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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7月11日，周恩来伯伯已经知道自己病情可能拖不了多久，又一次提出见爹爹的要求。这一次，周恩来伯伯依然是一身整洁的中山装，面带微笑，与他们50多年前相处一样，充满了真挚和信任。他们谈了半个多小时。爹爹不知道这是自己亲密战友在向他诀别，他期待周恩来好起来。临别时爹爹说：“下次我来看你，你一定要好起来！”周恩来伯伯一直站在门厅口，目送爹爹的汽车驶出视线才转身回病房。
这之后，爹爹再没有看见周恩来，也不知他的病情怎样了，直到得到周恩来病危的通知……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这个传达不幸消息的电话是康克清妈妈接的。她没有一下子告诉爹爹，她知道爹爹和周恩来相识相知半个多世纪，感情很深，而且周恩来比爹爹年轻10多岁，一下子挑明了，怕爹爹经不住打击。到了第二天，离老帅向总理遗体告别还剩下一天时间，妈妈故意将话题转移到总理的病情上，然后一点一点地深入，爹爹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了唯物主义的态度，知道这是人类的自然规律，人难免一死。
妈妈一见，以为爹爹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便将总理去世的消息告诉了爹爹。爹爹立即站立起来，紧张地问：“什么时候……走的？”
“昨天上午……8点……”
爹爹扑通跌坐在藤椅里，两眼直直的。
妈妈一见好害怕，连忙推爹爹，喊：“老总，老总，你没有事吧？”
这时，爹爹已经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妈妈知道爹爹心里难过，流流眼泪比憋在心里强，就没有安慰爹爹，让他痛快地哭一场。爹爹哭声越来越大，最后放声大哭。他的哭声使身边已经知道这一噩耗的工作人员，再也憋不住内心的悲伤了，跟着在外头房间也哭泣了起来。已经懂事的孙子，也哭着奔到爷爷面前，祖孙抱头痛哭……
第二天，爹爹到北京医院吊唁厅向周恩来遗体最后告别。
爹爹从出门上车就开始流泪，等到了吊唁厅走到总理身边，他已经泣不成声。他双腿颤巍，但还是并拢双腿，以军人的姿势举起右手敬了一个军礼。
这是爹爹生前最后一个军礼！
开追悼会那天，爹爹本来是要去的，但连日的悲伤，影响了他的身体。那天上午，爹爹说什么也站不起来了，他努力了几次，都没有成功。爹爹伤心地拍打着自己的腿，好像是对自己说，又好像是对周恩来的亡灵说：“恩来，你先走一步了，放心去吧……”爹爹后面还有一句话，没有听清楚。但是半年后，爹爹也走了。
我想，是不是他们在预约相见的时间？
总理去世后，爹爹好像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拼命地工作。他那时已经90高龄，我们晚辈劝也劝不住，他就是要去工作！
我做了个简单统计，爹爹从1976年2月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几天，5个月中，共会见外宾l8次，找人谈话三次，其中最后一次和中央党校教授成仿吾谈话，是他亲自去党校看望这位老学者的。当时，身边工作人员说：老总，您的年纪这么大了，还是把他接来吧。
爹爹不肯。
“为什么让人家来看我呢？他的年纪和我差不多大，还是我去看他吧！”
成仿吾教授从1975年初，根据中央批准，开始对马恩著作的中文译本进行校正，首先对他自己1938年从德文译出的《共产党宣言》进行了比较严格的校正工作（该译本曾经有人根据俄文修改过，这次根据1948年的德文原本，在几个助手的帮助下进行了校正），经过了近一年的努力，在各方面的协助下，《共产党宣言》的新译本终于出版了。
朱敏：爹爹临终惦念生产（2）
1976年的5月l8日，他把新译的《宣言》送给爹爹。爹爹大概l9日收到，20日就看了一遍。爹爹很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号字的他自己留下看，小号字的由秘书念给他听。21日的早晨，爹爹就按时来到成仿吾教授的宿舍。一阵寒暄过后，他们立刻把话题转到《宣言》的新译本上面来。
爹爹说：你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做好这个工作也有世界意义。他并且说这个新译
本很好，没有倒装句，好懂，若是不好懂，他是不能一口气看下去的。爹爹还说，弄通马克思主义很重要，为了弄通，一定要有好译本。
爹爹强调指出，这是根本性的工作，因为这部经典著作讲的都是一些根本问题，如阶级斗争问题、民族与国家问题、家庭与妇女问题等等，都讲得很清楚。现在许多问题讲来讲去，总是要请教马克思、恩格斯，总得看《宣言》是如何讲的。
接着，爹爹还详细向成仿吾教授了解他有多少个助手，这个新译本花了多长时间。他指示还应该多培养几个接班人，并说，这个工作很重要。爹爹对他说，他要把这里当个“点”，他要时常来。
在临别前，他希望成仿吾教授工作一定要跟上形势，要他保重身体，并深情地说，我们队伍中老同志不多了。
