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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恐怕为古物馆人所得，或者用来假造内府藏件，所以特地收来交秘书处特别保存，其实当时盖用的正不至一套，如为防弊，本应提出来经过讨论集中了做一个公开的特别处置，而不应零星地由秘书处随意保存，至现在成了他们的疑窦。
还有一份什么墨迹，大约是请客时提出来研究，因为时间晚了，暂行保存，尚未归还。这些都有纪录，都是群众出组行为，并无情弊。后来文物南运事忙，成了积压之事，没有理清楚则有之，疏忽可说，决与院长无干。现在他强指为偷盗之证，逼着董寅复说：是院长亲手的动作。董不肯附和，他说：“院长从来没有亲手提取过物品！”
朱大怒了，说：“难道院长这点权都没有？”？
董也不服，回答他说：“中国的大官，吸烟自己都不划洋火，难道他没有划洋火的权吗？”
朱语塞了，他于是迫着茶房尚增祺，说：“你一定看见院长偷了东西塞在袖筒管拿出去！你要不这样说，我将你带走！”
这样的笑话不一而足，大家以为奇谈。
于是又造成了这一个什么盗宝案，捉了许多忠厚老实、可怜无辜的小职员，因为当时经手了装箱南运的任务。尤其可怜的是一位湖南人萧襄沛，他非常本分而家境奇穷，上有老母，下有妻小，全靠数十元月薪养活，是庄思老由审计院调来，与易寅村毫无关系，而他们因为他是湖南人与易同乡，硬说是通谋舞弊，判了若干年的徒刑，以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实在是欺负可怜的小人物，太无耻了，太卑鄙了，真正让人恨得身上发抖。
至今念及我心里还在难过。因为这是由我们这些所谓大人物而起呀！我们有何颜面对这些当年的属下，有何颜面对他们的后代子孙。这简直就是光天之下活生生地害死人呀！这是孔孟仁义下的君子大丈夫应该干的事情吗？这是丧尽天良啊！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扩大为第三次案
朱树森再发难的目的也渐明白了。他们因为前案不够分量，同时易培基反攻而后又软弱了接受调处，辞职，我也走了，一切优胜的有利条件，都在他们掌握之中，被告不敢出头，政院不与主持，被告负无穷无限的责任。以前“只要辞职，万事全休”的诺言。已不算数，依然穷追猛打，毫不放松，意思非常清楚，计谋相当恶毒。
既然可以任其所为，自然要干到底，污陷几个小人物萧襄沛之辈，不能过瘾，自不妨再来个第三次扩大，并且以报易培基反攻之仇；所以它的案由称为：侵占、伪造、背信、妨害公务及名誉，题目包罗了如许名义，与以前真不可同日而语了。
前文已经说过，因为属地方主义，案子应该归北平法院，指挥不便，又不如南京法院的听话，所以牵入农矿部将它归江宁地方法院办理，检察官也是孙伟，就是玄伯说他已经接受妥协决不起诉的朋友，现在不但一，而且再二！我还留得当时《申报》转载的起诉书，并录在下面：
？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五日）
“故宫盗宝案”起诉书？
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起诉
被告易培基、李宗侗等九人
■传全国之故宫盗宝舞弊案，已于上月十三日由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提起公诉，现觅录起诉书全文如下，以供关心本案者之参考：
被告 易培基 李宗侗 陈 郁
萧 瑜 崔燮邦 晏怀远
秦汉力 董 琳 张淅■
右开被告，民国二十二年度检字第六零零四号为侵占、伪造、背信、妨害公务及名誉一案，业经本检察官侦查完毕，认为应行提起公诉。今特将犯罪事实、起诉理由及所犯法条，开列于后：
一 犯罪事实
缘易培基于民国十八年间，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李宗侗充任该院秘书长，陆续将保管之珠宝部分盗取真珠一千三百一十九粒，宝石五百二十六颗，以假珠掉换真珠者九千六百零六颗，以假宝石掉换真宝石者三千二百五十一颗，其余将原件内拆去珠宝配件者计一千四百九十六处；此外尚有将缉米珠流苏及翠花嵌珠宝手镯等类，整件盗取者，为数甚巨（品类、数目均详见调查笔录及附表），均一律占为己有。
