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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老爷子眼里，义子的“不知道怎么办”只是一个细节问题。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的义子在这个时候只是不知道自己应该用怎样的方式去为国为民做一些事，并不是他不知道应该选择一个怎样的立场。作为一个传统文人，他的立场是坚定的。他相信义子的人格。
所以，当父亲跟他说起在镇上发生过的和正在发生着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杨老爷子对他说：“承训呀，《道德经》里说，‘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则惑，大者宜为下’，你行事总是有些刚愎自用，是不懂得以柔克刚呀，你应该再好好看看这本书。”
父亲说：“义父，国难当头于心不忍。于家国之事我绝不退让。”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说到这里，杨老爷子也笑了笑，他看着他有些激动的义子说，“做事也要讲究个方法，不能舍大节而顾小节。现在，共产党不是在讲曲线救国么，说得倒是很有意思。”杨云溪不疾不徐地说。
“共产党？”父亲装作有些诧异地看着杨老爷子。
“承训呀，不瞒你说，虽然你不肯明说，我知道你此次是为避难而来。国难家仇一个人不能总是逃避呀。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改日，我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认识，隔壁的董先生。他是一博学多识之人，相信会对你有所帮助。”
后来，文革时据父亲自己交待，那一次到临清他其实怀着两个目的：一是为了暂时躲开张名臣迎面而至的锋芒，二是为了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想通过杨老爷子劝说他在天津的儿子杨梦龄加入共产党。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经过慢慢接触，他发现，杨家的人不但早已加入共产党，而且他们家已经是党在冀东地区的一个秘密联络站了。更有意思的是，杨老爷子也有劝他加入共产党的意思。一开始，他跟杨老爷子都试探性地接近对方，也都不敢把这种事情明说出来。直到董先生出现，他们才发现彼此的真实身份。这时，两个人都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父亲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是这样写的：
“当时，我也不知道义父（杨云溪）的真正身份，由于我们地处两省，组织工作又比较混乱，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组织上知道我跟杨家的关系，就派我以躲难为名借机去说服杨梦龄（杨云溪次子，时在天津）加入组织。却没想到，杨家人不但早已经入党，且亦有劝我入党之意。一开始，双方都不便明说，直到遇见董凤栖，我们才知道彼此的真正身份……”
当父亲的身份终于浮出水面，我心中那些积存已久的疑虑才得以一一解开。当年那些不可理解的事也变得很正常了。包括我们家在镇上的财产，还有那些在我们家进进出出的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人，以及他做下的许多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事，这一切均变得可以理解了。因此我得出这样一个道理，对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不能够理解，那是因为我们对事物本身认识不够，这不是事物本身的错。
所以，在后来，我又知道了更多。比如，党一开始准备让父亲答应高原正冈的邀请，让他出面担任青城市治安维持会会长，这样一来更有利于党在青城的活动。但党这个决定遭到了父亲的断然拒绝。
他不同意去担任那个角色一是因为他不喜欢这种两面三刀的角色，二是因为他认为那样对我们一家来说危险太大了。父亲直言不讳地对组织上说，自己可以为党做一些事，因为这个党是爱国的。他为他们做事也是因为爱国。是这种共同的爱国心让他和党走到了一起。爱国，是一个人在国难当头时的本能，他做这些事时绝没有抱有什么崇高的理想。若是因此让全家都背上危险的阴影那种代价就太大了。
当年，父亲绝不同意党的指示。他为的是要在自己身后留下一条退路。
在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措辞坚定地对我们说，当年，如果让他二选其一，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退党。他这样选择有他自己的道理。依父亲的脾气，既不习惯受人强难也不喜欢拖泥带水。但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他也不会做出出卖别人的事情。他这样的人，只做自己喜欢的事，不喜欢的事可以不做，但已经答应的事就要做好。这是当时很多读书人的做人准则，也是现在很多人具有的良好的传统品德。
