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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德裕却无动于衷。确实，他没有必要为这句话生气，德裕十分清楚他自己的行为：他之所以没有功名，是因为他没参加过任何考试，而其中没有其他原因，就是因为他从来都不看重科举。这在他后来的一番自述中表示得一览无遗。他曾对武宗皇帝说：
“臣无名第，自不当指责进士。但臣之祖先在天宝末期因仕进无路，勉强应试，竟还一举中第。所以厌恶其技浮华不实，自后家不置《文选》。臣以为，朝廷显官，还是应以公卿子弟为之。”
当时武宗很不解，照他的想法，无论出身贵贱，取人但凭真才实学。宰相怎么如此说？
德裕并非是顽固的守旧之人，他有他的理由：
“公卿子弟自小便习举业，”所谓“举业”，当是指“制举”之业，亦即与现实政治紧密相关的策问之类，和单以诗赋为业的“进士科”大有区别，“因而熟悉朝廷事务，诸如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之类，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悉……”
德裕怎么拿“台阁仪范”、“班行准则”来衡量人才高下？！话乍听起来有些泥古不化，其实不然。这是因为进士浮荡，不以礼俗为事，已成积习，所谓“驱驰于才气，不务以德行”，屡为有识之士所批评。所以，德裕要积极提倡天子重用讲究儒家礼法经义的公卿子弟，这才是他的本意。
基于这种认识，所以德裕早年不应举，而其后也主张对进士科考试进行改革。德裕第一次入相的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就对进士科进行了几项改革，一是停试诗赋，亦即进士科考试中不以诗赋为题；二是罢宰相阅榜，这尤是德裕的独创性改革。
早先，进士试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主考官须将录取名单，在正式发榜前呈送宰相过目，称为“阅榜”。因此宰相便可以利用职权，上下其手，调换增删及第人员。德裕坚决主张废除这一陋习，并在翌年正月由朝廷正式通过。
但不久德裕就被李训、郑注借李宗闵的力量挤出执政地位，宗闵一上台，德裕的主张自得不到贯彻，大和九年（公元835年）便又恢复了试诗赋。德裕对武宗的关于任用公卿子弟的进言是后来的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他第二次入相时，在一次廷议上提出来的，此后，他又是雷厉风行地对进士试进行了几项改革，这次更触到了问题的关键。
第一是及第进士不得呼主司为“座主”，及第后只能一次性谒见主试，此后不得聚集参谒，更不能于主司宅第置宴。这是从“座主”、“门生”过于亲密一点上来开刀，确实击到了要害。
第二是禁止“曲江大会”。
进士科之考试、放榜、宴集，早已形成定例。考试结束后，一般是在二月出榜，榜出之日，黎明五更，禁鼓敲过，举子可到礼部南院东墙下看榜。击鼓唱名，便见分晓。以后，新进士则先赴主司处拜谢座主，然后群谒宰相，接下去便是大大小小的宴会了。各种宴集名目繁多，但最热闹的就是“曲江宴”，亦即德裕所禁止的“曲江大会”。
曲江位于京城长安的东南角，占地近十二顷，碧波荡漾，烟光明媚，尤其是春天，花卉茂盛，是其时著名的游赏之地。而新进士的曲江游宴，更是一年中曲江景色的主要内容，到了那一时，进士们泛舟听乐，纵酒颠呼，热闹非凡。公卿大家倾城纵观，甚至专门来挑选东床快婿。有时，天子还亲临曲江之畔的紫云楼，垂帘观赏。时人有诗道“柳絮李花留不得，随风处处逐歌声”、“倾国妖姬云鬓重，薄徒公子雪衫轻”，真是得意者的无上欢聚。由此，京城薄游豪侈之风大长，而进士辈交结朋比的习气也得以盛而不衰。所以，德裕才要下令禁止。
不过，德裕的想法在当时是微乎其微的，有不少人甚至猜测他因为没有名第，所以不惜手段打击进士及第者。这种误会闹得很大，在一定程度上给他造成了不利。同时，积习难改，更何况这些都已成定俗，靠一两项禁令是无济于事的，一年后，德裕的这两项措施都未能坚持下去。也难怪，众人独醉而一人独醒，在醉者看来，这个醒的人不是神经不正常，就是别有用心。
无论谁醉谁醒，有一点已是确凿无疑的：李宗闵、牛僧孺与李德裕之间，其家世背景、个人品行、信仰理念乃至为人处事，相差实在太大了。此前以及以后的那些种种是非冲突都不是偶然的，不是冤家不聚头，冥冥之中，也许就注定了很多固有的矛盾必然在他们身上展开。
