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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因为今天的德国人是几个世纪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的产物。在这个环境中，政府无论
其好坏，一直是将个人置于自己的驾驭之下。这种状况的存在部分地是由于绝对政府是
德意志传统的政府形式，更多地是由于历史上的德意志国家大多规模较小，它们的政府
能够在别人所未有的程度上干预个人生活。
所以，历史环境和继承下来的特性塑造了今天的德国人，使他们能够甘心生活于一
个政府控制框架之内。实际上这种控制的加强看来正是发生于当今所有文明国家之内的
趋势。在不侵害公共权利情况下的不受国家约束的个人自由在英国和美国一直备受推崇，
可是如今这种自由在任何地方都正受着越来越多的约束，因为人们日益看到，少数个人
的集体行为确实可能破坏公共权利。出于纯粹的自我保护目的，国家不得不采取一些措
施。不过，只要这些措施的目的不是让政府行为起到为个人行为拾遗补缺的作用，而是
要对后者进行规范，那么这些措施便在形式上是社会主义的，在实质上却并非如此。然
而，在任何时代，一个政治社会的这个或那个部分都会招来控制，以防它产生过分的影
响。而且，还可注意到的是，政府规整也给社会注入了新的竞争成分，因为当个人和小
团体的权力过大时，它们的利益会受到整体利益的制衡。而依照现在所谓的‘社会主义’
思想，国家应对所有社会事务予以统辖和指导性控制，这样国家也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垄
断组织，一个托拉斯，没有什么还可以对它起到自然的、有效的修正作用了。
当今的一个趋势就是组织化现象日益扩展，而德国无论从方法还是从才能来说，在
这个方面迄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使德国比之于所有其他国家有着先行之利，并有机
会弥补一个世纪之前就已存在的那些不利因素给当时起步的德意志的发展所造成的损失。
那时，德意志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在社会、经济和商业领域也处于相对落后的地步。直
到1835年，关税同盟才在德意志得以建立，将工商业从每隔几英里就一个税卡的束缚中
解放了出来。普鲁士在促进这个变化方面所起的突出作用对于它在日后取代奥地利成为
德意志的首邦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不过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的1862年至1866年的普鲁士政
治发展却颇耐人寻味。这时的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根本不把议会下院放在眼里，而上院却
不断地颁定为下院所反对的新税种以支持俾斯麦的政策。
这一时期德国政治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德国人民一直毫无怨言地交纳税款，这
和英国人民对于舰只税以及美国人民对于印花税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的确，普鲁士
的税收促进了其陆军的改组与发展，而陆军的强大将普鲁士推上了德意志领导者的地位，
并使现代德意志帝国随着一系列的军事胜利而得以诞生。但舰只税对于决定着英国的优
势地位的英国海军的发展同样具有意义，何况发展海军的需要是英国人无法否认的。至
于印花税，它的征收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也是出于国家防御的需要。在相似的情形下，
普鲁士人民在税收方面对于政府的顺从清楚地反映出了他们的普遍性格，他们将自己置
于强大政府的支配之下，与此同时在个人自身的行动范围之内又多少保持着一点主动性。
由此可以看出德国政府的特性和德国人民的特性是相互协调的。这种协调促进了德国的
强大，而这点并非时时都能为人所看清的。不管如何，必然无疑的是，在当今组织化的
时代，由于德国政府有着熟练的对社会进行系统组织的能力，而德国人、民对这种组织
也能普遍接受，在组织程度方面，德国在所有国家中自然独占鳌头。
德国在有条不紊地组织国内活动方面极富天赋，这使它能够通过将自身力量协调一
致而甚为强大。有着无与伦比的效能的德国陆军就集中体现了德国身上所有的军事禀赋。
这支军队所依赖的德国人口如今比俄国以西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多，而且其增长率
也高于任何其他欧洲国家。自1870年的普法战争以来，德国人口已增加了一半，从四千
万达到了六千万，现在还以每年八十万人的速度上升。所以，就规模和质量而言，德国
