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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倭战争中使用的“鸳鸯阵”，是一种以小股步兵为主的战术，目的在于对付海寇并适应南方的地形特点。而蓟州军镇的任务是防御蒙古的大部队骑兵，因而这种在“鸳鸯阵”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新技术也就初具了各兵种协同作战的规模。
战车的使用成为这种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战车的性能以防御为主。形状和民间的大车相似。所不同之处，在于民间的大车的车箱两侧各有箱板，而这种战车只有8片可以折叠的屏风，共长15尺，平时平放在车辕上，作战时打开树立在一边车轮之后以代车箱，所以又称“偏箱车”。几十辆战车可以并肩衔接，摆成圆形或方形的防御据点。屏风最靠边的两扇可以前后摇摆，有如门叶，以供步兵出入。
一辆战车装载“佛朗机”轻炮两门。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种欧洲式的火器只能算做大口径的火枪而不能算做炮。它以青铜或铸铁铸成，长度自3尺至7尺不等，口径则小于2寸，从炮口装入铅弹。最大型的佛朗机，射程为2000尺。通常这种火炮以及辅助火炮的乌铁都在战车上屏风后发射铅弹，屏风开洞以为铝弹的出口。
士兵20人配属于战车一辆。其中10人直接附属于战车，任务为施放怫朗机。另外10人就是戚继光所强调的“杀手”，任务为以藤牌、钱把和长柄单刀迎敌。杀手班的距离和战车保持在25尺以内，他们如果前进，战车也随之而推进。
其他步兵部队仍然使用鸳鸯阵的战术，稍有差异的是藤牌手应当匍匐前进砍析敌人的马蹄，长枪手则主要在于挑刺敌军使之落马，竹制的狼究有一部分已易为铁制。
这一混成旅有骑兵3000人，步兵4000人，重战车128辆，轻战车216辆。迎敌时骑兵在前阻挡敌人，使战车得以有充裕的时间构成战斗队形。当敌军逼近，骑兵就退人战车阵内。敌骑数在一百以下，没成族拒不接战，只有来犯的大批敌验进入火器的射程中约250尺时，佛朗机、乌铁和火箭等才同时施放。
混成旅也可能携带重炮，其中之一俗称“大将军”。这种重炮重1000斤，以骡车装运，点放时则需使用大木楔入地面使本身固定。他筒内不用弹丸，而以小铁球和石块紧紧填实，作用是在零距离大量杀伤敌军人马，炮手在点烧火药以后也要跳进附近的工事里以避免受伤。
当火器的威力发挥以后，步兵就从战车之后冲出，形成几道攻击波和敌人格斗而以喇叭的声音指挥动作的协同。等到敌人攻势被挫，队形散乱，骑兵也从车后整队出击。这种骑兵实际上是马上步兵，他们同样以鸳鸯阵的队形带着不同的白刃作就蒙古人利用骑兵结队冲锋，以迅猛的力量和气势压倒对手，戚继光未曾仿效。
这样一种经过精心研究而形成的战术，由于不久以后本前即与蒙古人和解，所以并没有经过实战的严格考验，也没有在军事历史上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从纯粹军事的角度来说，这个结果多少是有所遗憾的。
戚继光出任前州总兵不到3年，俺答就放弃了骚扰政策，立誓不再入犯，而且约束所有的部落，以作为接受津贴和互市的条件。其时只有东部土变各部落不受约束，仍然和辽东的李成梁部队不时交锋，偶然也有小股部队和前州军发生接触，但已与大局无关。
让战术全面现代化的建议，曾经被名将俞大猷提出过。他准确地指出，倭寇的特长是娴习陆战，水战的技术反而低劣。俞大猷主张，以有效的战船和火炮歼灭倭寇于海上，根本不让他们有登陆的机会。在战术原则上，在他所著的书里也明白指出：“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他给总督的禀帖中，曾经请求把陆军军费的一半用来配备水师。但纵使俞大猷的声望和战绩都十分卓著，这些有益的建议却始终没有被采纳，因而壮志未酬，赍恨以殁。
戚继光（1528—1588）；明朝军事家、抗倭将领。
戚继光，号南塘，晚号孟诸。祖籍安徽定远，生于山东济宁，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1544）袭父职为登州卫指挥佥事。三十四年（1555）调往浙江抗倭，任参将，镇守宁、绍、台（今临海）三府。他鉴于明军纪律松弛，素质不良，战斗力低下，至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工4000余名，编组训练成戚家军，成为抗倭主力。四十年（1561），在台州、仙居、桃渚等处大胜倭寇，九战皆捷。次年奉调援闽，连破倭寇巢穴横屿、牛田、兴化，闽境倭寇主力被消灭殆尽。因功升署都督佥事。两年后再援福建， 破倭寇巢穴平海卫（今莆田东南），进官都督同知，升福建总兵。此后转战闽粤沿海各地，终于解除东南沿海倭患。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明廷特召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16年间他整饬防务，加强战备，修筑御敌台，设立武学，训练将士，编成一支车、骑、步三者皆备的精锐部队，使防御巩固，京师（今北京）安全。后被排挤、诬陷夺职。明神宗万历十六年（1588）一月五日病逝于登州。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为兵家所重视。