大约在文宗的最后几年，也就是开成时期，京城中流行着几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说它“有意思”，是因为这些文字并非是传统上的宏文大著，其内容似乎都是些离奇的故事，有的竟还有点荒诞不经的味道。这些东西时人或称为“传奇”，与古代街谈巷议的“小说家言”很接近，在本朝颇为流行。特别是那些应进士试的举子，都很喜欢写这类东西，因为这种体裁很适合表现才气，投献给名公贵卿，更能够加深他们对自己才华的印象。
但这次流行的几篇“传奇”，其内容却引起了许多议论。
一篇的题目为“霍小玉传”，说得是一位轻薄无行的士人与一个歌伎始乱终弃的故事。本来这倒也平常，关键是文中的主角却是有名有姓的真人，唤作“李益”，这就令人兴趣大增了。
李益字君虞，行十，是大历四年（公元769年）的进士，早先一直在各地军府任职，德宗时入朝，官至右散骑常侍，文宗大和元年（公元827年）致仕，并在当年去世。这个李君虞诗名早著，人虽已故，可他的诗篇仍为时人吟唱不绝，比如《夜上受降城闻笛》一首：“回乐蜂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甚至被谱入弦管，为天下人传唱。
李益此人才名很著，声誉却不大好，他从小就有个毛病：猜忌成性。尤其是对自己的妻妾，那简直是达到了苛刻的程度，当时有一种传闻，说他为防闲妻妾而“散灰扃户”，成为时人笑柄，甚至还闹到了朝廷公议的地步。不过，这篇传奇上说他“重色”、“负心”，大家似乎还闻所未闻。
有人说这篇《霍小玉传》出自蒋防之手，说是他在长庆初年专门写给他的恩公李绅、元稹的，也有人说此文本就是蒋防在长庆四年（公元824）遭贬后的刻意詈毁之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个事实却是很明白的，那就是李益是当年极端反对李吉甫、又是与李逢吉亲善的令狐楚之友，而元稹、李绅又与令狐楚关系恶劣，假如此文确乃蒋防所作，其用意就不难知道了。
当然这些念头在读这篇传奇的人的脑海里一闪就过去了，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是李益的无行，像有一个重大发现一样兴趣盎然。因为当事人早已去世，作者无所顾忌，读者就更无必要为死者讳了。
另外一篇更绝。
这篇东西题为《周秦行记》，是一个人自叙其传奇般经历的游记。说的是其人在贞元中进士落第，归途中，走到伊阙南道鸣皋山下，误入汉朝薄太后庙，邂逅千年前的古人、汉文帝之母薄太后，并与汉高祖戚夫人、南齐潘淑妃、本朝玄宗太真妃子杨氏相遇，最后由汉王嫱也就是那位远嫁匈奴的王昭君侍寝、春风一度的故事。整篇内容荒诞不经，文字也不精彩，但其中有一处描写却骇人听闻。
文中写道：在薄太后给作者引荐杨太真妃子后，太后问及当今天子是谁，对曰：“今皇帝，先帝长子。”太真笑道：“沈婆儿作天子，真是大奇！”
不论其他，单就这种语气就让人惊倒了。如何能把代宗沈皇后竟称作“沈婆”？把德宗皇帝呼作“沈婆儿”？这种污辱先帝及先朝皇后之举，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另外，谁都知道当年的沈皇后在安史之乱中曾两次陷入胡贼之手，最后竟莫知存亡，德宗皇帝后来曾数度寻访，均无下落。而文中却以曾作胡人妇的王嫱“侍寝”，作者这种用意极其恶毒的影射，亦让人心惊不已。这篇文字是谁的手笔，竟有这么大的胆子？！
卷端赫然题着撰者姓名：牛僧孺！
人们先是惊讶，然后是怀疑，最终一致认为，这东西绝不会是僧孺所作。原因太简单了，尽管人们都知道牛僧孺好写传奇故事，也曾作过一部《玄怪录》，但他绝不会如此愚蠢无知，弄出这么个东西，把自己置于死地。这肯定是有人假托，借以诋毁诬陷牛僧孺。这篇《周秦行记》还传到了文宗手里，连皇上看了都道：“此撰者定是假名，僧孺哪里至于会称德宗为‘沈婆儿’呢！”
但是，谁也不知道这是何人的杰作。
其实不光是现在这个时期有这些怪诞的传奇故事在流传，早些时候，这种文字也层出不穷，内容大体上都是借古事或子虚乌有之人把一些不经的行为写出来示众，可像这篇《周秦行记》公开詈毁之作，大家却是第一次看到。
人们茶余饭后，读事猜旨，虽也不无乐趣，但是仔细想想朝中派系相互攻讦的现实，心里面还是有一种隐隐的忧虑的。
风起于青萍之末。若是没有李宗闵、牛僧孺与李德裕的对立，也就不会在朝廷政治中产生派系之分，两种派别既然相互斗争，文学便就是一种最有力的工具。
