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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寄宿的学生为了安全,自己组织起来,各持一件利器,日夜值班。对此,化学老师张某对这些学生说:你们这些防范措施都不错,但只能在精神上给自己壮壮胆而已,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情况,你们这些棍棒利器是无法抵挡冲锋枪的。你们可不能乱来,个人安全要紧。他又劝学生,躲在校舍里,不要出去惹事,以免发生什么意外,张老师的这番话大大稳定了学生们的情绪。但是,谁也想不到,一场意外的惨案就发生在校内这套大小套间的学生宿舍里。
这天,时至半夜,学生们正酣睡时,几个持枪苏军破门而入。
学生们已被吓呆了,一动也不敢动。
天亮之后,学生们都很关心张老师夫妇的情况,但又不敢过早地去打扰他们。时至中午,小王几个学生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大胆地推开了小屋的门。一看,小王他们都吓呆了。屋里除留下了不少血迹之外,什么也没有。
这天夜里,学生宿舍里这么一闹腾,学生们谁都不敢再住在这个倒霉的宿舍了,都纷纷离去。小王也不例外。
小王不是本市人,他在本市有个阿姨。
阿姨是小王母亲的同胞妹妹,丈夫已逝,身边只有一个孤苦伶仃的小女儿。母女二人在相互支撑下,日子还算过得去。阿姨对小王甚为关心,一是她受胞姐委托,要照顾这个外甥;二是阿姨确也很喜欢这个懂事而又孝顺的外甥。因此,每逢节假日,阿姨都把小王叫回家来,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既可犒劳犒劳小王,又可共同享受一下家中的温馨之乐。
这天不是节假日,小王担心这样唐突跑回家去,会不会吓着阿姨和小妹。可不回家又无处可去。
路上,小王在想,应如何向阿姨解释昨夜校舍里发生的事。对此,小王内心里十分踌躇。他担心昨夜的惨案,说出来,会吓坏阿姨和小妹,而且自己也不愿再去想再去说这件特别恶心人的惨事。最后,他认为,既然自己已经离开了现场,就不应该再让这一凶杀惨案的情节,继续一幕一幕地在脑子里瞎折腾。于是,小王决心把昨夜的事件忘掉,也不打算和任何人说。
当小王跨进阿姨家的大门时,又一幕灾难从天而降。阿姨死了。
小王看到小妹抱着阿姨那双僵硬的手,不停地摇晃,不停地又哭又喊:“妈,你别扔下我!妈,别扔下我!”
开始,小王不以为这是真的。阿姨是个很乐观的人,身体也很健康,几天之前,她还给小王做了一顿土豆饼吃。
当小王上前看到阿姨那张发青发紫的脸时,他才知道,悲惨的灾祸,已经降在自己头上了。
这时,小妹抓住哥哥的腿哭着说:“妈要我去找你,东头张姨也要我去找你,可我上哪去找你呀!”接着小妹哭得更加悲惨。
小王被眼前这场惨景惊呆了。待他转过神来,他便扑上前去,不顾阿姨死后的恐怖相,抱着阿姨的头,大哭不止:“这是怎么啦?阿姨你说话呀!”
当小王听到小妹讲述阿姨死前的情况,他那年轻的肺叶都要气炸了。
听小妹断断续续的哭诉,小王才明白,阿姨是被苏联大兵强奸后,自己上吊自杀的。
小王听罢,放声大哭,他抱着阿姨的胳膊大叫:“阿姨死得冤啊!”“阿姨是被苏联大兵害死的啊!”
然后,小王跪在阿姨尸体前,郑重发誓:“阿姨你安心走吧!我要把小妹带到我家,会让小妹好好活着,好好上学,不让她受到任何伤害。阿姨这一血仇,我一定要报。”
东北大学生缘何杀死一个苏联红军(4)
小王办完阿姨的后事,将小妹送到外地妈妈那里,并嘱小妹:要和在哈尔滨家一样,听话,好好学习。“以后如有条件,我决心把小妹和我妈一起接到哈尔滨去,你们等着吧!”
