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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博北上慰问前线军队，见到军队溃退如潮，反而被吓破了胆。北平之行，陈公博由一个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入侵中国，举国上下发出了坚决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怒吼。
刚开始，陈公博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表示愤怒，积极支持抗战，当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时候，他曾与李济深携手北上，带上从阎锡山那里弄来的10万颗手榴弹，送给十九路军，鼓励他们抗战到底。
1933年3月，中国军队在长城古北口抗击日军。这场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日军出动飞机对中国守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多次发动进攻。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反击，重创日军，前沿阵地上尸体如山，血流成河。
当战役打得最为惨烈的时候，刚刚就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命令陈公博代表行政院北上劳军，鼓舞士气，了解前线战况。当天晚上，陈公博便乘坐北上的列车出发了。
陈公博到达北平时，古北口之战已经失败，各路军队纷纷退了下来。一天，陈公博来找军令部部长何应钦，一见面，何应钦气急败坏地说：“我军古北口失利，损失很大，主要是我们的军队不执行命令，各自为政，危急时刻，擅自撤退，最后溃不成军，这实在是太丢人了。”
陈公博本来还想了解一下古北口战场的具体情况，见何应钦情绪不好，也就没有多问，坐了一会儿，便告辞了。
下午，陈公博从下榻的六国饭店出来，没走几步，就遇到几个伤兵骂骂咧咧地迎面走来。其中一个瘦高个，头上缠满绷带，另一小矮个一只胳膊没了，还有一人拄着拐杖，一走一瘸。陈公博停住脚步，伸手拦住了他们：“请问几位老兄，是从古北口战场上撤下来的吗？”
那瘦高个两眼一翻：“怎么，老子是从古北口阵地上撤下来的，与你何干！嫌老子挡你的路了？老子头虽受了伤，手还管用呢！”说着，挥拳打了过来。
小矮个拉住了他：“老哥，这位先生也没说什么，何必发这么大的火。”
陈公博连忙道：“几位老兄前方受苦了，这仗听说打得很惨烈啊。”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包没有开封的香烟，递给了瘦高个。一听这话，那拄着拐杖的伤兵往地下一蹲，呜咽起来：“我们连百十号人，就剩下俺仨。狗日的日本鬼子，仗着武器好，又有飞机，连日对阵地狂轰滥炸。我们67军，坚守阵地5天，只听见炸弹惊天动地，天昏地暗，不少弟兄连鬼子的影子还没见着就见了阎王。剩下的弟兄个个都是好汉，扔完了手榴弹拼刺刀，宁死不降。我们村一共出来的十几人，现在就剩下我一人，我没有脸回去了。我要报仇！”
瘦高个撕开烟盒，抽出烟，一人递了一支，点着火后狠狠地吸了一口，接着说：“仗打得很惨，漫山遍野都是死尸，我们损失很重。日军武器装备好，我军虽然士气高，但不是敌人的对手啊！”言罢，恨恨不平，胸中的怒气仍未消。
小矮个挥着剩下的左胳膊，大声说：“老子还有一支胳膊，伤好后，老子还要上前线。小日本，老子不信打不过你！”
陈公博安慰了他们几句，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的钱，递给矮个：“这钱不多，是我的一点心意，给你们治伤。”说完便匆匆离去。这天晚上，陈公博失眠了。那几个伤兵的影子老在眼前晃动。残酷的现实，使得陈公博害怕了。他想，抗击日军，不是喊几句口号，唱几支歌，是要流血要死人的。日本军队武器好，训练有素，中国军队如果与日本人硬碰，无异于以卵击石。他想，这个仗不能再打了，应该寻找一条不用流血而阻止日本人军事进攻的办法。
陈公博此次北上，本来是慰问前线军队，为前方将士打气。结果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军队都退了下来，他自己也被吓破了胆。从北平回到南京，陈公博便到处鼓吹：“中日问题，用军事难以解决，应该走外交途径。”
北平之行，陈公博由一个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
从北平回来后没多久，蒋介石与汪精卫分别找陈公博谈话，了解前线战况。陈公博将他在北平的所见所闻，向蒋、汪作了汇报，认为中国军队与日作战，将会是一败涂地。
