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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夜之中，这不仅带来了迫在眉睫的灾难，就连坚固、管理有方的战舰也几乎无法经
受住，而且还造成了各种资源无计可施的持续紧张，因此需要大量储备舰船，以备替换
那些遣派的舰船以供整修，或者替换舰船之上的水手。
如果执行封锁使命的舰队能够在敌军必由之路的侧翼寻找到一块方便的停锚之地，
正如同纳尔逊在1804年与1805年监视塔兰舰队时——这是他为其众多战舰特别糟糕的状
况能供进一步驱使而采取的一个步骤——动用了撒丁岛的马达莱那湾一样。1800年，詹
姆斯·索玛尔兹爵士甚至使用了位于法国海滨且离布列斯顿仅有五英里之遥的杜瓦纳内
湾，以便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停泊封锁舰队中的近岸舰船。从这一观点来看，普利茅
斯与纽比的地理位置并不能被认为十分令人满意，并没有如同马达莱那湾一样位于敌军
必由之路的侧翼，而是如同斯塔卢西亚那样，位处路线的后方。尽管如此，霍克证明，
战舰的四处游弋与管理有序能够克服这些不利条件，这也如同罗德尼后来在他那处暴风
雨并不那么肆虐的基地所显示出的那样。
关于使用手中的战舰，现在将1778的那场战争视为一个整体，英格兰内阁使得他们
在美洲、西印度群岛与东印度群岛驻外分遣舰队与敌军旗鼓相当。确实，在特定时期，
情况又并非如此；然而，当一般性地论及战舰的分配时，这种断言就是正确的。在欧洲，
正好相反，在所提及政策的必然后果中，不列颠舰队通常都大大低劣于在法兰西与西班
牙港口中的舰只。因此，英格兰人若想以此发动攻势，只能极其小心谨慎，并且由于走
运而与敌舰零星遭遇；甚至如此：除非获得的是一个非常决定性的胜利，否则由于交战
舰船随之而来和暂时丧失战斗力所导致的相当风险，所换取的胜利也是代价昂贵的。可
以理解的是，英格兰本土（或海峡）舰队也依赖于与直布罗陀、地中海的交通线，在涉
及战役和天气时，使用起来都十分精打细算，并且局限于执行本土海岸的防御使命，或
骚扰敌人交通线的军事行动。
印度的距离是如此遥远，在那里，对这一政策尚不能提出异议，被遣往那里的舰船
停驻了下来，一旦出现紧急状况，却既不能得以增援也不能被召回，这块战场可谓自立
门户。然而，欧洲、北美与西印度群岛本应该被认为是一块庞大的战争舞台。其中，各
类事件相互关联，各个不同地区存在着具有或大或小的重要意义的紧密关系，对此应当
给予适当的注意。
作为海上交通线的守护者，假定海军成为了战争中的控制性因素，海军和那些被称
之为交通线的连续补给皆来源于本土，在那里，主要的军需库被加以了集中化。如此，
就会有两件事情相伴而来：首先，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如大不列颠的主要努力应集中
于那些军需中心之前；其次，为了进行这种集中，海外的交通线不应进行没有必要的扩
展，以超出加以保护的分遣舰队最严格的需要。与最后一种考虑紧密相联的是通过强化
以及其他方式，巩固那些交通线路途的至关重要的地点，以使这些地点无论如何也不应
依靠舰队来获得保护，而仅仅只是获取补给与增援。对于那些在合理间隔距离内的地点
也应加以同样的巩固。例如，直布罗陀就十分符合这些条件，因为它实际上固若金汤，
所储存的补给品能够维持非常长的时间。
如果这种推断正确的话，那么英格兰在美洲大陆的处置举措就大错特错了。由于据
有加拿大，以及哈里法克斯、纽约与纳拉甘西特湾，再加上哈得逊一线也在他们掌握之
中，孤立一大片起义者的土地，或许具有决定性意义，同时也应在他们力量所及的范围
之内。纽约与纳拉甘西待湾本应被置于让当时的法兰西舰队无从下手的状态，因此得以
确保守备部队的安全，防范来自于海上的进攻，并且使得英格兰海军的任务降至最小程
度。一旦敌军摆脱了置列于某一欧洲军需中心之前的英格兰舰队的监视，堂而皇之地在
北美大陆沿岸抛头露面，后者就会在那些港湾中找到安全的藏身之处。相反，这两处港
湾就会被置于虚弱不堪的境地，在一个类似于纳尔逊或弗洛格特这类的人物面前就会失
陷。而在纽约的陆军两度被加以分割，首先开赴切萨匹克，随后又奔向乔治亚，而这两
支各自为战的军队中的任何一支都没有强大到足以应付摆在前面的事情。在两种情况中，
当英格兰陆军不分兵行事就无从在中间地带杀出一条血路时，对于海洋的控制就是旨在