小王在小妹面前,不愿再提阿姨惨死的事,也不愿意说穿阿姨为什么抛下小妹而去的真实原因。
小王知道,小妹还小,什么也不懂。小妹只知道像小鸟一样在妈妈的翅膀下,得到保护,却不知妈妈是为了保护女儿才失去了生命。
小王看得很明白,领悟得很深刻,因而他很后悔。他悔不该在兵荒马乱的时候,还留在学校里过夜,没能及早地回家来,照顾阿姨母女。如果他能及早回来,至少,在家里可帮阿姨壮壮胆,替阿姨抵挡一下苏联大兵的侵犯,甚至,还可劝阿姨不要自寻短见。
这一难以解脱的后悔和自责,更促使小王决心要为阿姨讨回一个公道。
1946年下半年,小王又回到了哈尔滨,一个人住在阿姨家。
就在学校还没复课、苏军还没撤离的时候,小王真的遇见了强奸他阿姨的那个苏联大兵,并为屈死的阿姨报了仇。
一天夜里,小王正在阿姨家里深睡,一阵敲门声把他惊醒。小王听到敲门人还哇啦哇啦地说什么“妈达姆Magam!”(太太)等俄语,便断定门外是个苏联大兵。此刻,小王像触了电似的,想起了阿姨的惨死。他火冒三丈。一种复仇的冲动,使他胆子大了。他穿好衣服,藏好一块铁器,无所畏惧地前去开门。
一个醉醺醺的苏联大兵,背后挂着冲锋枪,熟门熟路地走进了房门,接着他一面叫喊Magam,一面将一个圆式的大黑面包(黑列巴)放在桌子上。然后,他直奔靠窗的土炕,又急促上前掀开被子。
此刻此景,小王已经猜到八成:这个醉兵肯定就是强暴阿姨的人。
小王在这刹那间耳边似乎听到阿姨的惨哭声,他那急切复仇的心情,已经有些按捺不住了。寻找仇人非易事,得来并没费功夫。
此时,苏联大兵发现被窝中没有人,便问小王:“гgemagam?(太太在哪里?)”
小王听懂大兵要找的是Magam,便横眉冷对地说:“死了!”
苏联大兵走了。小王尾随其后。当苏联大兵走到松花江边时,小王趁机将他推进了松花江。
东方发亮,晨光四射,公园里也开始有人来往。小王仍然看不到江岸有什么动静,便匆匆忙忙跑回了家。
小王把阿姨家打扫了一下,然后跪在地上,连叫三声阿姨,又叫张老师,并郑重对阿姨说:“我替阿姨报仇了!我亲手杀了强奸阿姨的凶犯。我为中国人除了一个大祸害。阿姨,你瞑目吧!”说着,他就趴在地上,大哭了一阵。
小王讲到这里,似乎已将要说的话都讲完了。停顿了一会儿,小王又接着说:“学校复课后,同学们凑在一起,首先议论的就是这件事。一提此事,同学们无不咬牙切齿,极为愤怒。
一天在课堂上,同学们怀着悲愤的心情,又怀念起张老师夫妇。这时,我也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冤恨,便当众讲出了,我如何杀了一个苏军,为我姨妈和张老师报仇的事。”
看来,此事已有很多人知道。
我便立即问小王:“同学们听了这件事,都有些什么反应?”
小王回答说:“那些天,同学们议论此事后,反应十分强烈,有人想借机大闹一场;组织起来到苏军司令部去抗议去控诉,去讨个公道;还有人主张,立即组织起来,上街游行,以抗议苏军暴行。
“同学们在议论此事时,都很齐心,你一言、我一语,空前一致,非常团结。”
接着小王继续说,他们同班同学,人数虽然不很多,但多是本市学生。他们所代表的社会背景,却十分复杂。而在他们这些学生中,有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也有中共地下党员和民主青年联盟成员。这两部分人,平时矛盾很深,往常吵架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然而,他们在听小王这场冤案的控诉时,异常一致,异常平静,都对小王表示同情、表示支持。好像小王为全班同学出了一口恶气。
小王接着说:“我只知道我当了多年的亡国奴,而我不知道国民党想干什么?也不知道共产党想干什么?我讲述这段杀死苏联大兵的历史,并不是要向国民党靠拢,也不是有意疏远亲苏的中国共产党。我公开讲这件事,不是为了要巴结谁!或表示要仇恨谁!也不是为了吹捧谁!或给谁脸上抹黑。一句话,当时,既然苏联大兵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地持枪强奸我阿姨,我就也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地为我阿姨复仇。我要一命抵一命。这是天命,这是公理。就是把这个官司打到天边,老百姓在没有政府法律保护的情况下,愤起自卫,是无可非议的。况且,我们对苏联的印象,长期以来就不很好。”
小王接着又说,当时一些青年学生不大欣赏苏联。尽管都知道,孙中山提倡联苏、联共,但苏联作为邻国,对我们并不友善。
