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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嵯峨浩是日本侯爵的女儿，是个贵族，是帝国主义分子，你应该与她划清界线；二、她如果来到中国，从思想上你怎么帮助她。你也帮助不了她进步，因为你性格柔弱，难以开展批评……三、嵯峨浩到中国来，她在日本的家人会常来信打听中国的情况，如果你常回信讲讲，日久天长，岂不成了特务？！
溥杰听后十分惊讶，他没想到溥仪的想法和他的想法相差得如此遥远，似乎有些难以沟通。
如果从前，溥杰和胞兄发生分歧，他一贯的做法是，收回自己的意见，迁就胞兄的意见，甚至个人有所委屈，也不反对溥仪的意见。而今，在与嵯峨浩团聚的问题上，溥杰不想再违心地同意胞兄的意见。虽然，溥杰没立即顶撞胞兄，但他已经一反常态，流露出不同意胞兄的分析和意见。
溥杰再三思考，始终认为胞兄要他和嵯峨浩断绝关系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他说：其一，嵯峨浩虽然出身皇家贵族，但不能以此认定，她是不可救药的。毛泽东说，有成分论，但不能唯成分论。况且，嵯峨浩一直把中国看成是她终生的婆家，硬说她是帝国主义分子，实在不公平；其二，嵯峨浩是个通情达理的人，16年的艰苦考验，都动摇不了她对丈夫的真情。难道在一些问题认识上，她还会抗拒丈夫的帮助吗？连我们长期与共产党对抗的皇家兄弟，都已经改造成与旧思想决裂的新人，浩为什么就不能呢？其三，60年代还怀疑嵯峨浩会成为爱新觉罗家庭中的特务，更是毫无道理的。当年，日本关东军的阴谋圈套，都对嵯峨浩没起到任何作用。和溥杰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嵯峨浩不仅从没参加任何不利中国的罪恶活动，反而还一再表示，对日本军方的一些作法不满。现在，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还有什么理由再去怀疑她呢？我们堂堂正正做人，脚正不怕鞋歪，谁愿意怀疑我们是特务，就让谁见鬼去吧。
回北京的两天之后，12月9日，溥杰突然接到由中国国务院转来的一封信。他打开一看，惊喜若狂，原来是嵯峨浩从日本拍来的简短电报，祝贺他被特赦。
嵯峨浩在日本不知溥杰回北京住在何处，便大着胆子请中国国务院代转这封电报。
又隔了四天，溥杰收到妻子的来信。妻子在信中表达了十多年不变的眷恋之情，并倾述了等待与丈夫团聚的急切心情。溥杰哭了。
紧接着，溥杰又接到了妻子的第二封来信，信中再次表达了渴望回到中国，实现全家团圆的衷心要求。溥杰再次哭了。
怎么办？
夫妻分居两国，彼此强烈期望团聚。
团聚不成的干扰，无非是来自溥仪的一些猜疑。这些猜疑虽然没有多少道理，但对溥杰说来，还不便完全置之不理。
应该怎么办？
溥杰想到先向组织上写一个报告，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希望组织上帮助解决妻子回中国的问题。他在报告中写道：
“现在我对于她的打算是，我在事事依靠组织的基础上，尽我的全力，争取一定把她改造好。我们二人在新的夫妻关系上，教她也为祖国尽一份力量，帮助我一同在后半生中来赎罪。这是我惟一的愿望。
“但是她在回国之后，如果坚决不改造思想，而和我绝对不采取同样步调时，我也只有决心随她的便。她回她的日本。我做我的新中国人！”
中央几个领导人看到溥杰的报告，都认为应该允许嵯峨浩来北京和家人团聚。于是，中央派专人告知溥仪和溥杰，告称：时代在变化，任何人通过改造，都会提高觉悟，跟上形势。并强调指出：“如果说嵯峨浩曾受过日本人的操纵，那是过去。现在不是这样了。你们能改造好，人家就不能改造好吗？”最后，来人还特意对溥杰说：“过去和日本人结婚的不是你一个人，东北约有四千日本女人和中国人结婚。你应该给嵯峨浩回信，告诉她，你已经得到初步改造，已经是平民了……可以说，政府已同意她回来。她回来能不能过得惯，让她自己考虑。让她也是以一个平民的立场，来华做一个平民溥杰的妻子。”
我所知道的溥杰的异国婚恋（6）
经过多方面的工作，溥仪对嵯峨浩来华一事，不再坚持己见，也欢迎她早日来华。
最后，爱新觉罗一家人怀着极为喜悦的心情，以溥仪、三妹、五妹夫妇名义，用流畅的日文，给嵯峨浩写了一封邀请信，请她携女儿回家。
在此期间，溥杰借廖承志赴日机会，给嵯峨浩带去了一封信。
在这封信的最后，溥杰写了这么一句话：“不多写了，只盼望你早日和我一起过上幸福愉快的后半生的生活……”这句话使嵯峨浩很为之感动，两行泪水流淌在绯红的面颊上。就在她朦朦胧胧沉醉于幸福的追忆中的时候，家人给她送来了爱新觉罗全家人给她寄来的邀请信，请她回家。