第五章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5）
四
过了好多年，还有不少人争论着一个问题：李宗闵、牛僧孺与李德裕到底谁是谁非？换句话说，到底哪一方是朋党，还是两者皆为朋党？
古有定论：为私利而勾结意趣相投者，称为“朋党”。
从来人们就讨厌朋党。道理何在？一是结党就必然营私；二是党派之间的是非争斗，自然也就影响到国家的安稳和君主的地位。本朝实行的三省分权和宰相政事堂合议制度，无不是从政治技术的角度出发，力图解决这个问题。可“制度”既是人定的，也就是人所能改变修正的。一旦“制度”在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有所动摇，什么可怕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古人有云：“亡史甚于亡国”。“史”是什么？“史”就代表一种理念，一种是非标准，甚至一整套既定的制度。国亡仍可复，史亡则不可寻。
也许，本朝自九世纪以来的种种现实，就既是亡国，又是亡“史”的过程。所谓“朋党之祸”就是证明。
宪宗皇帝就对朝问“朋党太甚”的现象十分忧虑，曾两次提出这个问题，第一次是在元和中期朝廷上下为是战是和争论不休的时候，由李绛回答了天子。第二次是元和后期李逢吉与裴度、李绛彼此冲突的当口，是裴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穆宗也遇到过这个难题。其时是韦处厚明确指出，李逢吉之流实为“朋党”。而文宗更为此苦恼万分，这一次是李德裕先后对朋党的现实进行了分析。在这些论述中，他们异口同声地指出了一点，即：君子为同德，小人是朋党。也就是说，只要是君子，就断不会结党营私，“朋党”一词，是小人的专用品。
问题的实质是：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朋党？
李绛说朋党其实无迹可寻，乃是小人谮言君子的借口。若要强为之论，则君子固与君子合，小人固与小人合，这也就是所谓“朋党”。裴度认为，正邪自有区分，全靠人君鉴别。韦处厚则直指李逢吉树党结派。而李德裕更为文宗指出，朝廷当中三分之一的人是朋党。
被攻击者当然不愿退让，从李逢吉到李宗闵不仅都断然予以否认，而且反过来指责对方挟怨报复，造谣中伤。这个问题在当时就争论了几十年，始终不能得出一个清楚的结论，而在往往复复的争辩中，派系已经不知不觉地形成了。回到现实中来，我们还要弄清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的结果？
平心而论，李德裕、牛僧孺二人的道德品行都算不上有问题。但李宗闵则偏执主观，好挟私嫌，而且两派之中的其他人，也免不了良莠不齐、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宗闵、僧孺这一边自不必多说，而经常与德裕站在一起的，有不少人也是私心过重，比如元稹、贾餗，甚至李绅，都在某些事情上有失公正。假如把问题看得简单一些，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朝廷如此严重的派系斗争，完全是由个人恩怨而来的派性心理的结果。
但是，事情毕竟没有那么简单。
无论是说宗闵、僧孺私结朋党、派性太深也好，抑或是断定李德裕也难逃个人恩怨嫌疑也罢，假如仅仅是这两派党同伐异、彼此排挤，造成的波澜绝不会如此深远广阔。其实，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囿于私见而打击异己，在政治上都是屡见不鲜的，但从来也没有哪次像他们这样牵涉到这么多人，延续了那么长的时间，起起复复那么多次。一句话，如果没有了第三者、第四者，任何一种对立就必然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只会相互转化、相互妥协，而断不会永远处在矛与盾的永恒是非中。
在宗闵、僧孺与德裕之外，尚有天子。
天子内心对这种事很头疼，但有时在客观上也能得到好处。早先，做得最好的就是宪宗。至高无上的天子有权选择什么是应该做的事，一旦决定以后，他就必须把重心全归结到这上面来。不管朝中有几派存在，谁符合他的想法，他就扶植哪一派。
