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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日落九世纪-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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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武宗与德裕废佛,他便要反其道而行之,这既代表着他的政治方针,也显示出他对佛教的基本态度。他对翰林学士说:    
    “佛者虽异方之教,然可深助国家治理。可存而不论,不必过毁而伤令德。”    
    道理是不错的,但皇上如此迫不及待恢复佛教的行为,却明显还是一种情绪在作怪,这一点大家肚子里都很清楚。    
    本朝佛教的一大特点,就是佛寺发达,僧尼众多,武宗时一炬毁废这一基础,遂使佛教元气大伤而不得不转寻轻便易行之道。此际再行恢复,光是重建寺院一端,财力上就不胜负担。宣宗诏命之初,就有一位进士孙樵上疏反对,中书门下也委婉地表示了不同意见。到了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十二月,宰相们又再次奏言度僧不精之弊,终于使皇上开始修正这一策略。    
    其他举措,也无不带有这种情绪化的特点。    
    另外一项是恢复进士及第者的曲江宴集。宣宗特别重视进士及第之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皇上有其个人好恶也自有道理,但一定要恢复这种以浮华为事的“曲江大会”,就绝非俭德之君应有的态度。再比如刚即位的当年,宣布增复会昌时所减省的州县官员数目一事,更能显出宣宗的“不甘”心理。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汰斥冗员总是一项善举,不能因为其出发点不正或效果不佳就遽为否定。宣宗的这项诏令虽然只增加了三百八十人,但其实质却仍不是基于改善吏治的一种修订,而完全属于鲜明的个人爱憎。    
    做完了这些,皇上到太庙祭奠列祖列宗。过穆、敬、文、武四宗牌位而无动于衷,惟独在其父宪宗的灵室里突然放声大哭,泪飞如雨,哀颤而不自胜。左右观者莫能仰视。    
    他的感恸是发自内心的。    
    皇上对武宗是仇恨,对文宗是厌恶,对敬、穆二帝也没有好感。惟一能让他怀念的就是他的父亲宪宗皇帝。自从他诞生到这个世界以后,也许只有元和时期的七八年是他最无忧无虑的日子,此后随着年岁的增加,生存的环境却越来越险恶,甚至生命也遭受到了威胁,若非自己明白果断、毅力顽强,哪里会有今天?!如果父皇宪宗不被贼子弑杀,就不会那么早离他而去,自己也就不会有这二十几年惨痛的遭遇。想到这,皇上如何不悲从中来!    
    幸好,二十年的悲苦辛酸终于有了报偿,以自己的庶出身份,竟能最后贵为天子,皇上的心中更是百感交集,他当然要将一腔衷情尽情地挥洒。    
    宣宗的悲哭声震屋瓦,也使已移居兴庆宫的懿安皇太后颤抖不已。    
    懿安太皇太后是宪宗皇帝实际上的正宫娘娘,她的祖父是一代元勋郭子仪,母亲是代宗皇帝的长女升平公主,出身是地道的金枝玉叶。宪宗在藩邸时,即纳其为妃,并于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生下穆宗皇帝。但因为宪宗后宫多宠,一直未能立为皇后,直到穆宗即位,才如愿以偿地成为国母。    
    宪宗皇帝死得不明不白,这情况后来人都或多或少有点知道。可对如此大事,懿安太后就是不闻不问,穆宗也讳莫如深。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外间的人不敢想,当然也就无法道出。不过,在深宫高墙之内,却是有无数种说法在悄悄流传着,一直到了穆宗宴驾后,才由文宗皇帝将数名直接元凶绳之以法。不过,文宗也没有这个胆子去彻底揭开这个盖子。    
    宣宗可不理这一套。他的生母是皇太妃郑氏,宣宗即位之后,立即奉为“孝明皇太后”,其地位直逼数朝祖母之尊的懿安太后。皇上并且还放出风声说,一定要追究宪宗死因的真相,无论什么人,都要一查到底。这话就把懿安太后吓了个半死。    
    太后当然没有直接参与弑君的阴谋,不过她显然是知道内情的,事情的结果是穆宗即位,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既有利于自身,又何必去惹这个麻烦。再说,太后对于自己的夫皇宪宗,也并无太深的感情,她无法把宪宗迟迟不立自己为皇后的事情一笔勾销。所以,宪穆之际,天子莫名亡故,朝野竟是寒蝉一片,王守澄能只手遮天,太后当然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别看宣宗当时只有七八岁,但童年的印象是难以忘怀的,再加上数十年的明察暗访,潜心推究,要想猜透其中的过节,对于聪明睿智的宣宗来说,绝不是难事。太后的所作所为,包括那次掖庭宫中突如其来的暗杀事件,他早就一目了然。眼下说的这些话,意思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第六章 宣宗皇帝:最后的辉煌最后的辉煌(3)

    懿安太后已是惴惴不安,数日来茶饭不思。    
    她没想到即位的光王竟原来是这么一位欺世之人,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手软,在那次刺杀失败后应再接再厉,致他死命。眼看皇上的生母郑氏已居太后之尊,攻势仍是咄咄逼人,而自己孤零无靠,如何能够抵挡?太后感到无法忍受的是,身为四朝太后,三朝祖母,功臣之后,皇叶之身,竟被人强逼如此,心里一口气如何咽得下去!太后心道:“你不就是想要我死吗?那好,我就死给你看!千秋万世,让你这个无德之君留下个逼死国母的恶名!”    
