐步工商化，就构成了社会转型的二重分裂局面。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少数沿海沿江城市的繁荣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整个面貌。只有在中国广阔的农村进行长期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式的大变动，以商品经济打破传统的小农经济，才能真正建立起从农村到城市，和从城市到农村的双向变革渠道，从而推动社会真正走向现代化，因此农村底层的重整，就成了决定中国变革最为艰巨而又重要的关键。
总结中国变革的经验，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的变革与外部世界的挑战密切相连，中国以外的现代化模式对中国变革起着巨大的示范影响。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的世界化进程加强了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中国日益卷入与外部世界的广泛联系中。伴随侵略和压力而来的外来观念冲击着中国社会，改变着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刺激了中国人的强烈的变革图存意识和变革活动。外部世界的冲击具有明显的二元性质，一方面它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现代化的展开（以日本侵华破坏最剧），另一方面新型的外部现代化成功模式又刺激了中国现代化因素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外部世界的侵略、干预和影响，决定了中国变革的反应模式和中国现代化的规模与速度。
（2）合理地利用注入了变革因素的民族主义，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为中国变革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但狭隘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要求相背离，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制造了无穷的困难。执政者对外部世界的挑战作出反应时，世界观只是一个方面的因素，它固然严重影响了执政者对外部知识的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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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能力，但维护既得利益则是最重要的因素，统治者只有在变革无碍其统治的前提下才能对变革作出有限的反应，因此在更多的情况下，统治者为了保存既得利益，惯于利用民族主义抗拒变革。
（3）近代以来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问题上所形成的占压倒优势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和选择方式，严重阻碍了中国变革的全面展开，使得中国文化的重建难以实现，不能构成现代化的支持条件。虽然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在19世纪末已不可避免走向崩溃，然而在引入西方制度、观念的过程中，由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和选择方式的广泛影响，儒家社会的基本内核仍保存了下来。致使产生了新形势下儒家传统社会的变形形式：儒家内核加现代化外装。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结构仍然十分顽固。政治上的分权制衡与制度建设无从实现，市民社会和全面的市场经济难以健康成长，排斥意见多元和思想自由的独断性的意识形态仍表现出极大的生命力，作为这一切的必然结果，传统中国人的国民性无法得到根本改造。
中国从19世纪中叶走上变革之途，至20世纪上半叶，有几次现代化的良好机遇。统一的中央权力机构为自下而上的变革提供了保障基础，适时把握住这样的机遇，把传统的连续性和变革的突进性有机结合，进行结构性改革，社会变迁对社会带来的冲击将相对减小，社会也将在稳定与变革的互动状态下，迅速发展。但是外部条件的险恶与内部条件的限制，破坏了这种和平改良的可能性，逼使中国的变革走出另一条途径。然而中国现代化是一历史趋势，客观要求中国人在不断交化的形势下为此目标作出新的选择和探索。1949年国民党政权的崩溃结束了两大统一政权之间动荡的过渡期，新中国的成立又一次为中国现代化的展开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思想与精神，重新聚集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展开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全面的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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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再思考①
前几年，我应邀在台北的一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待了一个学期，还去了台湾的中部、东部、南部的七所大学交流、讲课。我看到一个现象，这就是在台湾的社会，虽然“台独”思潮严重泛滥，还有其他的社会问题，但给我的感受是，那儿保存着较为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特别是台湾的普通民众，有很多传统的美德：纯朴，善良，厚道，礼貌，不以恶意看人，乐于助人，而且尊重传统，尊重祖先，那种奸诈、刁滑、坑蒙拐骗的人，很少看到。有位台湾的教授对我说，你要知道什么是明清时代的农民，就看一看台湾南部的农民，那儿还保存着“古中国”的氛围。这位教授的话可能有些夸张，但从我的接触看，情况也差不多。我看到的是，在这个高度商业化的消费社会里，“传统”和“现代”有机交融，这里说的“传统”，不仅指习俗，也是指人的一种态度和精神状态。比如台湾教授家里和台湾乡下农家里，电视机、冷气机和祖宗牌位，并行不悖，十分协调地相处在一起。再比如，城乡很多人隔三差五就去庙里上香拜菩萨，老人去，中青年也去，不能说他们都愚昧迷信，因为台湾的教育普及率非常高，老百姓都认识字，大学毕业生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在东亚地区据说是最高或次高的。
在与研究五四思想的名家林毓生先生的交谈中，我谈到上面那些观察。林先生说，这与台湾没有受到五四文化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五四在台湾的影响确实是很有限的，只是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对一般社会层面，尤其对社会的基层，基本没产生影响。在日据时代，台湾没有发生从五四思想中而来的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国民党或共产党类型的社会改造的实践，在台湾都不存在。台湾在20—40年代的都市里出现的所谓“社交自由”的“新文明”，是从日本而来的“文明开化”的产物，和五四没有关系。现在就回到一个这些年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反思的问题。我的看法是：（1）从历史的脉络看，确实存在五四激进思潮这个重大现象的。（2）这种思潮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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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为作者在江苏省陈独秀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刊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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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背景，不是几个人凭一时冲动就可以形成风潮的。（3）这股思潮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是多重性的，既有其正面价值，也有很多教训。（4）阻碍中国发展的是几千年的专制主义，它是一个体系，包括制度层面、心理层面和思想价值观的层面，将其笼统归之于传统文化，是很表面化的。
简言之，五四激进思潮的产生是中国近代全面危机的反映，迫使中国走上全面变革的道路，有其正当性，这就是从思想革命到政治革命，再到社会革命，以求建立一个能自立于世界的现代民族国家。问题是，在达成这个目标后，这几种革命渐次向更高阶段递进，进入到不断纯化思想的精神价值领域的革命，由此再带动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从此生生不息，不断革命。这必然带来另一个问题：在激进和更激进的上升中，激进主义的革命政治可以进入一切领域，从而阻滞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就是说，从激进主义思潮，很容易滑入一种叫做“无限革命”的轨道，而另一种革命的模式是所谓“有限革命”，它以政治革命的完成为目标，尤其不触及精神价值领域，因为精神价值领域是一个很特别的领域，它有其坚固性，它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社会变革而来的，是一种渐进的、自发生产的过程。人为地使用政治的手段去推动这个领域的“革命”，其效果可能相反，这已被20世纪的历史所证明。
