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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当年汪精卫刚“还都”南京，当上伪政府主席时，一天他微服上街，路见一测字先生，便上前抽了一字，此字为“哥”。测字先生说：“哥”有三解，哥者，两“可”相连也。第一解为“可父可师”。汪精卫听罢觉得自己地位显赫，对世人来说，的确是“可父可师”之人，心中便十分得意。测字先生又道：第二解乃“可敬可佩”。汪听罢更加高兴，想起自己青年时代慷慨歌燕市，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之英雄壮举，实是“可敬可佩”。他认为测字先生很有水平，忙问第三解何意？谁知测字先生却噤声不语，说第三解乃天机不可泄露。汪精卫不便暴露身份，只得怏怏而归。为这第三解，汪精卫彻夜难眠，一心想知结果，第二天又去找测字先生询问答案。不料测字先生已飘然而去，只在地上留下用白粉所书八个大字：“可字三解，可杀可剐。”看得汪精卫魂飞魄散，从此打不起精神来。如今日本主子的势力已是日薄西山，中国人民的抗战即将胜利，每当想起当年测字先生的可怕预言，汪精卫就会不寒而栗。早在1935年，汪精卫被人行刺，大难不死。当时医疗条件有限，要取出这粒弹头十分困难，弄得不好便会危及生命，医生不敢下刀，便把这颗子弹留在了体内。这个时候，旧伤时时发作，使得汪疼痛不已。
1943年11月，日本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汪精卫参加这次会议，并会见了首相东条英机。工作谈完之后，汪精卫向东条英机提出一个请求，他想请东条英机派几名医生去南京，为自己取出留在后背上的那颗子弹。
东条英机答应了汪的请求，派出了黑川利雄一行，带着医疗器械，来到南京。
经过一番细致检查，黑川利雄告诉汪，后背的那颗子弹已伤至骨头，但并没有什么大的障碍，还是不取为好。
汪精卫仍不放心，子弹留在体内，他总觉得是一个威胁。没过多久，汪精卫跑到南京日本陆军医院，坚持要医生取出子弹。日本驻南京陆军医院的后勤部队长、中将医师铃木小荣于1943年12月亲自操刀，替汪取出了那颗子弹。
可能是手术伤及了中枢神经，术后，汪精卫的双腿变得不听使唤，一时大小便失禁，病情恶化，任何药物均不起作用。陈璧君见汪精卫病情加重，十分着急，见西医不行，便求助于中医秘方。她托付亲朋好友，寻找民间中医，企盼奇迹出现。最终，陈璧君的侄儿陈春圃辗转打听，在江苏无锡找到一位治骨伤疮毒的名医刘一帖。这位医生用祖传秘方治疗刀伤枪伤和无名肿毒很有名气，外号“刘一帖”，意思是再难治的伤，只要他的一帖膏药，很快就可以好。刘一帖名扬江湖，其真名反被人忘了。
刘一帖被请到了南京汪精卫的病房。他微闭双眼，认真地为汪把脉，替汪做了仔细检查。他发现汪的创口已经平复，只是内侧发烫，脉象细促，便开了两剂退火的药，接着从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拿出一张膏药，在酒精灯上烤了一会儿，然后贴于汪的背后。
第二天，汪感觉到后背凉飕飕的，疼痛大大减轻。
陈璧君暗自高兴，即派陈春圃给刘一帖送了一份厚礼，并派车邀他复诊。
刘一帖来到医院，检查了汪精卫的创口，面露喜色地告诉陈璧君：“汪先生创毒不重，只要照原方服上两剂，等两个时辰后，再贴一帖毒散膏药，便可一劳永逸了。”一面说，一面从小药箱内取出膏药交给陈璧君，交代了几句后，便告辞回旅馆去了。陈璧君拿着药膏，自是千恩万谢，亲自将刘一帖送上汽车，目送他远去。
汪精卫以为这一张“败毒散”贴了之后，便可消灾纳福，也等不得刘一帖必须等两个时辰的嘱咐，马上要陈璧君给他贴上。谁知这张膏药贴后没过一会儿，汪四肢抽筋，贴膏药处火烧火燎发烫，疼痛加剧，手心、脚心和额心一齐沁出汗来。陈璧君见状，慌了手脚。她一面请铃木大夫审视，一面命陈春圃去接刘一帖到医院会诊。陈春圃去了半个时辰，气急败坏地回来报告说，那刘先生已离开旅馆，四处寻找，已不知去向。陈璧君知道不妙。
三天后，汪精卫收到一信。陈璧君拆开一看，见白纸上写着四行大字：
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 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陈璧君看了信，气得两眼发黑，差点没晕过去。
刘一帖的这帖药，将子弹铅毒扩散入骨，汪精卫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恶化，不仅脊椎骨和胸骨疼痛难耐，而且开始发高烧。1944年2月，黑川利雄邀请日本名古屋大学神经外科斋藤正教授来南京诊治，发现汪已病入膏肓，因受条件限制，无法控制其病情发展，当即决定带他到日本治疗。