    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午,太皇太后在两名侍女的陪伴下登上兴庆宫里的勤政楼。其时风和日丽,草木葱茏,太皇太后倚栏而望,却不禁悲从中来,想想如此下去,终究难逃一死,不如就此了断了罢。主意一定,便巍巍颤颤地跨栏而上,要往下跳。    
    两侍儿吓得面色飞白,扑上去拼着全身力气拽住她。太后大叫:“休得阻拦!我这是要遂皇上之志,快快放手!”两人哪里肯依,死活不松手。太后年高体衰,僵持一会,便已是气喘吁吁,不能坚持,只得听由二人将她扶下,送还寝殿。此事立即就有人报告了皇上。    
    宣宗拍案而起:“让她去死!让她去死!”皇上的怒火按捺不住,面色通红,胸腔一起一伏,整个身子也微微颤抖起来,当着众多内侍的面,破口大骂:“身为国母,听任光陵商臣之酷而不怀惭惧,犹藏异心,言死尚轻”说到此,皇上突然停住了话头,慢慢地坐下,脸上露出了一丝难以察觉的冷笑,“好吧,朕就成全了你!”    
    左右肃然。    
    这天夜里,兴庆宫就传来消息:太皇太后忽染急症,不治身亡。第二天,朝廷正式讣闻。这事情太明显了,酒坊茶肆,立时就是议论纷纷。    
    几天后,太皇太后入殓。有关部门得到皇上的暗示,上奏说:太后宜葬景陵外园。意思就是不配祔宪宗。    
    礼部检讨王暤是一位负责朝廷礼仪之事的太常寺官员,这个人有点愚忠,听得此讯,心想:这怎么可以!立即上疏道:郭后宜与宪宗合葬,在太庙的神位也应配祔宪宗。这份奏章送到宫里,宣宗一见,差点没有气死。他看着宰相白敏中,竟是连话也说不上来了。    
    敏中退朝后马上传王暤入见,问他是怎么回事。    
    王暤道:“太皇太后乃汾阳王郭子仪之孙,宪宗东宫时即为正妃,又曾以儿妇事顺宗。宪宗厌化之夕,事出暧昧;而太皇太后天下之母、身历五朝,岂得以暧昧之事遽废正嫡之礼!”    
    敏中有气,心想这个人真是蠢得厉害。“诛除凶恶,无使漏网。此乃圣上旨意。况今上已奉孝明皇太后”    
    王暤打断他:“相公这是什么话?!太皇太后国母之尊,事无证据,岂能与弑逆之徒相提并论!”竟是一点不让。    
    敏中气得不行,板起脸来教训他不要信口开河,可王暤横竖不买账。    
    到了中午时间,同相的周墀立在门口等白敏中一起会食,可这里敏中正与王暤相持不下,只得出来对周墀道:“正为一书生所苦,公请先行。”    
    周墀好奇,便走进来在一旁坐下,听着二人的辩论,心中大生感慨:朝中到底还是有孤直之臣!    
    可第二天,孤直的王暤就被贬为句容县令。这当然是敏中的安排,他与皇上是无时不保持一致的。    
    太皇太后既已除去,皇上接下来的手段就更是干脆。从宫中开始,一直到朝间京外,无论宦官、外戚甚至是东宫官员,只要与其事有牵连者,重则格杀,轻者贬斥,一概不留情面。这事持续了将近六年,直至大中八年(公元854年)的正月,该杀该罚的人都已处理得差不多的时候,考虑到人情安稳,方才下诏宣布:自今以后,余者不问。算是给这件案子划上了句号。    
    皇上的这些行为虽然手法颇重,却不能说明当今天子就是一位冷酷之君。宣宗其实是一个大有情人,只是过去的岁月养成了他不把情感显露于色的性格而已。他的内心世界其实异常的丰富,不能想象,一个人若是没有强烈爱恨信念的支撑,如何能数十年如一日地忍受孤独痛苦的煎熬!文、武时期的遭遇,唤起了皇上对童年的怀念,也就引发了他对宪宗的无限追思。恨得深,也就爱得切,元和时代的一切甚至成了他全部的寄托,这种感情延续了宣宗的一生。    
    大中二年六月,那时他刚刚即位一年多。有一天他问宰相白敏中:    
    “朕昔年从宪宗之丧时,道遇大风雨,百官六宫皆四散避去,惟有任山陵使的一位大臣攀灵驾不去,这人是谁?朕记得此人年纪颇长,面有重髯。”    
    “令狐楚。”敏中很熟悉先朝故事。    
    “他有子否?”    
