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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林淡淡一笑，“好吧，其实，武进先生，实话告诉你，并非人人都像你那样固执，我们的民族是一个真正懂得宽恕的民族。不管你自己对当年的行为怎么理解，我们都会一面牢记你们的罪行，一面真诚地原谅你。只不过，不肯认识错误，最终受到惩罚的只能是你自己。”
第五卷2
当一件事情过去很久了，人们都将会慢慢把它淡忘，这似乎是一个不可抗拒的的道理。因此，若是想消除某种东西给我们的心灵带来的伤害，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做一些事情，籍此让时间匆匆而过；同样的道理，要是想铭记一种痛苦，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天天泡在时间里去冥思苦想。也就是说，要想忘记一种忧伤，你只要沉浸在快乐的生活里，全神贯注地投入就行了。
那年秋天，因为日本的人投降，学校决定放假庆祝，我终于在离别将近一年之后再次回到镇上。久别的镇子对我来说有一种淡淡的生疏与亲切。回到故乡的我，和秀林一起穿上母亲做的厚厚的夹衣走在大街上。
我看到冷冷的风掠过镇子上空，卷着落叶漫天飞舞。
风在昭示着季节的不断变化。风起的时候，在弄渔巷，我又见到了那个疯了的老女人。看到她，我心中不由蓦地一惊。我不知道为什么总会在大街上遇到她。她似乎不怕冷似的，半裸着胸，神情呆痴，披头散发地在大街上晃荡。一条狗远远地看到她，吠了两声，凑着鼻子跑过来，但它随即又摆出一种见怪不怪的高昂姿态，摇摇尾巴远远地跑去了。看到这种情形，我心中不由得猛烈地一恸。一个人就是这样地在生活中被他周围的世界遗忘的。我们突然觉得，这些天来像她一样，镇子上的很多事情都在我身居他乡的时候在心中给一一淡忘了。
以往每当看到她，我心里总是很难过。这一次又是一种特别的感受。我发现，她像我们一样生活在人群里，但大家都像看不见她似的。一个人要是活到这个地步，那她就彻底没有希望了。一个人明明就在你的眼前，而你却像感受不到她的存在似的。这种感觉如同穿上一件棉袄一个人便再也感觉不到寒冷，吃过一顿饱饭就可以感觉不到饥饿一样。这是因为我们都对她的存在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
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些对事物初步的思考能力。想了又想，原来，原来这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她身上罩着的那一件与众不同的外衣。当一种东西对人们构不成影响，人们通常就不再去在乎它。正是由于她的发疯，她对整个镇子上人们的生活都不再产生影响，所以人们都对她的存在无动于衷。这可以总结出一个道理：我们之所以不被感动，是因为我们已经习已为常，或者，是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抵御能力。那一天，我发现所有镇上的人都没有因为看到她的可怜而感到难过。也许是因为他们不能也无法一一顾及吧。
就这样，像这个女人一样，很多东西就这样在我们的世界里被慢慢地淡忘了。
想到这里，我心头又生出些许失落：我告诉自己：绝不能因为只身在外就可以一天天跟镇子疏远了，我要趁着这个宝贵的机会一一把那些往事拾起来，刻在深深的记忆里。
那个秋天的风好大，它好象跟谁过不去似的，傻愣愣地旋着落叶在还未被来得及打扫干净的田野里逛来逛去，像是一个秃子不停地用手摸着自己光秃秃的脑袋。结果，风什么都没能带走，而寒冷却一下子来了。一夜之间，街上的棉袍多了起来。弄渔巷边上那些湿漉漉的水，大都凝结，冷固，生成了一种似冰非冰似水非水的东西。它肮脏的颜色携着河里带来的腥臭味儿，在一个个夜深人静的夜晚，被皎洁的明月当空照亮。月光明晃晃地投到地上，闪动着一些幽暗而又让人从心底发瘮的光芒。
那段日子，我经常在宁静的月光下来回走动，去看望镇上当年那些亲爱的朋友。
风再大一些，那些在弄渔巷终日被人踩来踩去的东西结成了硬硬的冰。太阳升起来，它们立刻又化成了水，并一点点地洇湿弄渔巷那些就地而铺的青砖。此时，弄渔巷就像一张被水洇透的纸那样傻傻地呆着。它们被来来往往赶市的人踩来踩去，在溅起一些肮脏的泥巴的同时，鱼腥味儿也被那些穿着肥裤裆扎着细绑腿的人各自带回自己家里去。
一年一年的我就是这样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着生活。这些年，我看到父亲已经慢慢变老了，我们也一个个长大了。当日本人走了，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大家都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可是，回到镇上的之后我却对眼前的很多东西都感到了一种深深的不解。终于有一天，我鼓起勇气来到学堂里，问起了张先生。
