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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吉成：逮捕四人帮亲历记（2）
可了解高层内部斗争的汪东兴，则对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都非常的敏感。他立刻就感觉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四人帮”在撇开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中央警卫团正常警卫体系！第二天晚上，我到汪东兴那里谈事情，又说起前一天江青去昌平的事，汪东兴随即吩咐说：“你马上给刘传新打电话，问清是怎么回事。”
我当即拨通了北京市公安局的电话，对接电话的刘传新说：“刘局长，江青等同志去昌
平，是不是你那里布置的路线？”刘传新说：“是的，是她通过北京市委的人通知我们的。”我感觉出他的紧张，又问：“你们怎么没有告诉我们呀？按常规路线布置是要通过我们值班室，由我们下通知的嘛。”从刘传新支支吾吾的回答，我这才品出几丝异常的意味。
后来听说，江青此次去昌平某部，是去进行“抓枪杆子”的活动。就在这前后，王洪文去了驻河北保定的某部；张春桥去了驻北京通县的某部。然而，军队不是那么好拉的，他们的活动都徒劳无功。
9月30日晚7时，例常的国庆招待宴会取消了，改为由北京市召集在天安门城楼开座谈会。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场了。我所在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中央警卫团，有41人参加了这个座谈会。
座谈会进行了不到两个小时，江青在会上突然提议：“继承毛主席遗志，不应只讲形式，而要重在表现。”她要大家去掉臂上的黑纱，一齐学习毛选。“四人帮”还企图借这个座谈会，再次推销他们捏造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但华国锋在座谈会结束前的简短讲话中，却对“按既定方针办”只字未提，把他与“四人帮”的分野昭然于世。
“他们有野心”
10月3日，王洪文跑到北京郊区平谷县，没有什么创意的他，学着毛主席当年对地方干部的询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接着，他露了底：“打倒！别人搞修正主义我也打倒他们，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就在这天的晚间，除了交代任务或因公务事宜，从不对部下深谈高层政治的汪东兴，突然把我叫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没头没脑地先说了一句：“他们有野心。”
见我一下还不能和他的思路接轨，汪东兴开始了细细的解说：最近一段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那是捏造的。我听到这儿，不禁暗暗吃惊，捏造毛主席的话，这在当时是多大的罪过。
汪东兴告诉我：昨天，华国锋在外交部9月30日送审的、将由乔冠华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上批示：“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然而，张春桥却在这同一份文件上批示说：“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因此，人们在报刊上看到的毛主席嘱咐，并没有按照华国锋的更正改过来，依然是“按既定方针办”。
正像汪东兴对江青说的那样，“邬吉成从小当兵，他的情况我都了解”，他把这些内幕透露给我，说明他已经在考虑要我在即将采取的特殊行动中，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必须现在就向我吹吹风，其余没有讲得太直白的，就要靠我个人的悟性了。
“你们耐心等着”
10月4日晚上，汪东兴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同被召去的，还有负责王洪文随卫工作的孙凤山。汪东兴先简单地询问了一下钓鱼台“那几个人”的活动情况，接着就问：“王洪文有枪吗？他平时是不是随身带着？”
“王洪文有枪，手枪他平时并不带在身上。但有时他出去带着猎枪。”“唔。”汪东兴没再问。“枪”是警卫人员最敏感的，汪东兴问王洪文的枪，这意味着什么，我心里开始有点数了。
