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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地位使其具有的机械工程人员的预备力量。他们能够使自己轻而易举地熟悉掌握
现化重型铁甲下的工具；而当其工商业倍感战争重负之时，多余的海员与技师又将投身
于武装航运之中去。
有关建立或不建立预备力量的价值的问题现在可归结为：现代条件下的战争是否已
使得这种情况成为可能，即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中，一方将会仅仅在一场战役中告负而
决定整个战争胜负天平的指向？海上大战并没有作出回答。普鲁士对于奥地利，德意志
对于法兰西的压倒性胜利，看起来都是一名强者对于一个弱小得多的国家的胜利，而无
论这种弱小是由于自然因素，还是官方的无能。如果土耳其还拥有国家的储备力量可以
征用，那么，类似于普莱文之围（Siege of Pleven）的那种军机延误本又将会如何影响
战争的胜负呢？
正如每一处都承认的那样，如果时间在战争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的话，它应该
使得那些其才能实际没有用在军事上，其民众——正如所有自由人民一样。反对供养规
模庞大的军事组织的国家，感到有义务促使其自身支撑足够的时间，使它们的臣民的精
神与才干得以转化成为战争所需的新努力。如果现存在陆地或海上力量能够据力坚守，
即使处于劣势，这个国家或许还能依赖其自然资源与即将投入的力量，物尽其值——其
民众的数量、财富以及各种才能。另一方面，如果它所拥有的力量被迅速摧毁消灭，那
么最为可能的是，自然的力量也无法使其摆脱屈辱的境地，而且，如果其对手尚属明智
的话，还不会让其免除抵押品的重负，这将使其伺机复仇的机会被推到一个十分遥远的
未来。在更小的战争领域内，这种故事在持续不断地反复传播着：“如果某某能坚持得
更长一点，这就能加以拯救了或那个就能成功了”；又如在医疗上，经常就说：“如果
病人能够挺下去，其体质的力量就能使他度过险关。”
在某种程度上，英国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荷兰也是这样一个国家。如果能侥幸
逃脱的话，它就不会付出代价。“在和平时期并且也担心闹翻”，他们的伟大国务活动
家德维特写道：“然而，他们却永远也不会决心明确到足以使他们事先在金钱上作出牺
牲。荷兰人的性格就是这样，除非大祸迫在眉睫，否则，他们就不会为他们的防务支付
钱财，我与这样一帮人打过交道，在应该节省的地方，他们随心所欲地大肆挥霍，在应
该有所花费的地方，他们又经常惜财如命。”
我们自己的国家应遭受同样的谴责。对于全世界而言，这都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目
前还没有那个防御性力量的盾牌，使我们藏身其后就能赢得时间来发展其预备力量；至
于满足其可能需要的从事航海业的足够人群，又在哪里呢？这样一种与其海岸线与人口
相称的资源仅仅只能在全国性的商业航运与其相关行业中才能找到，然而目前这些根本
就不存在。如果能够效忠于这杆国旗，那么这些船只上的水手们是否出身于本土或是国
土，都将无关紧要。它在海洋上的力量足以使得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在一旦发生战争时，
就能够悉数集中。当数以千计的外国人被允许走向投票箱，那么，他们获得在舰船上的
战斗空间，就不再是那么难以办到的了。
尽管这种处理本主题的方式有点不着边际，但是却必须承认，从事与海洋有关职业
的庞大人群，一如既往的是海上权力的重要因素。美国就缺乏这种因素，而使之成长壮
大的根基只能在自己旗号下那庞大商业活动中才能加以奠定。
五、国民性格
下一步将要讨论的是国民性格与倾向性对于海上权力之崛起的影响。
如果海上权力真正建立在和平与广泛的商业基础上，那么，对于商业追求的倾向性
就肯定是在此一时或彼一时称雄海洋的国家的显著特征。历史几乎毫无例外地证明这是
千真万确的，除了罗马人以外，并不存在与此相反的明显事例。
所有的人都寻求收获并且或多或少地追逐金钱。然而，寻找收益的方式却会对居住