嘉靖三十四年（1555），戚继光被调到倭患严重的浙江任都司佥书，不久升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嘉靖三十五年（1556）9月，倭寇800余人侵入龙山所，他率军迎击，接敌没几回合，明军怯战，纷纷溃退。危急时刻，戚继光纵身跃上一块高石，连发三箭，将3个倭寇头目射倒。倭寇见状，仓惶撤逃。
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从浙江义乌群山之中招募勇敢的农民和膘悍的矿夫共3000余人，采用营、官、哨、队四级编制方法编成新型军队。队是基本战斗单位，队员按年龄、体格分别配备不同的兵器，作战时，全队队员各用其所长，配合作战，攻守兼备，进退灵活。这种战斗队形能分能合，人称“鸳鸯阵”。经过戚继光的严格训练，这支新军队伍很快成为军事劲旅，人称“戚家军”。
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大举侵犯台州，戚继光率领所部九战九皆，取得举世闻名的台州大捷。倭寇们心惊胆战，给戚继光取了个名字叫“戚老虎”。次年夏，率戚家军南下福建，荡平倭寇在横屿、牛田、林墩的三大巢穴。嘉靖四十二年（1563），与福建总兵俞大猷、广东总兵刘显等人取得平海卫大捷。次年，升总兵官，镇守福建全省及浙江金华、温州两府。是年11月，倭寇2万人围攻仙游，戚继光“用寡击众，一呼而辄解重围；以正为奇，三战而收全捷。”从此，戚家军威振中国海疆，倭寇望风而逃，危害已久的倭患终被荡平。
隆庆二年（1568）五月，戚继光被任命为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军务，领兵镇守北部边关。他到任后，根据蒙古骑兵的作战特点，创建了以火绳枪炮为主的步兵营、骑兵营、车营和缁重营，并使各营成为能在统一指挥下进行协同作战的合成军。同时，在旧长城的的基础上加高加厚原有的边墙，在重要地断修筑重城重墙，并在长城沿线创建了空心敌台，从而真正建起一道牢不可破的坚强防线。他在北方御边的16年，“边备修饬，蓟门安然”。
万历十一年（1583），因遭朝中权贵排斥，戚继光被调到倭患早已荡平的广东任镇守，郁郁不得志，三年后即告老还乡，回到山东蓬莱。万历十六年（1588），逝世于蓬莱故里。
戚继光始祖戚祥因避元末战乱居安徽昌义乡（定远），后随朱元璋起兵，战死于云南。明廷为追念戚祥开国之功，授其子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祥子斌，斌子王圭，王圭子谏，谏子宣，宣继子景通，景通子继光，历6世160余载均居蓬莱。
戚继光自幼聪慧，勤习文武，读书之余，常“融泥作基，剖竹为杆，裁色楮为旌旗，聚瓦砾为阵垒，陈列阶所，研究变合”。嘉靖二十三年（1544），17岁的戚继光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职。当时东南沿海倭寇为患，戚继光抱定“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志向，更加刻苦学文习武。嘉靖二十八年（1549）乡试中武举，后被遣往蓟门戌守。嘉靖三十二年（1553）晋为都指挥佥事，设署于登州太平楼前，总督山东沿海备倭事，振饬营伍，整刷卫所，清理钱粮，严明纪律，督修海防设施，巡察海上营卫。在任期间所辖海疆肃靖，御倭卓有成绩。嘉靖三十四年（1555），戚继光调浙江抗倭，翌年任参将。他见“各卫所官兵都桀鹜不训，顽钝无比”，作风腐败，乃倡议招募新军依法管束。嘉靖三十八年（1559）亲赴浙江义乌，精选3000名农民和矿工，训练成一支军纪严明的劲旅，史称这支军旅为“戚家军”。他率这支军队在浙江先后取得高家楼、龙山、缙山、乌牛、松浦、鉴云诸捷，扭转了战局。连当时妒功忌贤的兵部侍郎、浙江总督胡宗宪也称这是“自有倭以来，未有若迩来数捷之痛快人心者”，夸赞戚继光“勇冠三军，身经百战，累解桃诸之厄，屡扶海门之危”，“且任劳任怨，挺身干事，诚无出其右者”。同僚们称赞戚继光“批亢捣虚，彼且畏之如虎；除凶雪耻，斯民望之如云”，“岂直当今之虎臣，实为振古之名将”。
嘉靖四十一年（1562），戚继光奉命率部入福建抗倭，大败倭寇于横屿、宁德、福安、牛田、林墩，收复莆田；嘉靖四十二年（1563）连克兴化、政和、寿宁；嘉靖四十三年（1564），解仙游之围，获王仓坪、蔡坡岭大捷。饱受倭寇之害的黎民百姓编民谣颂扬戚继光的功绩：“戚我爷，戚我爷，爷未来兮民咨嗟，爷既来兮凶妖荡尽，草木生芽。欲报之德，昊天无涯。愿爷子孙绳绳兮，为公为侯永定国家。”倭寇也惊叹：“戚虎来矣！今而后始知犯华之不利也。”入闽后，戚继光升任总兵。
隆庆二年（1568），戚继光奉命北调，驻守蓟镇，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练兵事务，节制四镇。他不辞劳苦，深入了解地形地貌，巡视防务，有时累得吐血仍坚持不懈。他整顿营伍，修建边墙、台堡，创成一套以城墙、敌台严密防守，步、骑、车分合作战的战法，两千里防线固若金汤，先后击退“北虏”多次骚扰，取得青山口、桃林、窟窿台等捷，守战得力，北方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戚继光镇守蓟州期间官封太子太保、左都督，加封少保。