也是在这天晚上，江青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她外出警卫的我打了招呼：明天，江青要去试乘二七机车车辆厂生产的内燃机牵引车头。二七机车车辆厂革命委员会的人也要参加。你做好准备，并通知有关人员做好组织工作。
第二天一大早，江青和二七机车车辆厂革委会的10余人、还叫上了中办警卫处副处长、中央警卫团另一位副政委狄福才，一起乘上国产的内燃机牵引的火车，挂上了一节可以开会和会客的公务车厢，从北京始发到了保定附近。
按江青的旨意，火车停在了于家庄的一个铁路专用线上，她睡了一觉。下午返京途中，休息后的江青来了精神，组织随行全体人员学习中央1976年第四号文件。
邬吉成：逮捕四人帮亲历记（3）
我以警卫安全不能疏忽为由，没有在车厢里听江青的说教。大致七八点钟的时候，火车返回到了北京车站，可江青的学习座谈还没有完，她不仅自己不下车，还不许别人下车。
江青这是要干什么呢？我感到这很不正常，就借口安全问题下了车，我叫警卫参谋马清泉一次又一次地给汪东兴打电话，报告了不下五六次，请示怎么办。
汪东兴回答说：“知道了，她愿意什么时候下来，就什么时候下吧。你们耐心等着。”一直等到10点左右，江青终于离开了车站，回到她在中南海201的住所。201就在菊香书屋西北不远的春耦斋，新落成后，江青就更多地住在了这边，但钓鱼台的10号楼依旧为她所用。
在中国历史上必须大书一笔的10月6日来临了，但是江青并没有预感到，这是她仅存的自由时日。据主管中央领导层摄影的新华社记者杜修贤记忆：这天下午，江青召集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员，在毛主席晚期居住的游泳池，学习《毛选》。学习之后，她和大家合影留念。大概是还觉得不过瘾，她又带这些人去景山公园摘苹果，因此杜修贤那里留存下许多江青摘苹果的照片。是啊，10月是采摘的季节，“四人帮”也有些急不可耐地准备“采摘”了。直到晚霞染上天幕，江青才蹒跚而返。
几句话就布置完了
我在这一天一过中午，就感觉到了不正常。汪东兴过一阵子，就通过他的秘书把电话打到我的家里：派你的司机小王，到某某同志处，接上他送至汪东兴同志处；派你的司机小王，到某某同志处，接上他送到汪东兴同志那里……
怎么回事，到汪东兴那里去干吗老用我们钓鱼台这边的车？汪东兴那里没车可调了吗？偏偏这一天我还不在班上。因为7月底唐山的大地震，北京受到了波及，我家住房的墙皮也被震得有些脱落，这两天钓鱼台管理处要对宿舍楼修葺粉刷，我就叫了几个同志到家里帮忙，正一起刮墙皮，为粉刷补修做准备呐。
大约到了下午5点左右，汪东兴突然直接打来了电话：“邬吉成，你在干什么呢？”“我正忙自家房屋的加固呢。”我回答。“你马上来，到南楼。”南楼，就是建在中南海南海东面船坞上面的一座楼，汪东兴的家就在楼里，他的家既是住所也是办公室。
我当时干活干得灰头土脸的，从电话里听出汪东兴不容延迟的口吻，连忙放下手里的活计，洗涮了一下，换了一身军装，叫上司机小王直奔中南海南楼而去。我一走进汪东兴的房间，汪东兴马上就站起来了，说：“今天晚上行动，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吧？”
“不知道。但现在我已经可以估计个差不多吧。”我实话实说。几天来汪东兴的吹风、询问，我的观察思考，已经对可能要发生的事有所准备。汪东兴也看出来了，所以就没再费什么口舌，他眼睛直视着我，顿了顿说：“你负责外边，武健华负责里边。通知孙凤山来，管理车辆，人下车后就把车调走。”我知道汪东兴说的“里边”、“外边”，是指怀仁堂的里边和外边。
没有临战的动员，没有意义的解说，没有注意事项的巨细交代，我们之间已经形成了默契，一个非凡的任务，就这么寥寥几个字几句话就布置完了。
我事后才知道，汪东兴调度我的车，下午拉的人，都与这个非凡的任务相关。而且就在我到之前，汪东兴向张耀祠、武健华等布置了任务，张耀祠的任务是向江青宣布中央对其“隔离审查”的决定，并将她送到新的拘禁地点。
因为还没有吃饭，我到警卫处在东八所的食堂，抓了四个馒头，给了司机小王两个。我一边囫囵吃着，一边沿着中海西岸走向怀仁堂门前，仔细看了一下警卫布置的情况。
当时在怀仁堂的附近，已布好了一些岗位和暗哨，带队的是警卫团一大队的副大队长华方治。我们都认识，远远相互看见，不用说什么，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我还了解到，已经到了怀仁堂里面负责警卫值班的，是我们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丁志友。
大约7点多钟的时候，汪东兴来到了怀仁堂前。我印象中是看着他从锡福堂、永福堂等堂院西边的路过来的。他见守在怀仁堂外面的我，轻声问道：“怎么样，都布置好了吗？”“布置好了。”“都没有问题了吗？”“没有问题了。”
