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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几天，日本官方代表、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请溥仪参观天津日本侨民小学。这一活动是日本总领事精心策划的。溥仪求之不得，对此邀请欣然接受。
这一活动本是一次很普通的活动，然而，日本人却别有用心，目的是投其所好，进一步软化溥仪。
在溥仪去小学的往返路上，日本小学生手持彩色纸旗，夹道欢呼“溥仪皇帝万岁！”，这一场面使这位脆弱无能的末代皇帝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在天津这些年，每逢节日或溥仪的寿辰，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和日本驻军司令官及其将佐们都要到溥仪住地来拜贺。每逢日本“天长节”，日本驻津要员都要请溥仪去参观阅兵典礼。
又有一次，溥仪到白河边上去游逛，偶然他看到在河中间停留一艘日本兵舰。当他们在眺望兵舰在河中的美景时，该兵舰的舰长突然乘小船靠近河岸，并匆匆忙忙地走到溥仪面前。恭恭敬敬地对溥仪说，很荣幸看到皇帝陛下在欣赏日本军舰在河中的美景，我特意前来邀请皇帝陛下到军舰上参观。
溥仪欣然接受，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和日本军方进一步接触的好机会。
当溥仪走到军舰上的时候，日本海军将校等高级军官列队在军舰上，以接待国家元首的规格，向溥仪皇帝高声致敬。
溥仪也就俨然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在日本军舰上检阅仪仗队，十分风光。
当溥仪回到住地不多时，这位日本舰长率领一些日本军官前来回访，以表示对溥仪皇帝的尊敬。就这件事，溥仪曾嘟嘟囔囔地对身边人说：“从这件事上看，我觉得日本人是从心眼里尊敬我的。”
在天津这几年，溥仪在生活上很自在，在“政治上”很得意。首先是，他的生活条件比紫禁城的养心殿要优越得多；其次是，在日本租界地内，从官方到民间都仍然尊称溥仪为宣统皇帝，使他既风光又得意；再其次是，在国内形势稍为有些缓和的情况下，几个亲日的近臣郑孝胥等人就复辟大计，进言不少，都很合乎溥仪的心意。于是，溥仪一天比一天相信日本将是他复辟的第一外援力量，一天比一天认为，靠日复辟大计，应当立即提上具体日程。
不久，溥仪为复辟大计，在天津通过日本大军阀大仓喜八郎，将胞弟溥杰派往日本去学军事。
接着，溥仪也就一步一步地，走上了投靠日本当日本傀儡皇帝的道路，走上了支持日本侵略扩张的犯罪道路。
1931年，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前，已向溥仪打了招呼。
“九·一八”事变前两个月，溥杰从日本回国休假，给溥仪带来了日本军方吉冈安宜的一个口信，告称：“现在张学良闹得很不像话。满洲在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多保重。宣统皇帝不是没有希望的。”
不仅如此，在溥杰回国前，日本贵族水野胜邦子爵向溥杰打招呼说，他将要去中国拜会一下溥仪，并向他当面送上一把扇子。
溥杰回国后不久，水野胜邦来访溥仪，送来一把扇子。扇子上面，写着一联诗句：
“天莫空勾践，
时非无范蠡”。
溥杰回国带来口头和书面的两条信息，实际上是日本侵略扩张当局给溥仪送来的一个暗示，要溥仪知道：日本要动手了。溥仪的希望来了！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27）
溥仪和日本一级战犯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会面勾结，就溥仪去东北三省建立日本傀儡国家一事，达成了共识。
9月的一天，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把溥仪弄到日本兵营。溥仪到达日本兵营，首先见到的是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大佐，在一旁陪坐的有溥仪的旧臣罗振玉。坐定后，罗交给溥仪一封信。
这封信是溥仪远支宗室的后代、东北保安副司令张作相的参谋长熙写给溥仪的。
张作相还兼任吉林省的省主席，张因回家奔丧，不在吉林。熙则利用这个大抓实权的机会，以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的身份，下令开城，迎接日本侵略军，成了东北日本傀儡国家的开国元勋之一。
熙在给溥仪的信中说：他等待了20年的机会，今天终于等到了。请溥仪勿失时机，立即回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可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占据满洲，再图关内。只要溥仪一到沈阳，吉林立即宣布复辟。