本来就不想对日作战的蒋介石与汪精卫，听了陈公博的汇报，一致决定对日妥协。没过多久，南京政府便设置了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随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塘沽协定》。华北门户由此大开。
二号汉奸—陈公博左右为难
陈公博知道，跟随汪精卫这么一走，很难再回头。他希望能与日本议和，但他又怕承担卖国贼的骂名；留下来不走，与汪精卫的友谊就会一刀两断。在蒋介石眼里他是汪精卫的人，将来势必两头不讨好
转眼到了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由于全国人民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再加上“西安事变”的爆发，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对日作战。
这一年的12月，陈公博以专使身份访问了欧洲。陈公博此次出访，主要任务是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立场。他会见了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向他表述了中国政府的态度。访问意大利后，陈公博又去了英国，会晤了英国首相张伯伦。陈公博访问欧洲一个多月，于次年元月回国。陈公博一回国，蒋介石就召见了他。
“公博啊，此次访欧，一路辛苦了。墨索里尼与张伯伦对中日战争持什么态度？”
“墨、张二人都不希望中日交战，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两国争端。”陈公博将出访情况简要汇报了一番。
“不打已是不可能了。”蒋介石摇了摇头。接着又说道：“公博啊，此次游历欧洲，你会有一些心得，我想对你的工作做重新安排，请你出任意大利大使，你看如何？”
对于这个安排，陈公博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他也无意于出国当大使，便推辞道：“我没有外交方面的经验，留在国内也许还能做点事，委座还是另选他人吧。”
对陈公博的推辞，老蒋似乎已有准备，他没有勉强，沉吟了一会儿，又道：“你先回去考虑考虑，大使的事情以后再谈吧。”1938年4月6日，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五届四中全会，陈公博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在7月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上，陈公博又被指定为参议员和参政会国民党党团负责人。9月，国民党中央决定改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任命陈公博为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
12月初的一天，陈公博正在成都四川省党部办公室批阅文件，忽接汪精卫电话。汪在电话中急迫地说：“请你速来重庆，有要事商量。”
“我手上还有几件事情没有处理完，过两天再去吧。”陈公博答道。
“请你今天就来重庆，越快越好。”汪精卫没多作解释就挂断了电话。
陈公博不知道什么事使得汪精卫这么心急，放下电话，火烧火燎赶到重庆，来到上清寺汪精卫的寓所。
一进门，汪精卫等不及给他让座，急忙说道：“中日和平已经成熟，日本首相近卫表示了中日亲善的谈话”，说着便拿出了梅思平在重光堂与日本人签订的《协议》，继续说道：“为了保密，我已将原件烧掉了，这是一份手抄本，大概意思都在上边。”看着手中的“协议”，陈公博虽然并不感到意外，但没有想到汪精卫行动会这么快。
早在一个多月前，汪精卫就把陈公博叫到重庆，告诉了他心中的秘密：“我已准备脱离蒋介石，单独对日议和。”
陈公博虽然害怕战争，主张对日议和，但从没想到要脱离国民党。他当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兆铭兄，你要是单独与日本人议和，恐怕不妥。国民党已经过几次分裂，好不容易团结在一起，你这样做，无异于把国民党推向分裂。如今，国家多难，我们应该精诚团结，一致对敌。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在党内万万不可有两种声音。”
“蒋介石这个人，两面三刀，流氓成性，我很难与他共事。国家之所以形成今天这个局势，全是老蒋所为。我要与日议和，这个恶人只有我来当了。”汪精卫越说越来气。
“兆铭兄，你不能离开重庆。这样做，太草率。我看日本人诚意如何，还很难讲，你猝然单独与之言和，不留退路，实在是太危险，弄不好将会身败名裂。你一定要三思而行！”陈公博双手叉腰，几乎是点着汪精卫的鼻子说。
见陈公博如此激动，汪精卫不想与他弄得太僵，便自我解围道：“好了，好了，我们不争了，这件事情暂不讨论，等看看时局，以后再说吧。”
陈公博原以为汪精卫只是征求自己的意见，既然自己鲜明地表明了态度，多少会引起汪精卫重新考虑，没想到他完全没有听进意见，真的派人去与日本人议和。
