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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华国锋的意见，他说：要派一位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地方都能压得住台的老同志去。我看苏振华堪当此重任。他资格老，林彪、“四人帮”整得他很惨，但他斗争很坚决，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时刻起了重要作用。
华国锋、李先念还分别建议倪志福、彭冲同志与苏振华一起去上海。中央其他同志都同意。关于工作组去上海的方针，会议明确指出：“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
接着，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又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明确要求他们与“四人帮”划清界限，放弃叛乱的企图，把立场转变过来，把上海的工作做好。
“四人帮”党羽扬言罢工
10月12日晚上，王少庸、朱永嘉开会，筹划停产罢工，举行游行示威，控制电台，封锁中央的消息，准备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等口号。也是这天晚上10点多钟，我接到中国纺织机械厂党委书记张秀打来的电话。张秀要我们晚上睡觉警觉一点，并且说你们来的人，最好集中在一起，不要单独走开。后来我们知道，当时上海民兵指挥部已在中国纺织机械厂架设了指挥电台，这个电台是辅助的指挥电台，主要的指挥电台在江南造船厂。
第二天吃早饭，我碰到跟我们一起到上海的秦仲达，他当时是化工部计划司司长，后来任化工部部长。我对他讲，你们活动时注意一点，人集中在一起，不要单独走开，要互相照应，有事情随时跟我们联系。
10月13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到上海。他们先找留在上海的三个常委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开碰头会，传达北京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常委会到下午四点钟才开。会上，马天水通报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情况。徐景贤作补充，讲了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指示。王秀珍也表态，说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认识有所转变。黄涛说：就凭这些能够把“四人帮”打倒？他这么一鼓动，会上就闹开了，有人叫嚷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是叛变。
在这段时间里，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不胫而走，老百姓特别是干部和知识分子非常振奋。徐家汇、康平路市委机关办公的地方，群众已经开始冲进去贴大字报。马路上第一次出现彻底砸烂“四人帮”，打倒王洪文、姚文元、张春桥、江青的大字标语。10月15日凌晨，上海市委给中央打了一个紧急电话，说：“我们估计，这类大字报一多，特别是联系上海市委的标语增多的话，有些思想尚未转过来的人，会贴出反击大标语。有的会出来支持市委，甚至可能贴出为‘四人帮’辩护、矛头指向党中央的大标语。如有打砸抢者，我们将采取坚决措施予以镇压。”这个电话，既是向中央报告群众已经起来，也有借机威胁的味道。
陈锦华：改组上海市委（2）
10月15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在头版报道了上海工人阶级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决心坚持“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同一切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这是上海报纸首次公开不点名地揭批“四人帮”。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即中央16号文件，列举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篡权的罪行，和毛主席1974年以来对他们的批评，宣布了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号召全党同志同“四人帮”反党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
10月19日，中央工作组在北京玉泉山苏振华住处开会。会议研究了接管上海的主要问题。会后，大家分头做必要的组织准备。同一天下午，上海16所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工人、红卫兵共计三万多人，在上海文化广场开会。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等单位的代表发言，这是上海最早召开的一次声讨“四人帮”的群众大会。
这天深夜，上海市委向中央打了第二次告急电话，内容是：“原来打算在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市委愤怒声讨‘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大会，但考虑到一百几十个单位定于明天（20日）在人民广场召开30万人的大会，带头的是交大。他们的负责人通知我们说，市委的大会是阴谋，他们要冲大会……市委机构整个已经瘫痪，急请中央予以指示。”第二个电话反映了上海当时的真实情况，市委瘫痪，对局势失去控制，这和我们从各方面了解到的情况是一致的。
叶帅否决调军上海
10月20日，苏振华在北京正式主持召开中央工作组会议。苏振华说：党中央决定立即派一个强大的工作组去上海接管党政大权，事情十分紧迫，请各位稍做准备，立即赶去上海。
为严防不测，中央工作组去上海，事先没有通知上海市委，专机是中央派的，接待单位是海军上海基地。直到深夜，中央才正式通知上海市委。苏振华一行到了海军上海基地招待所住下后，就把马天水找去。苏振华郑重地告诉他：我们是工作组，主要是了解情况，市委的正常工作还是由你们负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过去，你们在“四人帮”的泥坑里陷得很深，现在要打起精神，将功补过，上海出了问题，还是由你们负责！
10月21日上午，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找了从南京赶来的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副参谋长张挺。苏振华提出，鉴于上海“四人帮”的余党贼心不死，蠢蠢欲动，请南京军区继续加强戒备，特别是江苏、浙江一线的部队要保持高度警惕，海上的情况由海军负责。上海警备区那两个与武装叛乱活动有牵连的人，立即调回南京。请南京军区另外抽调人员到上海。后来我听苏振华讲过，当时有人提议驻扎在无锡的野战军向上海方向拉练，造成一种威慑。叶剑英表示，不需要这样做，要相信上海工农群众，军队一调动，马上就会引起恐慌了。