11月的一天，日本侵华军头目土肥原贤二到达天津，溥仪连夜会见了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是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五名重大战犯之一。人称，土肥原贤二是个靠侵华起家的日本军人，他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走到哪里，灾难就降临到哪里。
土肥原贤二见到溥仪，就对溥仪说，日本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希望溥仪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快去爱新觉罗祖先的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溥仪将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一切可以自主。最后，土肥原贤二还强调，将在满洲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帝国。这个帝国将由宣统皇帝完全做主。
溥仪听得入神，他认为，这正是一个复辟的好机会，机不可失，应抓紧北上。于是，溥仪就连夜偷偷地乘上了日本人的轮船，离开了天津。
溥仪在日本关东军的安排下，乘船先到营口，后又连夜转往旅顺。
溥仪在旅顺等了三个月。在这期间，许多清朝遗老、皇亲国戚，以及一些官迷心窍的政客们，当获悉溥仪要复辟、要复皇位，都争先恐后地前来拜会溥仪，并施尽全身解数，向溥仪献殷勤、送重礼，以期望在朝廷里能买上个一官半职的。溥仪也不负众望，对买官、跑官者来者不拒，谁出大价钱，谁就做大官，只要肯出高价，人人都有官做。
这些会当官、会运动做官的人，都有所获，他们后来都成为伪满洲国的大小新贵。例如几个头面人物：郑孝胥、臧式毅、熙等人，都当上了伪满洲国部长以上的大官。其中，熙这个人野心很大，官迷心窍，他不满足于当个部长，他想当宰相。
熙自认为，他才是为溥仪复辟，打过先锋的人物，他最先致信尚在天津的溥仪，请其出山当皇上；后又在沈阳为溥仪复辟铺路。不仅如此，熙还几次派人给溥仪送钱，共有几十万元，最后他还明确向溥仪提出，要求“皇上”授命他出任“总理”之职。
其实，这些酒囊饭袋、投敌卖国之流，当时还有所不知，要当大官，不仅要贿赂溥仪，还要贿赂日本主子板垣征四郎。
板垣征四郎不同意，谁也当不了总理。
三个月之后，正当溥仪跃跃欲试，积极向日本投靠的时候，板垣征四郎亲自到旅顺找溥仪谈话。
板垣征四郎告溥仪，为适应东北三省“各界”的愿望，要在东北三省成立“满洲国”。国都设在长春。长春改名新京。这个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汉、蒙、日、朝。由溥仪出任国家元首即执政。
溥仪关心的不是把东北三省从祖国分裂出去成立的是个日本傀儡国家，他关心的是，想当皇帝。他还觉得，当执政不如当皇帝更名正言顺，更算得上复辟。为此，溥仪和日本主子还讨价还价了一番。
最后，板垣征四郎对溥仪说：“执政，不过是过渡而已。宣统帝是大清帝国的第十二代皇帝陛下，这是很明白的事。将来在议会成立后，我相信一定会通过恢复帝制的宪法。因此，目前的执政是过渡时期的方法而已。”意思是要溥仪先去长春上任，当皇上以后再说。不久，溥仪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并对日本感恩戴德。
就这样，溥仪作为一个伪满洲国的国家元首，当上了头号汉奸，把东北三省拱手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变成了日本殖民地，并为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的侵略扩张，摇旗呐喊。
溥仪的伪满洲国都搜罗了些什么人从事“国务”？这些人大部分都沦为苏军的俘虏。
溥仪到长春后，就迫不及待地再过一把当元首的瘾。为此，他还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开国大典。参加典礼的“元勋”有，溥仪的随行老臣郑孝胥、罗振玉、胡嗣瑗、陈曾寿，另有赵景祺、蒙古王公贵福、蒙古王公齐然特色木贝勒；还有奉系官吏：张景惠——向日本投降的原哈尔滨特区长官、省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臧式毅——向日本投降的原辽宁省主席；还有熙——原清宫大臣、向日本投降的原东北保安副司令兼张作相的参谋长；张海鹏等。
就在这个仪式上，日本关东军负责人宣读了一个国务院的任命名单。这个名单就是伪满洲国各部总长的任命，也就是一份伪满大汉奸的名单，如下：
