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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办公室的领导人，为文史专员请求增加了工资一半数额的生活补助费。单身老头，一个月有150元的收入，是可以天天上馆子的，这不能不说是在欢度幸福的晚年吧！在“文革”期间，被“四人帮”取消了的干部看病制度又恢复了。这对老弱多病的文史专员们来说，是一件最方便的事了。
离开我十多年的女儿，全家四口，在党的关怀下，从内蒙古调回北京。这对照顾我的晚年生活来说，是使我十分感激的。我在台湾与海外的其他几个儿女和大量近亲，听到这一消息，都一致为之高兴万分。一个人可以影响到一大片，过去我没有这种体会。受党的这种恩情而无限感激与感动的，又何尝只限于我一家人呢！敌人无论怎样对党进行恶毒攻击，造谣中伤，但铁一般的事实，是怎样诬蔑也改变不了的。
更出我意外的是，30年前，我被迫参加了云南起义的全部档案，经过我从云南以要犯身份解送重庆、又转到北京这么多年，仍被留下，而且在十年浩劫中没被烧毁，完好地保存着，1979年9月间，居然被清理出来送到了北京。
中央有关部门一经审定，立即宣布：把我由特赦战犯改为起义将领，家属也由过去旧军人家属（更坦率点说，过去她们是被人指为大特务的老婆与女儿的）改为革命干部家属。党的这种实事求是精神，错了就改正的光明磊落的作风，能不使人感到饮敬！有人问我：“为什么30年都不请求改正？”答复是诚恳的：“过去我犯过那么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重大罪行，而被迫作了这么一点小事，我有什么脸去争这一名义！”又有人提醒我：“快去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撤消对你的特赦，改换一张起义将领证明。”回答是出自内心的：“像我过去做了那么多恶事的人，得到党和人民给我以‘确已改恶从善’的高度评价，我非常珍惜，不用说，我自己不会去请求改换，就是通知我改换，我也会以感激的心情加以婉谢。我将永远保留这张最珍贵的特赦令，而不想要起义将领的证明书。”
更使我感到惭愧的是，随着这一情况的发现，我的工资又提高了。我能不感激！？
1980年8月28日，《北京晚报》第一版下半部刊出了石肖岩、黄国平两位写的《访文史专员沈醉》，报道了我一些情况。许多老朋友和旧部都写信给我，为我的身体很健康而高兴。当然，我应当把这健康的身体投入祖国“四化”建设，用来报答爱护我的中国共产党和关心我的人们。这一报道，对我是鞭策和力量！
我下半生，特别是“四人帮”横行十年被粉碎之后，能亲跟看到林彪和“四人帮”这一伙人被押上特别法庭的被告席，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高兴。
余秋雨：失落的隐秘（1）
余秋雨
余秋雨，1946年生于浙江余姚，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散文作家。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赴海内外许多大学和文化机构讲学。
余秋雨是多产作家，主要作品有：《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
霜冷长河》、《出走十五年》、《借我一生》等。每部作品的问世，均产生热烈反响。他的艺术理论著作亦备受学术界重视，《戏剧理论史稿》及《戏剧审美心理学》多次获奖。
本文摘自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借我一生》。
美丽的转折一定是修饰的结果，而修饰往往是历史的改写。
历史，虽有庄严的面容，却很难抵拒假装学问的臆想、冒称严谨的偷换、貌似公平的掩饰、形同证据的伪造。它因人们的轻信而成为舆论，因时间的易逝而难以辩驳，因文痞的无耻而延续谬误，因学者的怯懦而知错不纠。结果，它所失落的，往往倒是社会进程中的一些最关键的隐秘。
尤其是历史转折时期的隐秘，更其复杂。这是一个最容易被人们忘记的时期，因为不管用转折前还是转折后的坐标都无法读解它，而无法读解就无法记录。
历史的转折处大多并不美丽，就像河道的弯口上常常汇聚着太多的垃圾和泡沫。美丽的转折一定是修饰的结果，而修饰往往是历史的改写。
我生有幸，经历了好几个历史转折。印象最深的，是1976年冬天至1978年冬天这两年。
车部长同意我的意见，动员我担任写作组系统文艺组的清查召集人。