就这样，汪精卫被抬上飞机，直飞名古屋，住进了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4楼一间特设的病房里。为了对外保密，这间病室叫做“梅号”。
日本政府对汪精卫赴日本治病当作最高机密，对外讳莫如深，医院内外军警密布，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汪精卫到达日本的第二天，由名古屋帝国大学的专家胜沼精藏、整形外科教授名仓重雄和助手教户田君组成了治疗小组，由斋藤正主刀，施行手术。
手术中，医生发现汪精卫的三节胸椎骨已严重变形，骨膜发炎溃烂。手术后，汪精卫的身体和头部全部用石膏固定。此时的汪精卫已元气丧尽，形如僵尸，生命只能以日来计算了。汪精卫知道来日无多，开始为自己的后事做准备。于是，由他口授，陈璧君记录，留下了《最后之心情》的遗书。汪精卫在遗书中，极力为自己叛国投敌进行辩护，活现出一颗死不回头的花岗岩脑袋。
11月9日上午9时，美军出动150架轰炸机空袭名古屋市。陈璧君和子女们在一声声巨响和火光中，将奄奄一息的汪精卫连人带床送进地下室。虽刚进入冬季，日本的天气却十分寒冷，地下室又无暖气设备，如同冰窖。
地下室寒气侵袭，加上又惊又吓，汪精卫的病情急剧恶化。到了第二天清晨，汪的体温上升到41度，心跳每分钟128次，呼吸极为困难。日本医生虽竭力进行抢救，但最终回天乏术。1944年11月10日下午4点20分，汪精卫躺在病床上抽搐了几下，停止了呼吸。
汪精卫1935年遇刺后，医生就说过，他顶多只能再活10年，如今刚好10年过去，果真应验了当年医生的预言。
汪精卫死后，日本军方将他的尸体运回南京。在日本军警的监护下，汪精卫被葬在他生前选好的梅花山麓。
梅花山在中山陵左侧，是紫金山的一部分，也是游人去中山陵和明孝陵必经之地，因多梅花而得名。这里环境幽静，鸟语花香。
11月23日，在日寇军警的严密监视下，汪的棺木被埋葬在梅花山麓。汪精卫的坟墓内窖为圆形，直径一丈四，内窖壁上嵌着大理石。
陈璧君自知汪精卫日后难免被人毁棺鞭尸，便亲自布置，在棺木下葬后，将5吨坚硬的碎钢块掺在混凝土里，浇筑成厚厚的墓壳，坚固无比。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还都南京。
听说汪精卫埋在梅花山上，蒋介石气不打一处来，命令何应钦马上平坟。
于是，何应钦派出工兵营，将汪墓炸毁。
炸坟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前三天，往中山陵方向的交通即被封锁。工兵爆破分两步，第一步炸开外层混凝土，第二步炸开内窖。
1946年1月21日深夜，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坟墓炸成数块。开棺时，由当时的南京市长马骏超亲自检查，其余无关人员避开。开棺后发现，汪氏入棺经防腐处理，尸体保存完好。除在汪的口袋里找到一张陈璧君亲笔写的“魂兮归来”的三寸纸条外，别无它物。
随后，起出的棺木被装上大卡车，运到清凉山焚尸扬灰。工兵营当夜平整好坟地，在坟地上建了一座小亭，两边修建了长廊，随后又种上花草树木，使这里成为一处风景点，与中山陵遥相映衬。游人至此，谁也不会想到这里曾经埋葬过投日巨奸汪精卫。
汪精卫死前曾写过一首《自嘲》的绝命诗。诗道： 心宇将灭万事休， 天涯无处不怨尤。 纵有先辈尝炎凉， 谅无后人续春秋。
这首诗，道出了汪精卫临死之际无可奈何的悲凉心境，一代巨奸，就落得如此的下场。
二号汉奸—陈公博北平之行（1）
陈公博（1892—1946） 祖籍福建上杭。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等职。1938年12月投敌，任伪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伪国民政府代主席等职。1946年6月，以汉奸卖国罪被处决。
六岁能读《水浒传》，从小练就一身武艺。早年参加共产党，胆小未敢参加中共“一大”的嘉兴南湖会议。发表脱党声明
1945年8月25日，天刚蒙蒙亮，一架MC型运输机在晨曦中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飞机起飞后一直向东飞去。机上坐着陈公博及妻子李励庄、秘书莫国康，还有伪安徽省省长林柏生、伪实业部部长陈君慧、伪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等共七人。陈公博坐在机舱内临时放置的木凳上，双眉紧皱，心事重重。抗日战争以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而告终，身为伪国民政府代主席的陈公博知道难逃法网，决定秘密出逃日本。这一计划，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批准。日本政府派出了这架运输机，接陈公博去日本。