国务总理郑孝胥；民政部总长臧式毅；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军政部总长张景惠；财政部总长熙；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交通部总长丁鉴修；司法部总长冯涵清；文教部总长郑孝胥（兼）；奉天省长臧式毅（兼）；吉林省长熙（兼）；黑龙江省长程志远（兼）；立法院院长赵欣伯；监察院院长于冲汉；最高法院院长林綮；最高检察厅厅长李；参议府议长张景惠（兼）；参议府副议长汤玉麟；参议府参议张海鹏、袁金铠、罗振玉、贵福；执政府秘书处处长胡嗣瑗；执政府秘书处秘书万绳、商衍瀛、罗福葆、许宝衡、林廷琛；内务处处长宝熙；内务处特任官员张燕卿、金璧东、王季烈、佟济煦、王大忠、商衍瀛；警备处处长终济煦；侍从武官长张海鹏；国务院秘书官郑垂；国务院秘书官郑禹。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28）
溥仪盼望已久的登台辉煌，已经得以实现，他十分得意。
大典过后，溥仪走马上任，当傀儡元首。溥仪虽然什么大事也不管，但他却把当皇帝的一套排场，安排得地地道道，风光十足。每天都有许多贵客前来朝拜和请安。前来的人有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有在野旧臣、有当朝新贵、各部总长、特级参议，还有一些各地的士绅、豪商、地痞等等之流。这些前来拜会、请安的人，都是为了前去上供、送钱送物，为了向溥仪表忠心，以求飞黄腾达、升官发财。关于东北三省从此就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将遭受日本掠夺；老百姓从此就变成了亡国奴、将惨遭日本蹂躏一事，这些人和溥仪一样，一概不予过问。
在溥仪身边当官的人，多是死心塌地投靠日本的旧军阀、旧官僚，也是一些酒囊饭袋的人物。他们只管搜刮民财，从来不管百姓疾苦。仅以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成立伪满洲国后不久，总理职务就由张景惠取代了郑孝胥。这都是日本侵略者的需要。）为例，就可见一斑。
张景惠是东北一带地区势力人物，也有人说他是“胡子”（土匪）出身。他的表演，是可称之为卖国之最。别的不说，仅就他那套会“吹”、会“拍”的当官本事，就可看出他是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
有一次，在伪满洲国的国务会议上，在日本关东军头目发言强调“日满一心一德”后，张景惠说：“咱是不识字的大老粗，就说句粗话吧！日满两国是两个蚂蚱拴在一根绳上。”
在日本殖民主义政策的压榨下，人民无法生活。东三省的老百姓每年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全被日本关东军抢走。对此，张景惠在国务会上说：“日本皇军卖命，我们满洲出粮，不算什么。闹饥荒的人，勒一下裤腰带，就过去了。”
由于张景惠对日本极为无耻、极为肉麻的吹捧，日本侵略集团对他很满意。日本关东军称张景惠为“好宰相”。
至于溥仪的伪满洲国都干了些什么？这一问题，不是本书要交待的事情。仅就溥仪的一两个卖国事实，本书不能不带上一笔。
溥仪此人，不要老祖宗，卖国求荣，为日本侵略扩张开路、呐喊，把东三省老百姓置于水深火热之中。1941年，当日本对美英宣战的时候，溥仪立即颁发诏书“动员东三省人民为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奋斗到底”；1942年，当日本一级战犯东条英机到达长春时，溥仪当面拍马说：“请首相阁下放心，我当以满洲国之全力支援亲邦日本的圣战”，并以大量白金、钻石等首饰送给关东军，以支持其侵略和扩张。
关于溥仪等人怎么会被俘虏到苏联去的问题，这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说起。
1945年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发生了变化。
第二天，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亲自跑到皇宫，通知溥仪说：苏联已正式对日本宣战。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当然，关东军仍将誓死奋战，但这样打下去，免不了要殃及东北各大城市。我们为了溥仪皇帝和皇室一家的安全，为了满洲国政府能有所安置，要求立即将皇室撤离长春，迁往通化。考虑到时间紧迫，皇上应尽快收拾行装，准备立即出发。
山田乙三接着又补充说：通化将是皇室躲避战事的最好地方。那里山连山，山靠山，日本关东军还在山里修筑了地下工事，规模不小，如同地下长城，固若金汤。将来一旦需要，日本天皇陛下也要到那里去。
最后山田乙三强调说：考虑到时间紧迫，皇帝应尽快收拾行装，立即出发。
这一突如其来的军事命令，又是关东军司令官亲自向溥仪宣布的，使溥仪有些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需要弄明白的。当傀儡的，从来就是要听主子的。