这封邀请信反映了婆家上上下下的心声。嵯峨浩被这一件件难以预料的喜事所感动，她激动地哭了起来。
约在4月底，溥杰接到嵯峨浩将携女回国的回信，很高兴。他不辞劳苦，竟然提前半个月，就乘火车去迎接她们。
溥杰和嵯峨浩一见面，就不顾一切地依偎在一起。陪同嵯峨浩来华的女儿生、母亲嵯峨尚子和妹妹町田干子都被这种久别重逢的喜悦场面，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溥杰回顾这段往事之后，对我说：
“嵯峨浩回北京的路上，对我讲了几句感人肺腑的话，她说，‘在回中国之前，有不少日本人劝她不要回来。甚至有人说，至少等中国灾荒过去后再回来也不算晚。她回答说：等到灾荒克服之后，再回去坐享其成，那还能算是中国人吗？！她还说：我们国家（指中国）虽然还比较不发达，但她自始至终都以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她还说：她在和我结婚的那天起，她就决心陪我一辈子，至死不变。这些话，我终身难忘。”
接着溥杰又补充说：“想起这些话，再看看她二十多年来那种毫无怨言的实际行动，我真的感到有愧。我对不起她。”
溥杰还谈了他小女儿生回国的事，他说：“小女儿生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不习惯，便坚持要回日本。这件事，我作为她的父亲，曾坚决反对过。我知道，她是不愿跟父母在中国过苦日子，是不愿放弃东京的优越生活。对此，我批评过她。我还向她发了火。她不管我怎么反对，就是听不进去。最后，她还是走了。这件事，我也拿她没有办法。
“小女儿回东京一事，在精神上，对我的打击很重。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剩下这个小女儿也离我而去。我失去了天伦之乐。
“小女儿回日本之后，只剩下我和浩两个人。我们两个人在这个小院里，度过了二十多个春秋。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和浩以我们自己仅有的微薄力量热心从事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为祖国建设和中日友好合作关系添砖加瓦。
“在这二十多年中，我们也经历了多种多样的政治运动，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固然受到了某些惊吓，但也受到了锻炼，受到了考验。
“在这艰苦的岁月里，我们的生活虽然不富裕，和全国人民一样，过着较为清苦的日子。但我们没有什么怨言。我们夫妻之间，从没有为些家庭琐事而红过脸。可以说，我们的家庭生活一直是平稳的、没有起伏的美满幸福。但万万没想到，正在我国改革开放大好形势的年月里，浩病了，而且是一病不起。对此，我十分不安。”
当时我对溥杰的幸福晚年表示祝贺，对夫人生病表示同情和慰问，溥杰补充说：
“每当想起，由于我的罪过，使我们夫妻出现悲欢离合，我就深感内疚。每当想起，浩作为妻子，对我这样好，为我吃了这么多苦，我就深感有愧。我欠她的太多了，而我对她爱护也不够。现在后悔也晚了。”
嵯峨浩入院之后，溥杰对妻子关怀备至。每天晚上，溥杰都去医院陪她，给她喂水、喂饭。夜里，为了观察她的病情，溥杰就在她病床旁边，支起一个折叠床，陪她过夜。
我忙问：“今天，你怎么没有去医院？”
“今天白天，浩的妹妹在医院陪她，晚上我去接班。”
我听后，觉得不该前来打扰，便脱口而出说：“我不该这样来打扰你，很对不起。你所谈到的一些往事，我很爱听，只是占用了你的时间。对你夫人生病，我只能为你着急，但帮不上什么忙。如果需要我做什么事，请尽管说，我会全力去办。现在我能做到的，只能是给你节省一些时间，让你也休息一下，晚上还要去医院。等夫人出院之后，我们再聊。”
“不！我们有几十年前相遇、相识的缘分，现在碰在一起，又能共同回顾一些往事，很有意义。对我说来，也有需要。我很想写一本有关这段历史的书，留给后人。能不能做到，我还没有把握，至少现在不行。我现在还无法平静下来，专下心来写东西。以后再说吧！……”
溥杰接着说：“你要走，我不留你。但请你下周三再来我家一次。我们再深聊聊。今天你听我谈了，下次听你谈。我们的话题是共同追忆一些五十年代的往事。我很感兴趣。”
“好！下周三上午我再来。”
就这样，我离开了溥杰的家。