陆军能够保持它的领先地位。即使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德国也因在地理上处于欧洲中枢
而具有公认的军事优势。如果暂不考虑其他军事因素，那么在其他欧洲强国——俄国、
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分布于连成一体的德国和奥匈帝国领土周围的情形下，可以想象
前几个国家组成一个联盟——就如反对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联盟，而这自然会使德、奥
容易受到多个方向上的攻击。不过军事实践证明，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位于
中心地带给一个国家所带来的好处远比与此同时的经受攻击的危险所给它带来的损失要
大，它能够同时对于几个敌人进行连续的打击。这样的国家可以集中施压，用优势兵力
对付薄弱之敌，地理上的居中使它可以沿着军事上所称的内线调动军队，而内线简而言
之就是较短的线路。距离上的近捷意味可以更迅速地行动，而时间也因此而节省，如一
句著名的格言所说，胜负就在五分钟之间。
由于这些原因，位于一个圆弧的中心位置上的国家比那些其领土零散分布于圆周之
上的国家更易采取协调的行动。目前这种便利是在德奥同盟一边，而且还因铁路系统的
存在而得到了加强。这个铁路系统的大部分处于德奥政府的紧密控制之下且根据战略与
商业运输的需要而组织，因而也就使内线调动所带来的军事机会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
这些只会加强德、奥间的相互支持，双方在当前欧洲局势中的互利互惠关系已被它们自
己视为必然。无论就任何一国的具体意图而言，还是从总的国际关系来看，都不存在任
何使分裂能和联合一样给双方带来同等好处的因素。另外，德、奥的领土连成一片，从
北海和波罗的海贯穿欧洲直抵亚得里亚海，这也给两国带来了一些军事和商业上的好处。
与此相联系，考虑到土耳其的前途多舛，从爱琴海畔的萨洛尼卡向地中海出击是德、奥
的一个自然而然的打算。
鉴于上述状况，奥地利一年前的吞并行动和它的建造四艘无畏舰的计划都是一种信
号。如果奥地利在爱琴海边获得了据点，或者借助于海军优势控制住了亚得里亚海，那
么它就能以充分的海军力量为依托将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地区置于自己的驾驭之
下。奥地利在这一地区的企图与意大利的利益相冲突，也和欧洲国家对近东局势普遍具
有的敏感不太相称。不能忘记的是，仅仅在半个世纪之前，有着在意大利半岛进行扩张
的传统的奥地利还占据着包括威尼斯和米兰在内的意大利大部分土地。在1718年与1733
年之间，奥地利还曾短期占领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在意大利的推进受到压制之后，奥
地利又把扩张传统和对商业优势的期望转到了亚得里亚海的另一侧，也就是巴尔干半岛
身上。意大利此前对奥地利的抵制也随之自然地转移了过来，因为亚得里亚海的控制状
况对它的安全至关重要。亚得里亚海最宽处不过一百五十英里，出口处还不到四十英里
宽，意大利不可能心平气和地看着这么一个和它整个东部边界相邻的海域落到一个以一
条海岸为基地的强大的奥地利海军的手中。于是，从前的和当前的对奥地利的强烈不满
使意大利人几乎不可能对他们王后的祖国产生亲近之情，而且他们还对生活在的里雅斯
特和特伦特的意大利人依然是奥地利的臣民而未被‘救赎’出来耿耿于怀。由于上述龃
龉，意大利和奥地利之间根本不可能达成什么平衡。人们唯一需做的就是认识到巴尔干
局势的不稳以及这对东西方交汇之地、对于传统的世界政治中心的影响。后一地区的代
表城市就是分别以两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及征服者命名的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里
亚。
由两个中欧国家组成的强大同盟有着几个目标，它们通过德国的海军发展以及奥地
利在巴尔干的兼并这些近年来的事态都得到了体现。德国是奥地利的超级伙伴，它的支
持对于奥地利最近行动的成功是决定性的。奥地利之所以采取这个行动，既是出于眼前
需要，也是明显地为了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威望。针对奥地利对波黑两省的吞并，奥地
利首相曾说道，必须当机立断，否则事情的发展可能就对奥地利不利。这实际上是指，
刚刚在君士坦丁堡取得革命成功的土耳其青年党人在羽翼丰满之后，或许会反对将波黑
并入奥地利，就如他们面对战争威胁，依然拒绝让希腊获得克里特岛一样。奥地利还直
言不讳地表示它要执行积极的对外政策，以使奥匈帝国在世界上居于适当的地位。除此
