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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领导人的批示看来，王的这份检查，谁都没有异议，已被顺利通过。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给人一个印象，似乎王炳南的“特嫌”问题已经过关，“特嫌”的罪名帽子可以摘掉了。但是，事情的发展并没有那么简单。
事实上，王炳南的处境依然如故，部党委没恢复他外交部的工作，仍然呆在家里闭门思过。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王的处境更加不利。
形势变化严峻、逼人。原来窥测王炳南、并定其为特嫌的人，仍然揪住王的问题不放。谢富治、康生虽然不便明目张胆地出面找茬子，但他们害王之心不死，不甘心就此罢休。
没有多久，康生的同乡、文革“旗手”江青在什么地方吹出一股冷风，说“王炳南是坏人”。
事情发展得为什么如此之坏？比想象的还要坏？这是为什么？当时谁也猜不透。
王炳南得知这顶莫名其妙的大帽子后，情绪顿时较为紧张，他对我说：“说我是坏人，绝对不会是毛主席。毛主席很了解我，对我很好。1945年在重庆，我是毛主席的私人秘书，我们朝夕相处43天；1947年在延安，毛主席对我很关心，还把我找去陪他吃午饭；在中美大使级会谈期间，我多次见到毛主席。因此，如果有人说‘主席说我是坏人’，我不相信；如果有人说‘江青骂我是坏人’，我觉得确有几分可信之处。因为江青说话随便，不负责任。她出口伤我，一是和康生对我的诬告失败大有关系；二是我对江青其人比较了解，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不小心得罪了她。”
果然，不出王炳南之所料，经笔者事后核实，说王炳南是坏人的，不是别人，正是江青。
来自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的这顶“大帽子”非同小可，致使外交部许多人几个月都弄不清的“王炳南失踪问题”立即升级、加码。在这种政治压力下，王就是有一百张嘴，也难把事情说清楚。
为什么江青借机向王炳南发难？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王炳南对江青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底儿了如指掌。
1936年至1938年，王炳南身为杨虎城的亲信、代理人，受杨虎城的委派，活跃在上海各界；西安事变之后，王炳南在上海还挂上了宋子文手下水利专员的头衔，从事政治和文化活动。由于王炳南的活动能力较强，在各党派间的影响力较大，他在上海滩享有很好的声望。当时，王除了担任“救国会”的中央委员，还出任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委员会常务委员，又称国际宣传部长。出自党的工作需要，王和夏衍、潘汉年、阳翰笙、赵丹、王莹、关露等文艺界知名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王对蓝平在上海的全部情况，以及蓝平改名江青去延安的情况十分了解。这对江青来说，如不及时拔掉王炳南这个眼中钉，必有后患。康生和江青配合得十分默契。康生对江青的事闻风而动，决不错过效忠江青的这一机会。
风云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7）
康生其人野心很大。有人说，康生深知欲要攀龙，先要附凤的古训，遂把江青当作向上爬的砝码；也有人说，康生和江青本是一丘之貉，“你利用我，我利用你”。康生为了投江青之所好，对了解江青底细的一些三十年代的老人，包括王炳南在内均视为隐患，决心一一处理。因此，当江青给王定了性、吹了风，康生就要千方百计地对王施压，欲把王置于死地而后快。
王炳南的一位老朋友对我说：“康生告发王的‘特嫌’一案，说不定是江青授意干的。”
不久，王炳南被造反派关进了外交部办公楼的地下室，从此，他失去了人身自由。
王炳南在地下室，虽然失去了自由，但他的个人情绪却没有太大变化，他仍然一如既往，泰然自若。
平日里，王炳南对别有用心的军代表和造反派的野蛮审讯，虽然有些气愤，有些烦恼，但对那些无知年幼的造反派也无可奈何。后来，时间长了，经历多了，王也就不把那些无理取闹的审讯当回事。
平时，王炳南在地下室除了看看书，打发一下时间外，他最为放心不下的事是，他的妻子张浴云和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他担心他妻子、儿子受他的株连，也在跟着受罪。他盼望着家人、妻子或儿子来地下室探望探望他一下。他渴望知道亲人们的情况。
