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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由业已生活于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来进行。对此不应有任何非议。不过，多少尚能肯
定的是，目前这些地区，无论是对民众还是对现存的政府而言，还不具备实施必要变革
的能力。于是就有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变革要在什么样的推动力、在什么样的种族或组
织的指导下进行？其答案取决于外部力量之间和平的或其他形式的竞争。这场交锋是不
可避免和不可抑制的，因为各国的政治行为是相互对立的，而该行为正是起关键作用的
不同国家特性的反映。不管上述斗争的表现与性质如何，是发生在争执地区本身还是其
外部、在陆上还是海上、是通过和平竞赛还是战争，问题的解决终要取决于力量的均衡。
尚不能进行预测并不就意味着无需对形势认真分析。十分相反，决定结果的不仅有那些
未知的东西，也有思维倾向。面对不断出现的紧张，通过仔细考虑问题的重要性与性质、
并确定所期望的目标，就能给予上述倾向以慎重的引导。这对于有着共同利益的海上强
国更为重要。这些国家没有统一的领导，能否协调行动——做不到这点，它们就不堪一
击——就看能否准确地认识有关问题并形成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在土耳其的利凡特地区，不存在象中国的长江那样的一条水道以使
内地与海洋相通，虽然在叙利亚和卡拉马尼亚的海岸有一个靠近英属塞浦路斯岛的折进
内陆的海湾。因此，该地区内陆的发展——这是使当地人民进入国际社会的前提——只
能借助陆上交通，尤其是铁路。在没有可供大型船只航行的水道的情况下，文明就以铁
路为中心扩散其影响。如果没有外国政府的直接参与，铁路建设就将主要由私人企业实
施，而且优先建造的将自然是难度最小、收益最大的路线，尤其是在那些位于地中海与
波斯湾之间、易由海洋抵达的国家。不管一条铁路走向如何——这主要取决于当地的考
虑，它必须迅速发挥政治和战略作用。这就必然会激起出于军事与商业原因的对筑路特
许权的争夺。
海上强国如果对它们利益的共同性有所认识，就应认真防止它们之间的上述竞争演
变为敌对。如果真地这样做了，就清楚地表明长远的总体观点对眼前的具体行动产生了
良好影响。铁路给拥有它的国家带来的日常好处会触动邻近的国家，这样，后者也会逐
渐加强铁路建设，使大量领土资源得到开发。如一个占优势的海上强国拥有这些资源，
它就会有更大的控制力。勿庸赘言，在所谈及的地区，均有着丰富、优良的军事原料。
上述分析说明了北纬30至40度之间的亚洲中间地带两端的基本情况及其可能变化。
从其中可以简明地推断出：尽管东部地区——中国及其属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具有明
显的商业意义，对其未来也需早作定夺，但以利凡特与苏伊士为中心的西部地区有着大
得多的军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欧洲、印度和中国——不用说还有相对独
立的澳大利亚——之间的交通联络。除非英国和德国想让经由苏伊士运河通往印度与远
东的航线在战时关闭，否则它们不会让利凡特与波斯湾成为一个潜在放手的海军基地所
在，尤其是当后者在太平洋地区和它们发生严重对抗之时。由于上述航线从始至终相对
狭窄，所以依托在其左右的据点，如直布罗陀、阿尔及尔、土伦、马耳他、亚丁和波斯
湾，可以对这条路线进行有效控制。对该航线稍作迂回也不能抵销这些据点由于比较靠
近而具有的上述作用。在地中海西部，就地理而不是海上力量而言，法国握有控制权。
一旦过了西西里和马耳他，海上形势随地理与政治力量的分布状况又有所变化。这一地
区的当地国家没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将来会不会有则要看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和波斯的政
治前景了。
有人反对英国和德国在利凡特保持海军力量的存在，并从母国为其提供物资、给养。
由于从直布罗陀至马耳他的航线比较暴露，上述情形下的交通就有很大缺陷，而一根链