最后，成仿吾教授陪他坐车环绕校园看了一下，他们才握手分别。没想到这是爹爹的最后一次视察活动。
6月21日，爹爹到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不知什么原因，礼宾司临时改变会见时间，又没有通知他，使得爹爹在有空调的房间等待很长时间，等会见完，爹爹感到身体不舒服。回到家，就发烧。妈妈让他去医院看看，爹爹说，不碍事，可能冷气吹多了，感冒了。可是到了25日，爹爹高烧还是不退，医生来家里看过后，建议立即住院，爹爹还是不肯，说明天还有一个会见外宾的事项。大家见拗不过爹爹，只好按他的意见，在家吃药治疗。妈妈那天照样去上班了。妈妈在办公室接到家里的电话，说爹爹病情严重，马上要住院。
妈妈赶回来时，爹爹已经住进了北京医院。
一开始，我们都以为一进医院，爹爹的病有医生治疗，会很快好的，谁也没有爹爹永远不会走出医院的思想准备，就连爹爹常看的书籍也没有带，以为几天就能回家了。
可是病情并没有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往好转化，而是越来越沉重。到了7月初，爹爹病危，中央领导人陆续来医院看望他。我知道，这是在最后诀别，一般病人无康复的希望，大家才会涌向病人的床前。
7月4日，李先念来看爹爹，爹爹的神志还比较清楚。他拉着李先念的手，一字一字地说：“生产要抓，不抓生产，将来不可收拾！”这是爹爹最后留在人间的声音，以后他进入了昏迷状态。
爹爹去世时，我就在跟前，当看见爹爹的心跳在监视仪屏上变成了一条笔直的线时，泪水哗地涌出了眼眶。
爹爹已经90高龄，我知道心脏停跳意味着什么。尽管医护人员竭尽全力抢救，但这颗伟大的心脏再也没有重新搏动。等医护人员拔出爹爹身上各种针管后，我第一个扑上去，紧紧抱住爹爹渐渐冰冷的身躯，放声大哭……
我想，这悲痛的哭声中有我对爹爹的依恋和爱戴，也有一个女儿孤寂情感的缺憾，已经进入天国的爹爹一定能听见女儿的哭泣……
1976年7月6日，爹爹走完了90个寒暑春秋，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为之奋斗的大地，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离开了他携手半个世纪的妻子，离开了他唯一的女儿和亲爱的孙子们！
父亲像和煦的春风，带给人间满园春色，自己却两袖清风飘然离去……爹爹去世后，康克清妈妈又独自生活了10多年。她比爹爹幸运，亲眼目睹了“四人帮”的垮台，看见“文革”的结束，又亲身感受了我国经济改革带来的可喜变化。1992年她带着安详的微笑离开了这个生活了81个年头的世界。
爹爹和妈妈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
每年清明，我都要和家人去那里为两位亲人扫墓，去看望他们，带去女儿和家人的问侯！
周启才：毛泽东悼词形成前后（1）
周启才
周启才，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本文摘自《世纪》双月刊。
1976年7月下旬，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打电话急促地对我说：“老周，你，并通知李鑫，马上到怀仁堂正厅等候，中央有紧急重要任务交你们办。立即行动，不
要误事。”说完放下了电话。
我立即打电话告诉了李鑫。不到一刻钟，我们先后气喘吁吁地来到怀仁堂正厅。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神色凝重，面带哀伤，对我们说：中央领导同志派我们来向你们传达一项紧急重要任务，目前毛主席病情危重，医疗组的专家们精心全力治疗，但从病情发展看，不幸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中央决定，丧事要预作准备，指定由你们二人负责起草讣告和悼词文稿。此事保密性很强，时间要求紧迫，你们要尽快完成。
我们吃住在怀仁堂正厅，不分昼夜，加班加点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实在困得不行，就在沙发上眯一会儿。警卫局服务科每天派服务人员和厨师在外面值班，按时送茶送饭，服务非常周到。因两个文稿是在毛主席在世的情况下起草的，文中凡提到“毛泽东主席”的地方，全都用“△△△△△”代替。
9月9日零时10分，毛主席逝世的噩耗，终于无情地到来。汪东兴同志打电话对我说：“毛主席今天凌晨逝世，政治局两点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开到五点。江青在会上捣乱，干扰会议议程。现在政治局正等着讨论讣告和悼词文稿，你赶快去。”我急步走向主席住的会议厅，进门前，擦去眼角的泪水，定了定神，轻轻迈进会议厅大门，厅内灯光暗淡，一片沉寂。我走到第一副主席华国锋面前，把密封的文稿放在他座位的茶几上。
这时，江青从会议厅大门进来，她边走边叫：“我还是要求政治局讨论邓小平的问题，今天会上要作出决定，要把他开除党籍。”这句话她重复了好几遍。此前，她在会上就曾提出这一问题，经与会大多数政治局成员的抵制，江青未能得逞。现在她又旧话重提，会上无人吭声。