    “长子名令狐绪,今为随州刺史。”    
    “能否担当宰相之任?”皇上心情急切。    
    “绪少病风痹,……”敏中迟疑了一下,又道:“不过令狐楚次子令狐绹,前为湖州刺史,大有才器。”    
    皇上立即便制命提升此人。令狐绹入谢圣恩时,宣宗又亲切地和他谈起元和的往事,想不到他比白敏中更为明悉,君臣话语投机,兴而忘倦,而皇上更是欣慰不已。    
    宣宗从此开始奠定了自己用人的基调。此后的十一月份,杜黄裳的儿子杜胜、裴度的儿子裴谂,也先后被起用。令狐绹最后在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入相。整个大中时代,宣宗无疑是惟一的主角,而白敏中、令狐绹是当然的配角,没有了他们,也就无法衬托出宣宗皇帝精彩绝伦的演出。    
    当武宗的一切被彻底否定后,宣宗的时代便正式开始了。    
    三    
    此时的天子已不再是一位躁动无知的少君了。    
    宣宗已近不惑之年。更主要的是,当今天子的阅历是前几代皇帝所无法比拟的,他所承受过的寂寞痛苦,就是本朝的列祖列宗,恐怕也没人能望其项背。新一代君主宣宗皇帝,确是带着深深的思绪登上九五之位的。    
    对此,令狐绹是第一个深有感触的大臣。    
    那是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二月,其时他刚刚由司勋郎中入居禁署,担任翰林学士。有一天傍晚正在翰林值班,忽有中使传谕,说是皇上召见。    
    令狐绹赶忙入宫,走到皇上寝殿门口,便见有小黄门在那里秉烛而候。显然,皇上正急切地等着他的到来。    
    令狐绹走进殿来,皇上正在榻上读书,“贤卿入座。”令狐绹行礼已毕,在一旁恭敬地坐下。    
    皇上放下手中的书,凝神望了他一会,道:    
    “贤卿从江表来,不知对彼处民情吏政有无考察否?”皇上略略顿了一下话头,接着又道:“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广,虽明君也难能自理,故尤需贤臣良弼的辅佐。”    
    说到这,皇上正眼瞧着令狐绹,意味深长地道:“然朕近来留意朝廷,却未见有忠赤之士。”    
    令狐绹心里一慌,急忙离座降阶而伏,口道:    
    “圣意如此,微臣便是有罪了!”    
    皇上一见效果达到,话锋立时一转:“卿甫为翰林学士,方才之言,本不相及!贤卿不必如此,上来就座。”    
    令狐绹口里惟惟,心中却是忐忑不已。    
    天子命宫人以玉杯斟酒赐与令狐绹,令狐绹山呼万岁,一饮而尽。    
    皇上望了望放在榻上小案上的书,有意岔开话题:“朕听政之暇,未尝不披寻史籍。”他拿起两册,又接着说:“这一册是先朝所述的《金镜》,此册为《尚书大禹谟》。”皇上随意翻开其中的一卷:“贤卿读过《金镜》否?”《金镜》乃本朝英明之主太宗皇帝手撰的一部治国经验之谈,与后人记述的《贞观政要》一样,都是历来君臣取法贞观之治的必读经典。《尚书》则是先王先圣的言行纪录,也是垂范百代的不二宝鉴,《大禹谟》是其中的一篇。    
    令狐绹暗自庆幸:还好自己对这部书下过功夫。遂胸有成竹地回答道:    
    “文皇帝此书,讲的是治国治身的至理。微臣披阅诵讽,不离于口。”令狐绹话中的“文皇帝”就是指太宗,太宗皇帝庙号“太宗”,谥曰“文”,所以有这样的称呼。    
    天子十分高兴,“卿试举其要。”    
    令狐绹朗声而读,果真是烂熟于心。当他读到“乱未尝不任不肖,理未尝不任忠贤。任忠贤,则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则受天下之祸”一段时,皇上摆手示意他停住。    
    “朕每至此,未尝不三复然后已。《尚书》上也说:‘任贤勿贰,去邪勿疑’,欲致升平,当以此言为首!”    