但是，当时的军代表和造反派坚决不准孩子们来探望他们的父亲，也不准王炳南和家人有任何联系。对此，王炳南焦急万分。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而且是接踵而来。
有一天，外交部造反派头头给国务院外办打电话说，外交部准备安排一次全部大会，批斗王炳南，届时，请国务院外办的造反派把王的妻子张浴云（张自驻波兰使馆回国后，被分配在外办工作）押到外交部会场陪斗。
在外办接此电话的，恰好正是忙于日常工作、坚守岗位的张浴云。她听到造反派要押她到外交部陪斗非常愤怒，她火冒三丈，大骂极左分子无理取闹。
张浴云本来就是一位刚直不阿、爱憎分明、从不随声附和的女性。况且，张已经是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工作经验，既无“政治辫子”可揪，也无什么“尾巴”可抓，头上又没有什么乌纱帽，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一身清白的普通干部。因此，造反派要押她去外交部陪斗，她当然不肯。当时，她很气愤地对外办的同志说：“我是在全国解放前，随爱国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投奔共产党的；参加工作以来，我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一心一意，从不懈怠；入党以后，我忠于革命、忠于党，从无二心。凭什么要我到外交部去陪斗？丈夫受批斗，妻子就得陪斗，这是什么逻辑。这样株连，还有什么公理可言，还有什么党的原则可言。况且，王炳南二十多年一直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而且王炳南也是一个经过四十多年考验的老党员，他何罪之有？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可以帮助，凭什么要批斗？凭什么还要押我去陪斗？”
张浴云的这番慷慨陈词，有谁听啊？堂堂一个国务院直属部门竟然没有人敢出来说句公道话。
一些外办的同志对张浴云很同情，对外交部造反派的极左做法很不满意，但又爱莫能助。
张浴云对造反派很反感，但内心里也很怕。于是，她当天就离开外办，到亲戚家躲了起来。
外办造反派得知后，立即派人到处搜寻，最后将张浴云押回了外办。
外办的造反派头头们对张浴云的不满情绪十分抵触，对外办某些人的温良恭俭让十分反感。拿造反派头头的原话来说：“我们不搞出点造反的明堂来，还算得上什么革命造反派。”于是，面对外交部造反派的叫板和张浴云的不满申斥，他们立即作出反应，遂决定对张浴云立即进行立案审查，并扬言：既然外交部批斗王炳南，要张浴云去陪斗，他们为什么不可在批判张浴云的大会上，勒令外交部的王炳南来外办陪斗。
外办的造反派头头和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同声呼应，他们都是些不讲政策、不讲原则、不分界限、不顾深浅，也不计后果的能手。他们决心已定，便立即采取行动，先给张浴云扣上三顶“大帽子”：一、张是从香港回国的潜伏特务；二、张是国民党军阀的大小姐；三、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老婆，并根据这些罪名，对张实行专政，立即进行关押审查。
这天晚上，张浴云没能回家，急坏了在家里等妈妈回来的几个未成年的孩子。
王炳南的几个儿子聚集在客厅里，默默地等妈妈，谁也猜不出妈妈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等得越久，心情就越紧张，都担心妈妈的安全。到了深夜，孩子们感到有些凶多吉少，纷纷表示要去国务院外办找妈妈，去保护妈妈。东明是家中长兄，他一面安慰弟弟们不要紧张，一面直接给国务院外办打电话，询问妈妈的下落。当孩子们得知妈妈被扣押，都很气愤，却又搞不清外办凭什么扣押妈妈。
王东明对父母都被关押，他那种本能的义愤、仇恨，以及其抗拒的态度，不亚于几个弟弟，但为了安抚弟弟们，为了第二天都要上学，他不得不安慰弟弟们说：“不要着急，急也没有用；去找妈妈，外办也不会让我们进大门，去了也没用；只能明天到外办去打听一下再说；至于凭什么扣押妈妈，问也没有用，肯定是受爸爸的株连。现在我们惟一的心愿是，能确保妈妈的人身安全就好了。”
风云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8）