条的强度实际上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这样的反对完全正确，它虽然并不能
改变目前现实，但清楚地体现了在利凡特获得一个稳固的陆上基地的必要，这样的基地
可使海军行动就地获得补充。与此相联，天然条件将埃及变为了东西方主要通道的战略
中心，任何事情，包括运河的淤塞，都不能改变这些条件。如纳尔逊和拿破仑认识到的，
埃及在帆船时代就有了上述地位；而汽船的使用更使其如此。在运河开凿之前，埃及就
成为了有关航行的必经之处。在大国时代，埃及由于其适合居住的地区比较有限，必定
要成为大国的附属物。哪一个大国的呢？是否谁离得越近就越有控制力，因为它更容易
巩固所得？目前看来，英国在利凡特地区有牢固的权力，再凭借一支强大舰队，操纵了
整个地中海。就地中海这一个面积不大的海域而言，一支部署于中心地带的优良舰队可
以控制整个海域并且毫不费力地完成一般的军事任务。在地中海两端拥有港口对这支舰
队并不过分重要，尽管在紧急情况下它或许开往直布罗陀或苏伊士并从那获取补充，但
不必驻扎在当地以保卫它们。只要在利凡特、意大利或马耳他拥有稳固基地，上述舰队
就能主宰从东至西的地中海地区。
英国为了自己的伟大需要而掌握埃及。另外，埃及对于整个东方世界来说也处于中
枢地位。在任何情况下，来自各个地区的物资都可流入埃及。在军事上，埃及是个理想
之地，因为从四面八方流向埃及的物资供应是任何海军都很难完全切断的，这就十分有
益于在埃及集中力量以进行针对直布罗陀或印度的防御或进攻行动。上述供应至少也可
来自于两个方向：红海和地中海，有哪一支舰队能同时切断它们呢？即使地中海遭到封
锁，红海对印度、澳大利亚和好望角来说依旧是最短的支援路线。在上述情况下，英国
还有经过好望角的航线可用，如果嫌这条航线过长，那就更没有理由过早放弃苏伊士航
线了。难道一些临时的原因或灾难只会使英国舰队暂时处于劣势？有什么能比经由苏伊
士运河在地中海与红海之间进行调动更加保险？一旦英国海军处于了长期劣势之中，不
管何时何地，英国的抵抗也就瓦解了。
总而言之，根据严格的军事分析，看来放弃地中海和苏伊士航线却青睐好望角航线
的观点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战略考虑。它和这种认识有关，那就是，引用拿破仑的讥
讽之语，‘可以毫不冒险地进行战争’。对一个业已握有马耳他和直布罗陀的国家来说，
正确的方针看来就是牢牢抓住埃及，巩固对其统治，在印度、澳大利亚和好望角建立必
需物资的供应基地，以预防可能的对英国的切断行为。在英国孤立的情形下需要如此，
在意大利、德国与英国利益大体趋同的今天，更是如此。
不管根据国家的能力，针对现实应作出什么决定，上述讨论已有力地表明了针对潜
在侵略的几个颇为重要的特点，在利凡特的战略中心有着决定一切的长期意义。很难不
认为上述几个特点可能出现在该地区，它们作为整体，在过去的时代中围绕的是亚历山
大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地名——在它们身上，具体体现着众多的复杂事实。在当今时代，
‘苏伊士’这个词更多地具有这种意义，因为欧洲与东方的交通联系取决于苏伊士地峡
及运河。前面之所以对亚洲土耳其、波斯、埃及与地中海盆地谈论很多，就是因为它们
和苏伊士通连，这些地区的重要性就在于对所讨论的交通线的影响方面，这条线的最关
键点就是在连接亚非两洲的颈状地带。那么，是否可以谨慎地认为，经过好望角的环形
航线可被放弃？或者问得更直率点，较短的航线是否是唯一一条对各国有用的航线？鉴
于国家间的利益冲突，这样的认识是否正确？还有，英国享有的全人类施惠者的长期荣
誉是否与日俱增地维系在了苏伊士航线上？
以现实所能提供的尽可能长远的观点来展望将来，世界的同化进步运动不是南北向
的，而是东西向的，而东亚和西亚正给发展潮流以最大的推动。东亚和西亚的发展过程
与影响离不开巴拿马和苏伊士这两个地峡。它们作为捷径所在推动了人力对自然障碍的
克服，而苏伊士运河业已开凿成功。大致说来，这两条运河也标志着一种分界线，这条
线以南地区的商业和政治活动一直比以北地区的要次要得多。另外，尽管两条运河都非
常重要，但苏伊士运河更有意义，既因为没有——近期内也不会有——象横跨北美大陆
铁路这样的交通途径可供替代，也是因为在苏伊士附近有着直布罗陀海峡、黑海、达达
尼尔海峡、红海及曼德海峡，土耳其也处于衰落之中，而对美洲地峡来说则没有类似的
情形。另外，围绕着苏伊士运河，有一股国家间的嫉妒心理，而西半球的政治格局则多