    令狐绹当然称颂不已。    
    


第六章 宣宗皇帝:最后的辉煌最后的辉煌(4)

    宣宗的好读书又非是当年的文宗所能比拟的。文宗血气方刚,追求的是一种完美的理念;而宣宗披览史籍,却完全是寻求一种技巧上的借鉴,两者性质不同,效果也就大相径庭。    
    谁都知道要“任贤去邪”,可怎么个“任”、怎么个“去”?再说,即使有了贤明的辅弼之臣、忠直的清明之士,国家就真能治理?前代的李德裕就是个例子,最后还不是功高盖主,而使天子退居其后!宣宗相信书中所总结的这个原则,但是他却自有他的方法。他对令狐绹说:    
    “朕想知道朝中百官所有人的姓名。”    
    这就是了,宣宗确实不笨,他在十六宅度过的日子没有白费,他早就深思熟虑过其中的手段和必需的原则了。任何事情都必须做到心中有数,也只有这样,他才是真正的天子。    
    令狐绹很为难:“六品以下的官员太多了,皆由吏部造册登记:五品以上,方由中枢制授。这部分倒有一种名册,称作‘具员’。”    
    皇上心里有数。送走了令狐的第二天,他立即命宰相撰就《具员御览》一册呈上,放在案头,时时翻检。    
    可见宣宗不是一般的人,他的极高心智已经开始逐渐显露,这件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就是一个信号。    
    第一步是确立一种原则。宣宗选择的是“法”。    
    自古而来的传统皆反对法治,因为治以法,则必伤乎道德,而帝国的基础正建立在一系列的伦理制度之上,法既不能绝民刁顽,也无助于人君教化。所谓“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不过,宣宗却不以为然,他的想法是,若以铁腕治国,就少不了法。    
    早在即位不久的大中元年正月,京畿大旱。皇上为此减膳食、出宫女,祷告上天,仍不见好转,于是想到赦免囚犯。便命宰相卢商与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系囚。但其时任大理卿的马植却上疏称:有些重犯,罪有应得,似不可一概宽囿。    
    天子得奏,也觉得有理,又命两省五品以上官员合议。讨论的结果,赞同马植意见的占了大多数,皇上就采用了这一措施,诏命一切皆按法规办理。这是宣宗倾向于法治的开端。    
    不能不说马植的话给了皇上重大的影响,他在奏章中所说的“诛罪戮奸,式合天意;雪冤决滞,方副圣心”、“若平日大赦尚且不免之人,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贪吏无所惩畏,死者衔冤无告,恐非所以消旱灾致和气之道”之类的话,和皇上内心的想法本就有很多的契合之处,而马植的这一理论,更符合他所构建的政治策略,因而立即就予以接受。马植为此在后来也成为宰相,为宣宗所重用。    
    宣宗当然还有所发展。他自己就公开说过:“犯朕之法,虽我子弟亦不宥!”既把“法”有所限定,此“法”非他“法”,而是“朕之法”,又着重强调了“法”的铁板原则,操作起来,便就得心应手。    
    有一段时间主掌京兆府的是一位叫崔罕的人,此人治绩不怎么样,但做起事来却很浮躁。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位官员没有避让他的马头,崔罕心里大为生气,再一问,此人不过是一位小小的内园巡官,竟马上重责其人五十四杖,至于将人打死。皇上得讯震怒不已,立即宣谕,把崔罕贬去远州。    
    宰相们倒觉得处罚太过,齐诣皇上援救。宣宗心里有着细细的一本账,他对宰相们道:    
    “崔罕为京兆,抑强抚弱,是其职责。道不避马,杖之也不算为过,但问明为内园巡官再下手,就是明显的欺弱怕硬,一过也;人臣之刑,止行二十杖,此乃朕之法,他打到五十四杖,这是谁家之法?真是骇人听闻!”    
    宰相们听着这番话,方才晓得皇上执法无幽不察,又如何不心生畏惧!    
    当然,宣宗选择的原则是为自己服务的,刻于用法是为了政治的需要。皇上聪明就聪明在他从不幻想着以德行使天下治理,那是典型的远水救不了近火。皇上宁愿选择威严之后的宽仁,也不愿去做仁德之后狰狞尽露的蠢事。天下人确实也都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通病:十日被威,一日受德,无不感激流涕;而十日被德,一日受威,却不免交怨沸腾。天子懂得了这个道理,天下事就成功一大半了。    
    不过这第一步还只是小样。若要就此以为这位新一代天子也不过是如此而已,这种见识那就是比文、武二帝这两位乳臭小儿都不如了。宣宗十六宅中二十年的岁月,又岂是白白虚度的?    
    尽管皇上多才多艺不让先人,无论是射箭击或是制曲吹管,都能曲尽其妙,但皇上却不甚为意。甚至对于女色,天子也是淡然得很。皇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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