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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没工作又回到母校，如果原单位要求回去就回到原单位搞文化大革命。如果原单位不表示意见可留在母校搞文化大革命，这些同学暂不转正，当然应有区别，否则大家都不安心工作。现在把这个问题明确起来，本着这个原则把以前所规定的加以修正，发布下去，以便进行工作。
现在不少同志极不安心原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又不大安心回母校搞文化大革命，就是比较高兴串联（笑），这是事实，不要笑，到什么地方串联，并不是到我刚才说的本行业或本地有关部门厂矿企业串联，而是到外地，首先是北京、延安、井岗山、韶山、瑞金、大寨、泸定桥。现在我们正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是冬季，我们向全国建议，如果徒步串联，就在本省，短距离，而要长途串联有计划进行。但也希望你们不要到人多的地方，不要到母校，即使能请假也不要这样，像北京等地，因为这些地方本校外出大串联同学都回来整训，整顿自己的组织，机关也要总结，迎接今年春暖后的大串联。目前，各机关人太多了，现在接待不同于过去接受毛主席检阅完了就走，而是来大批大批的，遥遥无期的住下，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把矛盾上交，搞经济主义，使工矿企业的工人、职员、教工都纷纷来北京告状请愿……使北京机关，旅社人来人往没有检查，假如中央机关的某些领导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下结合，最近把矛头指向中央，有些混进来的坏人也不易查，你们要协助你们所在的单位和部门进行清理，你们要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我希望你们协助我们作好这一工作，把矛盾上交这不是拥护中央决定，而是扰乱中央决定，这只能敌人高兴，我们革命的同志感到不愉快的，你们说对不对？（众！对），现在告状，请愿太多，最近我们作了一些工作，联系工作，按系统来搞，如财贸、工交、教育……这样更好一些，这样坏人就能揭发出来。外地来京同志，除了少部分留在北京搞联络工作外，其余的同志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革命是靠自己解放自己，讲到串联，不仅北京，别的地方也是，如山西大寨、延安、遵义、韶山、瑞金、井冈山等地，人烟稀少，也发现大批串联的，井岗山已经从外地用飞机送粮，造成了紧张，这是我们过去没有估计到的。
关于你们参加四清的，有的已分配在农村，农村正好贯彻文化革命十条，在那进行串联，推动那里的文化革命，有的没有分配工作的，可以要求分配工作，可以回母校，这是特殊情况。
还有一个问题，研究生制度是从苏联学来的，要改革放在后期，暑假要改，今后能否改好还要通过实践。六六年毕业生曾有分配计划，由于文化革命，有些单位不需要人，有的单位需要增加，需要重新分配，采取自愿、领导、单位三结合的办法进行，改革过去的分配制度。
解答以后，写出一个通知来，各地的同志要很好的回到原单位，就地闹革命，在本单位闹革命更有利，那里需要新生力量，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我们一定要进行全面的进攻。为了更加有利于大多数人参加战斗，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师生，所有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向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前进！现在我就说这些，请康生同志讲话。
康生同志讲话
我同意周总理的讲话，根本的问题是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毛主席教导我们“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同学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特别是这个时候，应该照毛主席指示到工厂、农村、科学战线上进行革命，这也就是说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自己，去锻炼自己的思想。刚才有的同志递纸条，看到同学们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响应党中央、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号召，希望你们到实际斗争中去闯，去锻炼，去结合。工农兵、革命师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造反派组成阶级大联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胜利！