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元和后期，对淮蔡能否取得胜利，是帝国对藩镇强硬政策成败的关键，而这时裴度、李逢吉两人的争讦也达到了高潮。宪宗赞成平定藩镇、扫平淮蔡，不能不倚仗裴度，于是在把裴度派往前线的同时，顺从裴度的请求罢免了反战的李逢吉、令狐楚。但到了淮蔡平定，河北三镇也相继归顺后，宪宗起用皇甫鎛却遭到了裴度的坚决反对，这时宪宗的心思已经从平藩转到了收集钱财方面了，显然，裴度的固执坚持已成了最大的阻碍，所以天子便斥责裴度“党见太深”而召回了令狐楚，还磨去了《平淮西碑》以安慰由于因裴度受重用而心生不满的一些人。宪宗此际所做的这一切，其实就是一种绝妙的牵制，尽管不是有意识的，但只要身处天子之位，也就决定了这是一种必然。
年轻的敬宗皇帝有一次做得更妙。
那是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李逢吉为相时，敬宗不满于他的无所作为。遂有心思召裴度为相。但皇上并没有马上就颠倒乾坤，而是悄悄地派人告诉远在山南东道的裴度：
“皇上已定下了召你回朝的时间，你可凭此行事。”
这个暗示再明确不过了，裴度自然心领神会，立即主动上表请求入朝。结果使李逢吉大为恐慌，情急之下，竟使出了下九流的手段，也就是编出了那段“绯衣小儿坦其腹”的东西来诽谤裴度，自己导致了失败。在这里，敬宗是胜利者，他的这种近乎于左右逢源的作法，真是神来之笔！
文宗在这上面花费的心思更多。
文宗当政期间最大的问题是宦官，而且他孜孜以求的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先是放弃相互之间有成见的朝廷派系而依靠宋申锡，宋申锡失败后，他又把希望寄予李宗闵和牛僧孺，但结果仍让他极为失望。所以便转而启用李德裕，并且赞成他大刀阔斧地清除李宗闵与牛僧孺的党徒。文宗在反复多次后虽然放弃了依靠朝臣的努力，但在客观上还是严重加深了朝问的派系分野，使他们的私隙得以再一次扩大。
所以，没有了天子，也许就没有了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的故事。
可是，事情还是不能就此打住。
天子之外，还有宦官。
在这几十年里，宦官的力量早已不能忽视，从文宗开始，他们的权威和势力甚至超过了天子。如果说天子对派系斗争只是下意识地起了一种牵制作用的话，那么，宦官则完全是在有意识地操纵两派的进退，以达到符合自身利益的目的。
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就是活生生的现实。似乎已经不必解释，人们只要回忆一下文宗皇帝那一个无奈时期的种种现象，便立即会恍然大悟，只是心里不敢说出来而已。即使李宗闵、牛僧孺，抑或是李德裕本人，他们心里又何尝没有一本账！
现在的问题完全是出于好奇：两派与宦官这个第四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李宗闵和某些宦官中关系密切。
这些宦官就是文宗时的左右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左军中尉韦元素，以及王践言的前任崔潭峻。这四个人是王守澄的死对头。
宗闵是通过杨承和才和他们搭上关系的。当初他为了走杨承和这条路子，还颇花费了一些脑筋。皇天不负苦心人，宗闵托了驸马沈■、女官宋若宪，终于联系上了杨承和，为他入相铺平了道路。另一位崔潭峻是当时的枢密使，也是很有影响的人物，此公尽管与元稹关系最好，但对宗闵也不薄。
当然，宗闵与郑注、王守澄的交情也不浅，不过没有与杨承和那样亲密，所以当郑注不需要他的时候，便借口他与李德裕闹党争而将他一脚踢开。
牛僧孺虽与宦官在若即若离之间，但他早年是在李逢吉和王守澄的支持下做到宰相的，又在某种程度上依恃李宗闵，也就注定了他无法对宦官表露出不满。在这一点上，他与李宗闵没有质的不同。然而总的来说，僧孺与宦官的关系不算太好。
文宗大和五年（公元831年）起出任枢密使的王践言十分讨厌僧孺。原因无他，这位王践言做过西川监军，与德裕是同事，而且是“维州事件”的当事人，赞同德裕的主张。他于该年的十一月份回宫任职时，便直接在皇上面前表示过对宰相牛僧孺的不满。
僧孺自己也意识到这些问题，所以他曾经两次告退，自动要求解职出京，以逃避可能的祸患。他在大和六年（公元832年）罢相出朝，任淮南节度使后一直不愿入朝，在淮南呆了六年，又在东都洛阳过了好几年，直到李宗闵入相后把他召回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