西皇城根2号是一个十分显眼的大宅门。门前有解放军守卫，大院内的主楼也有解放军岗哨。就从这警备森严的架势上看，谁也猜不出大门里面是个什么衙门。其实，这个大宅门只不过是全国人大的一个招待所。自从六届全国人大把新成立的四个职能委员会设在这个大院之后，这大宅院就变成了全国人大各委员会的办公所在地。说实在话，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休会期间，除了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在这里忙忙碌碌外，没有几个人大常委会委员出入这个大宅门。
我所知道的溥杰的异国婚恋（7）
这天星期三，我照例匆匆忙忙走进这个大宅院，准备把一些无关紧要的日常事务办完，想尽快应邀去溥杰家访问。
出发前，为表示对溥杰的尊重，我先给他打了个电话。溥杰在电话里说话和往常一样，很客气地对我说：“今天天气好，很适合访友聊天。西皇城根离我家不远，快来吧，我在家等你。”
护国寺离西皇城根2号不远，几步路就走到了。当我走进溥家大门时，溥老已走出正屋门来迎我。我们相见，免不了寒暄了一番。
看上去，溥杰这天情绪很好，显得比往常精神了许多。我忙问：“夫人的情况如何？”
“这两天颇有好转。浩劝我回来休息。
“我昨夜休息得好。今天天气又好，感觉很不错。我很早就起床，出来活动活动，浇浇花，现在正等着你来。”
“我今天不能多打扰你，希望你在这阳光明媚、秋高气爽的大好时光里，早去医院，多陪陪夫人。”
“没关系，没关系。我也很愿意跟你多聊聊。”
溥杰边说边为我泡茶，又拿出了浩的妹妹从日本带来的巧克力招待我。
我们正准备开始闲聊的时候，从左边屋里走出一位身穿制服的日本女人，她很有礼貌地用日文和我打招呼。我立刻站起来还礼。我正想问，溥杰在旁介绍说：“这是浩的妹妹。她特意从东京来探望她姐姐。”
这时，浩的妹妹向我又是一个九十度的鞠躬。我也向她鞠了一躬，并说，“很荣幸和你相识。”然后，浩的妹妹又略有歉意地说，她要去北京医院看姐姐，失陪了。
看到这种情形，我突然感到有些不安。一是溥杰夫人生病，住在医院；二是他家又有远方来的客人需要照顾；三是溥杰已经年过古稀，不应该这样前来打扰。因此，我怀疑，溥杰对我今天的前来，是否有些勉为其难，却又不好意思讲出自己的难处。我想到这里，有些后悔，觉得此时来访溥杰，有些不近人情，应该另选时间再来。
我刚要说出自己的心思时，聪明的溥杰已发现我有些发窘，便立即说：“今天，我们去医院的任务，已有分工，浩的妹妹白天去，晚上我去。这样分工，倒不是为了你来，而是我也想抓时间休息一下。同时，我也很想找机会和你，以及和有关人士聊聊50年前的事。这也是我的需要。因此，你大可不必感到来得唐突，以为来得不是时候。同时，今天约你来，也想送你一张我写的字，留作纪念。”
说着，溥杰到书房里拿出来已经写好的字画，双手递给我。我赶忙站起来，双手接过字画。
这字画是专为我写的，充分显示了溥杰的诚意。我有些受宠若惊。我一面打开字画看，一面连声道谢。
溥杰是大清王朝末代八千岁，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他写的字，也遍及全国。他写的字，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人们都称他是位著名的书法家。许多商号门匾，都是求他写的。
人们都知道溥杰写字写得好，而他自己却很谦虚，从不张扬。他不为名，不为利，给别人写字，分文不取，而且还有求必应。据1985年这一年的统计，向他求字的人，多达280多人，用的宣纸至少有800张。
溥杰每天的活动日程，都安排得很紧张。他除了出席人大常委会会议和有关参政、议政等工作外，他还要抽出足够的时间，为写好自己的后半生一书搜集资料，还要占用大部分时间、风雨无阻地去医院陪夫人。这些固定的日常活动他必须照办外，还要应付四面八方人士的求字和一些热心朋友的来访等。因此，他的休息时间很少很少。
这位才华出众、书法奇特的老人，在不停地忙碌当中，竟然抽时间，主动为我写了这幅字画。我很感动。
这幅字画是抄写唐代张藉的一首诗，我看完这首诗后，溥杰对我说，他喜欢这首唐诗。诗的含意，多是为了吉祥。我接着就赞赏说：“溥老的字风格独特，刚中有柔，柔中有刚。每个字都是一张画，画中主体的姿态，既严谨，又渗透着某些潇洒、宽松和美感。所写的这首诗，也正反映出溥老一代老人的心愿，嘱人不要动不动就张牙舞爪，不要损人利己，不要不可一世，处处都要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社会的利益。如果人人都能为此善良，如此有良知，天下必将太平，世界必将美好。”
溥杰笑着说：“说得好，古人的诗句需要后人深入学习、研究和领悟。这首唐诗，我很欣赏，其中的含意，对我影响不小。如此，我才选定这首诗，写好送给你，留作纪念。”
