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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回忆，我越是拍大腿，恨不得拿自己去枪毙。小池给了我那么好的机会，我竟然没有抓住，真是天底下的第一笨蛋。如果能挽救该多好！当晚我就铺开信纸，开始了挽救工作：
小池：
你好！天乐县好玩吗？你去爬那个五色湖了吗？插队的生活怎样？你能干农活吧？是不是哭鼻子了？想家了？你恨我吗？到现在我才明白，我不该骂你“流氓”。我向你道歉，希望你原谅我。
友谊4（2）
我一直把男女的接触看成是“耍流氓”。班主任“没主意”是这么教育我们的，校长赵万年也是这么教育我们的，再加上我妈的教育，我骂你“耍流氓”就不奇怪了。刚来动物园的时候，我经常用木棒打那些耍流氓的公猴，后来何园长教训我，说如果母猴的生育能力下降，就扣我的工资。原来猴子可以理直气壮地干这种事，那人为什么人就不可以呢？书上不是说“人是高级的动物吗”？既然人也是动物，就应该享受猴子的待遇。不过人又好像不完全是动物，人应该有高尚的情操，不能像动物那样不要脸，因此人选择了一个中间办法，就是志同道合，先谈恋爱，谈妥了，同意了，才……
这封信写得乱七八糟，最后把自己都写糊涂了，于是我就撕信。撕过之后，我又重写，写过之后，我又撕。信的内容大致就是骂自己，恨自己，后悔当初没理解小池的意思。写着写着，我开始在小池的名字前加“亲爱的”。折好信，封好信封，我来到大街上的邮筒前，准备把信丢进去。但是每一次，我的右手都紧紧地掐住左手，提醒自己：万一小池生气呢？万一她把信交给组织怎么办？信也许太露骨了，是不是再含蓄一点？没准小池对我已不感兴趣……鬼都不会相信，一个被我骂过“流氓”的人还会原谅我。我在邮筒前徘徊，始终没敢把信丢进去，尽管手里的信每天一换。
友谊5
我给小池写的信，全部压在席子底下。随着信封的增多，信的内容也愈来愈赤裸裸，就像说私房话，写得具体亲密，连想她的裙子、想她的大腿都写。这样一来，我常常梦见小池。有天晚上，我梦见她在我面前脱裙子，好像也是在仓库里。这次，我没有躲避，跟她睡了。梦中的嘴巴像抹了糖，身体舒坦到了顶点，但是很快我就从顶点摔下来，全身疲软无力，裤衩湿了一大片。这是我第一次梦遗，我从床上爬起来，给小池写信，说我想你想得都梦遗了。
到了白天，我觉得梦遗是一种错误。我爸睡不着、喝凉开水、看火车、梦里喊赵山河都曾被我视为流氓行为，更何况我是梦遗。我发现我已经重复了我爸的前三项，再这么下去，我就是另一个曾长风了。一天深夜，我被自己的声音叫醒，听到自己在喊“池凤仙”，手里竟然还抱着枕头。这和我爸有什么区别？简直就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梦里喊了好几次“池凤仙”，我才真正理解我爸，才知道抱枕头的人不一定就是流氓。
星期天，我骑车回到三厂。我爸正在过道的煤炉上炒青菜，我叫了一声“爸”，他不应，也不抬头。我站在旁边看他，他的锅铲平静地搅动，青菜的颜色慢慢地变熟。他把青菜舀起，端着盘子往宿舍走去。他的盘子从我的鼻子底下晃过，他的膀子差不多擦到我的手臂，但是他一声不吭，好像我是外来的乞丐，会分掉他的食物。他木着脸坐到餐桌旁，端起饭盆吧哒吧哒地吃，不时把几根青菜送到嘴巴。我走进去，坐到餐桌的另一边：“爸，请原谅，有些事我现在才明白……”他转过身，背对着我，忽然提高了嚼食的声音。我等待着，时刻等待着他把饭吃完。
吃完饭，他提着饭盆和菜盘走出去，把它们“哐”地丢进锅头，离开了。我擦干净餐桌，扫了地，洗了碗，把床上的被单叠得整整齐齐，他才带着刘沧海回来。我叫了一声：“刘叔叔。”
刘沧海：“长风，这不合适吧？”
我爸：“你就照我说的说。”
刘沧海抓抓头皮：“广、广贤，你爸他、他要你回动物园去。”
我爸大声地：“刘沧海，我是这样说的吗？”
“你又不是说俄语，干吗还要我这个翻译？你自己跟他说不就得了。”
“这辈子，我再也不想跟他说话。”我爸又吼了一声。
刘沧海：“广贤，走吧，别惹你爸生气了。”