MC型运输机在日本本州岛阴县西郊的米子机场降落。 听说目的地已到，陈公博长叹一声，起身率先下了飞机。陈公博一下飞机，就向随机陪同的日方人员小川哲雄交待说：“我们来到贵国，请为我们保守秘密，一定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的行踪。”
小川哲雄回答道：“我们一定会严守秘密，保证您的生命安全。”尽管陈公博自以为行动机密，无人知道，但他东逃日本的事，还是很快就被发现，国内报纸纷纷发表文章，要求日本政府交出陈公博。
日本知道这事已无密可保，便耍了一个花招。8月29日晚，日本同盟社突然发了一条消息：
陈公博8月28日在京都自杀受伤，送医院抢救不治身亡。
这条消息经过路透社转播，很快刊登在国内外各报刊上。一时舆论大哗，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陈公博没有死，同盟社的消息是假的，它只能表明日本政府企图保护陈公博，使他逃脱中国人民对他的审判。
经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向日本政府一再交涉，日方最后不得不交出了陈公博等人。听说日本政府已经妥协，陈公博倒是显得很镇定，他苦笑着对老婆李励庄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次你要跟着我吃苦了。” 李励庄听说此话，大哭起来：“日本政府说话不算话，当初不是讲好了要严守秘密，保证我们的生命安全，现在怎么又要把我们交出去呢！”
10月3日，陈公博在日本度过了战战兢兢的1个月零8天后，被送回南京，随即被逮捕，关进了宁海路23号军统局临时看守所，开始了他的囚徒生活。
在临时看守所，陈公博受到了优待。他关在一间单独的囚室里，有桌椅，有纸笔，闲来无事，陈公博慢慢回忆着自己走过的人生之旅。
1892年10月19日，陈公博出生于广州一个官宦家庭。他的父亲曾任过清末广西提督，后解职回到广州。
陈公博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6岁开始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小说，9岁正式拜梁雪涛为师，学习四书五经。梁雪涛是个思想比较进步的先生，他在讲解四书五经的同时，也向陈公博介绍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的故事。从梁雪涛那里，陈公博最早接触到了新思想、新学说。陈公博的父亲陈志美身为提督，常年在外领兵打仗，武艺很好。在请老师教授儿子文化知识的同时，他还很注意传授儿子武功。他在家里长年雇了两位拳师，教陈公博习拳舞棍。所以，陈公博从小练就一些拳术。
陈公博的家在广州大北门的长泰里，那里是八旗兵驻防的地方，八旗子弟们常在这里聚众闹事，仗势欺人。有一年的农历7月15日，当地盂兰盆会请戏班子唱戏，陈公博跑去观看。那帮八旗子弟看见陈公博孤身一人，便围过来要打他。陈公博一见这阵势，马上赔着笑脸：“小弟多有得罪，不周之处，请各位大哥海涵。”
为首的一个瘦高个，并不理睬陈公博，上来对着他当胸就是一拳。陈公博知道这场架非打不可了，平时学的武功这下派上了用场。他不慌不忙，躲过了瘦高个这一拳，然后左拳右腿，一阵好打，打得几个恶少鼻青脸肿，头破血流。这下可惹了祸，陈公博回到家里，这些恶少家长找上门来，兴师问罪。
陈公博的父亲只好忍气吞声，向来人赔了许多不是，并答应出钱为受伤者治伤，事情才告平息。
这件事给陈公博很大刺激，他幼小的心里，由此种下了反清的种子。
陈公博的父亲陈志美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一直不满，他曾带着一支武装力量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起义的前一天，事情败露，他被清军逮捕。
武昌起义胜利后，广东宣布独立，胡汉民任广东军政府都督。陈志美这时已经出狱，作为反清革命功臣，他被选为省议会议员，还兼任军政府军事顾问。
当时，陈公博虽然还不到20岁，但已是同盟会的老会员，所以乳源县成立县议会时，他被选为议员。乳源县议会议长叫傅佐高，他说自己年事已高，不适合当议长，陈公博年轻且才华横溢，想把议长让给他。正在这时，广东民军司令部招兵买马，正缺一个参谋，民军司令黎萼看中了陈公博，想把他招到麾下。为此，陈公博好不得意，一直考虑是当议长好，还是到民军司令部当参谋好。