陈公博默默地接过《协议》看了起来，看完后，坐在那里一声不吭。
“你看这个《协议》怎么样？”汪精卫走过来问道。
汪精卫太了解陈公博了，虽然事先没征得他的同意，但一旦生米煮成了熟饭，他是会跟着自己走的，起码他绝不会把这事向外透露。
“事已至此，你还要我说什么呢！”陈公博气呼呼地说。汪精卫道：“公博啊，你知道，中国国力已不能再战，如果日军再向重庆发动攻击，我们便真的要亡国了。我若在重庆主张议和，别人还以为这是政府的主张。我要是离开重庆单独议和，则是我个人的意见，与政府无关。将来一旦议和成功，然后再要政府接受，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汪精卫在为他的卖国理论诡辩。
“你我都是几十年的交情了，没有你，我可不行啊，有些事情我还得依靠你。这次，我打算先去昆明，再从昆明去河内。你，还有佛海、希圣，我们一起走。”汪精卫的口气不容置疑，已经是在下命令了。
“这事，我还得考虑考虑。”陈公博的回答出乎汪精卫的预料。正在这时，陈璧君从里间走了出来，她对陈公博说：“陈先生，汪先生请你跟他走，你不想去，那看样子，你是要跟蒋先生去当官 。”
陈公博一时语塞。
汪精卫见局面弄得很僵，便退了一步：“走，还是不走，我也不勉强，你先回去考虑考虑吧，就这两天，做出决断。”陈公博怀着痛苦和矛盾的心情回到成都。
陈公博知道，跟随汪精卫这么一走，是很难再回头的。他希望能与日本议和，但他又怕承担卖国贼的骂名；如果留下来不走，与汪精卫的友谊就会一刀两断，而在蒋介石眼里他是汪精卫的人，将来势必两头不讨好。
那两天，陈公博茶饭不思，走还是不走，他一直在犹豫。12月14日，汪精卫派一名副官来到成都，通知陈公博务必于18日到达昆明。陈公博知道，这时已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了，既然汪精卫要走，自己只好跟着往火坑里跳，留在成都蒋介石也不会善待他。这时的陈公博还存在着一丝幻想，自己先跟汪精卫走，等有机会再劝劝他，也算是为汪留一条退路。陈公博决定跟随汪精卫去昆明。走之前，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托在成都的张群代为转交。
陈公博在信中写道：“我离川以后，将会以个人的努力，设法阻止汪先生组织政府，希望党对汪先生的制裁能够缓和，减少汪精卫的冲动，以免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陈公博到达昆明时，汪精卫带着妻子陈璧君已于头天飞往河内。陈公博在昆明歇了一夜，第二天也赶紧飞往河内。
陈公博的到来，使得汪精卫大喜过望，他握着陈公博的手高兴地说：“公博，我终于把你等到了。我们的和平运动不能没有你呀。”
陈璧君也在一旁说：“陈先生不愧是汪先生的好朋友，在这关键时候，我想你是不会弃汪先生于不顾的。”
22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了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即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三项原则。
收到近卫声明后的当晚，汪精卫即与陈公博、周佛海和陶希圣关在密室里，商议如何响应近卫声明。最后决定，由汪精卫以个人的名义，在香港报纸上发表声明，阐述对日立场。24日，陈公博携带汪精卫的声明由河内秘密飞抵香港。一到香港，陈公博就找到了香港《南华日报》社长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港特派员林柏生，将汪精卫的声明交给了他，要他在报纸上发表。
29日，《南华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以《汪副总裁致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诸同志公开信》为题，发表了汪精卫的声明。对于投日附逆，陈公博一直是顾虑重重。临离开河内前，他还劝汪精卫，暂时不要与日本人来往，并且不要离开河内。汪精卫的“艳电”发表后，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与谴责。可是，汪精卫一意孤行，加紧与日本人勾结。汪精卫的某些做法，陈公博并不赞成，他又说服不了汪精卫。于是，到香港后，他便隐居起来，很少与外界接触。陈公博早年丧父，母亲守寡多年。陈是个孝子，于是，趁这个机会，他把母亲接到香港，闭门不出，专心侍奉起老母亲来。
二号汉奸—陈公博汉奸之路
如果说，以前的陈公博还有些彷徨、犹豫、固执，而此时，在陈璧君面前，他觉得已无话可说，毅然决然地向汉奸之路迈出了最后一步。女秘书成为自己的红颜知己，却能跟原配妻子相安无事
这天早晨，陈公博像往常一样，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报。他从报箱中取出《大公报》，打开一看，只见头版头条刊登了高宗武、陶希圣二人联名写给《大公报》的公开信。