“我也欣赏这首诗，更欣赏你写的这笔字”，接着我又说，“我将把这幅字裱糊起来，挂在我家客厅里，让我的朋友，都能仔细地欣赏溥老的字。同时，正如你所写的，这幅字可作我们的纪念品。每当我看到这幅字画，自然会想起我们今天在你家的谈话。”
溥杰一边听我说话，一边将这幅字画叠好、包好，又递给了我。
接着，溥杰便兴致勃勃地讲起了我们共同关心的一些往事，他说：“咱们接着上次的话题谈吧。上次说到，怎样对待历史，怎样才算对历史负责？这个问题，我们的共同立场是，无论是看历史、读历史，还是写历史，只要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待、去观察、去写作，就算是对历史负责。这一点很重要。
我所知道的溥杰的异国婚恋（8）
“目前，社会上刮起了一阵‘皇帝’风，或叫‘皇帝’热，出现了不少以皇上、太后、公主、皇宫、太监为题材的、属于历史性质的宣传物，花样繁多，来势很猛。这股风在电影、电视剧、报刊、杂志、小说等宣传阵地中，都受到不少波及。这股风在广大听众、观众以及在广大读者中间的影响很大。遗憾的是，也是令人不安的是，许多作品都是编出来的，历史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坦率地说，写历史不是写小说，应该以事实为依据，应该从实际出发，切不可推论和编造。因此，我们应该呼吁，任何人都可以向读者介绍这方面的历史。这不是坏事，应该提倡，但要实事求是，不能脱离实际。
“我以前是封建王室的重要成员，是皇族，但我也是一个经过思想改造的新中国公民。我自己既不会为皇室护短，但也不想对歪曲历史的现象，置若罔闻。
“如果有人大力批判封建王朝，我举起双手赞成。不破不立嘛！只有这样，也才可以大张旗鼓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如果有人大力披露社会上的污泥浊水，我也赞成。打扫房子嘛！只有这样，也才可以毫无干扰地执行中央精神，才可以推动社会大步前进。
“然而，目前，有人写某一段历史，热忱很高，但写出的东西，并没有反映出这一历史阶段的真实面貌，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事实地介绍其真实的一面。他们所写的东西中，要么是道听途说的，人云亦云；要么是胡编乱造，迎合低级趣味。我为什么敢这样大胆地说他们呢？因为他们所写的东西，都是我自己亲自经历过的历史，或者说，我就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见证人，至少也可以说，我自己知道这段历史。使我为难的是，我怎么面对这些不实之词呢？我又怎么可以出面指手画脚地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呢？况且，我也是一个不愿多事的人。于是，我只能自己干着急。
“最近，有人把自己写的稿件，送我审阅。凡送我审阅的稿件，不论是谁写的，我都不推卸责任。我都认真地阅读、认真地提出修改意见，尽量做到客观真实、实事求是。”
我对溥杰这种诚挚待人的态度深为钦佩。我插嘴说了这么一句：“你是一位热心于民众事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难能可贵。
“我有一个想法：你既有渊博的知识，又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因此我很赞成你的设想，你应该抽时间，把自己的经历一点一滴地都写成文字，留给读者，留给后人。”
“不敢当，我做得很不够。我也很想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写出一本书，略尽新中国一个公民的一点义务。”
溥杰的想法好，动机也好，相信他写出的书，一定会很有内容，很值得看。我忙说：“你的想法很好，希望能早日看到你的书。你的书将是对社会、对人民的一大贡献，也将是对历史的一大贡献。”
溥杰思索了一阵后，对我说：
“愿望都是很理想的，但具体实现这一愿望，就会出现许多干扰。有些干扰，也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想排除这些干扰，实在也是勉为其难。
“这些干扰，一、是力不从心，时间不够；二、是社会上一些有关宫廷的不实之词，越来越多，越来越玄，纠不胜纠，却又不便泼冷水。
“近来，社会上找我审稿的，或者是找我参加座谈的，日益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