汪东兴做了进一步交代：“他们来了，你把他们的随员，都放在五间房（即怀仁堂南面的来福堂等堂院的统称）。他们的车子，都停在怀仁堂西边的庆云堂。”
“孙凤山来了没有？”汪东兴又问了一句。我说：“他跟着王洪文去平谷，好像还没回来呢，只要一脱开身他就过来。”汪东兴叮嘱说：“一定打电话把他叫过来，让他管车。”说完，汪东兴就进了怀仁堂。不久，孙凤山就赶到了怀仁堂前，负责车辆的调度。
邬吉成：逮捕四人帮亲历记（4）
叶剑英第一个来到怀仁堂
在汪东兴之后，第一个来到怀仁堂的重要人物，是叶剑英元帅。他在怀仁堂前下了车。跟随他的卫士是从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调到中央军委警卫处的马锡金；另一位是时任中央军委警卫处副处长的原中央警卫团参谋长牟乃川，我们都认识。
叶帅见到我，一面点点头打招呼，一面握住了我的手，半天不松开，一个劲儿地摇啊摇，好像把所有的信任嘱咐，都通过这一握手传递给我。松手的时候，叶帅开口了，只一句：“好好地注意啊！”
第二个到来的，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此刻负责他随卫的，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东方，五六十年代，他曾经是刘少奇的卫士长。
“四人帮”这边，第一个到来的是王洪文。当天下午，他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通知：今晚8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题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通知还有一条，是专门为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加的，说是可能会涉及到毛主席文稿的改动，让姚文元列席。
接着，依次是张春桥、姚文元。他们都在怀仁堂门前下了车，我按事先的安排，把他们的随从人员，都带到了五间房。带进去后，我向这些随从人员宣布了纪律：一条是不许离开房间；二条是不许和外面通电话；三条是不能喧嚷。我要求一定要严格遵守这几条。
因为以往开会，我也常常担当这个角色，指定这些人在哪里待命，宣布纪律，他们向来都服从我的指令。这一天，我向他们吩咐的，与以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这些人也没有感觉到与往常有什么异样。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先后进了怀仁堂，由华国锋依次向他们宣布：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们“隔离审查”。然后依次将他们抓起来，一个一个地押进停在怀仁堂东面的红旗车里。但后来看了在里面负责警卫的武健华写的文章，他说对姚文元宣布中央决定的是他。他的回忆，肯定是比一直守在外面的我更具权威的。
当时在怀仁堂外面的我看到的情景是，从怀仁堂的东侧门里，隔一会儿开出一辆红旗车，共开出三辆，但当时开去哪里，我就不知道了。
在另一处房间的警卫、秘书……
王、张、姚的事一处理完，华国锋、叶剑英指示耿飚，立即率部队接管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单位。随后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
这时，武健华从怀仁堂里走出来，他对我说：“汪主任说了，要你给张耀祠打一个电话，问他那边的事搞完了没有。”我这才知道，张耀祠带领着另一个小组，执行着对江青、毛远新“隔离审查”的任务。
我马上把电话打过去，张耀祠告诉我：“我们这边的事情已经顺利结束了。”我把张耀祠的话告诉了武健华，武健华说：“都完了，那咱们也去宣布吧。”我们一起走向王、张、姚等随从人员集中的房间。
五间房里，聚集着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的警卫、秘书、医生、护士10余人。武健华对他们宣布说：“你们的首长，现在已经有别的安排了，你们原先的工作也结束了。现在你们把武器交出来。”武健华宣布完，我补充了几句。
这时，我发现跟着叶剑英来的牟乃川和马锡金，一下站起身，瞪圆了眼睛。我猜想他们可能误会叶帅也出了什么问题，马上对他们两个说：“你们两个没事，赶快去怀仁堂那边照顾首长去吧。”
武器收齐后，我就带着这一干人，上了由孙凤山调来的两个面包车，乘车到了海淀区的花园村，原来全国总工会的工会学院。已经入夜了，因为事先也没有通知人家，所以我们到达时，面对的是紧闭的大门。不得已，只好派人爬进去，把门打开，才把车开进去。这个学院早已停办，我找到驻扎在这里的中央警卫团训练大队的大队长梁子臣，和他一起把带过来的人安排进一座空楼。后来，还有一些相关的人员也集中到这里，在这里办了一段时间的学习班。