也就是说，在父亲眼里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一点还是很被看重的。
组织上斟酌再三，决定同意让他回到镇上，并将党在青城的工作重点和大批财产都向东转移。事实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之后，父亲开始做起了党在冀东南青城一带的大管家。
了解了这些，也不过只是打开了生活一小部分，再后来，又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我慢慢了解了更多。但在当时，年少的对这一切是毫无所知的。也就是说，对于事实的真相，当时的我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认识。在那个时候，我心中那些解不开的秘密真是太多太多了。
那时，远在临清的我充满了对父亲迟迟不肯返回家乡的不满。
这种不满的越来越深。直到有一天，我变得再也不喜欢临清这个地方了。尽管秀林不像杨开初一样善解人意，尽管秀林会在晚上父母都睡下时偷偷敲我的窗子让我心烦意乱，也会在大家都很没趣儿的时候出点儿洋相，尽管他总是在勾引俞白，但跟他在一起我却总觉得生活是很有趣儿的。当然，我如此急切地想回到镇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只有在镇上才可以见到俞白。
我又想起这个细眉细眼的小姑娘了。就这样，我终于等不下去了。
一个人，只有在失去了一种生活，你才知道你所失去的东西是多么的美好。在临清的无所事事让我觉出了人生巨大的寂寞。我开始失眠，那终日失眠的感觉就像一个在午夜游荡的鬼魂，在你心头抓挠一阵，然后在天亮时分像一只鸟一样飞走了。
我终于决定找父亲说说。
我的问话像是又唤起了父亲心头那忘记已久的忧伤。他看着我，语气沉重地说：“我何尝不想回去呢？孩子，你要懂得，一个人活着不是想怎样就能怎样。”
父亲这话又一次打动了我。我觉得自己好象在什么时候听到过这些话。他的话似乎把我的心灵带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
也许是为了要安慰我的寂寞，这天上午，杨家破例准许那个曾去码头接我们的仆人带我的杨易之去码头去看一场马戏。杨老爷子再三叮嘱：街上有拍花的，一定要注意安全。
就这样我们踏上了临清的大街。我看到了好多好玩儿的东西。抱着藤条筐卖小面人儿的，吹气球的，卖棉花糖的，五颜六色，很是好看。但我已经全然不去在意这些了。映入我眼中的大都是一些卖小吃的，最馋人的是满大街人手里都托着一块小小的木板，上面搁着热气腾腾的豆腐。头戴小白帽的穆斯林们歪着脑袋，把那小木板送到嘴边，“唏溜”一吸，那豆腐就滑滑地吸到嘴里去了。
在这之前，我实在没有觉得豆腐是一种好东西，但看到这些戴小白帽的人贪吃的样子，突然觉得那豆腐一定很好吃。我看着那个仆人，多么希望他给我们每人买一块热气腾腾的豆腐呀。可是，这个中年仆人却忽略了一个孩子的感受。后来我再也不吃豆腐。这大概是自那以后就失去了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吧，要不，就是因为再也没能遇到当年那热气腾腾的场景。
仆人牵着我们在大街上逛来逛去。“马戏在哪儿？”不一会儿，我走烦了，就问。
“不远，不远。”仆人一边回答我，一边小心翼翼地偷眼瞅着路边排队走过的日本兵。
我们终于走到了目的地。
花钱买票之后，我们钻进一个大大的帐篷。里面寥寥几个人，台上一个打扮怪异的人正在变鲜花。他拿了一块白布，在空中抖了抖，待我们刚刚看定，回过神来，他手里的白布已经变成一束鲜花。
我有些惊奇。明明一块布怎么变成鲜花了呢？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就瞪大了眼睛去看那人的双手。后来，他又不断地把那块白布变成金鱼，变成鸽子，又变作一团烧着的火。
我有些眼花缭乱了。明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在我眼前发生了。我是应该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是相信自己的心灵呢？我犹豫了。
回去的路上，杨易之告诉我，那些都是假的。
“假的？”
“是呀，他们用自己灵活的手来蒙骗人的眼睛。”看着我将信将疑的表情，我的朋友进一步解释说。
他的话让我又一次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我想，当你知道这是魔术，事先知道谜底，以一种看戏的眼光去看，这一切自然是假的。可是，当事先不知道底牌，你又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呢？这件事又让我想起了来临清路上想起的“至大无外，至小无内”这句话。眼睛和感觉都会出错。有些事我们明明看到它这样了，结果却成了另外一个样子，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呢？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呢？我们应该相信什么呢？
