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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直矣，彼即曲。”受曲者岂肯默尔。又彼案舆情之惶惑，不如此案之甚，若麻乎而罢，必舆论大■，狗党不平。故此案非公庭明判曲直，不呈雪此沉冤。明判曲直，可有十分把握，因隐微实清白也。然非三番四复，大吹大擂，无从能得究竟，而此大吹大擂，为在最高当局宴然无事，坐听羊咬狗、狗咬羊之时。从前之屡不得时，皆因投鼠忌器，令更国难如此严重，忽歆夹此小事大吹大擂，群情之所不许，即当道之所未乐。故曰仍非其时，且更加甚，因先生所谓“奉”者，彼实超然，然因政治作用之变化，常或左或右，彼有闲情之时，任大吹大擂之起，可以含笑闲观。若碍其安静则必厌恶隐生矣。因彼隐徽之地，实未相信完全冤诬，歆彼晓然于完全冤诬，非有数万字之说明，证据罗列，不为功，彼有暇读数万字，且看错杂之证据乎？弟前年入川，歆试之矣。乃见日无暇晷，得半小时之长谈，不可得也。又歆试其左右，有可代为细谈者，试探未得其人，皆入一般盲说：以为如此，固当相见法庭，何必求助于大力？其距人千里外之空气，即六无庸尝试，因而因循至今。弟信我所谓数万字之经过，与坚强之证据，不但可解一时之惑，且可告天下后世，然而必大吹大擂，相见法庭后，才众喙毕息。否则如当日鸣冤监会等，皆不足以释舆情，若三水公（汪精卫）如何可助，大电公（蔡孑民）如何中裁，亮聪如何助力，“奉”将如何麻■，皆拙劣自秽之下策也。此案岂金郑之比乎？若云大力若“奉”者，一左右，狱可以缓，此更误见，“奉”即不深信此地果然无银三十两，然彼六不歆厚左，亦不歆厚右，狱缓，早缓矣。并未急捕，即如郑者，自由虽得，案并未了。故鹿不能古拔（上海古拔路，易时居此）为深山以待时，徒抑抑以促其生。则生者今亦鸿飞冥冥，何羡于大力之佑（生者，指李玄伯），为低头之自由。姑待之，不必在婆婆正不欢之时，再向婆婆拖鼻涕（至于遗呈，乃名正言顺，自当别论），故弟数万言之准备，要据之清理，必使可告天下后世，并可大吹大擂，大吹大擂之必当经过，乃不但个人之清白存在，即世上之是非亦明，昔日鹿之有所顾忌，决非珠玉有所歉然，乃牵涉古林等恐结果大冤既白，而风流小过，或当上身（此节古林云云，我亦不明所指），此妇对沈宜甲，亦用此法，所以至今尚沈粤狱者，偶女之事，不成为罪而代交通部发明，领款万元，无报销，即不自由矣（详见附录）。
然此自由，万万胜乞大力者，大力者无所左右，固显然也。今日大吹大擂，既不合时宜，歆大力者左右抑左，亦非所能，何必为空费笔墨之蛇足，且钮惕老来言，谈三分钟话，尚抽不出，能看不急数万字之鸣冤耶？至于遗呈达院，乃正式公事，必当伏报而已。万万不想能入“奉”目也。乞台裁。即叩
道安 弟敬恒顿首 十月三日
他这封信内，强调着说似乎我要求“缓狱”，这是不可解的。我的原信虽然不记得了，但是易寅村已死，我那时并不在狱内，为什么要求缓狱呢？显然是说玄伯，我一向是要反攻，绝没有“缓”的意念。若不是他个人的误会或者是李玄伯有此要求吧？“古林”云云，我至今不解，也忘记问他。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从八十八军到国防最高委员会
我有一个老友忽然在重庆相遇，因为刘湘的四位大将之一的范绍增将军要组织88军，他介绍我到他的军幕，于是在抗日之大时代，我从戎了。范绍增是一位草莽英雄而成为川中有名的将领，他因为最早倾向国民党中央而被刘湘所摈弃，为王绩绪、潘文华、唐式遵三个将领所排挤成了光杆。现在中央军入川，他理应复活。因此成立了88军。当时主持中央军事的是何应钦。
范绍增对于我，因为由中央而来，谬诧虚声，于是他在编制以外，给我加了一个秘书长的名目。我在众川人之中，终日吟诗写字作画，居然在此战乱之时创作了一大批自问尚属可取的作品，真乃平生之快不亦乐乎。
吴稚晖说：“你吃了文人的亏，换着同一个武人混。入蜀在乱世，交结一个川人也好。”
1939年88军出发到第三战区上饶，我被留在重庆留守。那时家眷因为避免空袭，到江安去了。我更无所事事，只好也回到江安，有一群亲友去游峨眉，我也同了内子参加，船到乐山，遇到乐山到峨眉一带的日寇飞机大空袭，船停在江边5天进退不得，方才换了一条船回来，几乎还在川江观音滩覆舟送命，涉险回到江安。
忽然接到88军参谋长刘展绪的来电，转达范绍增的意思：屯溪并无兵事，约我去游黄山。