周总理讲话
让我们六五年毕业同学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我们一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最后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全国一九六五年大中专毕业生、实习生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1967 年 1 月 14 日） 146） 周恩来对云南赴京代表谈阎红彦自杀
周恩来
1967。01。14
〖地点：中南海国务院小礼堂。阎红彦：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政委。云南各战线赴京革命造反派出席。〗
……
就因为出了这事情，情况就变了，七日没进入军区，八日阎红彦就搬到西山小×上自杀了，可耻的叛徒。经北京去的法医检验后确实是自杀的，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我现在公开给你们讲，这与进入军区大院的革命造反派毫无关系，对保守派的工人、学生也没有关系。
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正式声明，这件事与两派中的任何人也没有关系，我向毛主席汇报时说过，任何人要想拿这样的事件来嫁祸给谁都是空想，任何人想要造谣诬蔑都不行，造反派要继续调查是可以的，有新材料就上报中央，同时我们责成省委、军区进行调查，要有新材料要向中央、军区报告。 147） 周恩来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时的讲话
周恩来
1967。01。14
早就想开各区，省委书记的会，是林彪同志叫我做的，总抽不出功夫，现在力争争取主动，究竟什么时候争取到，不好预计，主席大方向抓得很紧，大家跟不上，要紧跟，主要是政治思想工作不够，思想不通，思想对立着，有的立场对立着，中央各部委、各口、各部、地方大区、省市思想跟不上，认识一下赶不上来，现在是情绪抵触，有的还站在对立的立场，不执行无产阶级路线，后两种情况多过前一种（前一种是执行正确的路线，后两种是情绪抵触立场不对）这种情况就很被动，江苏情况好一些，常熟最惨了，江华到上海养病，李井泉也到上海，刚才是内部情况，我只是概括地说了。
这个形势大好，特别是上海文汇报比解放日报好，文汇报评论中有四个特点，确实是如此。因为运动的第一个阶段，五月通知起，杭州四月会议，北京五月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发表，那是内部的通知，那时就说对文化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这话现在还有效，到现在还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主席有预见，我们也太落后了，参加革命卅年的，四十年的，在社会主义最高的阶段，不能过社会主义关了，值得深思，不怨天、不尤人，许多人在大半年前在主席面前就讲过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怎么现在还是跟不上呢？的确是个新问题。列宁斯大林没有通过这一关，马克思不负这个责任，巴黎公社是第一次演习，林彪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这个问题。我们离毛主席这么近，但是又离得这么远，这就很得想一想了。
彭、罗、陆、杨揪出来以后，文化大革命几个主要的方面都和他们有关。头一个阶段拿他们作反面教员，他们是反党集团。各省市都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林彪同志说，我们有些同志头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主席问大家，如果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大家敢不敢造反？靠军队，他们也可以掌握军队。我们听了许多，当耳边风过去了，有些人也许以为是主席百年以后的事，不是眼前的事。主席说了，就是在想，吴晗罢官，是文化革命的一个影子。主席要点名，彭真当耳边风，主席到上海组织力量，姚文元的文章是这样出来的，当时主席指出少数人说了算，多数人跟着走，这样也可能出修正主义。当时刘、邓在场，吴晗为代表，彭真当耳边风，雪峰是认真了的，当时就感到彭真认识上有距离，我把雪峰的话告诉了彭真（当时内部问题），雪峰看出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抓这个问题，雪峰批判彭真是积极的，但同样执行了刘邓路线，错误是比较严重的。北京市委现在还瘫痪，为什么，就是因为看得不深、跟得不紧。