置敌军于这两部分英军之间的夹缝地位。由于这两部分英军之间的沟通完全取决于海军，
因此，随着这条交通线的延伸，海军肩负的使命也相应增加了。保护港口与漫长的交通
线的必要性共同促使英格兰在北美的特遣舰队不断加以扩大，从而自然地削弱了位居欧
洲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区的海军实力。因此，英格兰远征北美南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
当德斯坦于1779年出现在北美海岸时，不得不迅速丢弃了纳拉甘西特湾，因为克林顿根
本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既保护它，又守卫着纽约＇5＇。
在西印度群岛，摆在英格兰政府面前的问题并不是要弹压揭竿而起的领地，而是要
永保对于一些狭小但却物质丰富的岛屿的使用权。不仅如此，还要占据这些岛屿本身，
使它们的贸易尽可能的不致遭受敌军的劫掠。无须重复的是，这相应地要求既对敌军舰
队又对单枪匹马的巡弋敌舰——“商业破袭舰”，正如后者现在所惯称的那样——确立
起明确的压倒优势。由于没有任何一种警戒状态可以阻止它们全部偷偷进入港口，因此，
在西印度群岛水域必须有英格兰的护卫舰与较轻型的舰船加以巡逻。然而，如果可能的
话，比起在某一地点由一支英格兰舰队进行遏制来，完全彻底地将法兰西舰队赶走肯定
会更好。由于英格兰局限于防御状态，因此当处于劣势时，总是易于损兵折将。实际上
它逐渐被加以削弱，在突然袭击时，它的大部分岛屿也逐一丧失，并且在不同时期，在
某一港口的轰击下，它的舰队往往会沉默不语。而其敌人，当他发现自己身处劣势之时，
就会等候着增援部队的到达，他知道等待期间没有什么好怕的。
这一尴尬场面并不只限于西印度群岛。该群岛毗邻于美洲大陆，使其永远可能在防
御方弄清其意图之前，进攻方得以集中两个方向的舰队，虽然这种集中在某种程度上受
限于人所共知的气候与季节状况。出于这原因，1780年与1781年的事件显示出了英格兰
最能干的海军将领所感受到的复杂性，尽管他的战术运用存在着弊端，但却反映出了他
内心的迷茫。当对大英帝国的繁荣所依赖的贸易的极其关切平添了几分这种困惑之时—
—在所有情况下，对于防御一方来说都是家常便饭，必须承认的是，不列颠海军将领在
西印度群岛的使命既不轻松也不简单。
在欧洲，由于缺乏如同在西半球那样的大型特遣舰队——这也可以归结成为丢失梅
诺卡的主要原因，英格兰自身与直布罗陀的安危受到了严重威胁。当同盟国的六十六艘
战列舰与英格兰东拼西凑弄来的三十五艘战列舰迎头相撞，并且将它们全部赶进港口之
时，对于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终于落到了法国人手中。拿破仑认为，这将使法国成为英
格兰的主人。一连三十天，组成法兰西特遣舰队的三十艘战舰巡弋于比斯开湾，等待着
行动迟缓的西班牙人的姗姗到来。他们并没有受到英格兰舰队的骚扰。直布罗陀不止一
次地面临着饥荒的阴影，原由即在于与英格兰的交通线中断了。对于它的救助终获成功
并不是因为英格兰政府所适时派遣的舰队的如何强大，而是由于英格兰军官高超的指挥
艺术和西班牙人的无能。在最终的大拯救行动中，豪勋爵的舰队仅仅只是以三十四艘面
对同盟舰队的四十九艘。
在当时英格兰所历经的艰难险阻中，哪一条出路——是允许敌军自由进退其港口，
通过维持一支充足的海上力量，以在各暴露的阵地上与之决一雌雄，或在各种困难条件
下，密切监视其本土的军需中心，而不至于怀有不切实际的避免每一次偷袭的希望；还
是拦截敌军的每支护航船队，意在挫败敌军试图实行更大规模集中的计划，并紧紧尾随
着得以逃脱的任何大型舰队——更佳呢？这样一种监视切不可与封锁混为一谈，该术语
通常适用于其中，但却并不十分准确，“请让我告知勋爵阁下，”纳尔逊写道，“塔兰
港从来就未曾为我封锁过，恰恰相反，敌人获得放马出海的充分机会。因为正是在那里，
我们才能指望实现我们国家的希望与意图。”“如果他们打算出来的话，”他又说道，
“不会有什么事情使法兰西舰队龟缩于塔兰或布列斯特”。尽管这一说法多少有些夸张，
然而，试图将他们锁闭于港湾之中的任何举措都将一无所获，这一点却是正确的。纳尔
逊之所以抵近他们的港口，恰当地部置数量充足的警戒舰船，就在于打算知道他们何时
得以启航，去了哪个方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以便“尾随他们到地球另一面”。“我
