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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3日，国民党军统上海站的电台被日本宪兵队破获，抓走了发报人员，站长陈祖康侥幸脱逃。
日本宪兵队在上海到处搜捕陈祖康，陈在走投无路之际，忽然想到了陈公博。于是，他大着胆子来到位于哥伦比亚路的陈公博家，说明来意，请陈帮忙。陈公博想，这正是在军统面前有所表现的时候，便一口答应，这事由他来处理。陈公博把陈祖康安排到一个地方住下，对陈说：“假如日方人员来找你，你可以说是我的电台机关长，其他事情你就要他们来找我谈。”第二天，陈公博打电话约请日本上海特务处长王岛及宪兵队特高课长到家里吃饭，一见面，陈公博就以责备的口气对两个日本人说：“贵国首相请我设法和重庆方面联络，这是一件非常机密的事情，现在我们刚好有一点头绪，与重庆方面取得了初步联系，你们便来破坏我的电台。这样，我怎么向贵国政府交待。”
两个日本特务不知内情，害怕陈公博把这件事情说给他们的上司听，怪罪下来不得了。只好连连向陈公博道歉，马上将抓起来的人放了出来。
正当陈公博极力讨好蒋介石，加紧与重庆勾结之时，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接着，日本政府通过瑞士转致美、英、苏，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美、英、中国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传遍中国。
南京街头，鞭炮齐鸣，万众欢腾。
陈公博坐在收音机前，脸色煞白，耷拉着脑袋。这一天，是他早就预料到的。
8月16日下午，陈公博在南京主持召开会议，决定解散伪南京国民政府，把中央政治会议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
当晚，陈公博广播发表了《国民政府解散宣言》。至此，历时5年4个月的汉奸政权宣告结束。
何去何从，陈公博开始考虑自己的后路了。
在此之前，陈公博曾派人找到先期到达上海的杜月笙，想通过他牵线，向蒋介石表示，用阻止共产党武装接管日军占领区的行动，来求得他的宽恕。杜月笙表示愿意帮忙，他说：“我可以把这一信息转呈委员长，请陈先生耐心等几天。”
可是陈公博满怀欣喜地等了好几天，杜月笙那里没有任何消息。陈公博坐卧不宁，思去想来，最后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陈公博主意打定，便将这一想法告诉了日本政府，希望逃到日本某一个地方隐居下来。日本政府很快同意了陈公博的请求。1945年8月25日晨，陈公博带着李励庄、莫国康、林柏生、陈君慧、周隆庠等人，乘飞机出逃。
飞机原计划先飞青岛，然后再飞日本。可是到了青岛机场后，得到消息，盟军已通知日本，从当天中午12时后，日本上空将全面禁止飞行，如果违反禁令，会遭到盟军飞机的拦截和打击。于是日本军方临时决定，飞机直飞日本，抢在12时之前到达目的地。
日方派出了日军总司令部参谋、原汪伪军事及经济顾问小川哲雄陪同陈公博一行，并负责安排沿途的生活起居。因为陈公博此行是极为秘密的，日本军方认为，东京、大阪、福冈等地美军随时都会进入，便决定让飞机在不为人注意的米子机场降落。陈公博上机后，心事重重，一言不发。当小川哲雄把飞机将在米子降落的消息报告陈公博后，陈公博愣了一下，接着说：“全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一切以安全为要。”
很快，飞机飞临日本本州岛阴县西郊的米子机场上空。飞机做好准备正要降落时，飞行员忽然发现，机场跑道因为盟军的轰炸，已破烂不堪，跑道上还散落着被炸飞机的残骸。
飞机无法降落，便在机场上空绕行了一圈又一圈。这时，飞机燃料已尽，油压表上红灯闪烁，提示再不降落将会机毁人亡，飞行员只好横下心进行迫降。
飞机在起伏不平的跑道上强行降落，好在飞行员技术熟练，飞机经过一阵剧烈的颠簸后，停在了跑道尽头。此时，陈公博脸色苍白，飞行员也是一身冷汗。
时间已是正午，陈公博一行下了飞机，但见机场上空无一人，烈日当空，炽热难耐。小川哲雄让他们先在飞机机翼下躲躲太阳，他跑到机场附近的一片松林里找来一辆破卡车，将陈公博一行送到了市政府。
