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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王朝有十个皇帝。这十个皇帝中，能够在民间留下点好印象的没有几个。康熙似乎口碑不错，他为江山社稷也干了不少好事。雍正给人留下的印象不好。他那些不成器的儿子，为争夺太子桂冠，或者说是为了争权夺利，闹得天下血肉横飞、乌烟瘴气。他连自己的儿子家事都管不好，谈何管理国家大事；乾隆虽有才气，他却吊儿郎当，倒像个难成大器的酸秀才，而且他还是个情种，留下了不少风流艳史。虽说他也常常出宫走走，所谓微服私访，美其名曰“为了江山社稷”，实际上是用公款旅游，游山玩水，不务正业；光绪则生不逢时，来不及风光；惟独宣统皇帝溥仪独特，他在前半生中，三岁即位、三次登基当皇帝，过足了皇帝瘾。
溥仪被溥杰称之为末代皇帝。这一称呼，不无道理，因为他是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和中国历代皇帝一样，都是以真龙天子的身份，凌驾在中国人民头上，靠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作威作福。所不同的是，他还当了多年日本侵华军事集团的傀儡皇帝，为日本的侵略扩张，在伪满洲国摇旗呐喊，并和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结下了千丝万缕的关系。他的胞弟、千岁爷溥杰曾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受过日本军方的专门培训，而且还在日本皇家和军方的唆使下，娶了一位日本皇族姑娘为妻，从而使爱新觉罗家族和日本皇帝结下了血缘关系。
根据以上背景情况，我们有一个问题不理解，就是在1945年，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前，溥仪和溥杰两兄弟为什么不随日本要员去日本避难、或流亡他国？却跑到苏联那里去干什么？
这个问题，我弄不清，顶头上司陆曦也有些弄不清。
东北外事局局长陆曦曾是晋察冀抗日游击队中的名人，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被派往苏联学习过几年，俄语很好。他虽然也是由部队调到地方，第一次从事外事工作，但他很快就把工作扶上了轨道。这是由于他肯认真领会中央精神，肯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果。他的这种工作态度，对我影响不小。
接到引渡战犯的任务后，陆曦一直认为有些情况不明，担心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他对我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了弄清溥仪等人去苏的有关情况，我想去北京外交部做些调查研究；同时，我们也和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就此事进行一些接触，通过苏方摸一下有关情况。”
正当我和苏联驻沈阳总领事联系拜访的时候，国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又给东北人民政府高岗主席、林枫副主席发来一个指示电。电中除重申引渡溥仪等人指示外，又强调指示二点：一、除派外事局长陆曦负责这一任务外，应另派一团级干部和适当部队前往协助，因为在接收溥仪等人的同时，还要接收一大批日本战俘；二、在接收苏方交回的人员中，不要将日本和伪满洲国战俘安置在一起。
这一来电使陆曦稍为平静了些。
陆曦对我说：“北京先不要去了。看来，溥仪等人是和日本战俘同时被抓到苏联去的。有些情况，我们只能从苏联军方了解。特别是要了解这批战俘去苏和在苏扣押情况，一方面可从苏方移交战俘的人员中了解，一方面在移交后，可从溥仪等人的嘴里了解。从这一来电中也看出，有关这批战俘在苏的情况，我们不了解，有可能北京也不一定了解。只能有待我们在执行这一任务中去了解，而且中央也很需要了解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我很佩服陆曦的分析能力。有关溥仪等人的一些情况，不仅我们不知道，连外交部也不一定知道。而且，有关各方都需要我们到第一线去了解。可见，这一任务，担子不轻。
东北外事局于1947年建于哈尔滨。当时，外事局的干部仅有三人（陆曦、夫人王如和我）。局长是从部队调来，我从医科大学调来，都是第一次走进外事部门。我们不熟悉外交业务，又无处学习，能否圆满地完成这中央交下的重大使命，心中都没有底。