张先生依旧像以前一样苍白。他只能回答我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日本人走了之后我们要过一种新的生活，比如，镇上以后会有新的力量，等等。但他从来都不告诉我日本人走后我们到底要过怎样的生活，也不告诉我那个统治镇子的新力量到底是谁。我觉得他的回答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很远。
但有一天，他却严肃地告诉我说，虽然看起来风平浪静，但日本人的投降对我们这些普通百姓来说不见得是一个好消息；他说，即使现在大家可以活得很平静，但人们的身份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我们是生活在自己的国家里，而现在我们有了亡国奴这种生活经历。关于未来，他则担心地说，即使日本走了，世界也不会真正平静下来。日本人走后马上又要打仗了。人们要重新分配权力。
听到这些话，我感到那遥远的危险将会又一次真实地降临到我们头上。
我突然对镇上所有的人都不满意起来。看看镇上这些号称大有作为的人吧，父亲，总是在偷偷摸摸地做事，一天天不敢出头露面，即使我们都已经不是亡国奴了，即使日本人都已经投降了，他还是不动声色地坐在家里；张名臣因为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几次三番地跟镇上的人过不去而被张老爷子逐出家门，日本人投降后他又不得不隐姓埋名远走他乡；码头李家的人似乎只看中了他们的码头和怎样去对付滕张两家，他们谁也没有想过如何去让镇上的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对很多大问题也不是太感兴趣。这只是偶尔才会想到的。对于镇上来说，我关心更多的是有关我们家族的故事。古老的镇子对于我来说，它的秘密真是太多了。张先生只能回答一些遥远而笼统的问题，而像这一类具体的问题只有在老迷糊那里才可以找到答案。
于是，我又只身一人来到河湾。
几年不见，他还是一如往常的样子。看来，日本人的投降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改变。当我跟他说起那些藏在心里很久的事，老迷糊看我的目光有些异样。他说，你说的这些都不是你应该知道的事，孩子，总有一天，我会把这些告诉你的，但不是今天。
我说你不说也罢，我自己会弄明白的。
他摇了摇头，说，孩子现在你已经是一个学生了，有时间带着秀林去看看你四伯母吧，她的日子很难过。不管上辈人结下了怎样的恩怨，那却与你们无关。她是一个真正没人可怜的人呵。
老迷糊说了半截儿的话让我心里更加难受。但他不说下去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他那怪怪的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温柔的语气让我心里感到实在不好受，但我还是认为他言之有理。于是，我拉上秀林来到四伯母家，尽管他很不情愿跟我去。
嫁给马代后的第二年，四伯母生下一个儿子。而在这个可怜的儿子还没有长到周岁，他的父亲就被打死了。虽然罪有应得，但命运对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与多难多舛的四伯母来说显得太残酷了。我们来到马代家那个破败的小院，看到她正在屋子里抱着孩子低声哭泣。
我们请她再回到我们家里去。四伯母摸着秀林的脸，说：“孩子，有些事你们不知道呀，我今天到这一步，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我谁都不怨，你们能来看我我就知足了。孩子，你们放心，我一定活着，好好活着。”
我们三个都哭了，秀林脸上也泪水哗哗地。我是第一次看到他如此伤心。
四伯母的话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暗示。但我们都没有注意到。那天晚上，绝望的四伯母一头扎进了大运河。三天过后，有人在河湾北面芦苇荡里发现了她浮出水面的尸体。父亲让人把尸体运回，埋到四伯父坟里。她跟马代生下的那个儿子被她的娘家，也就是武城韩家的人带走了。孩子长大之后，按韩家的姓氏排下去，韩家给他起名叫做韩飞。
那个秋天，我所能支配的时间仅仅只是一个假期。所以，在家里呆了一段时间我又不得不匆匆地回到了临清。后来听说，那年冬天，七十二岁的张德道张老爷子终于放下了手中的权力，让前镇长，他持重的大儿子张汉臣来执掌族务。日本人投降之后人们并没有因为张家出了个像张名臣那样的人而对张家心存成见。倒因为是一个博爱的人，同他的父亲一样有着一个宽广的胸怀，张汉臣也得到了镇上人们的广泛尊重。还有，我也听到了关于李维新，也就是码头李家那个给日本人做通译的小儿子的消息。让我们这个看起来很瘦弱很文静，总是试着在暗中保护着自己的父老乡亲的年轻人在日本人投降之后的命运吧。