我站起来，走出门去。刘沧海跟上，轻声地：“你爸找到我，就想让我跟你说一声‘滚’。他心里的疙瘩还没解开呢。”
骑上车，我的眼泪哗哗地流淌。我抹一把，眼泪就流一把，越抹越多，遮住了我的视线。单车歪歪斜斜地出了厂门，我停在路边流泪，觉得这个世界忽然大了，自己小了，孤单了。路过的雷姨看见我哭，走过来：“广贤，谁欺负你了？我叫你爸来收拾他。”她的话无异于雪上加霜，让我的泪水流得更猛烈。
回到动物园，我就给小池写信。我说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惟一的温暖，是我活下去的发动机，是我全部的寄托。我愿意为她去跳河，为她去生病。我爱她，深深地爱她，比爱伟大的导师和领袖都还爱她！我一口气写了五页信笺，当晚就丢进了邮筒。然后我掰着指头算时间：明天上午邮递员会来取信，下午信被分捡，晚上信会装进发往天乐县的邮包；第三天凌晨，邮包会放上途经天乐县的火车，下午邮包达到天乐县；第四天上午，天乐县邮局会打开邮包，再次分检，信会被分到去八腊人民公社的邮包里；第五天，邮包会跟随班车到达八腊公社，八腊邮局会对邮包进行分检。如果当天有人去谷里生产队，那么这封信就可以在第五天的傍晚到达小池的手里；如果当天没人去谷里，那么这封信也许会在邮局搁到第七、第八天，等小池来赶街了才会拿到。一想到那么漫长的邮路，我就恨不得把信直接送达小池的手上，甚至想亲自为她朗读。
友谊6
第六天，寄出去的信被邮局退了回来，原因是没贴邮票。一气之下，我在信封上贴了两张，把信再次丢进邮筒，然后又想象一遍信件的旅程。这一次，我的想象没有停止于到达，而是继续往前延伸。我想象小池接到信件时兴奋的模样，脸红扑扑的，像加菜那样兴奋，然后一个人跑到僻静处，小心地撕开信封，一字一句地阅读，估计刚看到“亲爱的”，她就会惊讶地张大嘴巴，要么撇嘴，要么把信压在胸口。不管是反对或者拥护，晚上她应该给我回信。第二天她的信被丢进公社的邮筒，逆流而上，和我的信一样大约需要五天的行程。去信五天，来信五天，小池的回信最快也要十天后才到，但愿她不要忘了贴邮票。
二十天过去了，我没有收到小池的回信，相信这绝对不是邮票的原因。一天傍晚，我经过三合路铁道口，正好碰上一列途经天乐县的火车，想也没想便跳了上去。我抓住扶手，站在车门前的踏板上，让风刮着我的脸，一直刮到下一站才混入车厢。我钻厕所，站过道，逃过验票员，于第二天中午到达天乐县。
走出火车站，我看见整个天乐县城都泡在细雨里，一片迷糊。从泥泞的道路和透湿的屋顶可以判断，这不是阵雨，至少已经下了半个月，正在往物体的深处渗透，仿佛没有一年半载没法干燥。我到汽车站打听，开往八腊公社的惟一一趟班车已在上午八点钟开出。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步行。我爬过一座又一座山坡，走过一大片金黄的稻田，穿过阴沉沉的森林，所过之处，没有一个地方不浸泡在雨中，那些饱满的稻穗被雨水压倒在田里，有的开始腐烂；山洪在黄泥小路上冲出大小不一的壕沟，就像树叶的脉络；长条的成块的雾在山间和树梢飘荡，有的像破布那样掉到了地面；就连鸟的翅膀也淋湿了，它们只飞了几丈远就落进了树叶。
这是我步行的“世界之最”，好像把以前走过的路全部加起来，也没有这一天的长度。还有那些讨厌的雨，它让我的身体没一处干爽，连鸟仔都淋得缩了进去。好几次尿急，我找不到工具，只看见一线尿从肚脐眼下面射出。现在我经常看见电视剧一表现爱情，主人公就在窗口外面淋雨，只要这么一淋，屋子里的人准会感动。但是他们哪里知道，那一天我足足淋了六个多小时，如果加上回公社的两个小时，一共是八个多小时，一秒种都没打闪。
晚上九点多钟，我像一只落汤鸡到达谷里，找到了小池的屋子。窗户还是亮的，里面点着煤油灯。我借着门缝透出的光线，把每只鞋子上差不多两斤重的泥巴刮在门前的石头上，才敲开门。小池先是一愣，接着声音像一盆水迎头泼出：“你怎么现在才来？我还以为你死了。”
“我是走路来的。”
“不是说今天，我是说当初。”
“现在来不行吗？”
“晚了，就连你的信也晚了。”
“出什么事啦？”
“……我恨你！”