几天之后，陆曦又拿出外交部的来电，对我和王如若有所思地说：“中央提出把溥仪和日本战犯、战俘分别接收是很有道理的。这两种人不能混在一起。日本战犯虽然已经缴械，尚不能遣返回国。他们在中国入境后，到处都是他们的受害者，要严加看管。溥仪等人都比较复杂，罪孽也都不小，但他们是被引渡回国。他们都有一定的负罪感，不敢闹事。
“经与公安部商量，并做了具体安排。在我和苏方代表办完交接手续之后，一大批日本战犯、战俘，由公安部派人负责。公安部党委将派田羽和石屏两位处长，和我们一同去完成这一任务。溥仪等人由外事局负责。路上的安全和接收后的财物移交，也由公安部派人负责。”
接着陆曦又说：“远行和我一起去完成这一外事任务，王如留在局里处理日常事务。”陆当时发现我有些踌躇，便说：“谁都是从头开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些龇牙咧嘴的敌人，都被我们打得稀里哗啦，还怕这批战犯战俘不听话。办外事，我自己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咱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遇事谨慎小心就是了。”
正当我们渴望多了解一些有关这批战犯情况的时候，外交部又给东北外事局发来了一个通报，介绍了这批战犯移交的工作原委。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红军全面进军中国东北三省，一举击溃了日本侵略军。战争结束后，苏联红军将东北地区的日本战犯、战俘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以及其各部大臣，都押解到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并由苏军方负责看管和审讯。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24）
半年前，即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同苏联外长维辛斯基达成口头协议，定于6月底，7月初，中苏两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再商引渡溥仪等人的具体方案。
这一来电看出了这一引渡使命的分量。一是此事是由毛泽东亲自过问和经手办理的；二是此事是中苏两国政府要办的大事。因此，我们对此事千万不能等闲视之。
这一来电也明确了去绥芬河的引渡任务，但令人担心的是，在执行这一任务时，很难预料会出现什么新问题。
这批战俘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是具有不同思想、不同信念、不同观念的活人，是一批骑在人民头上的帝王将相、汉奸走狗、侵华元凶，都是些十恶不赦的罪犯。而且这些活人各自都有自己的打算和私心。因此，这批战犯、战俘是否能老老实实地接受移交？我们心中无数。特别是，苏联为什么如此迫不及待地要把这批战犯、战俘移交到中国？我们也猜不透。
这些疑问，提高了我们的警觉。办这件事，不能掉以轻心，要看到顺利的一面，也要看到艰巨的一面。
为了使艰巨的一面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从领会中央有关指示开始，对溥仪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
中央精神，“不要将日、满战俘安置在一起”。这就意味着要区别对待。
至于溥仪及其各大臣究竟应该属于哪一类人？是战犯？是战俘？还是双料货，既是战犯又是战俘，或者什么叫法都不是，说不定会有别的叫法。对此，当时我们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把他们最终归于哪一类。
苏联当局向我们联系移交时，对溥仪这些人的叫法，前后也不一致。苏方有时称他们是战犯，有时称他们是战俘。其实，这几种叫法，严格说来，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战犯：也就是发动侵略战争的自然人。在1945年，就已经有过明文规定：发动侵略战争的人要负有国际刑事责任。换句话说，承担国际刑事的人，就是犯有国际罪行的自然人。这类罪行有三种：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其中发动侵略战争罪，则是最严重的国际罪行。
当战争结束时，侵略国及其准备、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自然人，就必然被提上了追究的日程。
关于追究个人国际刑事责任，通常有两种办法：一是各国依照本国的刑事立法自行审判此类罪犯；二是组织国际法庭进行审判。这两种办法审判的自然人就是战犯。