于一国之内民众的历史与商业运气造成显著的影响。
如果历史还是可以值得信赖的话，那么，西班牙人和与他们一脉相承的民族葡萄牙
人，寻求财富的方式，不仅对其国民性格抹上了污点，而且对于健康商业的发展也是致
命的。他们对于商业所赖以生存的那些行业，以及最终对于通过错误途径所获取的国民
财富，都是如此。在他们当中升腾起的获利欲望到达了如痴如狂的地步。因此，他们在
美洲大陆的大肆搜寻，虽对于欧洲国家的商贸与海洋发展产生了一种动力，但其效果并
不在新兴的工业领域内，甚至还不是对于探索与冒险的一种健康向上的刺激，因为他们
感兴趣的似乎只是金块与银锭。
他们具有许多崇高的品质，他们勇敢，富有事业心，性格节制，吃苦耐劳，充满热
情，并且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当这些品质融入西班牙的地理与所处优越的港口的长处
时，事实是它成了占据广大而又富饶的新世界的急先锋，并且长期以来仍无敌手可与之
相提并论。在发现了美洲大陆后一百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欧洲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
本来是可以指望它在众多海洋强国中力拔头筹的。然而结果却恰好相反，这已众所周知。
自从加入神圣同盟在1571年勒颁多一战＇3＇之后，尽管还投入过许多次的战争，但再没有
任何是有重大意义的海上胜利在西班牙历史的卷面上光彩夺目。其商业的一蹶不振足以
能够解释在其战舰甲板之上所显示出的那种痛苦的并且时常是荒唐可笑的笨拙无能。毫
无疑问，这一结果并不应仅仅归结为一个原因，在许多方面，西班牙政府确定无疑地对
私营企业的自由而又健康的发展进行了箝制与摧残。然而，一个伟大民族的性格可以突
破或塑造其政府的性格的。几乎不容置疑的是，如果民众倾向于商业，那么政府的行为
本来也是因循此道的，广大的殖民地也是远离着那种专制主义的中心的，而阻碍着古老
的西班牙脱胎换骨的正是这一专制主义。事实是，数以千计的劳工与上流社会的人离开
了西班牙。他们所从事的海外扩张活动，给予国内带来的别无它物，只有香料，或少量
的商品——一小支船队就能够满足其运载所需。而西班牙本土只能生产羊毛、水果与铁
器，其制造业也空白一片。
西班牙的工业饱经沧桑，其人口稳中有降。在如此多的日常生活用品方面，西班牙
及其殖民地都得依赖于荷兰人，以致于其本来就寥寥无几的工业产品不足以与之对抗。
“因此荷兰商人”，一位同时代的人写道，“腰缠万贯地奔波于世界大多数地方购买商
品，肯定从这个欧洲国家找到了滚滚财源，并以此支付他们所购买的商品”。就这样，
他们曾梦寐以求的财富的象征很快就悄然离去。正如所指出的那样，从军事观点上看，
由于其航运的一蹶不振，西班牙是多么的虚弱不堪，它的为数不多的财富运载于几条船
上，定期或不定期地穿梭于几条航线之上，要为敌人所捕获，可谓轻而易举，不用吹灰
之力，结果，战争的中坚力量陷入了瘫痪。而英格兰与荷兰的财富却散布于穿梭于世界
四大洲五大洋的数以千计的舰船之上。它们在历次精疲力竭的战争中屡遭重创，尽管十
分痛苦，然而却没有遏制这种财富的增长，它始终是稳定的。在其历史上最为生死他关
的时期与西班牙结为患难之交的葡萄牙，它的财富与后者如出一辙，也走上了一条同样
的下坡路。尽管在通过海洋竞相发展的竞赛之初，葡萄牙还能够名列前茅，然而它却最
终被远远地抛到了后边。“巴西的矿场就是葡萄牙的坟墓，正如墨西哥与秘鲁的矿场是
西班牙的毁灭之地一样。所有的制造业部门受到了不理智的鄙视，随即英国人开始向葡
萄牙不仅提供布料，而且还提供所有的商品、货物，甚至于腌鱼与谷物。为了追逐黄金，
葡萄牙人背井离乡；而奥波托的葡萄园最终却被英国人用巴西的黄金加以收购，这些黄
金只是通过葡萄牙之手，却遍及于整个英格兰。”我们比较有把握的是，在五十年的时
间里，有五亿美元榨取于“巴西的金矿之中，并且在那段时间的最后关头，葡萄牙只剩
下了二千五百万美元的香料了”——这是显示在实际存在与子虚乌有的财富之间差异的
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例子。
比起这些欧洲南部的国家来，英国人与荷兰人并非不想发财致富。实际上，每一个
国家都被依次称为“店主之国”。然而，到目前为止正如其所存在的那样，这一嘲讽应