不高的个子，花白的头发，浑身的精力，车部长一见面便称赞我那篇谈鲁迅佚文的论文。我说，原文会更好一点，被人改了。他说，在那种形势下还写学术论文，是一种勇敢。
谈话刚开始就被电话一次次打断，后来他干脆把我从会客室拉进办公室，在他接电话的空隙中交谈。一听就知道，电话多数是新任上海市委书记苏振华本人打来的，这天他俩在反复通报着一些正在从北京调入的高层干部的情况。
从交谈中得知，他对我在“文革”十年中的经历了如指掌，并备加赞许。是谁告诉他的呢？我好奇地询问，他神秘地说：“我有多头情报。”
我首先猜测是海军方面。由于老朋友张攻非的关系，我在灾难中结识了一些海军高级官员，就连后来担任过全国海军参谋长的安立群将军，那年月也总是把吉普车停在我们秘密聚会的老大沽路上的一条陋巷口，与我们一次次讨论着在风声鹤唳的寒冬间的行为选择。而车部长，正是来自海军。当然，“情报”也可能来自我所在学院里的一些高干子弟，也可能出自车部长他们接管上海几个月来的调查。
他这天找我，是问我对上海宣传文化系统清查运动的意见。
我说：“能不能只搞清查，而不搞运动？”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会儿，终于点了点头，说：“我大致懂你的意思，但运动看来是免不了的了。”
我说：“那就要请您紧紧掌舵，不要放过真凶首恶、重大事件，但必须警惕有人胡乱指控、颠倒轻重。我已看到大量让人担心的迹象。我们国家有一批永恒的运动积极分子。”
车部长同意我的意见，动员我担任写作组系统文艺组的清查召集人，由他负责向我所在的学院打招呼。
我说我不想担任任何职务。
他说，这算什么职务呀，很快就完成了。今后担任什么，我们从长计议。
我怕再推下去他会笑我把小差事当作了大职务，就不再吱声。
最后握别时他问：“你的名字是笔名吗？”
“不，真名。我从来不用笔名写作。”
“谁取的？那么有诗意？”
“不识字的祖母。”
半个月后，我接到通知：暂停文艺组清查召集人的职务一段时间，先把一封信的事情说清楚。
一个姓王的材料组成员悄悄告诉我：“车部长说了，你在‘文革’十年间表现良好，这封信如果真有什么问题，说清楚就可以了，不要揪住不放。”
但是，要说清楚这封神秘的信，实在不容易。
一开始他们就告诉我了：我的这封信，是写给一个叫房佐庭的人的，因此有人说，有“打小报告”的嫌疑。
房佐庭是当时一个老干部马天水的秘书，这我听说过，但我根本不认识他，连名字的这几个字是不是这样写也不清楚，怎么会给他写信呢？
材料组的人见我想了好些天也没有想起来，终于决定提醒：“那封信，是为了沈立民的事。”
“沈立民？”我一下想起来了，而且全部想起来了。
这个名字，把我带到了“文革”中在农场劳动的艰辛岁月。
余秋雨：失落的隐秘（2）
我前面说过，那年我带领伙伴们用身体填堵决口，最后被拉上堤岸时全身已经冻僵。幸好，那天宿舍里留着一个身体极弱又患眼疾的病号，他就是沈立民。
沈立民见状，立即把我们一个个按在床上，端着水来挨个儿擦身，擦完身，他又用双手狠命地搓我们的四肢，搓完这个搓那个，忙来颠去，直到我们一个个睡着。
从农场回到上海后，他眼疾加重，几乎成了瞎子，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工作。有一天他摸着墙壁找到我家，把我吓了一跳，连忙搀扶住他，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忙。他说：“你有没有办法通过任何一家报社，转一封我们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给上海分管工业的老干部马天水？”
我问信中说什么事，他说主要是不满意他们的车间主任。
我说报社信函太多，容易遗失，还不如从邮局直接寄。我听说过这位老干部的一个秘书名字，就寄给他，试试看。他说好，就把那封集体签名信摸了出来。我一摸，觉得信写得太长了，建议由他简述几句信的内容，由我记录并加上自己的签名，放在全信之前，算是对他的帮助。
这事不到5分钟就做好了，我就扶着他，找附近的一个邮局寄走，然后送他上车。
材料组的人听我说完，点了点头，表示事情的经过与他们已经去找过的沈立民的叙述完全一致，但又补充说：“问题是马天水真的收到了这封信，还作过批示。现在他出了问题，这事也就成了事儿了。”
“但无论如何，这是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啊！”我说，“他们给市政府分管工业的领导人写信，说说车间主任的事，怎么就成了‘小报告’？他们前几年怎么知道马天水后来会犯错误？”