小池咬住嘴唇，咬了好久，才往湿柴上倒了一点煤油，在屋子里点起一堆火，让我烘烤湿透的衣服。我想脱下上衣来挤水，她说：“别脱，你就穿着烤，离火炉近点。”热气逼近我的身体，腾起团团水雾，我像一台造雾的机器，坐在火炉边，让衣服上的水蒸汽源源不断，让白色占领整个房间。已经夜深人静了，小池也没关门，期间吹来一阵风把门合拢，她跑过去拉开，门敞得比原来的大，还支上一根棍子。这哪像小池的风格，我一再追问发生了什么事？她不说，只是紧咬嘴唇，低头看她的脚尖，好像答案写在脚趾头上。房间里沉默着，我写信时的滔滔不绝不见了，小池耍流氓的胆量也没有了，只有炉火里的木柴不时地“噼啵”一下，让我的心里产生那么一点点暖和。等身上的衣服接近干燥，小池抬起头来：“你到王队长家去睡吧，荣光明和于百家都住在哪里。”
“我不想睡，就想看你，看到天亮我还得赶回去上班。”
“明天生产队要收稻谷，我没力气陪你坐一个通宵。”
“为了看你，我连假都没请，是路过铁道口时跳上火车的，差一点就摔死了。”
这时，小池的目光才全部集中到我身上，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仿佛在找她丢失的发卡或者橡皮筋。我说：“过去我不懂事，对不起了。”
“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她拿起一张塑料布，包了两个烤红薯，放到木箱上，“你走吧，再不走就赶不上明早回县城的班车啦。”
“你还没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该发生的都发生了，就是告诉你也没办法改变。”
“你不告诉我，我就去问百家和光明。”
“你真难缠，”她又抓起一块塑料布，拿起一把手电筒，“走吧，别在生产队里放广播了，路上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友谊7（1）
我和小池分别顶着塑料布，走在回公社的泥泞路上。我刚刚烤干的衣服，不到几分钟又被细雨湿润。那是雨声和脚步声交织的长夜，但是小池的说话声把所有的声音都盖了。她说暗恋她的人多得像蚂蚁，如果排起队来，起码有一里多长，平时连风纪扣都扣得严严实实的数学老师冯劲松，一有机会也冲着她眨眼。但是，她从来没认真地打量过那支长长的队伍，而偏偏把目光集中到我的身上。她也不知道看上我什么？就觉得我的卷头发好看，像外国人，身上有一种特别的东西，可能是臭资产阶级家庭遗留给我的，就连我身上的气味，她也特别喜欢，怪不得在插队之前，她的鼻尖经常要捂着那块沾上我汗水的手帕。
走过牛塘坳那棵大枫树，小池问我：“你还记得我出发的那天早上吗？”
“记得。”
“那你记不记得我伸出半个身子跟你挥手？”
“难道你不是跟你爸妈告别吗？”
“才不是呢，他们都没能力把我留在城里，我的手是挥给你看的。”
“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
“你骗谁呢？当时我对着你喊‘曾广贤，你要给我写信啊’，开始你听不见，当我喊到第三声的时候，你点头了，也把手举起来了。你分明知道，还假装。”
“我要是知道，就让我坐大牢。”
“那你为什么要举手？还点头。”
“我没举手，也没点头。”
“点了！举了！你连这个都不承认，我们就没什么话可说了。”
反正我也争不过她，就“好好好”地承认。正是因为这个误会，她到谷里生产队之后，每天都伸长脖子等待，总是第一个奔向邮递员，可是百家的信来了，光明的信来了，就是没有她的信。要知道一个人生活在那鬼地方，是多么渴望一封信，它甚至比一餐饭一顿猪肉都重要。当百家和光明拿着女同学的来信在她面前晃动时，她恨得直咬牙。百家他们看信，她就看村口的山梁，好像那些树会突然变成我。山梁一天矮下去一截，她没等到我的信，更没看见我的身影，就趁去县城的机会，摹仿我的口气和笔迹给她写信。她在信里替我道歉，替我求婚，替我表扬她的美貌和善良，甚至没征求我意见，就私自在她的名字前加上了“亲爱的”。她幻想这么糊弄一阵，也许我的信真的会来，可是半年过去了，我连半个字都没写给她。她抱着那些假信大哭一场，就把它们全部烧了，一边烧一边给自己下命令，今后再也不许想我。