远的不说,就拿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苏联就很滑头,苏联元首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也和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正当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入侵中国、占领东北三省的时候,中国人民渴望得到苏联伸出国际主义之手、帮上一把。但事实上,任凭日本铁蹄对中国的蹂躏,苏联除考虑他自己的民族利益外,没采取任何抵制日本侵略扩张的措施。当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日本侵略集团请斯大林出面,充当战争的调停人,希望得以从对抗盟军中脱身。斯大林这才利用机会对日本宣战。
东北大学生缘何杀死一个苏联红军(5)
苏联及其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某些对华态度,令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无法理解,十分寒心。
1945年8月,苏联宣布对日本作战。苏联红军以先进的军事武器、快速的冲锋枪,在威力出奇的坦克部队掩护下,仅用两三天的工夫,就占领了东北各大城市。日本在美国原子弹的胁迫下,已经大伤元气,很快就宣布投降。
从此,苏联红军即以战胜者、解放者的姿态,在东北各大城市实行了军事管制,并在各城市里着手组织了地方政府。当时,就有一批地痞、奸商,以及一些略懂俄语的汉奸都粉墨登场,抢权、抢钱,为非作歹。在一个不短的时间里,不仅这批中国败类趁机大发战争之财,苏联红军也大捞了一把。
日本宣布投降后,住在中长铁路沿线的东北老百姓、北满铁路职工和边境老百姓,都眼巴巴地看着一列一列的货运火车,满载东北物资,开往苏联。
这些物资不仅有由日本关东军部队中缴获的军用物资,还有大量军、民用工厂、企业和矿山的机械设备、器材物资,乃至母机机床,以及机械产品和民用产品,还有大批东北国库中所储存的民用物资,诸如棉花、粮食以及建筑设备、器材和建筑物资。就连溥仪皇宫的可动财产,以及日本高级官员和军官家中的钢琴、沙发和家具等都作为缴获物资,全被运到苏联去了。较大的重工业企业,被掠走一空,如鞍山钢铁厂、沈阳兵工厂和小丰满发电厂等大型工厂的全部设备全被拉走,只剩下一些空房子。这些事实,对饥寒交迫、渴望温饱的东北老百姓来说,十分敏感,十分不满。
诚然,苏联红军将出兵缴获的战利品,运回国去,以补偿苏军在战争中的损失,这本是一件无可非议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被称之为同情和支持弱小民族的社会主义战胜国来说,作为一个标榜坚持国际主义精神的国家来说,如此掠夺式地运走、抢走邻国赖以生存的基础物资,怎样向世界自圆其说呢?岂不是口头上宣扬一套,而实际行动上却是另外一套。
有些有前科的苏联大兵一进城,都成了太上皇,他们利用各地既无政权、又无法律,既无“红绿灯”、又无“人行横道”,无人权保障的混乱局面和机会,纷纷持枪横行,为所欲为,奸淫掳掠,弄得各大中城市昏天黑地。
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如此可悲。“昨天撵走了一只虎,今天又迎来了一只狼”,这种谩骂声,在第二次大战后的东北地区,传播得沸沸扬扬。这种义愤的传播,不是来自西方媒体,也不是来自国民党或三青团,而是来自普普通通的东北老百姓。
接着,我又问小王:“你谈的上述情况,入情入理,我能理解。但我想问你,你的这复仇杀人一事,既然无人告发,为什么你要来投案自首。”
小王说:“不仅没有人告发我,而且我这复仇一事,还博得很多人的同情和支持。尽管如此,但我总觉得,我毕竟是杀了人。
“虽然我每想起这件事,我就仍然会情不自禁地臭骂老毛子一顿,但我内心里还是有些后怕。我并不是怕苏联人会报复,我敢作敢当,我怕的是,我这手沾上了杀气。这是一种永远洗不净、甩不掉的杀气。这种杀气一直在干扰着自己的神经,从而使我背上了包袱,又后怕、又后悔。于是,我很想向政府当局说说,不管怎么处理我,我只希望你们能理解我。这是我来投案自首的原因之一。
“之二是,我有个问题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即我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也算犯罪?