米子市市长为他们弄了点吃的，然后将他们安排到一个叫“水交馆”的旅馆去住。
从市政府到水交馆还有一段路程。市政府没有车，市长好不容易找来一辆消防车，把陈公博夫妇安排坐进驾驶室，其他的人则站在消防车两边，像受训的消防队员一样，壁虎爬墙般双手抓紧拉手。陈公博的情人兼秘书莫国康身着艳丽旗袍，挂在车上格外显眼。这一行中国人站在消防车上，招摇过市，惶惶如丧家之犬。
“水交馆”原是日本海军的俱乐部，日军战败后，这里已是人去楼空，破烂不堪，房间里连一把椅子都没有。陈公博只好在草席上安身。堂堂“国民政府”主席，如今连乞丐都不如，陈公博的心里不是个滋味。这一夜，他辗转反侧，几乎没有合眼。第二天，陈公博一行又被秘密转移到浅津东乡湖的望湖楼暂住。考虑到陈公博的安全问题，在望湖楼没住两天，日本政府又派人把陈公博送到京都，陈化名东山公子，隐居于京都郊外的金阁寺。
时值盛夏，溽暑蒸腾，陈公博住在金阁寺，满腹心事，寝食难安。一天晚上，周隆庠匆匆走进陈公博的房间，说道：“我刚刚看到晚报，梁鸿志等已遭重庆方面通缉。”
陈公博闻讯，脸色陡变，自言自语道：“梁鸿志不过是和平政府的监察院院长，我还是代理主席，如此看来，蒋介石肯定不会放过我！”
陈公博挥了挥手，周隆庠退了出去。
“看样子，我一切全完了！全完了！”说着，陈公博猛地拉开抽屉，取出一把手枪，对准脑袋：“劫数难逃，与其这样东躲西藏，活着受罪，还不如一死了之。” 李励庄见状，跑过来一把抓住手枪，争夺中扳机被触动，只听“砰”地一声，子弹打到了天花板上。
“早晚不得好死，为什么不让我早点死了呢？”陈公博嚎哭起来。李励庄把手枪藏了起来。从这以后，她寸步不离守着陈公博，防他再寻短见。
陈公博欲寻短见的事被日本人知道了。日本政府心生一计，便通过同盟通讯社播发了一条假消息：陈公博开枪自杀身亡。日本政府这样做的用意是，让陈公博就此长期隐居日本，逃脱中国政府对陈公博的惩罚。
国民党政府正在通缉陈公博，见了陈公博自杀的报道后，判断这是一条假消息。
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结束时，中方代表何应钦即向日方代表冈村宁次提出引渡陈公博等人回国的正式要求，何应钦指出，陈公博私逃日本，对外宣称自杀，企图逃脱制裁，日本政府必须马上将其交出。陈公博如果真的是自杀，将由中国方面派人验尸。
日本政府知道纸终究包不住火，最后不得不交出了陈公博等人。
二号汉奸—陈公博难逃死刑
与戴笠谈话后，陈公博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在囚室里喜形于色，高兴之时还哼上几句《春草闯堂》。法庭百般诡辩，最终难逃死刑
与其他汉奸相比，陈公博在看守所是比较受优待的。他独自关押一室，吃饭有人送，刚去的时候，伙食也还可以。只是有一点颇感不便，就是每天下午倒便桶的时候，陈公博与众囚犯挤在一起，人多，吵吵嚷嚷，时常发生挤撞，他感到有失体面，就向卫兵司令请求，说他曾任国府代主席，希望给他一点面子，准许他每天提前或延后单独倒便桶。此要求获得了批准，陈公博得到了每天提前倒便桶的优待。
后来，看守所的伙食越来越差，用黑面粉做成面疙瘩，嚼在口里如同木屑，难以下咽，关在这里的汉奸们称作“原子弹”。陈又提出改善伙食的要求，这次没有人理会他。
在看守所的几个月里，陈没有被提审过。他不甘寂寞，每天吃过早饭，便伏案写作，主要是撰写抗日战争这段时间他的所作所为。在这篇长达3万字，题为《八年来的回顾》的文章中，陈公博竭力为自己的汉奸行为辩护。
一天上午，陈正在写他的文章，军统局长戴笠突然来看守所看望他。戴把陈公博叫到办公室，与他密谈了两个多小时。戴笠说：“陈先生，委员长对你的事情很关心，这次特地派我来，是要我转告他对你的问候。同时，要你安下心来，好好反省，到时候，政府会用政治手段来解决你的问题。这里的条件不好，只得委屈你几天，生活上如果有什么不方便的话，可以告诉狱方，能解决的他们会尽力解决。” “谢谢委员长对我的关心，也谢谢戴先生来看我。我在这里一切都还好，惟一的请求，就是对我的问题希望快作决断，是死是活，公博我都认了。”
与戴谈话后，陈公博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在囚室里喜形于色。他想，戴笠此时来看我，是在向我传递一个好的信息，平时一言不发的他，这时也无话找话地与看守聊上几句，高兴之时还哼上几句《春草闯堂》。