我经常会在一个人呆着的时候陷入这种矛盾之中，以至于有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坐着，一动不动。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在想过这些问题。而对于我来说，总是去想这些想不明白的东西终于有一天把我给害了。它让我过早地变成了一个没有主见的人。
那个上午我落落寡欢。
而父亲，也终于在我不断被自己那些想法套住的时候决定告别回家了。
临行之前，杨老爷子，也就是他的义父给他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宜圆。一定要记着用心去教导儿子，这才是你义不容辞的责任。
父亲想了想，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才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两件事情做好，一是做好党交给他的任务，二是教育好我们。在父亲心中最重要的还是教育我们，因为儿子代表着他的未来。那次回家途中，父亲已经在心里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原则：可以以自己的努力去为党做一些事，选择入党，是为了活得更好一些，是为了不当亡国奴。但最好不要伤及身家安危。
那一年，父亲三十四岁，也就是说，自三十四岁开始父亲就已经决定把全部的心血都用到我们身上来了。后来，跟秀林一起回忆起父亲，想起很多当年的事儿。秀林神色凝重地对我说：“你觉得这一生有什么对不起的人么？”
我说当然有了。他说那你说说都有谁？我想了想，说，有父亲，那么长时间我都不肯宽恕他；还有生母，我一直没有照顾过她，还有，还有外祖父，我枉费他一片苦心，另外，还有……就是杨易然……
“杨易然是谁？”
我痛苦地低下头去：“她……她是杨开初，对，开初你是你认识的，易然是开初的妹妹，她对我做了那么多，最后我却害了她。”
秀林对杨易然不感兴趣，他对我说：“外祖父，是啊，当年外祖父是多么地疼你呀！”
我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也有对不起的人呵，像张芳允，我始终没有给她一个正当的名份，还有子骥，这些年，一直是你们在照顾他，我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还有……我们的父亲，我一直都悖逆着他……”
说着，这个一向以坚强著称的人眼眶竟然湿了。我知道，秀林这一次说的是真心话。于是，我就劝他说你还是不要再难过了，父亲早就已经原谅了你。而且，我们都已经不再是能够承受太多感动的年龄。秀林低下头去，擦擦泪水。我说，每个人都有一些只属于自己的伤心往事，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太光彩的经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刻骨铭心。还是忘了它们吧。虽然我们欠下的太多，可是，我们也有我们的收获。
“收获？恐怕这刻骨铭心的心酸就是我们的收获吧？”他看了看我，像是对我，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好人总是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他们总是习惯宽容。唉，也是，忘了吧，忘了也好。”
我说：“你是说我们都不是好人么？”
“好人？什么是好人，什么又是坏人呢？我知，故我在。”
我们两个就这样坐在河堤上绿树浓荫之下看着远处的蓝蓝的天空，再也不说话了。
当年，父亲带着闷闷不乐的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时，秋已深了。早晨扑面的水气带来丝丝逼人的凉意，我们立在船头，挥手同杨家告别。杨易之不无伤心地拉着我的手，说：“行健，你走后我感到会难过的。”
“我也一样，”我说。我表现出跟他脸上一样的忧伤。而实际上，我心中却是高兴极了。我恨不得一下子飞回家里，见到秀林，见到俞白。
我跟在父亲身后跳上船。船老板长篙一点，船像离弦之箭一样向北驶去。
世界上有许多事都是同时进行的，趁着路上这段时间没什么事，让我好好想想在我们走后镇上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我想，秀林一定天天跟俞白在一起吧，他们又去野地里采花了吧，秀林又摘了一朵漂亮的灯笼草儿挂在她头上了吧？也许，他们是一起关在秀林的屋子里，听他讲那些稀奇古怪的故事？还是他们一起去河湾破庙前去找老迷糊？
总之，我觉得在我不在镇上这些日子里秀林一定天天都在缠着俞白。想到这里，我心中有些着急。这时，父亲却突然对我说：“回去后，我送你们进学堂读书吧。”
我怀疑自己听到的是不是真的，瞪了大眼去看他。
父亲若有所思地对我说：“也许，你不明白，当初我为什么不送你们去学堂读书，新学堂里讲的那些东西太浮浅了。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字变得再也不像我们民族的文字了，它们失去了自己本身拥有的巨大空间，一旦失去了美感，它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文字。所以，一开始我就不同意你接受这种浮浅的教育。这样下去，我们的文化要失传的！”