简直是胡说八道，完全没有根据的乱栽赃，彻头彻尾的害人，必欲置易培基死地而后快。其实这些事与我无关，当时我的工作乃是协调上下左右行政人事关系，忙得要命，并未直接插手各馆的文物掌管。然而这样的害人，让我如何圆滑，如何坐视不管，不问。因为我是知情的呀！这却更激起我的无比痛恨。天下居然真有如此恶毒的女人，更真有这无耻的司法官吏，于是更坚定了我要继续帮助易培基的信念，即便身上无可拔之刀，也要以正义之声相助朋友。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三元老追蒋无功
因为这件案子，越闹越不成话，而他们主要人物，都以为非由政治解决不可。那时蒋介石入川去察勘四川的抗战基地了，于是我们建议决定由三个元老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一同追踪去四川，寻蒋说话。据说吴稚晖每天在船上写万言书，记载这一案经过，预备说不清楚时可以给老蒋看，可惜这个记载，我们始终没有看见，现在恐怕也没有了。
他们三位到了重庆，老蒋已去成都，正与刘湘做工夫，他们再要追去。张静江身体受不了，在重庆耽搁了不久，一睹川江之胜，总算经过了蜀道之难，他一个人先东归回来，由吴、李两位继续留川进行，主要的任务，自然着重在稚晖。石曾的动作我不知道。
吴稚晖呢？据他后来自己告诉我说：他到了成都，立刻见到了蒋，那时刘湘也在场，蒋当时嘱刘替吴先生指定一个同他相近的地方做寓所，却被搬到一个公馆离蒋有十里之遥。他天天设法去与蒋接近，等待说话的机会。可是永远得不到。
一天，他又候了许久到散场，无法进言。只得与宋美龄同坐了一辆汽车回去。他苦闷之至，对宋美龄发牢骚，诉说他的烦恼。
宋非常同情地说：“我也因为子文的一桩请托要向蒋说话，一样地等不到机会！”两人相与慨叹一会算数。大概这一番任务也就此终了。他们三老是做了一次抗战入蜀的前奏。张静江并从此不想再去。
那时是1935年的春末3、4月中，易寅村又有一封信给我，摘录如下：
景洲吾兄左右：前月二十七日手书收阅，二十五日弟寄一书，未知收到否？仲复（董）书六阅，此君不为威胁，主持公道，今之古人，可为佩纫！三公西赴（三公即吴、张、李也），正值门神（指蒋，射《水浒》之蒋门神）赴黔，澶■渝上，不知何时始返？（大约此时蒋尚未到答，否则或有误传。）弟此次损失，可谓不赀。平、京、沪居地均被非法扣押。亚处实非事实，被扣者，彼院均有封条，亚处则无。不知报纸何以必诬此？六宣传作用。（亚处，谓上海之亚尔培坊，当时报纸，亦有被扣押之传。）使被冤不出，不仅无昭雪之望，且已倾家荡产，以后生活，亦成问题矣。然彼党盘踞法权，无所恃而出，又委身饿虎之溪，殊无谓也。惟恃三君之行，得有结果，兄谓何如？……
四月三日
在这封信以前，我在武昌也曾听到他们扩大进行的阴谋，还有董仲复的报告是由我转，我气极了，我写了一封信忠告易寅村，信没有留稿，大致是劝他出马抵抗，不要再逃避表示软弱，内中强调着“有时名誉重于生命”的话。他复了我一信，可以更明显地看出他的意思，书云：
景洲吾兄左右：易转示千里■（董也）二书，又悉彼方鬼蜮伎俩，不胜愤慨！兄高论沈郁，以友人之忧为忧 ，爱之也深，故其辞也谢。弟非木石，宁不知感？惟近之不能兀然与对者，厥因有二：身体有病，精神萎靡，血压仍高，糖尿时作时愈，使寄身虎穴之中，必不胜挫折荼孽之苦。此其一。近年以来，曩之薄产，大半为彼非法收没，小半耗于交涉日用。江南之役尤为致命之伤。出而与抗，讼费不赀。今所有戈戈，欷敷近日生活且不足，一旦移作讼费，一家数口，即无以为生。此其二。此均事实照然，亦为兄所谅也。近■■休息以谋身体恢复，一面设法筹集讼费（拟将所藏金石书画概行付售，并望兄代为注意买主），乃即出与周旋。使神州不陆沉，藐躬无恙，自信终有昭雪之一日也。况近兑亟用郁陶，能设法勉渡否！或再与岳军一谋，禾公（稚晖）来此一日即返京，仍未谋面，俟其来拟与细谈尊况当奉达，……
三月二十日