读罢此信，陈公博大吃一惊。高宗武与陶希圣竟然叛汪，并且把内部机密全部曝光，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陈公博虽然对汪精卫的某些做法并不十分赞同，有时还发生激烈的争论，甚至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但他从没有想到要背叛汪精卫。
陈公博端起桌上的牛奶，喝了一口，努力使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那一段时间，香港报纸登载了不少高宗武、陶希圣反叛汪精卫的有关报道，陈公博几乎是每篇必读，越读他心里越沉重。他想，汪先生的和平运动一波三折，国人唾骂，日本人施压，现在高、陶又离他而去。我与汪多年的交情，患难见真心，只有这个时候才能体现我们的朋友真情，看样子我只有往这火坑里跳了。
陈公博1921年脱离共产党后，不久加入了国民党，得到汪精卫的赏识，被任命为广东大学校长，国民党二大上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因此，陈十分感谢汪精卫的知遇之恩，心中抱定了与汪共沉浮的决心。果然，没过多久，陈璧君亲赴香港，泪流满面地劝说陈公博参加丈夫的和平运动。
如果说，以前的陈公博还有些彷徨、犹豫、固执，而此时，面对陈璧君的软硬兼施，陈公博已无话可说。他毅然决然地答应了陈璧君，向汉奸之路迈出了最后一步。
1940年3月30日，伪南京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带着各院、部的大小汉奸宣誓就职。就职典礼结束后，陈公博以“立法院长”的身份发表了广播讲话。
1940年10月10日，伪上海市长傅筱庵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傅筱庵死后，无人继任，陈公博又兼任了上海特别市市长。随着地位权势日盛，陈公博跟伪政府其他汉奸一样，暴露出贪权好色的本性。他一生中与几个女人结下了风流情。他的结发妻子名叫李励庄，与陈公博1921年7月结婚并生有一子，名叫陈干。另外跟陈公博没有正式夫妻名分，但关系非同一般的有何焯贤、何炳贤两姐妹。何氏姐妹生活奢侈，挥金如土，跟随陈公博纯粹是看中他的地位和金钱，在政治和工作上对陈公博没有任何帮助。惟有他的私人秘书莫国康，不仅是陈公博的红颜知己，还是他政治上的得力助手。
莫国康是广东番禺人，在广州执信中学读书时在廖仲恺家认识了陈公博。后来，两人共同追随廖仲恺参加了国民革命，北伐时就是陈公博的部下，追随在陈公博的左右，形影不离。陈公博跟随汪精卫投日后，莫国康也不计个人的名利得失，仍随侍在陈公博的身边，甘当陈的秘书和情人。陈公博任汪伪立法院长后，莫国康因跟陈公博的特殊关系，也当上了立法委员，一直到汪伪政府垮台。
莫国康跟陈公博的外室关系，在汪伪政府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连陈的妻子李励庄也知道这一公开的秘密。但她深知莫国康是丈夫政治上工作上不可替代的红颜知己，也就默默认可，两人倒也相安无事。
二号汉奸—陈公博丧家之犬
出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为留退路，向蒋介石“示好”，积极配合“剿共”。出逃日本，惶惶如丧家之犬，狼狈至极
汪精卫死后，南京伪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伪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眼见太平洋战场上，日军节节败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日本军国主义的垮台为期不远，为了给自己留条退路，陈公博坚持在最高职务上加个“代”字，他说：“现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这台戏也该结束了。我来继承汪先生的职位，是来办理收场的，而不是来继续演出的。”
陈公博上台后，立即向重庆蒋介石“示好”，为自己预留退路。为了讨好蒋介石，陈公博调整了军事部署，双方默契反共。陈公博召集伪军将领到南京开会，会上，他说：“重庆赞成联合剿共，我们也剿共，重庆不赞成联合剿共，我们也剿共。日本不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就是日本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要剿共。在反对共产党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坚持，不能有半点的退让与含糊。”这次会上，陈公博规划了北以陇海线为界，南以钱塘江为限，组成一个反共区域。
1945年7月3日，国民党军统上海站的电台被日本宪兵队破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