少防止了这种局面的出现。
假如上面的分析正确，就会自然有这个问题：政治思维习惯能否受到上述情形的影
响？答案是这些情形是决定对外政策方向时的首要考虑所在；其他考虑并未被排斥在外，
但只是第二位的，应严格服从于前者。这种情况左右了英国对南非的重要性的认识及对
苏伊士运河的关注。对美国来说，与中美洲地峡邻接的加勒比海的价值在各方面都大有
上升，必须认真注意任何哪怕稍稍地影响了它的政治变化。不过，在美国大陆——从其
南端可对地峡施加影响，门罗主义已失去了往日风光。虽然如果出于国家荣誉的需要，
美国可以继续执行门罗主义，但鉴于世界上的机会与注意力已显而易见地转移到了亚洲，
不可否认，无论对美国还是其他国家来说，利益中心已极大地发生了偏转。如果新的利
益所在十分巨大且需马上着手处理，那就需要考虑一下，请求对我们并无感情的国家的
政治保护是否会削弱我们有效行动的能力。国家政策以及军事活动要想取得成功，就必
须集中精力、始终如一。如没有看错的话，和在其他地区发生的重要进程相比，东西半
球南端的情形只有次要意义。
到此，我们的讨论集中于亚洲之外的民族和国家以及人口众多的所谓中部争执地带。
毫无疑问的似乎是，后者连棋局中的小卒都不是，仅仅是使有关国家变得更为强大的赌
注而已。但这并不是事实。争执地带的民族、国家尽管在某些方面就象一群没有牧羊人
的羊，但它们并不是一群为他人所有的羊。通过个人体现出来的这些国家的国民性格可
能是坚强、果敢的，不过，发展的停滞使这些国家丧失了应有的力量，最终丧失了进行
自我更新的能力。假如这些论断大体正确——现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点，这些国家在
将来的某段时间内将依然止步不前，这自然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有进步，其动力也必定
来自外部。在后一种情况下，外来推动的源泉和特点以及所导致的变化，显然对世界有
着重要意义。斯拉夫式的、条顿式的或亚洲式的推动力所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另外，
同样十分重要的是，本质上并无不同的一个种族的成员现在是生活在一个国家之内，还
是由于暂时的差异，分为了几个独立的国家乃至敌对的集团。由于答案远在我们的视野
之外，很难平静地想象中国的四亿居民能被收纳在一个有效的现代政治体制之内，并共
同生活于一块并不宽敞的国土之上。来自四面八方的对中国的影响将改变中华文明的特
性，而这又将对世界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总之，外来影响对一个国家的作用不是最终
体现在物质发展上，而是在个人性格的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国民性格的变化上。
所以，未来发展方向对于亚洲国家至关重要。从此出发，外来竞争者的特性与相对
能力颇令人关注。这方面的差异决定着一段长期的历史进程将如何开始，而其归宿在很
大程度上正蕴含于开端之中。所以应该具备长期的眼光，不过现在尚根本无法预测结局。
不过，可以确切认为，由于影响未来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因素是如此之多，所以必须耐心
观察、认真思索、并积极行动，以形成严谨的认识。这样才能保证不会有什么事情令人
措手不及，因为上述作法给我们赢得了时间，而时间的充分是处事稳妥的保证，它将变
化过程变为了有序的缓进。这个过程并不排斥其他种族特性的作用，而将曾一直单独存
在的它们溶入自身文明之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本质上不同的种族特性相互影响
的结果，条顿文明的一些因素通过渐近的过程而不是突然的变化注入了罗马文明之中。
这个至今依然使我们受益的历史结果可归功于恺撒的高瞻远瞩。不过，恺撒自己并没有
有意识地要造成上述结果，他只是看到了现实中隐藏的危险，从而想到应该推进罗马的
边界、巩固罗马国家的外围地区以阻滞敌人的进犯，为罗马建立一道可靠屏障，完全是
从防御目的出发的。
需要认识到，欧洲文明也已发展到了一个需要进行对外交流的重要时期。这个过程
已经开始，它将以本无共同之处的东西方文明的交汇而告终。尽管按大家所希望的，也
如拉丁人和条顿人已在做的，欧洲文明应保持它的独特性，但它也需要吸收新的因素，