之外，向爱琴海和地中海的贸易扩张也是奥地利的打算。如果奥地利全国上下都能支持
上述目标，它就不再会给人一种瞻前顾后的感觉。构成奥地利帝国的多个民族之间的纷
争使奥地利人不能团结一致，而一项坚定的对外政策则会将全体奥地利人集聚到一杆新
的国家利益大旗之下。尽管奥地利的财政不太宽裕，但上述目标以及扩张至爱琴海所带
来的商业利益将继续促使它沿着既定方向推进；最近的情况已表明对奥地利的抵制软弱
无力。自然奥地利也需面对在当前爆发欧洲战争的危险，可现实形势是俄国一蹶不振，
而两个中欧帝国却兵强马壮。德、奥的联合行动说明，这两个国家将依然是铁板一块，
作为一个最稳定的因素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
德国总是及时地向它的盟友伸出援助之手；反过来，它也肯定希望得到而且无疑会
得到奥匈帝国在将来对于德国的各种政策的支持，尤其是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处于冲突之
中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只要世界政治还取决于欧洲局势，一个国家无论在世界上的哪
个地方和德国陷入争吵，它都必须掂量一下奥地利的作用。这一点明显不过地体现在了
摩洛哥问题上。在克里特岛事务上，德、奥两国至今也是并肩而立，脱身于欧洲协调之
外。如果今天的法、英、俄二国协约集团中的任何一国沾惹上了与德国的严重麻烦，其
他两国如果想要干预，也不能不考虑到奥地利的反应。一旦在上述形势下法国决定动用
自己的海军以支援英国，可能由此引发的危机将使它不得不留意着不仅是德国、而且有
奥地利的对自己陆上边境的威胁。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美国和德国的企图或政策在世
界上某个地区发生碰撞的情况下，此时的欧洲局势对德国行为的制约必会因奥地利对德
态度的明确而大打折扣。上述例子都具体说明了均势效应。目前欧洲均势状况的主要特
点就是，天平的一端是基于地理位置和必要的相互依赖而聚为一体的力量；而在另一端，
力量分散且缺乏必要的凝聚力。因此，在制衡的力量出现之前，欧洲的均势天平不可阻
挡地会向一端倾斜。以往的经验也并不能保证有关国家将自然而然地想到应防止他国一
时具有的优势所造成危险或消极影响，并且针对将来的可能不测进行稳固的合作。相比
于三国同盟，三国协约集团力量的散乱清楚地说明了在今天的欧洲谁是强者。
在上述易变的局势下，只有一种力量能有效地制约德奥集团，那就是英国海军。如
果英国海军能保有适当的优势，英国还会象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一样继续扮演决定性的
角色。英国之所以拥有强大的海军，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英国将本国的力量集中投入
到了海军方面；二是英国除了享有岛国身份给它带来的安全之利，还有足够的财力以推
行今天所称的‘两强标准’。‘两强标准’只不过是赋予某个传统观念的新名称。在整
个十八世纪，尤其在北美独立战争前后，英国政治家们就笃信英国海军的规模必须比法
国和西班牙这两个波旁君主国家舰队之和还要大。当时的法西同盟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和
今天的德奥同盟一样，将长期、稳定地存在，因为这两国不仅为王朝纽带所维系，相互
间还明显地有着迫切的互予支持的需要。
当今，英国对两强标准的执行相对缺乏针对性，这实际上表明了自普法战争以来的
国际关系多少令人觉得扑朔迷离，而且这种局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不过，两强标准的
依然存在在一般的意义上说明了国家安全需要仍使英国认为它的海军应比其他任何两个
强国的联合舰队还要强大。对英国来说，对海洋的控制不可缺少，它不仅关系着英国的
军事防御，也关系着英国的生存，关系着英国对于粮食、商业机会和工业原料的获得。
目前在美国，对于美国是否应被视为一个反英联盟的潜在成员这个问题有着争论。一些
人之所以认为美国可能参与这样的一个联盟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当前英美之间存在着什么
隐患，尤其是那些会使美国背离传统而走进军事同盟的隐患，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在将来
具体情势下的权衡再三或许会使上述作法成为美国的权宜之计。不过应强调的是，考虑
到英美商业联系的紧密，考虑到英美在语言和政治传统上的一致，也考虑到不可能置身
于一场英美间的战争之外的加拿大的利益，英美间任何可能的争端在影响上与抑制这些
争端的因素相比，只能是相形见绌得多。