“文革”中这种突如其来的悲剧很多很多，何止王炳南一家。但是，像王炳南这样1925年入党的高干，夫妇同时被专政，同时被隔离审查，这在外交部是绝无仅有的；像对待张浴云这样，造反派不与任何方面打招呼，也不通知家属，就扣押，就隔离审查，这在外交系统里也是史无前例的。这种原始式的粗暴行为，不仅给王的家属留下终身难忘的“仇恨”，也在一些知情人的心灵里，播下了难以平息的义愤。
事后，王炳南就张浴云被扣押事曾说：“张浴云性格倔强，平时说话直率，说不定什么时候得罪过人。我看，在运动中让她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批判，让同志们出出气，让她自己接受一些教育，也就没事了。无论怎么说，她的问题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发生。况且外办是国务院的机关，他们是会注意政策的。后来我听说，给张浴云定了三条罪名，这种强加于人的诬陷做法，令人气愤。他们这种没有章法，牵强附会的做法，一夜之间，可以把忠于职守的党员干部变成敌人，实在是荒唐到了极点。”
“造反派对张浴云实行专政，实在太冤枉她了。造反派他们硬要这样做，无非是受我的株连。对这件事，我很内疚。当时，我最担心的是怕张浴云想不开，同时，我也牵挂几个上学的孩子没有人照顾。”
张浴云被关在国务院外办的一个小屋子里。她自知清白，却遭诬陷。她想不通。她对那些乱扣“帽子”的造反派、对那些无理取闹之徒都极为蔑视。因此，造反派的呐喊和批斗只能给张浴云带来反感和愤怒，却动摇不了她那威武不屈的性格。
张浴云虽然如此坚强，但她无法平息自己当妻子、当母亲的那颗牵挂的心。她最牵挂的是丈夫王炳南。平时，王被拉走批斗，她非常心疼。现在，已无法知道丈夫的情况，她心如刀割。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无人照顾，也使她放心不下。牵挂亲人的苦恼，使她深受折磨。她想想过去和现在，想想家人和自己，她委屈、愤慨，她悲痛欲绝。
张浴云经过几天的折磨，她下定决心，不予屈服，决不容忍造反派对她和对她丈夫的诬陷、她决心要跟造反派对抗到底。
于是在外办，就出现了张浴云在失去自由期间，两次逃狱，两次被造反派抓回来的事件。
一天晚上，张浴云为了急于了解丈夫和孩子的情况，她决心越“狱”逃走。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悄悄地走出了关押她的小屋子。她担心在路上会被熟人碰上，便徒步从府右街走到了史家胡同。
三个孩子东明、朝明和波明见到妈妈回来，喜出望外，纷纷向妈妈叙述父母不在时的悲惨生活和爸爸挨批挨斗的近况。张浴云听到失去自由的丈夫仍在受罪，她按捺不住自己的愤怒和心酸，她流泪了。
张浴云不敢在家久留，担心造反派会派人来抓，便抓紧时间对孩子们嘱咐了几句话。她说：“你们不要紧张，不要怕。天塌不下来。我和爸爸都没有问题。造反派强加给我们的‘特嫌’罪名，都是捏造的。我们都是清白的。我们几十年如一日，忠心耿耿，问心无愧。造反派把我们进行隔离审查，给我们乱扣帽子，都是在搞极左，都是错误的。我们迟早都会回来的。你们要听爸爸的话和大哥的话，要安心学习，不要乱跑。”
接着张浴云对王东明说：“东明；你是老大，是哥哥。弟弟们要靠你照顾。你要学会坚强，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要挺下去。”她说着，便从包里拿出了一千元钱，交给东明，又说：“你们哥儿几个要学会独立生活，妈妈一时无法照顾你们。这一千元钱，可供你们的生活开销。妈妈会回来看你们的，你们不要担心妈妈。”她含着眼泪一面嘱咐，一面环顾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懂事的老大王东明说：“妈妈你别担心。我们都大了。这钱我不要。我们也不会花钱。把钱带在妈妈身边或许有用。”
张浴云和三个儿子的这一席话，谁也没料想到，竟然成为她的遗嘱，竟然成了和儿子们的最后一次谈话。
张浴云向孩子们嘱咐之后，就离开了家。
她们母子在家门口分手，十分悲惨和无奈。善良人们的心灵都期望他们母子们能够解除厄运，早日团聚。但谁也没想到，张浴云和儿子们这次分开，竟然成了残酷的诀别。
张浴云为了不使她的事连累孩子，便连夜离开了史家胡同。她既然已冒着风险逃出“虎口”，她就不会再犯傻、再回外办，去向造反派认罪，去接受两派造反派轮番的批斗。她横下一条心，不向极左思潮低头。她决心不回外办。
那么，张浴云该去什么地方躲一下呢？她怕牵连同情自己的同事，便投奔了在北京的亲戚家。
没躲过几天，张浴云还是被造反派野蛮地押回了外办，并仍然被关押在外办的小屋子里，还加强了警戒。
张浴云被抓回来之后，免不了挨批、挨斗，被扣的帽子越来越多，被定的罪名越来越升级。
造反派的批斗和对张浴云人格的污辱，并没使张屈服，反而更加激起她的愤怒。
张浴云第二次逃出外办小屋，也是在一个深夜里。她这次逃出，为了避免再被抓回，既不回家，也不到亲戚家，便徒步走到了一位老同学家。