一天，他来到父亲的办公室，想征求父亲的意见。没想到他的话还没说完，便遭到父亲一顿斥责：“你小小年纪，有多大学问？想当议长，还想当参谋！你如果想做一番大事，就应该先去读书。为人要有知识，要有学问，这才是你以后为人做事的根本。否则，这议长、参谋将会害你一生！”
陈公博听从了父亲的劝告，进入广州政法专门学校读书，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1920年夏，陈公博从北大毕业回到了广州。
当时的广州，各种进步思想传播很快，特别是社会主义学说，得到很多人的赞同，革命形势不断发展。在广州进步思潮的影响下，陈公博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与北大同学谭平山、谭植棠等人一道，成立了广州共产党支部，由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分管组织，陈公博分管宣传。
二号汉奸—陈公博北平之行（2）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谭平山是广州党支部的负责人，应出席中共“一大”。但当时他正在协助陈独秀为办广东大学筹集经费，脱不开身，再加上陈公博主管宣传工作很有成绩，于是经陈独秀提名，支部大会通过，由陈公博代表广东党组织出席党的“一大”。
陈公博以度蜜月的名义，带上妻子李励庄经香港转乘轮船来到上海，住进了大东旅馆。
“一大”会议先是在上海法租界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召开。在会议行将结束的时候，3名法国巡捕带着4名中国侦探闯了进来。在此之前，参加会议的代表已抢先撤离出去，陈公博与李汉俊留了下来。
巡捕进屋后，翻箱倒柜大搜查。然后，把李汉俊与陈公博分开进行审问。
巡捕上下打量了一番陈公博，用英语问道：“你是不是日本人？”陈公博头一抬，回答道：“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你懂不懂中国话？”警察不相信陈公博。“我是中国人，当然懂中国话！”“你从什么地方来？”“广东。”
“你来上海干什么？”
“我是广东法专的教授，学校放暑假，我来上海玩玩。”“你在上海住什么地方？”“就住在这里。”
陈公博不敢告诉他真实的住址，因为大东旅馆他的皮箱里还有几本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和广东共产党支部的文件。要是这些书籍和文件被法国巡捕搜去，后果将十分严重。巡捕没有找到什么证据，悻悻而去。
巡捕走了一会儿，陈公博下楼准备回旅馆。出门后，他回头发现身后有人盯梢，正好一辆黄包车过来，他便坐了上去。那人也招来黄包车，紧跟其后。
陈公博要车夫把车拉到大世界游乐场。进了大世界后，他东走走，西走走，先去听了一会儿评弹，接着又去看电影，趁电影场人多光线暗，陈公博摆脱了密探，然后雇车赶回大东旅馆。一回到房间，陈公博关上房门，打开箱子，把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书籍、文件拿出来全部烧了。
当天晚上，天气闷热，陈公博躺在床上难以入眠。下半夜好不容易进入梦乡，忽听一声枪响，接着便传来一个女子的惨叫，陈公博就再也睡不着了。
天亮后，茶房告诉说，隔壁房间的一个女房客被人枪杀了，旅馆已经报案，巡捕马上就到。
陈公博一听，担心受牵连，马上带着妻子离开了大东旅馆。经过这一连串的惊吓，陈公博再也无心参加会议了。当天晚上他与妻子乘车去了杭州，也没有出席在嘉兴南湖游船上举行的中共“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
参加党的“一大”回到广州后，陈公博的政治热情开始下降，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
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陈公博公然写文章支持陈炯明。陈公博的行为遭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可他拒不认错，还给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指责党干涉他出国留学，并声明，绝不受党的约束。不久，在广州党支部的会议上，陈公博宣布他不再履行党员义务。由此，陈公博脱离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陈去了美国读书。
陈公博北上慰问前线军队，见到军队溃退如潮，反而被吓破了胆。北平之行，陈公博由一个主战派，变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