说到这里，我看到他眉头紧皱，一脸严肃。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又说：“不过，大势所趋，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一个人，永远无法同前进着的时代抗争。你也看到了，目前，我们的国家正在遭受着怎样的屈辱，有人说这是文化的罪过。我想这也是有道理的。唉，从今天开始我不再约束你们。如果愿意，你就和秀林一起去新学堂读书吧。但是，我希望，有朝一日我们的国家强大了，你们也千万不要忘记了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你要记着，只有自己民族的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我似懂非懂地看着他，点了点头。
“也许，这世道真的要变了。”说到这里，父亲长叹一声。望着滔滔流水，他难过地转过身去。
第二卷5
可以想象，当时身遭国难又遇家仇的我们正处于一种何等逼仄的环境。好在从临清归来的路上，父亲就已经以一介文人的眼光为家族的未来做好了长久的打算。其实，他的打算也不过只是两个简简单单的两个字，一个是“勇”，另一个是“忍”。这两个字是他面对国难家仇所采用的两种态度。
熟读诗书的父亲经过多年的风云际变，他已经能够自如地控制自己的感情。他知道，世界上举凡事情大概可以分作四类：一类想做也应该做，一类是想做却不能做，另一类不想做却必须做，还有一类不想做也不应该做。从那一天开始，他就用这种标准把所有的事情都给一一分清了。所以，当镇上的人们在日本人到来之后都在为自己的位置或者惶惶不安，或者争风斗宠的时候，韬光养晦的父亲已经默不作声地把精力放到了对家族下一代人的培养上了。后来，事实证明他当初的做法是多么地正确，他当时做出的这种决定对我和秀林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自那个时候就从他的“勿争一时之气，勿贪一时之乐，勿逞一时之能”中领会了很多东西。这些东西让我们受益终生。
每每想起这些，我就想，也许，那些最终都会随风而去的事情就是父亲当年跟外祖父所说的“不能长久”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的长久就应该是在我们身上了。要不，他为什么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我们身上呢？
接下来的日子里，父亲广结善缘，努力以己之力为镇上做着一些事情。当他做这些事情时，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包括我们，也包括母亲。我想，很多事情并不是因为是一个地下党员他才会那么做。换句话说，在当时，即使不是一名地下党员，有了这种心情的父亲也会做出一些类似的事情来。这又让我想起了他经常给我们讲的“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君子在上则息万物之器”。这是他做人的基本准则。后来，他也常常说起，当年那些事情，并不是因为是一名党员才那样做的。他淡淡地对我们说，党不过只是一种信仰。
然而，尽管这样，晚年的父亲仍是无法做到问心无愧。
每当想起那些旧事，那盘桓亘久的痛苦就持续在心里让他感到无处逃遁。步入晚年的父亲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低头忏悔。
每当想起这些，父亲都会作出痛苦万状的样子。其实，在这之前，从中年开始，他就已经生活在对如水往事的深深的忏悔之中了。
他告诉我们，当一个人犯下错误他总会为此付出代价。尽管有时候这种结果不会很快到来。你不要以为时间还没有来得及对你进行惩罚，就觉得可以躲开惩罚。有时候，这种惩罚来自于别人，但更多更大的力量却来于自己。而且来于自己的惩罚往往要比来自旁人的惩罚严厉得多，也沉重得多。
记得当年，父亲是这样寻我们说的：你们不要轻易地犯错误，并且要学会真正去宽容。他说这话时我们都万万没有想，后来，我们心目中那个在生活中最不可能被原谅的人却变成了他。
这深刻的仇恨源于我们的家族故事。
算了，先不说这些沉重的东西了，让我们的目光回到那个让人关注的秋天吧。
当我们悄悄回到镇上，正是掌灯时分。我和父亲像一对逃难归来的流民小心翼翼地走下码头。父亲带着我走向码头木场。直到热闹的码头渐渐安静下来，再也看不到一个人影时我们才动身回家。
就在我们刚刚穿过弄鱼巷，正准备拐进通向我们家的青石小巷时，突然遇到了码头李家的少东家李维汉。码头李家的人个个都有一身好功夫，他像鬼魈一样从窄窄的小巷里一闪而出，把我吓了一大跳。
李维汉阴阴一笑，略一抱拳对父亲说：“承训兄，这么晚是刚刚回来么？”
父亲定眼一看，淡淡地说：“原来是李大当家的。”
“承训兄，这些天你不在镇上，可是清静了呀！你可知道，这些天发生了很多事……”
“我不想知道这些。你有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