完全归功于他们的明智与果敢。他们并不缺少勇气，并非缺乏敬业精神，也不是没有耐
心，实际上，他们更具有忍耐力。正是凭借于此，他们追求财富不是通过刀剑，而是通
过劳作。这也正是那一绰号当中所隐含的意义。因此，他们选择了通向财富最为漫长而
非最为快捷的道路。然而这两个民族——基本上是同一种族，还具有其它品质，虽不如
刚才所云的特征那样重要，却能与其周边环境融为一体，有助于他们在大洋之上有所成
就。就其根性而言，他们都是生意人、交易者、制造商与谈判家，因此，在其本土与海
外，无论是定居于文明国家的港口，或者是东方野蛮国家的口岸，还是他们自己开拓的
殖民地，他们都在到处努力榨取陆地上的各种资源，竭尽所能地开发与增加这些尤物。
生意人——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称之为店主——那种由上帝造就的需要持续不断地寻
求新的可供交换的物品，这一探索加上经过世代艰辛劳作培养而成的勤奋性格，必然促
使他们成长为制造者。在国内，他们由于成为制造商而显赫荣贵；在海外，凡所控制之
处，土地更是富足，产品成倍增长，本土与殖民定居点之间必不可少的沟通与交换需要
呼唤着更多的船队。因此，他们的航运业随着这些贸易的需求而持续看涨。而那些对于
海洋事业并不那么投入的国家，甚至于法兰西本身，尽管它是一个大国，却都得需要他
们的产品以及渴求他们船队的帮助。就这样，在许多方方面面，他们逼近了海上霸权。
由于其他政府的干预，这一顺其自然的趋势与增长确实时常被加以扭转与严重的扼制。
这些政府对于其本国民众只能依赖于人为的支持才能占有的繁荣嫉恨不已，而在政府行
为的名义下，这种支持将会被视为是在刻意创造海上霸权。
对于建立海权而言，进行贸易的倾向——这其中包括生产某种产品以进行交换的必
要性，恐怕是最为至关重要的国民性格了。如果真是如此，再加上具有天然优良的海岸，
那么，来自于大海的风险，或者对此的任何憎恨与反感，都不太可能阻挡一个民族通过
海上贸易的途径去寻求财富。在以其他方式也能发财致富的时候，这种作法或许仍可以
发现，然而，它却并不一定导致海上霸权。以法兰西为例，法兰西具有优越的土地环境，
一群勤奋劳作的民众，一个使人羡慕的地理位置。法兰西海军有其众所周知的光彩夺目
的时期，即使处于最低潮的关头，也从未使深为这个民族珍惜的军事名望抹黑。然而，
作为一个海洋国家——这个国家必须稳定地立足于广泛的海上贸易的根基之上，与其他
历史上以海为生的民族比较起来，法兰西却从未获得过一个令人钦佩的地位。其主要原
由，就国民性格而言，仍是对于财富进行追逐的方式。当西班牙与葡萄牙当年通过挖掘
地表之上的金银而追逐财富之时，法兰西民众的脾性却在促使他们通过精打细算、节俭
与积蓄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标。据说，看管财富要比挣得财富困难得多——也许的确如
此。然而，趋于冒险的性格——在得大于失的情况下去进行探险，与为了进行贸易而征
服世界的冒险精神具有诸多的相同之处。储蓄与节俭的趋势，进行谨小慎微与范围狭窄
的投入，可以导致财富在一个类似的较小规模方面的一般性分布，然而却不会产生探险
与对外贸易及航运业的发展。为了解释这一点——之所以给出这一事例，仅仅因为它能
物尽其值——一位法国军官曾说：“其中我有两个份额。在法兰西，我们没有如同你们
一样，每一个都持有众多的份额。与我们一起，大量的民众持有一个或非常之少的份额。
当它们进入市场时，我的妻子就对我说：‘你有两个份额，一个是你的，一个是我的。’”
就一个人的私人财产的稳定性而言，这种谨慎无疑是十分明智的；然而，当过份的谨慎
与财金上的蹑手蹑脚成为国民之特征时，它肯定会妨碍商业的扩张以及这个国家的航运
业。出现在其他生活领域中的金钱事务上的同样的谨慎，已经妨碍了下一代的出生，使
得法兰西的人口几乎没有多少变化。
欧洲的贵族阶层从中世纪继承过来了一种自高自大的对于和平贸易的睥睨之感，依
照不同国度的国民性格，对于贸易的增长产生着一种制约性的影响。西班牙人的高傲轻
而易举地与这种鄙夷不屑的情绪同流合污，与那种灾难性的不情愿工作与等待财富的情
绪携手并肩。这就使得他们与经商从贸相去甚远。在法兰西，那种甚至为法国人自己也
承认为一种国民性格的虚荣与此如出一辙。贵族阶层的数量与荣耀，以及他们所一贯持