材料组的人说：“事情清楚了就好。”
我想，事情总算过去了。这件事，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瞎子摸象”这个成语的含义，到时候还要与车部长辩论一番。
我猜，车部长知道真相后一定会哈哈大笑，然后问我：“你说，那位失明的残疾人是摸着墙找到你家的？”
我点头。
于是他调侃自己：“那就对了，他是瞎子摸墙，我是瞎子摸象！”
谁知，一切都不如我的预想。在这样的政治运动中，一个人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疑点被审查，立即就会引来大量的揭发信。这就是政治运动中的所谓“黑子爆炸”效应。
一个月后，我被通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说清楚。
我要深深地感谢冯岗先生，他以违反清查纪律的方式，“启发”出了我“议论”毛泽东主席的两句话。
我见不到车部长了。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另一位老人：冯岗先生。
冯岗先生是一位资深的文化官员，上海老一代新闻界朋友都知道他。他代表领导部门找我谈话。
我以前没见过他，却早就知道他，因为他是我的同系不同班的同学冯慧的爸爸。听说在“文革”中也受过很多苦，后来也进入了写作组系统。清查运动开始以后，写作组系统中像冯岗先生这样的老干部都全部成了清查领导成员。他们手下有一批“骨干”和“积极分子”，实权在那些人手里。
冯岗先生自己是文人，又经常被审查，再加上秉性善良，因此见我的第一眼就充满了同情。
握完手之后，他又把另一只手合过来，捧着我的手好一会儿，这是他不出声地表达同情和关爱的办法。他在请我落座前又亲自将那把本来已经摆得好好的椅子搬移了一下，扶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然后又给我泡了一杯茶。最后，坐定，他才长时间地盯着我，轻声问一句：“弄清楚了没有，怎么被审查了？”
“总不会还是那封信吧！”我说。
“你啊！”他说了声，摇摇头，不再说话。
看得出，他在犹豫，要不要今天就“启发”我。
也看得出，他终于下了决心。
他把自己的椅子往前顿了顿，问：“你，有没有——防扩散的言论？”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所谓“防扩散言论”是指议论毛泽东主席的言论。这种言论一旦有人揭发就严封密裹，连一般专案人员也不可偷看，哪个负责人看到了更是严禁复述，如果复述，他也犯了罪，因此叫“防扩散”。这种案件的麻烦就在于不可复述，很多人被关押审查了10年，人们也全然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什么话。
我的脑中轰然一声，自知陷入了一个黑洞。
我在这方面自然说过一些话，但哪几句被揭发了呢？如果交代得多了，不是增加了黑洞的深度？在此我要深深地感谢冯岗先生，他以违反清查纪律的方式，“启发”出了我“议论”毛泽东主席的两句话。
冯岗先生还建议，把产生这两句话的思想过程写一下，有个“缓冲”。我照他的意思，写了一份思想汇报。
余秋雨：失落的隐秘（3）
从此，从车部长开始，上海宣传文化系统一次次清查工作动员报告中，都有了一项“有人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法。开始我还以为是在说别人，有一次报告正说到这里，遇到了冯岗先生闪电般投来的目光，我一怔，心想这就是说我了。冯岗先生瞥了我一眼，是好心地观察我是否经受得住。
成了全市典型，事情就很不妙，据报道，前不久有的省还在处决“反对毛主席”的人。
我有点担忧了，便向清查组提出，那份思想汇报记忆有误，需要补充修改。修改时，我把“毛主席对‘文革’错误应负很大的责任”改成了“应负相当的责任”，以为“相当”有弹性，定案会轻一点。但正是这个改动，又使我成了清查运动中“态度不好”的典型。
“其实我是随口说，哪里记得是说了‘很大’还是‘相当’。那个揭发的人，就能保证？”我对冯岗先生抱怨。
“那你一开始就交代‘相当’，不就好了吗？”冯岗先生说。
“一开始的交代是你启发出来的啊！”我说。
“这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冯岗先生紧张了，“哪儿也不要说，隔墙有耳。”
我说：“你是我的长辈，你说，毛主席对‘文革’错误难道不应该负很大责任？”
“这些只能心里想想，不能说出口。”冯岗先生说。