话虽如此，我此时知道他的抵抗已经几乎不可能，也自然相当地危险，这个入虎穴吃砒霜斗老虎的计划，也不是一个平常人所轻易做得到的，而且时机已过，进行愈难，他同我的品性本来不同，加上有一个这样怯懦低能，惹事生非的女婿在“助弱”（帮凶的反面）。所以，他的形势也就同我完全两样了。我当然也无法强其所难。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自农本局 易寅村死沪（1）
自从我离开武昌，走安庆，又到上海，勉强就中法大学教授之聘而又不愿的时节，忽然朋友陈锋士在南京组织农本局，邀我帮忙，于是我到了南京，张群劝我不要在国民党中枢与这帮人接触，我一时没有可去的地方，北平是我伤心的所在，显然是不能去的。我对张群说姑且在这里混一阵。待他自己另有高就时，再来帮我。
有一个做过孙中山先生大元帅府副官长的湖北人黄大伟，他同张继夫妇有八拜之交，他们在某处同居一处，他们夫妇间纠纷，每每要黄夫妇来解决。甚至于张继夜里演出的下跪典礼，有时也由他夫人去劝解。黄曾告诉我和吴稚老有关张继的几件怪事。
一晚，夜深了，黄大伟夫妇都入睡了，他们忽然为隔屋大声所惊醒，细细一听，似乎是出于张继房内，再听，似乎是张继呼救之声，他们不得不起来了。他们到了张氏夫妇房门之外，门却关着，他们只有先在门缝内一窥室家之好了。这一看非同小可；只见，张继一丝不挂，在床边左右“豁虎跳”呢？崔氏娘子却右手握着一根什么“家法”在拼命地责打那伟大肥硕的屁股，左一下他便望右一跳，右一下他就望左一跳。
他们奇怪，何以他不能大仗则走呢？
再一细看，原来“崔莺莺”那纤纤的左手，却死命把握着张继的命根子不放！？
黄氏夫妇在门外急了，可是人急智生，只得由黄太太大声疾呼：“张大嫂！那可性命交关，这样玩不得啊！”
里面一惊手松，张继得救。他们在门外也就逃走。
第二天来讲礼，可是理由谁也说不出。
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北平，阎老西做北平政治分会主席，张继不服气，他写信给几位元老说：“江山是我们打下，这把交椅，最好静江先生来坐，否则石曾，倘使两位都不坐，那末小弟也当仁不让！”
张静江同李石曾自然都不去，老西也知难而退。张继如愿以偿，他正位了。
在他正位的一天，阎老西是监誓，我也去参加典礼，他左右挥拳式真像狗熊地在演讲：我只听见他说：“那共产党，左边腰上挂了父亲的头颅，右边挂了母亲的脑袋，以为荣耀，简直是禽兽不如！”
老西儿带着瓜皮帽，垂下眼睛不则一声，正是强烈的对照。然而北平是阎家的势力圈，楚溪春做宪兵司令，派了四名卫队随侍张主席，这四名卫队是左右不离主席的。
一日，主席公毕回府了，卫队方才到门房休息。主席从容进了厅房，忽然大声由厅房传出，卫队大惊，一齐冲进房去。这一冲进退不得，只见那主席矮了半段，原来跪倒尘埃，男儿膝下没有黄金了！那崔氏夫人却颤巍巍手执“惊堂木”立在案前大声呼喝着。那卫队惊惶失措，其中有一个最机警的，他也只得参加礼拜，也跪下了，于是其余的下等黄金一概放弃都跟着屈膝。
张继听得背后有声，急急回过头来，双手乱摆，还是跪着发下主席的命令说：“这……不与你们的事。快去！快去！”
他们只有服从退出，第二天却打了一个报告给楚溪春司令，于是这佳话传遍了故都，张主席的治下。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自农本局 易寅村死沪（2）
张继先生“博雅而好古”，读书虽不求甚解，却喜摩挲善本，手不释卷，借了一部国学大师王国维手批的《水经注》孤本来润饰书房，一天，又以伺候不周得罪了莺莺太太，太太却要他的好看，拿起这本孤本《水经注》做了一次焚书的“秦始皇”，于是几乎坑死这位“沧州大儒”。
由于张太太崔振华脾气太坏，对黄大伟日常颇不尊重，黄自然对她甚为反感，他自告奋勇替我探听他们对我以后的动作。他告诉过我说：崔振华曾经向他提及，说：我知道吴某已经在南京，现在顾不上，找机会再制他。
我在农本局不到一年，易寅村在上海因为积愤，新旧病同发，我的女儿写信告诉我：医生己宣布了最后的月日，我赶到上海去探视，景况甚为凄凉他自己还不大知道，还希望有政治解决的一天。我知道无望了。
我做为他的同窗，老秘书，替他预备撰写了一个遗呈稿交给我的女儿，隐忍着悲痛回到南京，吩咐女儿到必要时将这稿给他看一下。以后不久，上海发动了中日之战，京沪不能通行，我不能再去看他，我们从此长别了。他死的时节，料理他身后的友人，是两个吴姓：一个是吴稚晖，一个是我的女儿吴珊，在上海做药剂师了。