华国锋怒视着江青，当江青走到她的座位，坐下后，华国锋拿起茶几上的两份文稿，环视了一下会场，说：“现在继续开会，讨论中央预先准备的讣告和悼词文稿，今天主要讨论讣告文稿，会上要定下来，下午要对国内外广播，时间很紧；悼词文稿也过一遍，不讨论，会后印发给大家，另择时间开会商定。”
经过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决定9月9日下午四时对国内外广播。
9月16日下午三时，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开会，讨论毛主席悼词文稿。下午两点多，汪东兴把我叫到他在人民大会堂的临时办公室，对我说：“有两件事你代我报告国锋同志：一是，今天下午的政治局会议，我不能去参加，我要在这里保护毛主席的遗体，你替我向国锋同志请假。二是，悼词文稿我看过三遍，认为基本可用。有一条补充意见，就是在悼词文稿的适当地方加上毛主席讲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条重要指示。我认为加上毛主席这条指示，很有必要。”我说：“好。我马上就去怀仁堂，国锋同志一到我就向他报告。”下午2点50分左右，华国锋到达会场。我向他报告了汪东兴请假和对悼词文稿的意见。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陆续到达会场，最后来的是江青。她身着黑衣，走到离会议桌不远处，大声叫道：“许世友同志，前几年有件事我对你不起呀！今天我要向你道歉。”她走到许世友跟前，伸出手想要和许握手。而许世友对江青这种没话找话，想拉近乎的表演，给以无声的回击，他不言不语，正襟而坐，双臂下垂，目视前方，旁若无人，对江青不理不睬，弄得江青十分尴尬、难堪，只得把手缩回来。
下午三时整，华国锋宣布开会。华国锋让我把汪东兴对悼词文稿的意见讲一下。我说：“东兴同志讲，他对悼词文稿看了三遍，有两点意见：一是他认为悼词文稿基本可用；二是他提议在悼词文稿的适当地方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的重要指示。他认为加上毛主席这条重要指示很有必要。”
除了“四人帮”，所有到会的其他政治局成员都表态同意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重要指示。当时坐在一起的“四人帮”个个沉默不语，既没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华国锋指着姚文元说：“没人提出不同意见，那就把主席这条重要指示加到悼词的适当地方。”当时姚文元被指定为会议上的悼词修改人。
会后，我根据会前华国锋的交待，把会议情况向汪东兴做了汇报，也谈了“四人帮”在会上的表现。汪听后说：这几个人骨子里是反对悼词里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指示的，因为主席就是批评他们针对他们讲的。但他们看到，政治局多数人同意，他们反对也没用，而且他们如公开反对加上毛主席的这条指示，政治上就会陷入被动，所以，他们采取不说话，不赞成也不反对的态度。
周启才：毛泽东悼词形成前后（2）
1976年9月18日下午三时，毛主席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10多天后，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邬吉成：逮捕四人帮亲历记（1）
邬吉成
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曾是领袖身边的高层警卫，担任过来华外国首脑卫士长，参与了抓捕“四人帮”行动，是周恩来临终前最后要见的人。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由他和王凡著的《红色警卫》一书，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本文摘自该书。
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步伐。
就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告毛泽东逝世消息的第二天，王洪文不经中央政治局同意，就在中南海怀仁堂另设办公室。随即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重要问题不好解决的，要及时请示；报告、请示，均与王洪文这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联系。
王洪文如此动作，是企图切断各省、市、自治区与中央政治局的联系，以便于“四人帮”发号施令，指挥全国。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通知后，认为这里面有问题，立即与华国锋联系。华国锋得知此讯，找叶剑英元帅进行了商议，继而以中央名义发出通知：各地发生重大问题，一律向华国锋报告请示，挫败了王洪文的企图。