戚继光治军法纪严明。他主张“严号令”，“明恩威”，“擂鼓进军，虽水火不却步；鸣金收兵，虽金银不贪”，“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戚继光视百姓如父母，常以“军民相体”教育士兵，时时鼓励官兵杀贼保民。“戚家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百姓“扶老携幼，快睹威颜者道路充塞”，并“淅米而炊，扫榻以款，士卒如大宾贵客”。
万历十一年（1583），戚继光奉调广东。翌年，抱病请退，回归蓬莱故里。
戚继光为官清廉，辞官后家道贫寒，贫病交加，万历十五年腊月初八（1588年1月5日）病逝于蓬莱城，时年60岁，谥“武毅公”。戚继光在明代就被称为文武兼资的“儒将”，为著名的将帅诗人。他一生博览群书，著述颇丰，著有《纪效新书》、《莅戎要略》、《武备新书》、《练兵实纪》和诗文集《止止堂集》等。其中，《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为我国古代十大兵书中的两部，在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历史上有关于戚继光的第一次义乌征兵一直两说所以我就在此并用了。）
战争篇 涿鹿之战
更新时间：2007…11…13 7：27：16 本章字数：2031
炎黄文明的奠基战
涿鹿之战，指的是距今约4600余年前，黄帝部族联合炎帝部族，与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族①在今河北省涿县一带所进行的一场大战。“战争”的目的，是双方为了争夺适于牧放和浅耕的中原地带。它也是我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最早的“战争”，对于古代华夏族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转变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①关于蚩尤部落的归属，学术界多认为其为南方苗蛮集团（亦称九夷）的首领。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则认为其属于东夷集团。论据充分，今从之。 战争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它本身也随着社会文明的演进而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幼稚到逐渐成熟的发展阶段。早在原始社会中晚期，各个氏族部落之间就发生了基于护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实行血亲复仇目的的武装冲突。由于这类冲突尚不是以掠夺生产资料和从事阶级奴役为宗旨，所以它们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战争，而仅仅是战争的萌芽。但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还是将其通称为“战争”。传说中的神农伐斧燧、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伐蚩尤的涿鹿之战，共工与颛顼之间的战争，就是这类“战争”的历史遗痕。其中尤以涿鹿之战为其最具典型意义者。原始社会中晚期，在当时广袤的地域内逐渐形成了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其中华夏集团以黄帝、炎帝两大部族为核心。
它们分别兴起于今关中平原、山西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经融合后，遂沿着黄河南北岸向 今华北大平原西部地带发展。与此同时，兴起于黄河下游的今冀、鲁、豫、苏、皖交界 地区的九夷部落（东夷集团的一支），也在其著名领袖蚩尤的领导下，以今山东为根据 地，由东向西方向发展，开始进入华北大平原。这样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一场武 装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涿鹿之战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爆发的。
据说蚩尤族善于制作兵器，其铜制兵器精良坚利，且部众勇猛剽悍，生性善战，擅长角牴，进入华北地区后，首先与炎帝部族发生了正面冲突。蚩尤族联合巨人夸父部族和三苗一部，用武力击败了炎帝族，并进而占据了炎帝族居住的“九隅”，即“九州”。
炎帝族为了维持生存，遂向同集团的黄帝族求援。