趋于相信，”他在另一场合写道，“法兰西的费罗尔特遣舰队将会开赴地中海，如果它
在塔兰与其它法国舰队合兵一处，他们将在数量上大大超过我们。但是，我可不愿意找
不到他们，皮洛（指挥着费罗尔外海的英国舰队）将会紧追不舍的。”在那次旷日持久
的战争中，由于气象的恶劣，封锁舰队的暂时退场，或其指挥官的判断失误，使得法兰
西舰队的各分支得以脱逃的事情简直司空见惯。然而，警报很快就能得以发出，众多游
弋的护卫舰只中的一些总能发现他们的踪迹，并尾随其后以探明他们可能要走的目的地，
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从一支舰队到另一支舰队，信息得以传递，结果不久一支势
均力敌的特遣舰队便能尾随他们之后了。“直至地球的另一面”，如果需要的话。
按照法兰西政府传统上对于法兰西海军的使用方式，由于他们的远征并不是为了与
敌军舰队决一高低，而是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随之而来的愤怒的滋扰与狂热的追
逐都无助于不受干扰和按部就班地执行政府所制定的计划，甚至由一支分舰队去做。而
对于大规模的汇合而言，由于取决于将各港口的分舰队统一起来，他们就是绝对致命的
了。布吕克斯冒险的游弋，于1799年在布列斯特撇下了二十五艘战列舰。这一消息传播
开来的快捷，英格兰人的骚扰举措与个别的失策，法兰西意图的挫败与追逐者的迫在眉
睫，1805年密西斯从罗什福尔、1806年维尧姆分舰队从布列斯特等的脱逃——再加上特
拉法加大决战，所有这些都可被说成是为依照本书所提示的方向的海军战略提供了令人
感兴趣的研究材料。1798年战役，尽管在尼罗河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然而，当远征舰队
开拔之时，由于在塔兰前面并无任何力量，由于纳尔逊得到的护卫舰只并不充足，因此，
仍可被引证为一个几乎要导致失败的事例。1808年，冈托姆在地中海九个星期的游弋也
显示出了甚至在狭窄的水域控制住一支被允许出海，且并没有遭到一支强大力量监视的
舰队的困难程度。
从1778年的战争中并不能引证出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事例，尽管这套古老的君主制并
没有以诡秘来对其舰队的活动来加以掩盖，而这种诡秘正是由帝国严酷的军事暴政体制
强加上的。在两个时期，英格兰都采取了守势；然而，在较早的那场战争中，它放弃了
在敌人港湾之外的防御第一线，将其整个舰队分散开来，试图保住这个松散帝国的所有
港口。在试图揭示这一政策弊端的同时。却得承认另一政策的困难与危险。后者通过封
锁或将战斗强加于敌军头上，旨在缩短与决定战争进程，在大海瞬时将战场的不同部分
统一和分割之时，意识到这就是局势的关键所在。这就要求有一支数量上旗鼓相当、效
率上却高出一筹的海军，分配以有限的活动领域，并受限于承认各占据该区域的舰队相
互进行支援的条件——因此，一旦部署完毕，这就取决于拦截或击败敌人横行于大洋之
上的分舰队的技巧与警惕性了；通过对舰队发动攻势以保护海外领地与贸易，并将其视
为真正的敌人和自己的主攻目标；在靠近本土港口的情况下，对需要修理的舰船的替换
与更新都能在最快的时间内加以完成，而且还能减少对于为海外基地十分缺乏的资源的
需求。
另一政策，实际上，需要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因为不同的分舰队相距太远而无法相
互支援。所以，每一支分舰队都必须与对之可能发起攻势的任何兵力集中确立某种均势。
这就意味着处处树立起比实际作战的敌军领先的优势地位，而敌军则有可能得到出人意
料的增援，在力量并没有占上风的情况下，这样一种防御性战略是多么不切实际与危险。
“这可由英格兰的这一情况来加以证明，即尽管在每一处都做了同样的努力，但是英格
兰无论在欧洲，还是在海外都通常处于劣势。1778年豪在纽约、1779年拜伦在格林纳达、
1781年格拉弗斯在切萨匹克外海、1781年胡德在马丁尼克、1782年又在圣基特，都是处
于劣势。而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同盟国舰队在数量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结果，在增加
船员们的危险与船只本身的损害不断上扬的情况下，那些并不适合于航海远征的舰船得