在苏振华和南京军区领导同志谈话的同时，林乎加、严佑民找我们这些先期到上海的同志开会。我们把到上海这10天的情况向他们作了汇报。林乎加对我讲，苏政委（指苏振华）的意见是，让你去上海市委写作组，你要在那里深挖“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的阴谋。上海写作组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两个笔杆子基地之一，原来是上海市委的写作班。“四人帮”策划阴谋，写作班就是急先锋。我有个亲戚，在解放日报社工作，是个部门的头头，林乎加找我谈话后，我就找他了解写作班的情况。他说写作组是核心，一共几十个人，他们也利用文科很强的“两校”———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为他们找资料、写材料，还联系一些社会上从事研究工作、理论工作的人，有一个很庞大的关系网。大概是第二天，林乎加通知我说改变决定了，要我去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先把党政大权夺过来。
10月21日晚上，在海军上海基地招待所的会议室里，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找来谈话。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通知他们：10月24日北京要开百万人大会，全国各地都要召开这样的大会。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苏振华和倪志福届时回北京参加全国的大会，彭冲回南京参加江苏省的大会。上海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基地，开好这个大会尤为重要，对全国影响很大，你们一定要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开好这个大会，这对你们也是最好的考验。谈完话后，苏振华、倪志福就回北京，彭冲回南京了。
党中央改组上海市委
10月23日，中央工作组正式开会，宣布名单。根据中央工作组的人员住房登记表，工作组人数最多的时候，总数是226人，其中部省级干部17人、司局长干部59人。加上苏振华、倪志福、彭冲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新华社等媒体的同志，大概有250人左右。
陈锦华：改组上海市委（3）
10月25日开始，中央工作组相继进入市委和市革命委员会的各个组办，受到了机关干部和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南京路上也贴出了大字欢迎标语。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第一次进到文教组的情景。当时大概有10多个人在办公室外等着，他们知道我们进驻，就等着上访、控诉。我接待的第一个人是上海越剧团的朱锦多，他由于反对“四人帮”被抓起来，关了一段时间。我听了他的申诉，很快给他平反了。他后来成了揭批“四人帮”的积极分子。
中央工作组进驻各组办以后，很快感到人手不够，不得不紧急向中央各部委求援，要求尽快增派人员。各部委都积极配合，迅速增派。到11月初，还对重点单位，如王洪文工作过并一直控制的国棉17厂、王秀珍的国棉31厂、黄涛的江南造船厂等，相继派出工作组或联络员，加强对这些单位揭、批、查斗争的领导。
10月26日，党中央发出通知，正式决定苏振华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倪志福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彭冲同志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被“四人帮”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排挤出市委领导班子的王一平、韩哲一、梁国斌、李干成等老同志，也陆续被请出来担任市委领导和配合工作。
苏振华讲话打开局面
10月27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主持召开全市部委办、区县局干部大会。会议首先传达了中央改组上海市委和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宣布对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人的任命及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会场上一片欢呼。接着苏振华讲了话，这是他到上海后发表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他强调，要把上海广大人民同“四人帮”的痴心妄想严格地分开，把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上海民兵同“四人帮”余党搞武装叛乱的阴谋严格分开。同时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端了出来。苏振华的讲话很好地贯彻了中央的精神，体现了很强的政策性和策略性，受到广大干部的热烈欢迎，对拉开全市范围的揭、批、查“四人帮”的斗争，起了迅速打开局面的作用。
10月27日全市部委办、区县局干部大会引起的震动，我举两件事情做例子。
一件事情是，在这次大会上，张承宗站出来面对面地揭发马天水的罪行。张承宗在“文革”前是上海市副市长，曾经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地下党负责人，并长期负责统战工作。他在会上揭发说，马天水曾经让工厂突击生产几万副手铐，他质问马天水：你要赶做这几万副手铐干什么？你要铐谁呀？谁让你这么干的？马天水顿时惊慌失措，没办法回答，也不敢回答。
再一件事情是有关我所在的文教组的。我们到文教组后，首先是找政治上信得过的人了解情况。当时有人给我介绍了文教组副组长贺汝仪，说他是个老干部，曾经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过，是谭震林从华东带到北京的，后来又回到了上海。10月27日开会的时候，我还见到了他。可是第二天凌晨大概是5点多钟的时候，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凯（后来担任文教组组长、上海市副市长）给我打电话，说贺汝仪跳楼自杀了。我说，我马上赶到他家里去。我到后，看到尸体在楼下，我问公安局的同志，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什么遗留的东西？他说，贺汝仪身上有张纸条，纸条只有三个字：“丑死了”。后来知道，贺汝仪在1975年底、1976年初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的时候，顶不住了，给“四人帮”余党写过一个材料，告发他的亲家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10月27日开大会，他一看马天水制造手铐的事情都捅出来了，怕自己写信告发他亲家的事情也在会上被揭出来，所以感到“丑死了”，就跳楼自杀了。