出人意料的是，他就像父亲一样也有着双重身份。李维新表面是日本人的通译官，实际上却是一名秘密的共产党，他一直在地下做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工作。日本人投降之后，他留下来做了共产党的区长，让一时李家出尽风头。
张家的长子张汉臣在家族掌权之后，随即放弃了他在镇公所的职务。在那段时间，镇上对处于一种失去秩序的混乱，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没有哪一派人站出来主动为它负责。就像张先生说的，人们在忙着为权利分配做准备。因为李维新，在那段时间码头李家在镇子上占据了很显眼的位置。第二年，那个在码头被日本人轮奸的少女生下一个孩子，然后用一把剪刀割开了自己的喉咙。孩子长大之后，村里的孩子都管他叫做鬼子。因此却让张家与李家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
那个时候父亲一直不动声色地躲在家里，外面发生的一切像是都与他无关的样子。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在大局未定之前他这种韬光养晦的做法是多么地明智。后来，也就是李家的小儿子李维新在日本人投降并以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出现之后不久，他就被国民青城市政府抓走了。听说被投进大狱，最后活活折磨至死。虽然，很多年过去之后他又被共产党追认为革命烈士，但他那年轻的生命毕竟已经一去不返了。这一次打击对于李家来说是致命的，它让码头李家开始处于他们的最低谷，而且，一呆就是二十多年。从此，李家永久地失去了在镇子上同张滕两家抗衡的资本。
这都是因为那些讨厌的日本人。他们这一来一走让镇上的人们又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倒是这样一来，却使得元气大伤的张李滕三家人可以心平气和地共处了。
当镇上的人们在欢庆胜利的时候，父亲一个人躲在家里闷头读书。
这不，他正试着从传统文化里去寻找一个民族对未来的寄托。这些年来，他通过埋头对种种文化现象的研究，慢慢地确立了这样一种想法：对传统的儒家文化进行一番改革，以儒家为目的，以法家为手段，研究出一套教民耕战富国强兵的具体办法。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父亲就提出了他的把儒教作为国教，把儒家文化当作一种民族信仰的想法。在深入研究传统文化的同时，父亲又广泛地涉猎一些西方的学术著作，并研究日本明治维持新的历史渊源。通过对东西方文化与政治现象的研究，他更加确立了这种想法：历经战乱之后，一定要给我们这个民族一种全新的信仰，让传统文化找到一个适合于现代的形式，让国学变成一个神圣的宗教文化。
同时，父亲表示出对传统文化的无限担忧。他曾尝试着以自己的努力去实现改革传统文化的伟大构想，但他也知道，自己所做的只是一个理想，他不过只是在从理论上来研究这些东西的可能性，但他更知道，只有先做出这种思考，才能将一个民族发扬光大，并并久立于不败之地。
现在，让我们来去看看当年父亲所做的事情吧。
每当想起这些事情，它都是那样的激动人心。我们的民族历来都不缺乏像父亲这样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旦国难当头，他们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用自己的思考与努力去拯救国家和民族于危难之中；而当国家稳定下来之后，他们又主动以自己的努力去思索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有效措施，身不旁贷。
当时，父亲虽然并没有站出来，但我知道他并非没有这样的机会。作为一名地下党员，早在抗战刚刚胜利的时候，组织上就已经准备让他走向前台了，但是却遭到了父亲的拒绝。他与组织之间有过一次谈话。父亲说，我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别的，更不是为了当官。只是因为你们一心一意抗日。现在，日本人投降了，我的目的也达到了。我这个人从不奢求什么，这样吧，我的身份你们最好不要公开，以后有什么事也别来找我，就让我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吧。
组织上考虑再三，决定尊重父亲的意见。父亲随即交出了党委托他管理的，镇上的公共财产：滕家店，油坊，渔船车马店煤场和木材场。
看来，父亲是决心要跟政治这种东西划清界限了。