张群此时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秘书长了，我去向他辞行。他忽然对我说：“你不要走吧！在此帮我的忙如何？”我自然答应了，他立刻发表我任参议，正是1939年的双十节。我电辞了88军的任务。
这样，我又留在重庆了，又常常遇见张继，虽面和心不和，却仍旧点头招呼，尤其是每次出席中央纪念周，一定要见面，他奈何我不得，倒也相安无事。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马衡来渝（1）
我在重庆时，马衡来渝了，听说故宫博物院运出来的文物，分别疏散在云南的昆明、四川的重庆、乐山、峨眉等处。当然就是最初赴英展览的一批，以及张岳军帮忙运出的一部分，此外遗留在北平的全部、以及南京库房没有抢出的都听之任之了。我是比较知道的。而他们的个中人告诉我说，除去文献馆小部分外，都出来了。
马衡一到重庆，不知如何打听得我的住址，来至圣宫造访，他固然好意，我却因故宫是非谢绝了他。后来，他又到山王庙军司令部来，我也未见。他请我的大儿祖光吃饭，请他疏通；三顾了弊寓，我不便坚拒，于是彼此相见。他又请我吃饭，二人不免感慨一番，我俩应属故宫创建时的最早同仁，同是做的具体院务，且因北大系得误解，发生过不少的矛盾。
他着重向我说到，他与徐森玉经过这么多年的亲眼所见，说明我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朋友，尤其我对易培基的蒙冤，拔刀相助，不计后果，弄得后半生留离在外，不能返回北京，十分的不安。我也直言不讳地再次批评了他，在易院长受冤枉之后他的态度暧昧，始终不明朗。连易院长去世他都没有出现，而在故宫早期创办的时候，易院长是十分的重用他的。李玄伯也是他很要好的朋友。对此，他依然是回避不言，似乎是有难言之隐。
我知道他毕竟是既得利益者，能有现在的态度已属不易了，他希望与我重续友谊。并说最近要选一部分文物参加美国的博览会，对于古物陈列所的文物，我是老人，比较熟悉，从建院展览就参与其事。要请我担任审查委员，我碍于当时情况没有答应。
我说：“我是待罪之身，不便受聘。也免得生出许多麻烦。你如果一定要我审查，你可以拿古物陈列所的目录给我，我替你圈出可以送出去的，不一样吗？”
他赞同这样做，邀我到他办公处去一次，他拿出目录大致由我看一下，也就算答拜。
五十八、又出了希怪之事？？扩大到第六案
当我到了国防委员会的第二年，忽然接到吴稚晖一封信，信上写着：
景洲先生执事：……今早发见一奇怪之事，如先生有暇，请移玉敝寓一谈。敬叩
道安！ 弟敬恒顿首 六月十三日
什么奇怪之事呢？我当天晚上就到上清寺73号吴先生的寓所去看他，他给我三大本书。
两本封面上写着：《易培基等侵占故宫古物案鉴定书》。分为上下两册。另外一册，是关于此案的往还文件。（定名因此书遗失，我忘记了。）鉴定书内附印了“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官起诉书”，旁边注明“二十六年诉字第三九五号”，赫然写着：
“被告易培基 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在逃未获。
李宗侗 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秘书长，在逃未获。
吴瀛 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秘书，所在不明。”
这是第5次的扩大起诉书，连我那“妨害秘密案”要算第6次了。
吴稚晖所谓奇怪也者，乃是连我也加入了。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马衡来渝（2）
我在重庆时，马衡来渝了，听说故宫博物院运出来的文物，分别疏散在云南的昆明、四川的重庆、乐山、峨眉等处。当然就是最初赴英展览的一批，以及张岳军帮忙运出的一部分，此外遗留在北平的全部、以及南京库房没有抢出的都听之任之了。我是比较知道的。而他们的个中人告诉我说，除去文献馆小部分外，都出来了。
马衡一到重庆，不知如何打听得我的住址，来至圣宫造访，他固然好意，我却因故宫是非谢绝了他。后来，他又到山王庙军司令部来，我也未见。他请我的大儿祖光吃饭，请他疏通；三顾了弊寓，我不便坚拒，于是彼此相见。他又请我吃饭，二人不免感慨一番，我俩应属故宫创建时的最早同仁，同是做的具体院务，且因北大系得误解，发生过不少的矛盾。