据说当今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奉行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不能允许英美间的分歧发展
到使相互关系破裂的地步。这说明了这个普遍事实，即通常在每一个国家看来，和另外
某个强国保持和谐关系有着首要的意义。在俄国盛极一时的年代，普鲁士重视的是俄国；
对于今天的德意志帝国来说，受垂青的就是奥地利了。德国首相俾斯麦在1879年促成了
上述转换，尽管这和当时德国皇帝强烈的感情倾向相背。如果美国人不仅仅把目光集聚
于英伦二岛，还能注意到英帝国的其他一些组成部分，即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
—它们都濒临太平洋而且和美国的太平洋沿岸诸州有着同样的政治要求，另外还尤其能
考虑到英国海军的世界作用，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对于国际问题的思考会使美国人把
大英帝国置于自己心目中的优先位置。
这种态度自然也离不开美国人由于和英国具有共同的政治观念而对后者产生的亲近
感。不管在不同的地区对于这些观念有着多么不同的表述，它们自其首倡者从北海的日
耳曼海岸迁居他地之日起，在过去的十五个世纪中，在英国及其各个殖民地区分别得到
了独立的、不尽相同的弘扬。不过，美国是否重视与英国的关系在根本上还是取决于它
是否冷静地权衡了各种可能，分析了各种平衡关系并认识到它不可能脱身于各国间的关
系之外，也不可能在没有清晰观点的情况下稳妥地处理与他国的关系。目前，如许多人
所看到的，在美国和欧洲国家都有其各自利益的领域，美国在推行自己的某些政策时，
即使没有和欧洲国家携手合作，至少也尽力地和它们进行磋商或求得协调。从这中间透
出的正是一些美国人对于美国涉足世界政治的心照不宣的认可。他们不能不承认，美国
再也不能将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局限在美洲地区和门罗主义的范围之内。
当然，我们一直和某些国家有着特殊的关系。不过现在和以前相比的变化是，从前
我们和其他国家离得较远，相互间的关系被严格地限制于关于美洲问题的讨论之内。而
现在，东方的动荡局势、东方的发展需要以及西方的工业和资源通过填补这种需要而获
益的机会成为了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共同关注所在。中美洲、南美洲和针对这些地区的门
罗主义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各国在上述地区的接触既可能增加有关国家间的利益一致性，
也可能导致冲突。这两种情形都会促进几个强国间的力量组合。国家有时会觉得和其他
国家采取一致的外交行动是理所当然之事，另些时候又会发现它们相互间更多的是分歧。
当今，各个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无所不在，我行我素只能是自毁前程的愚昧之举。紧接
而来的问题是：是否应抱着一种机会主义的企图去就事论事地处理各类问题？是否在国
家间能够找到政治理念和战略考虑方面的根本一致，从而依照这点推行始终如一的、强
有力的国家政策？
绝不能把重视与他国的一致之处看成是有意谋求正式的同盟。出于以认识和经验为
基础的对某人的信任而毫无勉强地与人合力共事是一回事，在一个长时间内使自己受缚
于某种义务则是另外一回事。即使美国的传统政策不是刻意避免因一时之需缔结长期性
的同盟，想劝说美国人民承担同盟义务也只能劳而无功。得不到国内大众的一致支持，
美国缔结同盟也毫无意义。不过，如果美国人民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全面理解支持结盟行
为，美国对于同盟关系就能扬其长、避其短，美国的一般政策也会从结盟中受益非浅。
门罗主义本身就反映了美国公众的认识，政治家们只不过将这种认识总结、深化并精确
地表述出来。作为一项国家要求，门罗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否能继续和美国人民的
心理倾向相一致。这种倾向并非一直能被一清二楚地理解，但的的确确决定着美国的对
外行动，虽然它不具备其他什么约束力量，不象一项协定那样有着人为的效力。
在本文的前部，我顺便引用了斯塔布斯的观点，即均势因素是打开1500年至1800年
间的欧洲近代史的钥匙。这位其研究方法非凡地影响了同时代的国人的思想深邃的历史
学家还曾言道，在我们称为中世纪的前一个时代，各个民族都是各行其事，不象今天的
国家这样有着日常的对外交往；各国都不具备国家行为的一体性，而这正是严格的国家
层次上的行动得以产生的前提。当时，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尚处于形成之中，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