有的想法，对于为他们所不屑一顾的职业无疑加上了一道低人一等的封条，腰缠万贯的
商人与制造业者对于贵族的显赫朝思暮盼。正是在对于这种荣誉的渴盼之中，抛弃了他
们利润丰厚的事业。因此，尽管民众的勤奋与土地的肥腴还可以使商业免于完全的衰败，
然而，它却完全是在一种耻辱的情感之中进行的，使得这其中最精华的代表人物纷纷逃
离开去。在柯尔伯特＇4＇的影响之下，路易十四曾颁布一道谕令“授权所有的贵族致力于
商船、货物与商品的经营，无需考虑被视为已从商贵的阶层中坠落出来，只要他们并没
有进行零售行当的小生意”。对于这一行为所能给出的理由是，“它带来了臣民以及令
我们自己满意的好处，能消除到处盛传的所谓海上贸易与贵族本性格格不入的习惯观念
的最后影响。”然而，其中混杂着有意识的和公开的优越感的偏见并不都那么能为各种
谕令所迅速抹去，尤其是在虚荣心成其为国民性格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时。许多年之
后，孟德斯鸠教诲道，让贵族从事贸易，正好与君主制的精神相反。
在荷兰，存在有一个贵族阶层。但是，这个国家还是一个名义上的共和政体，允许
大范围的个人自由与个人职业，并且权力的中心存在于大城市之中。国家伟大的根基在
于金钱——或者说是财富。作为平民特征的一种来源，财富也具有国家的权力，有了权
力，就会有社会地位与社会尊重。在英格兰，得到的结局是一样的。贵族阶层自高自大，
目中无人；然而，在代议制政府中，财富的权力既不可能被压制，也不可能被淹没，在
所有人的眼中，它都是实实在在的，并为所有人所尊重。在英格兰，正如同在荷兰，成
为财富之源泉的职业以赐予财富自身的诱惑被分享着。因此，在所有能排得上号的国度
里，社会情感，国民性格的外化，都会对国家对于贸易的态度产生显著影响。
然而，就其他方式而言，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国民才干影响着海上权力的成长，这
是就其具有开拓健康的殖民地的能力来说的。关于殖民地，正如同所有其他增长之处一
样，可以正确地说，当它最为自然时，它也是最为健康的。因此，起源于为整个民族都
能感受得到的需要与冲动的殖民地将具有最为坚实的根基。在他们最小程度地遭致本土
的肆意干预时，他们的随之而来的增长是最具有把握的，如果这些民众具有独立行为的
才能的话。过去三个世纪的人们已深切地感受到了殖民地作为本土产品的输出地和作为
商贸活动与航运业的补养之处，对于宗主国所具有的价值。然而，从事殖民化活动的努
力并不具有同样的、一般性起源，不同的制度也不会有同样的成功。无论多么远见卓识
或谨小慎微，政治家的努力都无法填补强烈的自然冲动的缺口；当国民性格中可以找到
自我发展的种子时，来自于本土的最为精细的调节也不会产生如同无为而治那样的良好
结局。在节节进取的殖民地的国民政府中，并不存在着比起那些不成功的殖民地的政府
更加突出的大智大慧的展示，或许甚至还会更少，如果精心设计的制度与监督，仔细地
采纳量入为出的方式，孜孜不倦地辛勤培育，可以有益于殖民事业的成长，那么，英格
兰的这种系统性才干并不能必定胜过法兰西。然而，正是英格兰，而不是法兰西，成为
了这个世界的大殖民者。成功的殖民化，以及其随之而来的对于商贸与海上霸权的影响，
在本质上依赖于国民性格；因为当它们自然地起源于自身时，这些殖民地才能最好地成
长。宗主国国民的性格特征才是殖民地发展之道，而这却不是宗主国政府所关心在乎的
事情。
这一真理更趋明显，因为所有宗主国政府对待其殖民地的一般态度都是完全自私自
利的。无论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只要其被认定为具有重要性，对于宗主国而言，殖民地
就成了一头注定要被榨取的奶牛。当然，它仍然要受到照顾，然而，主要还是作为一块
地产，并因其作出的回报而被看重。对于其对外贸易的垄断成了立法的绝对目标。在其
管理机构当中，有价值的职位都提供给了来自于宗主国的占据者。正如同海洋，殖民地
被视为十分适合于那些在宗主国国内无法管理或毫无益处之闲散人员的一块风水宝地。
然而，只要其仍然还是一块殖民地，军事管制就会是宗主国政府适当而又必然的统治上
的特征。
英格兰独一无二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