给她的信早就写了一床铺，只是我这个超级傻瓜没及时投递。收不到我的信，她就得面对现实，其实，从坐上开往八腊公社班车的那一刻起，她就得面对现实。县城到八腊公社的路全是弯的，起码有二十几个大弯，坐上车她就感到晕，车一动她就呕吐，一路上连胆汁都吐了出来，吐得她一点也不觉得风物还是天乐好，差点就从窗口跳下去，一头撞死。后来她去县城给自己寄信也是这么个吐法，为了虚构一个人来爱自己，她每次走上班车全身都在发抖。
她和百家、光明是在深夜到达谷里生产队的，王队长把两个男的领到他家，把她一个人带到那间泥房，说女的单独住方便些。王队长甩手就走，也不管她害不害怕。那是一间单独的泥屋，周围没有人家，如果不是点着灯，就没有一丁点光源，连自己的手指都看不清楚。可想那一夜她是怎么熬过来的她坐在蚊帐里，眼睛一直睁着。外面的刮风就像鬼叫，甚至有好几次她听到脚步声都到了窗口下，吓得她的毛根都立了起来。当时她多么需要一个不怕鬼的男人陪伴，她甚至想如果谁来给她壮胆，她就嫁给谁，不管这个人年龄有多大，样子有多难看。窗外的脚步声越来越重，她脊背发凉，出了一身冷汗，眼看就要晕倒，就大叫一声，拉开门逃出去，没想到撞上了一个人。那人说：“别害怕，我是来帮你守门口的。”
在生产队劳动大都是分块块，比如挖土，每人划一块，谁挖完了谁就坐在一旁看别人挖。她从来没拿过锄头，哪挖得过农民，只挖一次手就起了水泡。起泡了不能休息，第二天接着挖。她手里的泡被锄头把磨破，整个掌心血肉模糊，痛得就像刀割。但是她不能叫痛，叫痛就是怕劳动，就是不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所以她得缠着纱布挖。凡是挖土，她总是落在最后，开始别人还帮帮忙，多次帮忙之后他们也累了烦了，就不再帮了。只有一个人，就是那个站在门口帮她守夜的人一直帮她，哪怕别人嘲笑，他也帮她。当那个人的锄头抢在她的前面，把她没挖完的土全部挖完之后，她就觉得那个人像她的男人，是毛主席给她派来的丈夫。
有一天，那个人走进她的泥屋，对她说：“跟我好吧。”她摇头拒绝，尽管那个人帮了她许多，她还是拒绝，原因是她对我还心存幻想，她还想嫁回城里来。她一直用我来排斥那个人，甚至拿出她冒充我写的信让那个人看。但是那个人不相信，说：“要是他真爱你，早就来看你了，而不只是写几封酸溜溜的信。”她的拒绝没有打击那人个，他照常帮她挑水、打柴、洗衣服，帮她到公社去买红糖。
就在我信件到达的前两天，也是下大雨，她屋前的柴火全淋湿了。晚上收工回屋，肚子饿得呱呱叫，她急着生火做饭，但是柴火湿了，怎么也烧不燃。她低头吹火，浓烟熏得眼泪直流，后来泪水越流越多，再也分不清那些是烟熏的，那些是委曲的。这时，那个人来了，往湿柴上泼了一点煤油，划了一根火柴，火便熊熊起来。她的眼睛一下就睁大了，就像看见发明蒸汽机的瓦特那样满脸惊喜，一头扑进那人怀里。用煤油生火尽管看似简单，但她却根本没想到，现在她一直用这种方法生火，省去了许多麻烦，至少不用流眼泪。
友谊7（2）
万万没想到，就在她扑向那个人之后的第三天，我的信到了。我的信早不到，晚不到，偏偏在她扑向那个人之后才到，这是不是命呢？假如她在扑向那个人之前收到我的信，那她就不会扑得那么草率，至少还要犹豫三两天。怪只怪我当时没在信封上贴邮票，没大起胆子把信早一点寄出去。
天色微亮，我们才走到八腊公社，细雨的街道空无一人，轮廓模糊的班车停在革命委员会门前，所有的门窗都关着，公社广播站的新闻从喇叭里断断续续地传出来。我们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我问：“那个人是谁？”
“暂时不想告诉你。”
“是百家或者光明吗？”
她摇头。
“那就是当地的农民？”
她仍然摇头。
“我还有机会吗？”
“没了，我都已经……”
“已经什么了？是不是跟他睡了？”
她的脸一沉，提高声音：“就是睡了，和你也没关系。”
“我不想回去了，就留下来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