可是没过多久，戴笠乘飞机失事身亡。得知戴笠摔死的消息后，陈公博像泄了气的皮球。他太知道蒋介石的为人了。戴笠不死，老蒋作过的承诺，有可能到时兑得了现。现在戴笠死了，死无对证，蒋介石说过的话，肯定会一阵风吹过。
果然没过多久，陈公博与陈璧君、褚民谊等3人，被转押到苏州高等法院狮子口监狱看守所。陈公博心中暗暗叫苦：进了“狮子口”，看来生还的机会没有了！
1946年4月6日下午2时，法庭开庭，公开审判陈公博。这天，陈公博身穿深灰色布面夹衫，灰色呢西装裤，头戴黑呢船形帽，脚踩一双黑皮鞋，他手持两本卷宗。这身装扮，不像是一个就要被审判的囚犯，倒像是出席会议的代表。见记者前来拍照，陈公博连忙强打精神，故作镇定。
审判长宣布开庭后，由首席检察官宣读起诉书。
陈公博听完起诉书后，一副不服气的样子，问法官能不能当庭宣读他在看守所写好的《八年来的回顾》。审判长同意了他的要求。陈连忙打开卷宗，朗读起来。
在这份自白书里，陈极力为汪精卫的叛国行为辩护，为自己当汉奸推卸罪责。最后，陈对起诉书提出了辩护理由，即所谓“沦陷区人民创痛巨深，经汪陈政府予以‘抢救’，国家元气得以保存；日本投降后，本人维护南京治安以待国军接收”等等。1个小时55分钟，陈才把这份材料读完。
随后，审判长按起诉书，逐条询问犯罪事实。陈公博均供认不讳。接着，又由法庭指定律师为陈辩护。
对陈的辩护理由，法庭一一予以驳斥。铁的事实，使陈公博哑口无言。退庭时，已是晚上8时20分。
4月12日下午，江苏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对陈公博进行宣判。审判长宣读判决书主文：“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陈的双腿不停抖动，神情紧张。审判长继续宣读：“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外，予以没收。”
这时，陈才回过神来，回头向左右旁听席上四望。当法官询问陈是否上诉时，陈回答道：“我上次审判时已说明过，无论如何决不上诉。审判长能在上次让我朗读完《八年来的回顾》全文，我心满意足了，应对审判长及各位表示感谢。”
陈公博知道，自己的案子是蒋介石铁定了的，申请复判只是徒劳。可是，陈公博的老婆李励庄不死心，向南京最高法院递交了《申请复判状》，请求重审重判。
最高法院特种刑事法庭很快驳回了李励庄的上诉，核准了江苏高等法院对陈公博的死刑判决。
6月1日，司法行政部也核准了对陈公博的死刑判决。次日，陈公博被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等待执行死刑。陈公博知道自己来日不多，倒也显得心神气定。同狱的大小汉奸们，想趁这个机会，求点陈公博的“遗墨”。陈公博有求必应，乐此不疲。
这天，天刚蒙蒙亮，陈公博起床后，刚刚洗漱完，看守长拿着一迭宣纸，匆匆进来。
“陈先生，请你为我写一副对联吧。”看守长的语气有些急促。“你想写什么呢？”陈公博似乎有些不太情愿，碍于看守长的面子，不写也不好。“写什么都可以，你看着办吧。”
陈公博展开宣纸，稍作思考，饱蘸浓墨，便写了起来： 大海有真能容之量；
上联写完，陈公博眯着双眼，仔细端详这几个字。可能是刚刚起床，心境平和，字写得刚劲有力，他面露几分得意之色。接下来，陈公博一气呵成，写完了下联： 明月以不常满为心。
当写到最后一个“心”字时，囚室门“哗啦”一声打开，几名法警荷枪实弹走了进来。
陈公博手一抖，一滴墨水掉在白纸上。
“是不是今天执行？”陈公博面色苍白，极力想掩饰内心的恐慌。法警不置可否。
“我可以写几句话吗？”陈公博又问道。“可以。”一个当官模样的警察点了点头。陈公博提笔又写了起来。
他先给家属写了遗书，接着又给蒋介石写了封信。信中，陈公博仍念念不忘反共：“公博虽死，决无怨言。悬悬放不下的，还是共产党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不得不尽量和先生说，或者将死之言可以感动先生。”想想停停写了好一阵，仍未写完，他自言自语：“当局自有成竹在胸，写了也未必管用，还是不写了吧。”将笔一放，说道：“走吧，来生再会。”说完还故作洒脱地跟法警握了握手。于是，历史上就留下了一封陈公博未完成的致蒋信。
大约在8点半钟，陈被带到监狱设置的临时法庭上。法官循例问了问陈公博的姓名、年龄、籍贯等，接着宣读死刑执行书。宣读完毕，法官问：“陈公博，你有什么话要说？”