战俘：就是放下武器的敌人。这类人按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应享受战俘待遇。这就是说，拘留战俘的国家政府当局，不得基于种族、国籍、宗教、信仰或政治意见等之不同，而对战俘有所歧视。有些战俘不负任何战争的刑事责任，在战后，可定期被遣送回国。至于有的战俘是否够得上是战斗员，还得有所甄别，并不是俘虏的自然人就都是战俘。
这样一来，溥仪、溥杰等人究竟应该属于哪一种人呢？
说他们是战犯。因为他们在伪满洲国时代，在东三省，曾全心全意地为日本军国主义集体贯彻殖民主义的残酷统治，并以满洲国为基地，为日本侵略全中国和东南亚，创造有利条件，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刑事责任。因此，称他们为战犯，也无不可。但是，他们毕竟还不是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策划人、主要负责人。
说他们是战俘。因为他们是和关东军头头一起俘虏的。事实上，溥仪等人也真的是铁了心地要跟着日本人走，铁了心地要把儿皇帝这个宝，死死地押在日本人身上，把自己和日本关东军牢牢地“捆”在一起，并死心塌地地效忠日本、效忠日本关东军。如果就此说他是个战俘，也太便宜他了，似有不妥。况且溥仪等人毕竟不是第一线上的战斗员，不是放下武器、举手投降的敌人，因此，说他们是战俘，也似乎有点不足。
然而，这位狂妄无知的溥仪为了摆脱侵略战争的刑事责任，就连战俘这个身份，也还有些不大愿意。
孰不知，把溥仪等人列为战俘，并无大碍，因为这样，他们可以享受战俘待遇。
究竟溥仪应属哪一类？必须先弄清溥仪是怎么当上伪满皇帝的？又怎么被苏联俘虏走的？根据有关专家当时提供的资料和溥杰事后亲自和我谈的情况，略做如下交待。
1924年，冯玉祥的军队打入北平，把紫禁城包围起来，大门一关，不准任何人出入。门外军警森严，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把溥仪死死地困在金銮殿里。
往日溥仪在金銮殿里，靠众臣辅佐支撑，而今只剩下了孤家寡人一个，他有些六神无主。正当溥仪慌神的时候，冯玉祥派人给他送来一个文告，要修正清室的优越条件，要溥仪签字，内称：一、大清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二、民国政府减少补助清室的费用；三、限三小时内，溥仪迁出皇宫，自由选择住处。
溥仪对此通牒式的条件，敢怒不敢言，无法抗拒，只能乖乖地服从。
其实溥仪对这类事也无所谓，他也不是第一次被人撵下台。俗话说，大丈夫能上能下，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于是，他拿起笔来，在文告上签了字，同意照办，先闯过这一关再说。但他毕竟不是一个老练的政客，能屈能伸的本事还不到家。在这突如其来的大势已去的变革中，身边又没有谋士帮忙，他有些不知所措，有些悲观和沮丧。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25）
下一步该怎么办，溥仪一点主意也没有。
在限定时间到达时，溥仪只好走出金銮殿，先到北府去找他爹。
溥仪在北府坐立不安，北府和金銮殿不同，他不仅失去了自由，安全也无保障。怎么办？他想到，要从外国势力中，寻找出路。他首先想到的是日本。
溥仪手下原有两个较亲近的大臣，一个是曾任大清王朝驻日本神户的总领事郑孝胥，此人和日本关系十分密切；一个是长期在日本混过的罗振玉，他也和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
郑孝胥本是大清王朝老臣陈宝琛的同乡，他在清朝除做过驻日本神户的总领事，还做过一任广西边务督办。此人才干出众，能力较强，深受朝野重视。他曾多次拒绝民国总统的邀请，不肯到民国政府当官，却继续追随溥仪。因此，溥仪把郑孝胥看成是一位难得的忠臣。对郑的一些亲日的进言，溥仪均较赏识。
罗振玉是古玩商出身，他通过售卖古玩文物和日本拉上了关系。那些年，日本上层、皇室、皇族以及商界，对中国古物很感兴趣。有的日本人是为了研究文物，有的是为了收藏，也有的是为了倒买倒卖，从中取利。他们所感兴趣的，主要是来自中国的历史文物。罗看准日本上层对古文物的青睐，便以中国古文物学术权威的身份，在日本结交了很多朝野名流。在一段时期里，他已成为在日本政界和商界能够说上话，可以发挥一定作用的人物。所以罗对溥仪出过一些向日本靠拢的建议，也颇得溥仪的重视。
郑孝胥和罗振玉两个人都会投其所好，愿帮助溥仪寻找出路。换句话说，他们二人都可以别有用心地帮助溥仪，借用日本势力，达到个人的目的。
郑孝胥告诉溥仪，为了寻找出路，他想把溥仪接到“东交民巷”日本兵营去。郑说，他已和“东交民巷”的日本竹本多吉大佐商定，由竹本的副官中常秋大尉，穿上便衣，带一名医生，以送溥仪看病为由，将溥仪送出北府，接到日本兵营。这个办法，溥仪很感兴趣，有些动心。但由于多位王爷反对，而没成行。