陈伯达同志听到主席这两句话，他很忧虑，他认为如果主席不在中央，发生错误的领导，下面跟着作了怎么办？也向我讲过。他就注意观察主席身边的同志，那些是执行主席路线的。他不仅观察到刘邓，而且观察到陶铸。所以我们推荐了林彪同志，也推了陈伯达同志，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富春同志犯了个错误，在传达我的意见时加了一句话说陶铸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我怎么能这样说陶铸呢？
谢富治同志能看出问题，敢于说话，过去向邓小平提过意见，也提得最早，各级干部要注意观察领导，群众也是观察领导，各级领导如不互相观察，互相帮助，有的领导同志情绪还在抵触，甚至还在对立，这是主席思想中最根本的东西，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反复循环，就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应当能够在亿万人民的考验中，经得住风浪，受得住考验，聂元梓一张大字报后，全国各地风起云涌，这是前阶段总的情况。
这一起来就遇到了抵抗，这个路线的名称，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说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总之，性质是一样。这一条路线的根源，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讲。不仅是 1962 年，还有更远更远的根源，主席在前十条、廿三条中都讲哲学，大家不去学习，还说什么执行了没有？实际上都执行了，有自觉的，有不自觉的，那一个省没有执行呢？如李葆华现在很被动，中央工作会议上没听他说像样的话。李葆华，大家知道还是比较老实的。凡是不承认的，大区和省就很被动，九月十五日，林彪同志说了个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家抓这个稻草，这样就更被动。对大区来说，任穷同志在，刘澜涛在，其他也有人在，大区负责人是三、四、六月都去见主席的，都是卅年，四十年以上的干部了，加上内战，四十多年了，为什么毛主席这样的说，我们都违反了？刘邓一说我们就执行了？是毛泽东思想太少了。尽管你主观上不是反党，彭罗陆杨是反党的。消灭私字，层层关口，看你过去过不去，不进则退，退了就落后就掉队，群众对刘邓很气愤，可以理解。我们不光是愤慨，还有我们自己，除有宗派关系的以外，一般都有思想上的共同性。六、七月你不得不承认，群众揭发是个侧面，但是他这个侧面是能站得住脚的，十一中全会一开，冷冷清清的局面一转变，马上轰轰烈烈起来，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北京走向全国，大家陷入了被动。受压抑后，很快起来了，这就是社会革命真正的考验，所有制问题解决了，这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许多旧的东西，这都是生长修正主义的基础，可以说，搞不好中国必出修正主义，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有这个因素，这不是耸人听闻的，主席在天安门上讲了，广大群众动员起来了，大有希望。
我说的是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十一中全会以后，中央各部、各省市没有一个过了关的，原来说中联部好点，实际上王稼祥、邓小平都有问题，对马来亚党比对父子党还严重，非常严重，比斯大林严重得多，但并没有触及灵魂，如妇联又揪出康克清，总工会搞得最晚，搞得最凶，现在中央各部无一例外，直接冲到国务院了，各位副总理要做精神准备。中央不比各省好过，你们来中央是休息，我们可不能到你们那里去休息。旧东西在脑子里总是有，应当彻底清除掉。
地方许多领导同志思想不通，八九两个月是这样，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开始不通，后来似乎通了，但好多问题没有揭发，山西未揭发，天津已揭开，内蒙已揭开了，但未解决，北京已瘫痪了，各单位的底子我们不很清楚。现在人大会堂、中南海、钓鱼台可以开会，京西饭店有危险，北京饭店又有人要接管，广大人民和解放军是可以信的。但是，有个青黄不接的问题，十一中全会后，华北局觉得不好，彭真搞的乱子，新市委承担，说话不灵，就是没有一个依靠的力量，当然不会有大问题，十月工作会议表现出来的，华北如此，别的区域也是一样。陈伯达同志谈得比较尖锐，林彪同志语重心长，是领导同志谈法，大家应结合起来理解，和刘邓有共同的思想，用反动路线去抵抗运动，但又说自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就更严重，所以非提出批判反动路线不可。群众运动决不因为我们阻挡就不前进，滚滚洪流是一直向前的。