风云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9）
后来，也不知什么原因，张浴云又被造反派野蛮地抓回了外办。
造反派为了惩罚张浴云对抗“革命行动”，给张在脖子上挂了黑牌。黑牌上写有“潜藏特务”的罪名。不仅如此，造反派还把张剃了个阴阳头，并召开大会进行批斗。这种人格上的污辱，使张无法承受。
王炳南得知上述情况后，很难过，很担心，怕张浴云经受不住这种折磨。王为了提醒张能够想得开些，不要干傻事，便写了一个便条，求人带给张。小纸条上写道：“你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要正确对待自己，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切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这小纸条的前半句冠冕堂皇，关键是后半句，要她“注意身体”，意思是家人都盼望着她平安无事，希望她想得开、撑得住；家人都等待她健健康康地回家。
王炳南的小纸条虽然对张浴云是个很大的精神安慰，也起了某些稳定情绪的作用，但批斗压力来势凶猛，诬陷和谩骂使张的身心受到很大伤害。
在一次批斗大会之后，张浴云回到小屋，大哭了一场。她绝望了。当天深夜，张借上厕所的机会，面对东城，用腰带自缢身亡。
外办是国务院办事机构。周恩来得知此事后，立即亲自到现场去看了张浴云的遗体，他还气愤地说：“你们还打了人！”接着又指责问，“此事告诉炳南同志没有？”
外办有关人员立即派人到外交部，将此事通知被隔离审查的王炳南。
这一噩耗对王炳南的打击很大。王知道，张浴云之死是由于他的株连造成的，他心如刀绞，双目涌满了泪水，连一句她受委屈的话都没听到，就这样含冤去了。
张浴云之死，给本来就处于不幸境地的家人带来了更大的悲痛。
王炳南在外办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外办的小屋，见了爱妻最后一眼。
在王炳南的要求下，外交部造反派专案组同意王回家把张浴云去世的事告诉孩子们，但只许10分钟，而且还要在造反派专案组人员陪同下前往。
张浴云之死，使这个家就像少了顶梁柱似的散了架子，人亡家也破。
不久，王炳南被押送到江西干校劳动改造。
王炳南在去江西前，以回家拿些衣服为由，要求回家一次，顺便看了看几个未成年的孩子。造反派专案组虽批准同意，但必须在专案组的陪同下，快去快回。
王炳南到家后，背着专案组的人对东明、朝明、波明说：“家里这些东西分成几份，你们每人一份。你们的爸爸、妈妈都不在了。你们今后要自力更生，要靠自己的力量生活下去。我走了。……”王说到这里，就哽咽住了。
几个未成年的孩子陷入茫然之中，不知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
一天中午，几个孩子正在吃饭的时候，外交部军代表马文波陪同仲曦东（外交部副部长）到王家来看房子。孩子们不敢吭声，只听到仲对马说：“这房子不错。”两天之后，外交部为了给仲腾房子，下令让这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搬出史家胡同四合院。
年仅15岁的王东明一面承受着失去母亲的悲痛，一面还要承受挑起全家大梁的压力。悲痛、焦急使他那幼小的心灵，受到严重伤害。从此，他沉默寡言，整夜失眠。不久他由学校分配上山下乡去了山西农村；王朝明去当了兵；最幼小的王波明也过早地开始了独立奋斗、自食其力的生活，并尝尽人间的酸甜苦辣，经受了社会锻炼。
政治迫害和家破人亡接踵而来，使王炳南的身心一次次地受到伤害。这种伤害，尽管十分残酷，但它并没动摇王对革命事业的崇高信念。
王炳南坚信，自己没有特嫌问题；董家母女不是国际间谍；自己没向董家泄露过任何外交机密。
王坚信，终有一天，会还他一个清白的。
王坚信，严冬必然会随风而去，春风终究会吹暖大地。
王炳南的坚信和他那坚韧的性格，使他从艰难中挺了过来，难能可贵。
但是，特嫌罪名给王炳南带来的灾难，也够惊心动魄的了。
这位对中国革命有着很大贡献的前辈、这位从三十年代就为我党的官方外交、民间外交铺路、又与美国周旋多年的老外交家，竟然随随便便地被诬陷为“特嫌”，并被迫害得家破人亡。这是一个人为的灾难。这是别有用心的阴谋家、造反派头头作出的一桩亲者痛、仇者快的罪孽。
中国第一个德国八路军女少校
有一位德国姑娘，名叫安娜利泽，曾是柏林大学历史和语言学研究生，精通德语、英语和法语；24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早年在德国，她为了抵制希特勒的法西斯统治，多方活动，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