第二天，奉命去天津求援的罗振玉来到了北府，他告诉溥仪，他在天津找到了日本驻军司令部。日本方面说，北京竹本大佐会派骑兵在北府附近巡逻，如果发现国民军对北府有什么异常举动，北平日本兵营会立即采取“断然措施”。
罗振玉带来的这一消息，使溥仪深受感动，使溥仪进一步证实到日本人才真的是可以依靠的对象。
这时，溥仪利用段祺瑞联合奉军反冯玉祥的混乱形势，向驻华使团发出求援呼吁；又请日本公使办的《顺天时报》发表对他的采访谈话。该报是奉命办事，也乐得借机拉溥仪一把，在报上，连续写文章表示对“皇室”的“同情”，大骂国民军。对此，溥仪很为得意，认为日本才是他可信赖的一方而确信无误。
在“北府”解除门禁时，溥仪决心搬出“北府”，找一个能够得到庇护的地方。
溥仪选择日本驻华公使馆，作为他的庇护所。
溥仪主动上门，找靠山，以待东山再起，日本驻华公使求之不得。这对日本侵略扩张集团来说，正中下怀。因而日本公使便千方百计地把溥仪牢牢地抓在手里，使溥仪死心塌地靠拢日本，以便日后有用。为此，日本驻华公使芬泽为溥仪的进馆和食宿，提供了一切方便，并热情予以招待。
在溥仪进入日本公使馆后，日本公使馆经日本人的精心策划和安排，很快就变成了大清皇帝的行宫。
溥仪也就这样肆无忌惮地在日本公使馆过起了大清皇上的旧日子。
最有趣的事例就是溥仪在日本公使馆做寿。这年正逢溥仪20寿辰，日本公使为溥仪举行了一个大型的庆祝活动。
在日本公使的策划下，这一祝寿活动搞得十分隆重，别具一格。
贺寿活动安排在日本公使馆礼堂举行。
日本使馆礼堂，按故宫内的格局布置一新。地板上铺有豪华的黄地毯；在溥仪坐的太师椅上铺有黄缎子；椅子后面的玻璃屏风贴上黄纸；佣人们一律戴上清朝的红缨大帽。生日这天的贺寿活动，在礼仪上和清朝皇宫的做法没有什么差别。从各大城市来的遗老、旧臣、送礼拍马的、借机巴结溥仪、巴结日本人的人物约600余人，都争先恐后地拥到日本公使馆礼堂，都向坐在太师椅上的溥仪三拜九叩，祝贺皇上万寿无疆，气氛异常热烈。
溥仪在仪式中间，还向600人的来宾发表即席讲话，他在这贺寿活动中洋洋得意，足足地又风光了一阵，大过了一番当年当皇帝之瘾。同时，他也进一步体验到，只有日本人仍然把他当成皇帝。
这时，溥仪投靠日本的决心，日益坚定。
还有一件使溥仪感激涕零的事是，他想去日本，而日本对溥仪想出洋东渡的设想，给予了十分满意的答复。
溥仪想出洋东渡日本，具体应该怎么办？他没有主意。正在这时，他的宠臣罗振玉给他出了个主意。为了便于东渡日本，可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到天津码头。在天津做好去日本的准备，条件具备后，即可乘船东去。对此，溥仪欣然接受。
罗振玉把溥仪要去日本的设想告诉了日本公使芬泽。芬泽很高兴。这对日本方面说来，正中下怀，芬泽随决定派天津日本总领事馆的警察署长和便衣警察来京，负责护送溥仪由北平前去天津。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26）
溥仪到达天津时，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和驻地军官士兵，把溥仪接下了火车。次日，日本人办的《顺天日报》在北平发表日本驻华公使声明，说明前宣统皇帝突然转往天津。这一声明等于将溥仪去天津一事，告知段执政及其外交总长。
溥仪到达天津，更加依赖日本。而日本当局则把溥仪拉得越来越近。
溥仪一到天津，就进入日本租界地，住进有现代化设备的新房子，他越发得意。
尽管溥仪打算借助外力、借助日本复辟的远大计划不变，但他东渡日本之事，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迟迟没有成行。结果，他在天津一住就是七年。
在天津这段漫长的岁月里，溥仪的复辟、复仇思想，更加坚定和迫切。
这时期，在溥仪身边能够接近和进言的人，还是郑孝胥和罗振玉。这两个人就时局问题向溥仪发表的愤慨之言，完全符合溥仪长期以来要复辟、复仇的设想。这两人对溥仪实现复辟设想，起了不小的作用。
溥仪在天津和北京一样，仍然得到日本方面无微不至的关怀。溥仪想复辟，日本当局就投其所好，在精神上，物质上给以全方位的帮助和支持。
日本观察到溥仪很喜欢众人仍然奉称他为皇上，便不遗余力地利用一切机会，让溥仪知道，日本一直没有改变承认宣统皇帝、皇位的存在。
有一天，正当军阀混战的战火就要烧到天津的时候，日本天津驻在军司令官小泉六一中将特意来到溥仪住地，向溥仪说：“请宣统皇帝放心，我们决不让中国兵开进日本租界一步。”溥仪听后，十分得意。一是日本军方仍然称他大清皇帝的尊号。他受宠若惊。自从溥仪被撵出金銮殿，除他的随从外，没有人还把他当成皇帝。而今，日本军方仍然毕恭毕敬地称他皇帝，使他感到日本才是他可信赖的朋友；二是日本军方还提出要保障溥仪的安全。这种表示，使这位早想东渡日本的末代皇帝感恩戴德。
没过几天，日本官方代表、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