陈犹豫了一下，回答道：“我给蒋主席的信，只写了三分之一。”“可否在1小时内续成？”“不必了！”
“你有多少动产不动产？”“你们可以调查。”“你还有什么要求？”
“我有钢笔一支，是兆铭兄所赠；有一枚一等旭日大绶章，为日本天皇所赠。此两物都在我床上，要求随葬……”
“好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法官见陈至死不改汉奸本性，打断了他的话。
陈又要求和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及褚民谊诀别，狱方同意了他的要求。
陈公博整了整衣冠，取了一把自己用的茶壶，来到隔壁陈璧君的囚室。他向陈璧君鞠了一躬，双手捧上茶壶说：“夫人，我先走一步，随汪先生去了。牢中别无长物，这把茶壶送您，权作留下纪念吧。”
陈璧君闻言失声恸哭：“公博，我们曾经患难与共，岂知你先我而去？我们来生再见！”
法警带着陈公博来到褚民谊处，两汉奸四目相对，自知罪大恶极，默默无语。
随后，陈公博向刑场走去。走着，走着，他忽然停住了脚步，回头对行刑的法警说：“请多帮忙，为我做干净点。”
陈走到指定的位置上，面东而立，双手整理了一下蓝色的士林布长衫，然后左转面北，双手插入裤袋内，紧闭双目，连声叫道：“快开枪！快开枪！”
“砰！”枪声响了，陈公博应声倒地，浑身痉挛，一股脏血从右眼流出。
几分钟后，法医上前检查，陈已气绝。
这天上午9时，陈公博之子陈干偕汪精卫的女儿来到苏州。此时，列刑刚执行完毕。他们没有到刑场，只是嘱托陈公博的副官将陈尸体送苏州殡仪馆入殓。随后，将陈公博葬在上海公墓，连墓碑也没有立。
三号汉奸—周佛海脱共投蒋
周佛海（1897—1948） 湖南沅陵人。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1938年投敌，任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等职。日本投降后被捕，死于南京狱中。
面对周恩来苦口婆心的劝告，周佛海无动于衷。他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表明自己要脱离共产党。脱党后，周佛海投入到了国民党的怀抱
1927年1月10日，天气阴沉沉的，寒风嗖嗖。下午，天空飘起了雪花，纷纷扬扬笼罩着江城武汉。
此时，周佛海躺在汉口“仁爱”医院里，望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暗自发呆。周佛海喜欢玩女人，除了老婆、情人外，他还经常光顾妓院，久而久之便染上了花柳病。仁爱医院是日本人所办，听说治疗性病有独到的功夫，周佛海便找到这里来了。正当周佛海躺在床上发呆之时，病房门被轻轻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40岁开外的中年人，显然他是走错了病房。中年人说了声：“对不起。”正要退去之时，忽然停住了脚步：“这位不是周先生吗！”
“哦，你是柳树高！”周佛海也认出了中年人。
眼前这位叫柳树高的中年人，是周佛海在逛妓院时认识的，他在武汉国民政府后勤处当科长，因与周佛海有相同的嗜好，两人颇谈得来。
“怎么你也进来了？”正在无聊之中的周佛海碰到熟人，显得很高兴。
“老毛病又犯了。”柳树高苦笑着摇了摇头。此时，他像想起了件什么重大的事情，将病房门轻轻关上，上前小声对周佛海说：“周先生，听说蒋校长在到处找你呢。”“是吗？”周佛海从床上跳了起来。
“这么大的事，我怎么敢骗你呢！”柳树高指天发誓。
“好，谢谢你！”周佛海也顾不上与柳树高谈天了，翻身起床，穿上呢大衣，冒着风雪出了医院。
周佛海虽说刚过30岁，可有着不凡的经历。1897年他出生于湖南沅陵，早年留学日本，曾是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1924年初，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这年4月，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当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