据我所知，当年他所信任的旧部，包括马衡一班人，及北大系的朋友们，没有再去看他。最令人不解的是，李玄伯也因怕事，而未出席最后的送葬。人情淡薄，一至于此。外人也就算了，我对这位晚辈，李玄伯是不能原谅，必须批评的。盗宝大案由他而起，祸延其岳父，他却竟是如此的没出息，如此的不尽人情。？
战事吃紧南京震动了，各机关都在准备撤退。我代拟的遗呈经我女儿吴珊在易培基最后的时刻交与他本人看过，又经吴稚晖审定。其词云：
窃培基自追随先总理奔走革命十有余年，自我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仰荷不弃菲材，承乏农矿，■又兼长故宫博物院事。二十年“九一八”之役，日寇凭陵，侵及华北，以二千年文物沉沦堪震，因倡南迁之议。幸赖德威，及中央诸同志之赞助，力排万难，于以完成，不敢言功，自问可告无罪。事实俱在，可以复按。乃以处世无方，契友隙末，至■莫须有之狱。复以多病之身，不堪囹圄之辱。未能立时到案。始意养息待时，以求昭雪；不谓忧愤交侵，竟玉■■！迩来暴敌侵及腹地，国难日深。培基卧病江滨，亲闻鼓角之声，报国有心，抚膺增痛！此生已矣！深知我公领导国人，振奋抗敌，正国家复兴之会。则培基亦当含笑九泉，自无遗憾可言。惟是故宫一案，培基个人被诬事小，而所关于国内外之观听者匪细。含无仰恳特赐查明昭雪；则九幽衔感，曷月既极！垂死之言，伏乞鉴察。谨呈国府主席行政院院长。易培基遗呈。
他身后的情形相当惨，留下了一个老妻，典型的旧式老太太，什么也没有了；惟一的女儿，就是李玄伯的夫人了。没有儿子，拿他令兄一个外室所出的儿，留养着预备作为继嗣，此时不长进地日趋下流，声明脱离了关系，当时在中国殡仪馆成殓，在战时乱世的状况下，只有上面所说的两个人以朋友的立场照料着，也不能追悼。法院方面还派人去调查说是假死，一面在报纸上宣传，说是逃亡到大连与满洲国投降日本人了。
我在南京替他递上了遗呈之后，亲访张群说法请求国府明令褒恤，照他的地位是应该的。
“关于故宫案子如何办呢？”张群问我，并对我如此仗义为朋友的作法，甚为惊讶和尊敬，从此更生好感。
“政府可以有两种办法，”我说，“积极呢，可以昭雪。消极呢，可以不提，他在地位上是应该有一明令的。法院并未有结果，政府当然可以不管。”
张岳军于经过内容，是相当清楚，他答应明天约集翁文灏等大家商量。那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魏道明，他同易寅村据说有点宿嫌。
这班朋友，对于一个政治上失风倒下去的人，在“捧生不捧死”的原则下当然不理会了。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自农本局 易寅村死沪（3）
我当时因为他们对于一个已经因被迫害而至死亡的朋友，即在帝王时代也有给予礼遇的优典，现在竟然是这样予以难堪。真乃令人气吞不下。
我再将遗呈稿寄与吴稚晖过目的信中，发表了对张继讨公道的意见，他复我一信，表示他的意见，如下：
景洲先生执事：由令爱转到赐书，敬悉一切。鹿山先生辞世，不欲其隐没无闻，无以折提包上何处等之口，故即登报声明，当时未想及正式报告公家，其身分虽不希望现今即有明令追悼等之典礼，然说明不能到案，抱憾逐殒之痛，不可不正式布达也。幸先生想到，遗呈且措词悃悃款款，十分惬当，已嘱漱君急缮，直邮行院矣。至于旁人再助说，揣尊意：欲趁此不但为逝者雪憾，且欲为生者缓狱，故有亮聪如何交好，对方将不反对之乐观。然鄙■所及，今非其时。（从前终不得时，今且倍其难也。虽有逝者可原之揣测，恐只据一面，未及想到面面。）因亮聪交好如何，毫不相干，亮则彻底明了沉冤，从前屡嘱想法，彼徒唤奈何，聪自更加明白，然当郑女狱尚急之时，彼恐亮顾此失彼，曾明拒对亮晓晓，此亦非彼之不够交情，实知此狱与金郑皆异，即彼案皆无对方之为难，而此案则“此直矣，彼即曲。”受曲者岂肯默尔。又彼案舆情之惶惑，不如此案之甚，若麻乎而罢，必舆论大■，狗党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