他着重向我说到，他与徐森玉经过这么多年的亲眼所见，说明我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朋友，尤其我对易培基的蒙冤，拔刀相助，不计后果，弄得后半生留离在外，不能返回北京，十分的不安。我也直言不讳地再次批评了他，在易院长受冤枉之后他的态度暧昧，始终不明朗。连易院长去世他都没有出现，而在故宫早期创办的时候，易院长是十分的重用他的。李玄伯也是他很要好的朋友。对此，他依然是回避不言，似乎是有难言之隐。
我知道他毕竟是既得利益者，能有现在的态度已属不易了，他希望与我重续友谊。并说最近要选一部分文物参加美国的博览会，对于古物陈列所的文物，我是老人，比较熟悉，从建院展览就参与其事。要请我担任审查委员，我碍于当时情况没有答应。
我说：“我是待罪之身，不便受聘。也免得生出许多麻烦。你如果一定要我审查，你可以拿古物陈列所的目录给我，我替你圈出可以送出去的，不一样吗？”
他赞同这样做，邀我到他办公处去一次，他拿出目录大致由我看一下，也就算答拜。
五十八、又出了希怪之事？？扩大到第六案
当我到了国防委员会的第二年，忽然接到吴稚晖一封信，信上写着：
景洲先生执事：……今早发见一奇怪之事，如先生有暇，请移玉敝寓一谈。敬叩
道安！ 弟敬恒顿首 六月十三日
什么奇怪之事呢？我当天晚上就到上清寺73号吴先生的寓所去看他，他给我三大本书。
两本封面上写着：《易培基等侵占故宫古物案鉴定书》。分为上下两册。另外一册，是关于此案的往还文件。（定名因此书遗失，我忘记了。）鉴定书内附印了“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官起诉书”，旁边注明“二十六年诉字第三九五号”，赫然写着：
“被告易培基 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在逃未获。
李宗侗 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秘书长，在逃未获。
吴瀛 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秘书，所在不明。”
这是第5次的扩大起诉书，连我那“妨害秘密案”要算第6次了。
吴稚晖所谓奇怪也者，乃是连我也加入了。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马衡来渝（2）
据起诉书内，一共是三个人，一死一逃，在重庆并且在政府中央最高机关（国防最高委员会是战时统率党政军的最高机关）任职的只有我一个人。他们这一散发，完全对我一人的开轰是毫无疑义的，而又故意写着“所在不明”。
吴稚老说：“你避避吗？”
“笑话！”我说，“避甚么呢？他们不是明明写着我‘所在不明’吗？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现在任职国家最高机关。并且不时与张继碰头，此案闹了几年之后，方才算我正式加入，这都足以证明他们的胡扯了！只要他们敢拿我归案，我一定恭候！”
稚老没有劝我避了，我却一直候着他们，甚至后来国防最高委员会被炸，我一度借重庆地方法院办公，又在他们宿舍居住，后话甚多，却都没有对我怎么，此时暂且不提。
全案的关键，一句话可以说明：“他们是在故宫院务移交张继得手后方才在他们手内任意点、任意栽的！”4年之后，又再起诉，这样长久的岁月，若是他们愿意全部毁掉偷掉，一齐推在我们身上，也很容易做到。
他们自己说明，物品分存北平、上海、南京三处从事鉴定，也并不是全部、鉴定何人，全书自头至尾，查不出一个人的姓名，书是司法行政部印行，我们也只得之于口头耳闻，以及洪陆东对我自承，在本书上何处印刷也不具名。
鉴定只分精粗、真伪，也没有人证明盗换的字样，等于一个全部的匿名文件，而法院居然就可以蒙头盖尾来说，左一个“毫无疑义”，右一个“自属显然”！真是奇怪到了极点，以上粗枝大叶地都可以尽量证明全案的诬陷，以及法官的荒谬绝天下之伦！完全是一群以执法为外衣的枉法之徒。我今生被这件事情纠缠，浪费了无数的时间与精神，真冤哉枉也！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国防最高委员会内幕以及张崔辈的小挫（1）