10月28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亲自坐阵，接连用了几天时间，以开市委常委会的形式，要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参加，让他们自己交代，互相揭发有关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问题。但他们还是躲躲闪闪，极力掩盖秘密策划的真相。中央工作组和新的上海市委意识到，光靠这样的会议不行，必须在会外组织群众揭发批判，再配合内查外调，特别是把那些组织武装叛乱、罪恶深重、民愤极大的人先隔离起来审查。
这样一来，揭露“四人帮”罪行、清查武装叛乱和“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工作就渐渐突破，很快搞清了真相。
10月30日，中央工作组召开全体人员大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会。苏振华首先讲话，他说党中央对上海非常重视，非常关怀，要把上海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的斗争搞好。组织中央各部委、北京市委、部队各条战线的同志来上海工作，任务很光荣，也很艰巨。第一，坚决按中央政策方针办。第二，依靠群众。第三，各级党委加强一元化领导。我们来的人不能完全业务对口。对广大干部要惩前毖后，一看二帮。要把跟得紧、陷得深、参与阴谋活动的，与受了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区别开来。
陈锦华：改组上海市委（4）
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喜看上海大好形势》，指出上海的形势大好，令人十分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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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事件
新 文
１９７６年３月５日，新华社播发沈阳部队广大指战员纪念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１３周年的文章，文章中引了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文汇报》在发表这条消息时，把周恩来题词删掉。
１９７６年３月２５日，上海《文汇报》在一篇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报道中公然说，“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此后数天内，各地向《文汇报》社发出的抗议函电４００多件，抗议电话１０００多次。这些文电指出：“反周总理的人不得人心！”责问“《文汇报》成了谁家的报纸”，严正要求“《文汇报》必须向全国人民交代事件的真相”。对此，张春桥却说：“为什么唯独查《文汇报》？”“不要批评报纸了，报纸以后还要删！”王洪文说：“删掉总理题词算个屁事！”
３月28日，南京大学400余人，抬着周总理的巨幅遗像和大花圈，绕道新街口到梅园新村，掀起了抗议《文汇报》影射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全国第一次有众多群众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游行。
３月30日，南京大学学生在南京火车站工作人员帮助下，用桐油和油漆在火车车厢内刷了“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等大宗标语。这些标语，随着南来北往的列车传向四面八方，起到了推动全国爆发反对“四人帮”活动的先锋鼓动作用。
宋世雄：漫长而难熬的一年（1）
宋世雄，最佳国际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高级体育评论员。1960年开始从事广播电视体育评论工作。1981年开始连续报道了中国女排荣获“五连冠”的盛况，轰动全国。1995年被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评为“最佳国际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本文摘自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宋世雄自述》。
精精神神地去接受批判
1976年，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
这个时候，我的人生道路也发生了一次大地震，给我心灵上带来的创伤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可抚平的。
唐山大地震的第二天，我们台要去河北涿州转播一场基层体育活动。那个年代，体育转播搞起了许多新花样，经常到基层去报道群众性体育活动。那天，专题部通知我去办公室集合待命。随后的几天，也是天天要到办公室集合待命。
由于刚刚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北京市政府为了市民的安全起见，动员人们不要待在家里，而是走出来住在临时搭的简易棚或汽车里。那时的情景非常恐怖，大街广场到处是防震棚，到处是“无家可归”的人，现在回想起来还让人心有余悸。因为北京离唐山是如此之近，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余震。
那时候，我的儿子晓辉不到两岁，女儿也仅8岁，特别是钟瑞正好生病了，所以我那时的情形相当狼狈。
当我接到要去办公室集合待命的通知，就对领导说，我能不能稍微晚一点到，让我把家里安顿一下，命令一来我就走，决不耽搁。因为凭以往的经验，这种集合待命，天知道要等多少时间，而在“待命”时，什么事也做不成。
某个负责人坚决不同意，一点通融都没有。不通融就不通融吧，我这人素来胆小，我去还不成吗？于是我急急忙忙冒着余震的危险，回到楼里为儿子烧牛奶，为妻子煎药，再把牛奶和药端到我们家临时住的防震棚。妻子喝药，我喂儿子喝奶。把事情料理妥当后，我急急忙忙赶到了单位。当然，比负责人通知到达的时间稍晚一点。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起因。
按说，虽然我起初表示等命令一下达我再走，但后来我毕竟在命令尚未下达的时候去了办公室，就是说我去集合待命了。不过晚了一点，这算个什么事呢？
嚯，有人来劲头了，找到机会要拿我开刀了。那个负责人逼我写检查，并说，非要认真严肃彻底地处理我的问题不可。他们说到做到，在体育组、在专题部、在台里，甚至在广播事业局（后改称广电部）全体大会上点名批判。
后来我发现我的“罪过”还真不算少，厚厚的一大本材料纸，最后给我定的调子是：
“拒不执行任务，临阵脱逃，对抗组织，拿党一把。”
当时，我的精神的确萎靡了，我感到没希望了。我这人从参加工作开始，一直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矩上班，勤勤恳恳工作，从未得罪谁，怎么今天突然堕落到如此地步，竟敢拒不执行任务对抗组织临阵脱逃？我能逃到哪儿去？
尤其是，竟有人诬蔑我“拿党一把”。党，在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