黄帝族为了维护华夏集团的整体利益，就答应炎帝族的请求，将势力推向东方。这样，便同正乘势向西北推进的蚩尤族在涿鹿地区相遭遇了。当时蚩尤族集结了所属的81 个支族（一说72族），在力量上占据某种优势，所以，双方接触后，蚩尤族便倚仗人多 势众、武器优良等条件，主动向黄帝族发起攻击。黄帝族则率领以熊、罴、狼、豹、雕、 龙、鸮等为图腾的氏族，迎战蚩尤族，并让“应龙高水”，即利用位处上流的条件，在 河流上筑土坝蓄水，以阻挡蚩尤族的进攻。
“战争”爆发后，适逢浓雾和大风暴雨天气，这很适合来自东方多雨环境的蚩尤族展开军事行动。所以在初战阶段，适合于晴天气环境作战的黄帝族处境并不有利，曾经九战而九败（九是虚数，形容次数之多）。然而，不多久，雨季过去，天气放晴，这就给黄帝族转败为胜提供了重要契机。黄帝族把握战机，在玄女族的支援下，乘势向蚩尤族发动反击。其利用特殊有利的天候——狂风大作，尘沙漫天，吹号角，击鼙鼓，乘蚩尤族部众迷乱、震慑之际，以指南车指示方向，驱众向蚩尤族进攻，终于一举击败敌人， 并在冀州之野（即冀州，今河北地区）擒杀其首领蚩尤。涿鹿之战就这样以黄帝族的
胜 利而宣告结束。战后，黄帝族乘胜东进，一直进抵泰山附近，在那里举行“封泰山”仪 式后方才凯旋西归。同时“命少皞清正司马鸟师”，即在东夷集团中选择一位能附众的 氏族首长名叫少皞清的继续统领九夷部众，并强迫东夷集团同自己华夏集团互结为同盟。
这场“战争”的大致经过情况是由神话传说所透露的，因此更具体的细节已无从考索了。但是神话毕竟是历史的投影，曲折地反映了事实的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涿鹿之战堪称为我国古代战争的滥觞。涿鹿之战中，黄帝族之所以取得最后胜利，在于其战争指导比蚩尤族要来得高明。具体而言，即其已开始注意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作好战争准备，史称“轩辕氏乃修德振兵”，就是证明。在战争过程中，黄帝族还善于争取同盟者，并能注意选择和准备战场，巧妙利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天候条件，果断及时进行反击，从而一举击败强劲的对手，建立自己对中原地区的控制。相反，蚩尤族方面尽管
兵力雄厚，兵器装备优于对手，但由于一味迷信武力，连年对外扩张，“好战必亡”，已预先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在作战指导上，又缺乏对天候条件的应变能力，缺乏对黄帝族的大规模反击的抵御准备，因而最终遭致败绩，丧失了控制中原地区的历史性机遇。
涿鹿之战的结果，有力地奠定了华夏集团据有广大中原地区的基础，并起到了进一步融合各氏族部落的催化作用。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部族首领黄帝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并被逐步神化。由此可见，涿鹿之战的确为我们中华民族在发轫时期决定日后基本面貌的历史性“战争”。
战争篇 鸣条之战
更新时间：2007…11…13 7：27：16 本章字数：1803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易·；革·；彖辞》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名言。这里所说的 “汤”，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治王朝的开基者——商汤天乙。他曾经领导商部族和 其他反抗夏王朝残暴统治的同盟部族，运用战争的暴力手段，一举推翻垂死腐朽的夏王 朝，
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他的所作所为，客观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合符人民的愿望， 因此得到后人的肯定和赞扬。在这场革故鼎新的变革中，鸣条之战是其关键的一着。
商，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氏族部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逐渐强盛起来，由夏的属国演变为足以与之抗衡的对手。商汤即位并迁徙部族统治中心到亳地（今河南商丘）后，即积极筹措攻夏立国的大计。当时，夏朝的统治者是桀。他骄侈淫逸，宠用嬖臣，对民众及所属方国部落进行残酷的压榨奴役，引起普遍的憎恨与反对。民众愤慨地诅咒 他：“时日易丧，予偕女皆亡”。这表明夏的统治风雨飘摇，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商汤的灭夏战略方针，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制定的。 他首先在政治上采取了争取民众和与国的政策，开展了揭露夏桀暴政罪行的政治攻 势，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在军事战略上，他在贤臣伊尹、仲元的有力辅佐下， 巧妙谋划，“先为不可胜”，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