“四人帮”四处活动
自1976年9月20日以后，张春桥、王洪文一再与其在上海的党羽联系，陆续发出“切实准备好对策”，“要提高警惕”，“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等信息。并暗中进行“抓军队”、“抓第二武装”的活动。
9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王洪文提出“研究讨论安排江青工作问题”，把对中共最高领导权的觊觎，摊到了桌面上；江青则提出让毛远新留京，“起草三中全会报告”，“处理毛主席的后事”。
针对“四人帮”步步进逼，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共中央核心成员，党、政、军部分老同志，几经互通声气，也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摆上了日程。
关于何时采取何种方式解决“四人帮”的谋略细节，高层下决心的过程，我并不知晓，但是许多年后在我看望汪东兴的时候，他对我说起过：最先把解决“四人帮”问题说出口的人当中，有曾经担任过康生秘书的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
吊唁期间，汪东兴一直住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有一天，李鑫到人民大会堂，找汪东兴单独晤谈。李鑫悄悄地说：“康生已死，现在应该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了吧。”
我们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有时能风闻一些外面无法得知的消息，我就是最先从得知毛主席遗体保护问题上的一些消息，感觉到“四人帮”与华国锋、叶剑英元帅、李先念同志等之间对峙逐渐表面化的。以江青为代表的“四人帮”，知道遗体保护存在许多难题，他们怕担责任，同时为了嫁祸于人，都声明不参与遗体保护事宜。
当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开会，商议毛泽东遗体保存的相关事项之际，“四人帮”却忙于四出活动。9月24日，江青去了南苑团河农场清华、北大的劳动点。依照保卫制度，我也跟随去了。我看见江青在团河又是骑马，又是召集清华、北大的人谈话。
然而，到了9月28日，江青由迟群等陪同到昌平某地，就不再和我打招呼了。本来，住在钓鱼台或其他地方的政治局委员的警卫工作，都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负责。这些人外出，都应该预先通知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再由警卫值班室安排布置活动现场和所经路线的警卫。参与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活动现场和路线警卫的，通常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北京卫戍区和北京市公安局。这三个单位协同的警卫调度部署，必须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警卫值班室下达。
可是此次江青却避开我们，让她的亲信通过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安排路线和现场的步哨和警卫，这是不符合正常程序的。因此这次没得到消息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和北京卫戍区，都没有参与江青出行的警卫。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却找不到政治局委员江青。
不放过一点细微的变化
汪东兴在查明江青动向后，给我打电话，问：“江青到昌平去你知道不知道？谁布置的警戒线？”我说：“她去昌平我是事后知道的，谁布置的路线警戒我不知道，听说是通过北京市公安局刘传新布置的。”
“你马上派人去昌平，把她找回来，中央要开会。”汪东兴下命令了。我立即调了一部警卫车，派了两位警卫干部去昌平找江青。他们在赴昌平的途中，得知江青已经返回北京城区。对这件事，当时我只是觉得江青的做法，不符合历来的程序和规定，但并没有把这事看得多严重。
邬吉成：逮捕四人帮亲历记（2）
可了解高层内部斗争的汪东兴，则对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都非常的敏感。他立刻就感觉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四人帮”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