在谈到这些问题时，我不是在苛求我们的五四前贤，对于陈独秀先生那一辈人，我们永怀敬意。那些激进主义的负面性的问题，有的和他们那一辈人有关，也有一些是后来者的认识误区，如斯大林模式的影响。陈独秀先生的思想遗产有许多在现在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纪念陈独秀先生，在肯定他的巨大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他的时代局限，方为以科学的态度进行批判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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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①
“以党治国”的党治国家模式
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共政变，结束了国共合作局面，开始了统治中国22年的历史时期。国民党声称它的政治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建立三民主义，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方法即是孙中山制定的“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三步骤。1928年6月随着第二次北伐完成，新疆通电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和东三省即将“改旗易帜”，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全国。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宣布进入了“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在训政时期，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掌有指导、监督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
“以党治国”是1928年后国民党领导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的战略性指导思想。国民党为解决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问题，采用苏联以党治国经验并融入中国民族主义资源，创设政治制度，实现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统治，是20世纪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运用苏联模式的开端，它是孙中山鉴于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党政治实践的失败而转向学习苏俄一党制经验的产物。
孙中山在从事长期反清斗争时，是把在中国实现英、美政党政治制度作为主要奋斗目标的。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希望以议会政党竞争的形式，组织政党内阁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但是在袁世凯暗杀了主张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的宋教仁后，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强调必须严密党的组织，党员尤其要绝对服从党的领袖的指挥。②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提出，革命程序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军政和训政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③。这样，孙中山的政党政治思想就由主张多党制转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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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名《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及其困境》，收入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2007年再版。
② 参见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2年版，第544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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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一党制后多党制”的政党政治两阶段论。
孙中山虽然在思想上已对中国实现直接多党政治表示了严重的保留态度，但是由于当时世界先进国家并无实践一党制的具体经验，无从加以仿效，因此，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孙中山实际上已搁置了“以党治国”的设想，而在实际政治活动中尽力争取西方国家，尤其是他所称之为“民主之母”的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作为对美国支持中国革命的一个回报，孙中山多次表示，中国将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制度，“民主在中国的成败，几乎取决于美国的态度”。①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重新燃起本来就持有“在革命期内需要一党专政”看法的孙中山对一党制的强烈兴趣，②然而俄国一党制却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密切联系在一起。尽管从1918年开始，孙中山就与苏俄政府及其代表进行了多方面的接触，但双方关系并无实质性的进展。一方面，孙中山还未最后下决心放弃在中国实践英、美民主制度的意图；另一方面，他还需要时间以密切观察苏俄政权的稳定程度，思考苏俄革命经验于中国的具体途径。
20年代，孙中山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这就是如何调适在学习苏俄一党制经验和排拒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两者关系之间的矛盾。孙中山仅把十月革命视作革命成功的榜样，而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充满疑虑。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重申了他对中国正统思想——“道统”的信念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1922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会见苏联代表达林，对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的前景表示怀疑。但是就在这时，苏联实施重大策略转变——“新经济政策”的消息传到中国，使孙中山大为振奋。孙中山反复向其追随者宣传，由于已经允许私有制存在，苏联已放弃共产主义，而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若相契合。孙中山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实际上表明苏联已采用了三民主义。尽管孙中山减轻了对苏联的疑虑，但最后仍以《孙文越飞宣言》表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拒绝。
在拒绝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后，孙中山表示要“以俄为师”。至于向苏联学习什么，孙中山则有明确的限定：学习苏联的“办党经验”和建军经验。学习苏联“以党治国”的经验，以党领政，以党训民。在《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中，孙中山认为，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可为我们模范”。孙中山希望运用苏联建党、建军经验和其他政工经验，把国民党改造成类似于苏联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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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美］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
② 参见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2年版，第5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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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那样具有铁的纪律和绝对服从领袖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党。孙中山对苏共与工农群众的密切联系也深感兴趣，希望国民党也能像苏共那样，发挥现代政党的政治动员功能，从社会基层寻求新的力量。孙中山对中国百姓的政治和文化素质持悲观态度。他认为中国人民由于长期生活在专制之下，未能接受现代教育，与现代国民的水平相距遥远，以这样的国民素质不能迅速适应并享受现代民主政治。“夫以中国数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