尤其是在长期接触中一直受欧洲深刻影响的中国文明因素，它们间的更进一步融合将潜
移默化地产生应有影响。这些并不要求欧洲各国的特性趋于同一，但确实需要有一种共
同的精神，这是比物质进步更缓慢的过程的产物。当拉丁文明与条顿精神相碰撞之时，
拉丁的特色就体现在了罗马法和帝制思想上——教会集权是其自然衍变，而欧洲尽管有
许多国家，它们却有着一致的神圣基督教传统。这不是一成不变地从某一代那里继承下
来的，也不是一时的奇想，而是一套时刻发展的固有精神信念和代代相传的思想传统，
其完美的生命力已体现在世代沿袭之中。
我们已经和东方国家发生了接触，但它们对于我们的文明的内涵还是一窍不通，因
而把它们融进我们的文明之中是人类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不过，由于有着过去的经
验，我们不必对此心存疑问，更不用说恐惧了。在我们的世界中，拉丁文明和条顿文明
成功地相互融合，同时又未丧失各自的独特性及影响区域。这主要是因为一种精神渗入
了这两个不尽相同且长期疏远的文明的内心世界并成为它们共同的所有。两类文明打碎
了相互间的分隔之墙，消弥了相互问的长期对立，同时依然保持了各自的永恒。所以，
我们应明白，单单从商业利益的角度——这是围绕眼前利益的短期观点——来考察所面
临的如长期的隔离、相互理解的缺乏、不易实现最终的统一等问题是不够的。当然，短
期考虑也有助于针对近期需要采取措施，但这必须和正确的基本方向相一致，而这个方
向的确定是必须单独考虑的。对所有文中已提及或将提及的因素，不仅要根据眼前的得
失，也要参照长远的未来进行研究。未来的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将具备权力意识并
为适当的欧洲方法所管理，它们能发挥与其大小相称的影响并分享普遍的利益。它们还
将认识到——不过我们对它们的责任要求我们现在就认识到，它们的发展对世界有着极
大的物质和精神意义，而且它们需要有充足的时间以吸纳我们这里的几个世纪基督教发
展的成果。
就赢得必要的时间而言，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可以从现实中找到不少希望。我们当今
的世界由许多国家组成，而不是处于一个庞大的、统一的主宰权威之下。恺撒曾为这种
统治的建立奠定基础，这是因为罗马公民的个人主义倾向使早些时候的更英明的体制难
以重建。由于恺撒及其几位卓越的后继者的天才和智慧，他们以熟练的协调技巧使一种
体制在已长久地失去活力之后仍能得以维持。内部的变化——为人所知的是动乱，使该
结构在纷争中继续存在并且免于陷入僵滞与随之而来的衰亡之中。罗马时代的集权、一
统的世界就如同一座大厦，其稳定取决的不是基础的坚固，而是由一屋子卡片决定的平
衡。上述例子可以送给某些人，他们以国际组织的增加及随之国家的单个活动的减少为
理由，要把世界置于一个中央权威之下，实现某种要命的统一。其实我们的世界已经为
某种传统和规范所左右，在它之下，各种政治的或个人的行为是像分类架中的文件那样
被收集的。查理曼大帝的去世导致了中央集权的瓦解，从而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将查理
曼帝国推入了混乱之中。可是，分裂的、战争频繁的欧洲社会却有能力击退阿拉伯人的
入侵，并逐步确立后来的社会秩序。在该秩序中，国家间的长久竞争带来了兴旺的活力。
对当代的文明国家以及文明本身来说，没有什么比企图凭借中央权威来解决疑难和
调节利益的作法更加致命，这和由政府操纵个人的‘家长式作风’异曲同工。和公民社
会一样，国家社会正常与否取决于个体成员的活力，而它很大程度上由成员的理性的自
我实现能力所决定。国家间的利益斗争及由此而起的激烈竞赛使各国间在种族特性和政
治方式上的明显差异长期化。而在冲突中产生并得以保持的强烈民族特性一方面会加强
亚洲国家的内在自觉，另一方面也会激起它们的反作用，以防范为外部所同化的局面的
出现。这种局面如果仅仅是形式而非本质的完美，其过早出现就令人忧虑了。
3·以中国为中心
当前的主要利益焦点是中国。它幅员广大又处于动荡之中；另外，在中国四周还
有其他陆上的或海上的富庶地区，它们构成了从爪哇到日本的东亚世界
源于中国动荡局势的愈演愈烈的国家间斗争已发展到了该给塑像揭幕的时刻。塑像
的存在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