溥仪原以为，日本皇室会对他有个妥善的安排，这也是他一贯忠诚日本天皇应该得到的回报。但万没想到，一道日本命令，就要送他到深山谷底去逃难。他有些茫茫不知所措。
溥仪在其惶恐之余，又再三掂量了一下他面临的战争形势和他自己的失落处境，他还得意地认为，远离战场不是坏事，还有可能在通化和日本天皇会面。最后，他依然决然地把自己的命运、前景，牢牢地和日本皇室绑在一起，愿和日本皇室共同克服来自北方的压力。
当然，多疑的溥仪对日本军方的安排，也不是毫无戒心的。戒心何用？他自己的命运早已攥在日本人手里，如不从命，只能是自寻死路。可是，倘若日本战败，自己岂不是跟着日本往死路上走吗？但他考虑到在伪满洲国那些年，没干什么好事，还曾为日本侵华势力欢呼助威，罪不可恕，已经没有弯子可转了。事到如今，他已经无路可走了，南下“无门”、北上“无路”，与其说留在长春不走，让东北老百姓打死，还不如走一步看一步，听从日本关东军司令的一切安排。
于是溥仪连夜将多年搜刮来的金银珠宝装在几个箱子里，准备离宫。
兵败如山倒。此时，皇宫之内，已经乱成一团。除少数禁卫军外，全部日本人拉家带口离开了皇宫。宫廷里的一批大官，除少数无处藏身的，大部分都已溜走。也有不少人表示要在宫内留守，实际上，在溥仪离宫的时候，他们早已逃之夭夭。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29）
为便于出逃，皇后、贵人、溥杰夫妇、溥仪的妹妹、妹夫、几个格格和侍从佣人，在溥仪离开皇宫之前，先行去了火车站，并登上了溃逃的专列。
夜至11时半，溥仪才从宫内退出。他和往常一样，仍然乘上他那辆皇帝特用的红色大轿汽车。另有三辆大型汽车随同护驾，一起直奔火车站。
溥仪一行登上了列车最后一节“展望车”时，列车开始启动，直奔通化。
往常，溥仪乘坐的是红色专列，并挂上一节展望车厢。在登车之前，要有三军武装仪仗队送行，还要有军乐队伴奏助兴。而今这列溃逃的火车，不是红色专列，而是普通的硬座列车。而且，车上车下一片狼藉。站台上和列车上全是日本人。孩子哭，大人叫，一派逃命景象。这时，溥仪才感到有些害怕，似乎末日即将来临。
火车到达通化之前，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为稳定溥仪情绪，特到“展望车”厢内给溥仪打气。山田跟溥仪说：日本皇军在北满正和苏联入侵军队进行着激烈战斗，而且皇军已经取得了赫赫战果。他还向溥仪通告说：为了皇帝一行的安全，火车在通化稍停后，立即开往临江县大栗子沟去。
临江县大栗子沟确实是一个十分安全的战时避难所。此地南临鸭绿江，三面有青山环绕，地面宽阔，空气清新。山下一排排崭新的平房住宅，整齐素雅，设备齐全，却都空无一人，像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选定此地，成立皇帝的临时“行宫”，安营扎寨，再好不过。至于这些房屋和设施，是供日本侵略者干什么用的？这帮皇室人员，谁也没有兴趣过问，谁也问不到。
秋风秋雨，气氛凄凄，溥仪心里的想法很复杂。他踌躇、忧郁、徘徊。这次离开皇宫，他所遇到的苦和难，都可以从容地挺过去。但在大势已去、下一步该怎么走的问题，他拿不定主意，七上八下的猜疑，使他有些挺不住了。如今他从一个皇帝变成了一只丧家之犬，在中国他是找不到任何一个怜悯他的人。而日本王室还会管他吗？一个毫无代表性、被历史淘汰的人物，还有谁会多看他一眼。他很悲观。
溥仪睡过一夜之后，发现了一个新的现象，使他又从一个难以稳定的情绪中，出现了点可以寄托的希望。他看到日本关东军的陪同和日本警卫，对他仍然十分恭敬，使他又觉得日本对他，并没有因为战争失利而三心二意。于是，他便自认为，日本还是要用他的。他便决心，不动声色地走一步、看一步。
一种莫名其妙的幻想，使溥仪由悲观转为乐观。
两天之后，即8月15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通知溥仪：“日本天皇陛下已经宣布了无条件投降。受日本支持的满洲国已将不复存在。为此，一、皇帝溥仪应立即颁发一份退位诏书；二、溥仪皇帝一行立即安排乘飞机去日本东京。
溥仪听后，吃惊之余，觉得日本还没对他置之不顾，他立即向东方跪倒在地，连声大呼：“不孝男某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先考。”似乎他没守住江山，在向东方忏悔。
日本已经投降，它作为发动战争的战败国，必然要接受国际法庭的制裁。作为一个被利用的傀儡皇帝，也难逃罪责。
下一步该怎么办？溥仪依然是茫茫不知所措。宣布退位，并非难事，他已有两次退位的经历。可这次退位和过去的退位不同。如果说过去退位，只要皇上离开紫禁城，谁也不予追究。而今不同的是皇上也犯有战争罪。他支持日本侵略扩张，犯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这一罪责，该如何向历史、向人民交待，是溥仪面临的一个想逃脱也逃脱不了的大问题。
逃？逃向何方？这个问题在宫内众臣之间分歧不小。有人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