国防最高委员会，名为统率党政军的最高机关，实际，在组织之始，因为何应钦的不欲军事委员会隶属其下，藉口说都是蒋介石担任委员长不要这个帽子，而反对其中有党政军平衡的组织，因之缺了一条腿，他是不肯要张岳军（群）拿秘书长的名义来渗入他的利益而已。其次因为蒋介石一度自兼行政院，而那一帮奴才式的幕僚，就不敢指挥行政院又去了一条腿，仅仅因为代行中央政治会议，以及可以利用一个不经立法程序随意发布特殊政令的特权而被保留着，可怜他生下来就在一个畸形的状况下发展。
内容呢，一个副秘书长陈布雷以内监式的幕僚控制了全局，凡是一切政令文件都须经过他而后才可以达到老蒋，他是较之李莲英更有文人与绍兴师爷之长，在一种虚伪的谦恭下士的态度下操纵了一切，以下懂事的幕潦及一切帮闲阶级没有一个不仰其鼻息，秘书长仅是一个傀儡，张群比较还有一些可以自主，张一出任川省主席，陈布雷兼代了半年，他就在家卧治，将一切托付了一帮等于家奴者流在处理着。
王亮畴（宠惠）来接任秘书长，以一个法学家，而又老于世故，知道陈不好应付，他仅仅做了一个老蒋的高等翻译与法律顾问而已。由这一点可以看出国民党整个失败之点与内在的腐蚀，所以陈布雷最后的自杀，望好处看，他是自己明白他应负的责任的！
以上，我是简单地介绍所谓国防最高委员会的重要性。我呢，因为我是出身于清末时代的13岁考入浙江大学堂，后来改为浙江高等，陈布雷正是高等的学生，我们是先后同学，张群之后王亮畴（宠惠）接任了秘书长，陈布雷还是副秘书长，主任秘书卢铸，蒋是委员长。
王秘书长是我北平时代的旧识，在张群时代，我是名为参议机要秘书，他上任秘书长之后照旧要我管理秘书长私衔的文件以及蒋介石专给秘书长个人手令的收转掌管。
由于我在政治方面始终是个低能者，也毫无野心，而张、王等高官用我，也绝非因为我有什么特别的政治才能，完全因为我是个以文章、书画为生，也在北洋政府内务部任职多年，有些政务行文方面的经验。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书画方面的雅爱，把我当作了他们可以寄托文人时尚的朋友。所谓书画一道，从古到今也早已成为官场之中的一种品位与身份的体现。唐朝时的李白，便是唐明皇李隆基的朋友，彼此不过为了好玩而已，岂有它哉。
王秘书长是一个世故甚深的官僚者，也是一个好好先生。以上说明了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地位是如何！张继身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或者中央政治委员之一，（我记不清他是两种中的哪一种，两种名义都是参加国防最高会议的。）尤其是他的太太崔震华，显然是看重这个仙山楼阁，尤其以为我这个天子内阁身边的龙套十分了不得！以为是“日边红杏”！腹心之患，会在最高执政的耳边伤害他们，以报“故宫盗宝案”冤案之仇。务必去之而后快。然而他们所不幸而值得惋惜的，是张岳军（群）和王亮畴（宠惠）都深知道故宫博物院冤案的内幕，张继的力量又笼罩不住他们二位，他们也都相当知道我的品格。张继夫妇用三大厚册印刷品来到处发送轰炸也顽钝地不动。朋友们见到之后，一致的表现是视若无睹。
因此，张太太崔震华这一枝“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长胜军，终于在我这里受到了阻碍，诸多阴谋，化为无形。
又一个可笑的怪事来了！？
我前面提过”我们因为逃避重庆的空袭，眷属姻友一部分都因冯若飞的关系而迁居江安，由我的表妹夫余上沅创办的国立戏剧学校也迁移到江安，我的大儿祖光同戏剧作家曹禺（万家宝）同在戏剧学校担任教职，曹禺的夫人郑秀却是郑烈的女儿，因为以上的一些关系，大家同客江安，同我家里一班儿女都有相当友谊，所以我同郑烈在政治上是一个素不相识的敌人，而他的女儿却非常相熟地口口声声尊称我为老伯，这当然与郑烈无关。
此时已经1942年了，张群做着四川省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秘书长是王亮畴（宠惠）。我的家眷已经迁回重庆，住在郊外唐家沱，我一个人却借住在重庆的地方法院，同他们一帮推事、检察官，相当厮熟。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国防最高委员会内幕以及张崔辈的小挫（2）
忽然，有好几位推事、检察官都来看我，一致地诧异动问：“您不是到成都去了吗？”当我否认了这事实，他们又都默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