把这些人安顿好，我又赶到钓鱼台国宾馆，布置这边的善后事宜。我通知韩志生说：“你把王洪文、张春桥处的服务人员，都集中起来，但不能对他们讲任何相关的问题，绝对不许把任何消息传露出去。”
接着，我们又吩咐先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在钓鱼台的住处关闭。由傅家瑞等带领的清理小组已经来到这里，他们对清理工作做了安排。
怀仁堂的事情完毕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都去了西郊玉泉山9号楼。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决议的政治局会议，就是在这9号楼里召开的。
邬吉成：逮捕四人帮亲历记（5）
一场关系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命运的特殊战役，在波澜不兴中告捷。
马晓先、田炳信：江青被抓的时候（1）
马晓先 田炳信
从1949年以后，中国每一年都有大事发生，1976年发生的一连串大事更让人震惊。在这铺天盖地的大事件相继发生的过程中，时年32岁的中南海保健处护士马晓先目睹了其中的一些场面，经历了历史大时刻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场景和细节。本文摘自《新快报》。
总理一个电话，我们被送进中南海
田炳信：时间是最大的校正器，很多事情离开特定的环境、人和事，回头再来看的话，可能会比较冷静，有些事情也就好谈了。你在江青被抓前后一直担任她的护士，有些历史性的细节，恐怕你更清楚些。
马晓先：你知道，我们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有些人和事又特敏感，所以，大部分时间我都保持了沉默。
田炳信：现代的社会比以前进步了许多，言论自由也更宽泛了。对于过去的事和人，人们更多的是趋于一种理性的思考和冷静的认识。记得1988年我还在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工作时，有天接到一封读者来信，说我们的报纸在正文里把“李鹏总理视察云南灾区”中总理的名字印错了，一看果真如此，但后来也没追查什么政治事故，因为当时还是在铅字盘里捡字，像鸟字旁的字，有许多个都在一个格里。
马晓先：这点和以前真的大不一样了，现在报纸上、网站上登出来的新闻要是放回到几十年前不知又要抓多少人。人们对报纸的看法也不纯粹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了，我记得我给江青当护士的时候，她对报纸看得很认真。
田炳信：她都看什么？
马晓先：看看报道些什么事，上面有些什么人，她的名字和照片登在什么位置上，都特别注意，因为她在政治上确实很有野心，但从个人能力、知识面来讲，她还是有差距的，这是我一个搞医疗保健的人从旁观察到的情况。
田炳信：你是怎么进到中南海的？
马晓先：1968年中央新成立中南海保健处，当时我在北京医院。2月17日下午，周总理给我们院长打了个电话，医院就把我们召集起来。
田炳信：选人？
马晓先：对。当时送了6个医生三个护士，我是护士中的一个。当天下午5点钟，我们就坐着大卡车去中南海。那时候一个电话马上就走，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们都是无条件服从。
田炳信：像颗螺丝钉，拧在哪就在哪。你在中南海保健处待了多少年？
马晓先：从1968年到1995年退休，28年。
田炳信：你是什么时候到江青那的？
马晓先：是1974年3月，也就是主席去世前病重的那段时间，当时汪东兴要给江青找个护士，要求科班出身，最好有小孩，因为做了母亲的人细心、耐心，最后找到我，但我知道她脾气有点大，不想去，组织上为此找我谈了两次话。
田炳信：江青是主席夫人，当时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人特殊，地位也特殊，但她是本身就难伺候呢，还是因为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生理和心理上出现了变化？
马晓先：都有一点，她有肾功能失调。
田炳信：当时她多大年纪？
马晓先：有60了，在此之前在她身边待过的护士都说她脾气比较大，做事比较挑剔。她觉得什么事都要自己顺心才行，想怎样就怎样，这样就给人家的工作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