十二月发表两个十条，十条就是支持和迎接革命的洪流冲向工矿企业单位，冲向农村。中层干部是否通了，现在还在观察，（地县现在根本没通）烧到他本身怎么办，宋任穷，本机关就闹得他混不下去了，这也是一个典型。两个十条迎接这个高潮，现在这个高潮已经起来了。如果军队，公安已通过反对经济主义，广播电台机关的也要出来，如左派工作做得好秩序就会好一些，军队要做好准备，现在不要出动，一旦某一方面领导权被坏人夺去搞很反动的东西，那时就要用军队来保卫无产阶级革命，只要方向对，有点小乱不要紧，十六条有些东西现在跟不上去了，革命的群众组织已超过了原来的设想，摆在面前的是迎上前去，因势利导，不要抵触，更不要对立，要象迎接钱塘江大潮一样。鲁迅是彷徨了一段，一九三○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上海的紧急通告，也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主席先读了，主席抓住了，这又是一个新的信号，挑起这个反扑是冲向社会以后，他们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不甘心失败就抵抗，有的是直接破坏，有的是指使各级的领导，必须进行全面的总攻击，全面的总进攻。
我们的领导，跟不上的，思想抵触的，甚至还有很对立的，现在新的高潮开始，我们得做精神准备，怎么办？我们解剖两个麻雀给大家做例子，一个是部门的，一个是地区的，部门的例如石油部，根据主席指示，我们号召大家学习石油部，在这个情况下骄傲了，固步自封了。石油部的成绩，首先归功于中央、主席的领导，第二归功于大庆全体职工的努力。当然不能否定石油部本身的领导作用，这才合乎实际。前五年比任何企业搞得都好，后来骄傲情绪增长，这里也夹杂着薄一波、李运昌故意为难，余秋里调小计委后，计划工作成绩大，很放心。大庆油田外边去的红卫兵冲不进去，本身职工要革命，也压得很厉害，整个工委陷进去了，执行错误路线，一冲倒后，全部瘫痪，由右变“左”，七万多职工，有一万多出来搞串联了，过去很少超支，现在超支很大，势必走到自己的反面，大庆油田栽这个跟斗也有好处，压得厉害，也就反得坚决，冲击力大，革命可能彻底一些，王铁人变成了造反派的头头，希望他们能在抓革命、促生产上走在前面，还可能后来居上， 32111 钻井队就是后来居上，石油部转变得好，可能转变得快一些，对石油部不能采取对吕正操、武竞天的办法，对彭罗陆杨斗得太多并不利，罢官的休息了，停职反省也是睡大觉，吕正操一直是自由出入于铁道部，对吕正操撤职留用，三个月为期，带罪立功，以观后效，铁道部造反派组织了监督管理委员会。
再解剖一个云南，原来估计云南比四川好点，整个西南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西藏怎么样，西藏以军队为主，可能好点。云南最近出了一件事，是想避开也不行的，就是因为云南省委对李井泉不满，但是不是站在正确方面来斗争呢？阎红彦从本位主义出发，得不出正确的结论。三省落后性相同，但是四川顽抗，搞白色恐怖，打击群众，因此还有人起来反抗，四川的盖子还没有完全揭开。阎是一肚子不满情绪，群众起来后自杀、叛党。不管你过去有多大的功绩，过去的几关都过了，但是顶难过的一关过不去了。薄一波不揪出来，但也有人议论要打倒他。阎不走这条道路，可能还有人认为他是好同志。现在就不能这样说了。他的家庭……他的父亲抽大烟，他的老婆是个封建婆，他上不请教主席，不读主席的书，最近事件发生后，郭超同志来反映，谷牧有个报告是错误的，对林彪同志的报告不看，读语录是说说的，作报告也是说说的。下不请教于群众，怕群众怕得要命，然后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位置呢？也是根本不民主，个人说了算。军区党委也要想一想主席为什么要搞大民主呢？
我们应当想一想，哪一点应请教主席，哪一条不符合群众要求，哪一点对同事（志）不以平等态度待人，第一次乒乓比赛时，阎只批评李井泉，而根本不批评自己，他和高岗不一定相同，他是以和高岗不同自我标榜，上不请教主席，又不自我批评，势必走到反党的道路上去。他给他父亲鸦片烟吃，张思尧我们是为了利用他向蒋帮作工作，可以给点鸦片吃，革命干部的父亲为什么要给鸦片吃？反高岗使阎背上了包袱，平时也只是抓生活，不抓阶级斗争，思想历史根源如此，必然走了绝路，对红卫兵不欢迎，是防，是挡。十月工作会议后，还是依靠保守派压左派，对造反派不相信，不支持。十月以后支持造反派是对的。元月四日，左派冲向军区大院，阎红彦、周兴一齐逃跑，游到西山，后又在西山开省委会，要周兴去见群众，群众叫“周兴滚回去”，“阎红彦滚出来”，更不敢出来了，把军区暴露在群众面前，冲向了大楼，把赵健民揪出来，一说群众是反革命，二说阎红彦的去向知道也不能告诉群众，群众听了把他押到车上游街了，三、四个钟头，住到医院去当防空洞，扬言干部听到泣不成声，不吃晚饭。
我也犯了个错误，听说李葆华同志在福香楼被围四昼夜，签了许多条子，陶铸讲了后，中央通知叫李回来，造反派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