以了保留，而不是将它们派遣回国，缩小海军的力量，因为在没有跨越大西洋的情况下，
殖民地船坞码头的匮乏使得它们无法进行广泛的修理。有关这两种战略的比较性开支，
问题就不仅仅是哪一种在同一时期会花费更多，而且也成了哪一种将以高效率，最大程
度地缩短战争的进程。
同盟国一方的政策比起英格兰受到更加苛刻的评述。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进攻一方，
事实上具有对于防御一方的优势。当集中他们各自力量的最初困难得以克服——可以发
现，大不列颠在任何时候都未能严重危害到他们的聚合——同盟国可以选择在何处、何
时、以何种方式动用他们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发动攻势。那么，他们又是如何自我利
用这一公认的巨大优势的呢？通过在大不列颠帝国的外围零打碎敲，通过用他们的脑袋
去碰撞直布罗陀坚硬的岩石，法兰西所做出的最为认真严肃的军事决策就在于向合众国
派出一支持遣分舰队以及一支部队，意在使已实际抵达目的地的那些部队的数量再翻一
倍。结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使英格兰惊奇地发现这场与殖民地的搏杀已经毫无希
望，因此结束了分散其力量这一对其敌人最为有益的举动。在西印度群岛，通常由于英
格兰舰队并不在场，这些小岛一个又一个地易手，其轻而易举显示出，由于对那支舰队
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整个问题是如何得以完完全全地加以解决的。而法兰西人，尽管具
有众多的机会，却从未寻找到以攻击那支被寄予了无限希望的力量的简单方式来解开这
个疙瘩。在佛罗里达，西班牙自行其道，以一支压倒性的力量换取了一场毫无军事价值
的胜利。在欧洲，英格兰政府采取的方案使其本来在数量上就处于劣势的海上力量年复
一年地处于无望的境地。然而，盟国所策划的军事行动在任何情况下看起来都没有打算
要摧毁那支力量。在最具决定性的关头，当德比舰队的三十艘战列舰被同盟国舰队的四
十九艘战列舰围困在托比湾开阔的锚地上时，战争内阁的结论却是不发一枪一弹，仅此
就完全浓缩了同盟国海军战争行动的本质特征！进一步使他们在欧洲行动步履维艰的是，
在很大的一段时间内，西班牙顽固地坚持将其舰队束缚在直布罗陀附近，在任何时候都
没有实际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直布罗陀海峡或英吉利海峡或公海，沉重地打击英
格兰海军是削弱这座堡垒的最可靠之路径。当初，就是因此而不止一次地使守敌濒临饥
荒。
在他们的攻击性战争行为中，结盟的王朝象大多数海上联盟一样，为双方在采取行
动的意见相左和相互猜忌而焦头烂额。西班牙的战争行动看起来自私自利，几乎到了不
忠的地步，而法兰西却更为诚实可信，因此在军事上也更为稳健。要为对付一个作出了
明智选择的共同进攻目标而进行真心实意的合作与协调一致的行动，本应该最好提出双
方共有的目标。有些迹象显示出了同盟国方面在管理与准备上的不足，尤其是西班牙，
而且盟国方面的人员素质还低劣于英格兰。然而，战争准备与管理的问题，尽管在军事
上令人深感兴趣并且具有重要意义，却与同盟国在选择与攻击他们的进攻目标，从而完
成战争目的方面所采纳的战略计划与方式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对于他们的考查不仅不明
智地扩大了这一争论，而且也由于堆积起与主题并无瓜葛的不必要的细节而模糊了这一
战略问题。
有关这一战略问题，可以简明扼要地说，‘不可告人的目的’一词包含了那一海军
政策的主要错误。不可告人之目的使得盟军的希望最终化为泡影，因为通过使他们的眼
光盯在各自目标上面不能自拔，他们粗枝大叶地从那条导向目标的道路上穿过，愿望急
切地扑在自己狭隘的目的之上——或扑在他们得以构成他们的目的的部分的优势之上，
使得他们对于他们独自肯定能够加以获取的方式却视而不见。因此，作为战争的结果，
他们一无所获。在作出总结之前，有必要再度进行引述，他们的目标就是‘要为着各自
所受到的伤害而进行报复，结束那个英格兰宣称有权控制海洋的专制帝国’。他们做出
的报复对于他们自己而言一无是处。那一代人认为，通过使美国获取自由解放，他们已
痛击了英格兰；然而，他们却未纠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