“我自认为,一命抵一命,在蒙冤无人管、有仇无处诉的情况下,杀人报仇,应该算是符合公理的。两年前,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没有来,也没有一个自己的政府,我们像一群没有娘的孩子,任何人都可以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我们只能忍受,没有做人的权利。在这情况下,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学生,能忍受吗?你不杀他,他还会害人。我为民除害、替天行道,不该算是犯罪。
“但是,我又不知为什么,事后虽然没有人找我纠缠此事,但我还是有些负罪感。这种烦恼,成了心病。我希望能有人给以指点。
“之三,学校里有几位进步同学建议我来自首,以听从你们发落。
“我认为,今天对你讲完此事,就算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心愿;不管你们怎么处理,我都认账。从此,我可以丢下包袱,轻装前进了。”
我听了小王这一席话,颇为震撼。小王年纪不大,口才很好,案情说得透,辩词讲得清,给我的印象是,这个学生挺孝顺,挺勇敢,也挺仗义。只是他投案自首的目的,听来听去,也听不出明堂来。苏军已撤,又无人告发,他来状告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犯的是什么傻?我问的几个问题,他回答得含糊其辞,一套官腔,不足为信。因此,我也不想再去问他什么。但我也不能只听、不表态。表个什么态,自己毫无把握,是批他、骂他,还是支持他、同情他,我心里没有底。于是,我对小王说:“你先回去吧!明天再来。我请示一下,再答复你。”
小王走后,他所自首的这件事,使我有些犯难。
当时的战争局势十分紧张。正当外事局即将随大队人马开往沈阳战场的非常时刻,对这种事过境迁,又找不到原告,又无人追究的自首案件,完全可以不予置理。但是,人命关天,再紧张也不宜轻率处理,至少也得将此事交给哈尔滨市外事处去处理。
东北大学生缘何杀死一个苏联红军(6)
我带着不少困惑回到了办公室。为了立此存照,就此案我还写了一个书面报告。
领导看到这一报告对我说:“对,你让他回去,做得对”,“这样的事,谁也办不了。苏军已撤,苏方也没就此事来找什么麻烦;而且我和苏方也没有司法合作协议,苏方也找不上我们,况且事过境迁,无根无据,也够不上国家间的交涉。就是苏联官方找上门来,我们还得替中国受害人、被告人辩护几分。所以我说,这孩子是个神经病。他到我们这里投案自首何用?乱弹琴。他明天不来,就算结案,不再理他;如果他来,就开导开导他。
“可告诉他,我们很忙,他还有什么事,可去找市政府。一、对他投案自首一事,可表示,他这样做不错,但要给他指出,杀人是犯法的。即使杀人报仇,也是杀了人。这在解放区是违法的。但是,苏军已撤,无人追究此事。对他的投案,目前我们不予受理。二、目前我们国内的战争局势十分紧张,东北的各大城市有待解放,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情很多。希望他好好学习,轻装前进,尽快投入社会工作,不要再去胡思乱想。”
第二天,我按上述精神向小王谈了。小王还挺高兴。他一再问我,“你的这些说法,是否可看成是政府对我的忠告?如果是,我就很心安了。”我明确告诉小王:“是。”
杀人自首一案就这样草草了事,看上去,似乎有些不负责任,但在当时战火纷飞的时期里,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在当时,除了具有影响全局的涉外事件外,像这类个人仇杀事件,谁也管不了,只能可推就推,可搪就搪,别无他法。
但是,苏军在东北的违法乱纪、胡作非为,和肆无忌惮地拉走大批财富这两件事,给当时一代东北人留下的坏影响,一时难以消除。
当然,半个多世纪都已经过去,老一辈的人对苏军的这两件怨恨,虽然在脑子里逐渐在淡化、在淡忘,但对苏联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既高举国际主义原则,又高唱无私援助弱小国家,却如此对待自己的这个穷邻居,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正因为以上种种因素,有不少人对中央提出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想不通。
说句实在话,当时,我们也不能不面对现实。
当时虽说有人建议,中国走第三条路线,不靠苏,也不靠美。这种提议,只能是事后传说而已,查无实据。又有人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提出要北上见周恩来,周也同意。实际上,美国大使根本就没理这个茬,没有北上。反而,美国当局对新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施压、封锁政策,欲把中共政权窒息在摇篮里。在这情况下,新中国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采取“一边倒”政策,又该怎么办呢?!
“一边倒”是短命的,没过几年,中苏两国关系由友好急转恶化。
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他以大国沙文主义姿态,无视中国主权,向我提出建立海军共同舰队等无理要求,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他的要求当即为毛泽东所拒绝。
此后,苏联便采取了破坏两国关系的一系列措施:片面撕毁两国签订的经济技术协定;单方撤回全部在华专家。赫鲁晓夫办的这件背信弃义的蠢事,遭到中苏两国人民和世人的鄙视。
从此,中苏两国在思想领域里,展开了一系列文字战。我中央指定由康生主持一个写作班子,专写文章批判苏方的修正主义,曾写出了震动全球的《九评》。从“一评”、《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到“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伪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以答复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而苏共也不停地发表文章对中共进行还击。双方文字战尖锐苛刻,两国关系也随之进一步恶化。
然而,最值得提及的是,中苏两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