时间一天一天在我们身边静静流过，生活在慢慢地发生着变化。抗战胜利之后，镇上的人们开始选择新的方式去生活。日本人投降之后，因失去了儿子扬言对我家进行报复的张家老三，觉得在镇子上活得实在太没什么意思了，于是他就一个人闯关东去了。他的妻子，也就是那个跟若何一起失踪的孩子的母亲，在张开臣离家出走之后不久突然疯了。她披头散发地在大街上到处乱跑，一条一条地扯光自己的衣服。待有些清醒的时候，她就跑到我家大门口，又哭又叫地大声谩骂。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张汉臣就让人把她关到张家大院一间小屋里，锁上一盘大大的石磨。这样，她和不能随便出来胡闹了。
随着时间慢慢地流逝，镇上人们也在慢慢改变着自己的生活。当又一次回到镇上，又来到张家，当看到那个被锁起来的女人那可怜的样子时，我心里感到很难过。可是，这也不是我们的错，大家都同是受害者为什么要彼此怨恨呢。于是，我又来到河湾向老迷糊询问原因。老迷糊对我的问题避而不答，他又唱起了他那首让人心神不宁的老歌：
小路弯弯小路长，
曲折曲折九回肠，
路头通着神仙府，
路旁埋葬爹和娘。
天当被，地当床，
老天爷爷的破衣裳，
娘生儿呀爹娶娘，
娘想娇儿泪汪汪
……
听着这首歌，我觉得心里像刮过一阵阴阴的风，冷冷的。我打了个寒颤，随即心里觉得就象丢失了什么似的。我呆呆地从他的小院里走出来，在镇上漫无目的地四处乱走。在大街上，我又遇到了那个经常见到的女疯子。她远远地尖叫地向东面跑过来。
我就那样愣愣地站着，又觉得她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就在这时，她跑到我面前突然向我扑过来。
我眼睁睁地看着她向我扑来。
她在我面前突然站住，一双死鱼一样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我低下头，从学生装口袋里摸了一阵，掏出两张纸币塞到她手里，转身走了。也许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对他唯一一次善举。
第二天一早，我坐船走了。后来，当趁假期回到到镇上，母亲不经意间跟我说起了那个疯了的女人。母亲说，她整天在河边游荡，常在江边走哪有不失鞋的。终有一天晚上，一脚失足，跌到河里淹死了。我算了算，她淹死那天正是她向我扑过来，我又给了她钱的那天晚上。再后来我就此事问起了秀林，秀林若有所思地说，你不知道吧，那疯女人淹死的第二天，父亲出面请人把她捞上岸来，她的坟就埋在我们滕家坟地里。这时，我才知道她原来是滕家的人。后来，趁父亲不在的时候，我在他房里翻出族谱，终于找到了这个疯女人的位置。她是我一个堂房的伯母。
不知为什么，得知这个女人的死讯竟让我心里难过了很长时间。我常常在梦里见到她那大叫一声向我扑来的样子。为此，回到镇上的我常常在半夜里骤然惊醒，一身冷汗，并失声地大呼大叫，搅得一家人都心神不宁。
母亲挺着大肚子从她房里过来，替我擦去额上的冷汗。她扒扒我的眼皮，用无比担心的语气地对父亲说，“八成，这孩子是又犯病了。”
第五卷3
那年秋天，我在南方带兵的二伯父收到了父亲的来信，并给他回了一封信。信上，他说了一些大致关于未来的话，却没有关于父亲询问的，关于作平和度平那件事情的回答。父亲很是失望。远隔千里，他只能空自兴叹。信上，二伯父对他的未来表示出了极大的担忧。他说，虽然日本人被打跑了，但恐怕人们还过不上好日子。他担心马上就要进行楚汉之争了。这一次，他在信中提到了自己解甲归田的想法。他的观点是作为一名军人他的职责是保家卫国，而不是在自己人中间舞刀弄枪。那一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想巩固自己的胜利果实，内战一触即发。
父亲把二伯父写来的信秘密藏了起来。自从日本人写给他的那封信丢失之后，他变得越来越小心了。也许父亲知道，今后的一切都有待重新求证，在这种境况下一个人能只能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因此，他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母亲。就这样，度平，我们家的三儿子，如石沉大海一样永远失去了消息。
就在父亲把党托他管理的财产如数上交给组织之后，家里的生活越来越艰难了。由于没有任何收入，家里只能靠父亲当年微薄的积蓄聊以度日。这对于已经习惯于花钱不受约束的母亲来说，不啻于一个巨大的难题。因此，那段时间她总是在埋怨父亲当初不该那么利索把财产交结得一干二净。哪怕只留下一家小店一家人也算是有饭吃了。父亲在这个时候，总是一声不吭。有时候，母亲的话实在让他受不了，他就说一句类似“善谋生者，但令长幼内外，勤修恒业，而不必富家；善处事者，但就是非否可，审定章程，而且不必利己”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话。
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们都以为是自己把日本人赶跑了，都觉得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