“那么，你估计，他们会给我定个什么罪？”我问。
“这要看中央今后有没有新提法。凭我的经验，不太乐观，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你的另一句话倒是可以辩解的，辩掉一点好一点。”他说得非常知心。
他所说的“另一句话”，也是由一个人揭发，又由他帮我“启发”出来的，就是我曾在一个场合上说：“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我没有流泪，更多的是思考。”这也被上纲为“反对毛主席”。
“怎么辩解？”我问。
“你可以辩解，说我在思考中国没有了毛主席，该怎么办。”他说。
我感激地点点头。不是感激他的主意，而是感激他的好意。
每次谈话，我总是要在他面前大骂那个揭发者，边骂边观察他的表情，借以来判断揭发者是不是我心中猜测的人。他只是不断重复：“遇人不淑啊！遇人不淑啊！”
终于有一天，冯岗先生把我找去，不关门，一边故意大声地说：“你也太骄傲了，连这样的报告也不听！”一边用手推给我一张纸条：
×××同志：
昨天下午的毛选五卷辅导报告和学习动员大会，余秋雨中途离场，到结束还没有返回，整个过程都没有请假。他的这种态度，与他平时的一系列言论直接有关，我建议进行严肃的教育。
纸条下端，是一个署名。我一看，果然是他。直到20多年后这个名字还在报纸上频频招惹我，我一直不理，只因为不想从我的笔端写出那三个字。
当时，冯岗先生像是不经意地点了点那个署名，又用手指弹了三下。署名下面的日期，是几个月前的，那正是我被宣布“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说清楚”的时候。
冯岗先生说：“骄傲很害人。军人作报告，知识分子中途离场，能不发火？你是两项揭发并发，才出了问题。”
这下我愤怒了。那天下午的事我还记得，听报告时我右边坐着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陈先生，不知怎么他突然吐血，我和一位叫奚启新的年轻人一起把他扶了出来，本来要送医院，陈先生说这是老毛病，家里有止血药，我们两人就相扶相持把他送回了家。那时还没有出租汽车，换了两路公共汽车才到他家，赶不回来听报告了。让我气愤的是，那个写纸条的人就在边上，完全知道我们为什么中途离场。
由此，我也大致推测到了他突然被重用的原因。
本来在“文革”中，凭他与编写大学教材毫不相干的奇怪身份，凭他与上海几个工人造反司令的接触，我一直怀疑他在教材编写组中担负着某种耳目的角色。后来批邓前夕我称病回乡，在去十六铺码头的公共汽车上也见到过他的身影，便立即遮脸，只怕他看到后揭发我没有病容，是故意逃避。真想不到时至今日，白云苍狗，斗转星移，揭发的还是他。
我对冯岗先生说：“你终究会明白，他是什么样的人。”
冯岗先生平静地答道：“你几岁？我几岁？”
历史，终于走上了正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两个凡是”结束了，“文革”终于被彻底否定了。
清查组在我的问题上不知该如何收场，只是谈话的口气变得越来越温和。“攻击毛主席”改成了“议论毛主席”，不久又改成了“有错误言论”，过几天又改成“说过几句不妥当的话”，后来干脆不提了，只说大家都有问题，让我“反思一下自己的其他问题”。
余秋雨：失落的隐秘（4）
一天，清查组里一位平日十分寡言的谢先生轻声对我说，晚上到他家去一次，还把他家的地址抄给我。
那天晚上我刚敲开门，他就一把拉我在沙发上坐下，满眼诚恳地直视着我说：“中央精神有变，你的话没有错。那两个人正在找台阶，证明清查你是正当的。找到你的两篇学术文章，一篇写鲁迅的，一篇写胡适的，每个字都在啃，啃了几个月，还没有啃出问题……”
“那么，他们会怎么做我的清查结论呢？”我问。
“这就是我今天找你的原因。他们原来搞你的材料全部作废了，写不出任何一条问题，现在把球踢到了我这里。我和几个比较正派的清查组成员商量，还是由你自己写几句吧。”他说。
“没有问题就说没有问题嘛！”我说。
“那也得由你来写，我们表示同意，再叫老夏看一看。你的事我给老夏说过，他说天下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没有问题，他自己在‘文革’中的问题就很多。我建议，你就如实写几句，有没有问题别人自然会看出来。”显而易见，他对我充满善意。他所说的“老夏”，就是他们的临时组长，早年与江青熟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