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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种题署的版本多见于明嘉靖、万历年间。嘉靖年间出版的郭勋家刻的《忠义水浒传》一百回本、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袁无涯刊《忠义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署的就是“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与之相近的还有明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容与堂刻本《水浒传》，署名是“施耐庵撰，罗贯中纂修”。李贽《忠义水浒传？序》中提到作者，也说是“施、罗二公”。
金圣叹也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合著的。不过他认为前七十回是施耐庵写的，后五十回才是罗贯中续的。所以他要“腰斩”《水浒》，并在第七十回正文后面发表这样的评论：一部书七十回，可谓大铺排，此一回可谓大结束。读之正如千里群龙，一齐入海，更无丝毫未了之憾。笑杀罗贯中横添狗尾，徒见其丑也。——不过金圣叹并没有讲明他作此结论的根据是什么。
反对者认为：
其一，施耐庵辞官不做，开始著述的年龄是四十二岁左右，思想水平和文字水平都已经成熟了；这时候罗贯中还是个三岁的小孩儿。等到罗贯中成人，施耐庵的小说已经写了近二十年，早应该定稿了。
其二，罗贯中的《三国》，战争场面写得十分生动，地理位置也大都与实际相符，而《水浒》所写的战争场面大都出于想象，有的近似儿戏，地理位置更是错误百出，是名副其实的“纸上谈兵”；《水浒传》如果经过罗贯中编辑整理，至少在地理方位上不至于如此混乱。作为学生，而且参与“编次”，总不会眼睁睁地看见老师的作品中错误百出而无动于衷吧？
集体创作说
一部分学者在研究了全书特点及诸多不足之处后认定，该书应该是一部集体创作。
首先，从结构上看，此书以“聚义梁山”为框架，由许多相对独立的小故事拼合而成，有的故事完整，洋洋洒洒；有的则鸡零狗碎，干瘪苍白。但真正精彩的篇章，都集中在前四十回的几个主要人物，如鲁智深、林冲、宋江、武松、李逵等人身上。这四十回，无论是情节安排、人物塑造，乃至语言风格，都是一个整体，是《水浒传》不断发展的核心。其后的许多情节、人物，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赘加而成，显示出松散零乱，不断地拉长、拼凑的特点。倘是一人或两人创作，决不会出现如此状况。即使是江郎才尽，他也会把那些已经写出的精彩篇章分布于全书的前、中、后各处，以形成“凤头、猪肚、豹尾”和高潮迭起的格局，而决不会像现在这样：前重后轻，前精后粗，前部分雅俗兼备，后续部分则俗不可耐。
其次，从写作水平来看，全书可以划分成若干片段，其中有的极佳，有的平平，有的极差。从语言习惯来看，既有北方方言，也有南方特别是江浙一带方言。从叙述风格来看，既有市井文学的特点，如潘金莲、王婆及“捉奸”段；也有艺人说书的特点，如鲁智深拳打镇关西；还有文人创作和加工的特点，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它显示了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由不同阶层的人参与了创作的实情。
其三，据此推论，则《水浒》的作者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单篇水浒故事的作者，他们是自北宋末年到元末明初的许多口头传说者，民间说书艺人，以某一人物、某一情节为中心的剧作者；另一类则是把单篇故事连缀成一个整体的原始笔录者、编辑整理者和续写者，最后才形成整本《水浒》。
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集体。从时间上说，上起北宋末年，下至明末清初，长达四五百年。从空间上说，东至东海海滨，西至延陕西岳，南至湖广苏杭，北至长城内外，纵横好几千里。说书的，天天在说，天天在修补；演戏的，天天在演，天天也在改进。这些日臻成熟的故事，又被带有不同目的的原始笔录者记录在案，被流落江湖的文人不断地加工、修改。最后，才由出版商、文化人，如施耐庵、罗贯中、金圣叹等编纂出版。他们之间，没有总编，没有计划，各行其是，但最终仍是百川归海，汇聚成了今天的《水浒》。
这也只是聊备一说。《水浒》作者到底是谁，至今仍无定论。
5．唐伯虎：风流才子之谜
提起唐伯虎，人们眼前多会浮现出民间传说和影视作品中演绎的形象：才华横溢，风流倜傥，浪漫非凡。特别是他“三笑点秋香”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成为市井美谈。
历史上的唐伯虎真是这样一个“风流才子”吗？他果真因为美丽的秋香回眸“一笑”，就卖身为僮，“点”了秋香吗？这实在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
跌宕人生
唐伯虎（1470—1523），生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故名唐寅。寅属虎，故字伯虎，号子畏，是我国绘画史上杰出的画家和文学家。其父唐广德是苏州小商，母丘氏。唐伯虎自幼天资聪敏，过目成诵，熟读四书五经，博览《史记》、《昭明文选》等典籍，闲暇时也学画山水花鸟，曾与文徵明一起拜吴门画派创始人沈周为师。
十六岁时，唐伯虎在秀才考试中获第一名，轰动了整个苏州城。因才华出众，他与祝枝山、文徵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亦称“江南四大才子”。
十九岁时，唐伯虎娶当地女子徐氏为妻，两人感情甚洽。
二十五岁那年，唐伯虎家中遭遇特大变故，父、母、妻、子、妹相继去世。这使他深感祸福无端，死生无常，意志一度消沉。后在好友祝枝山、文徵明等人的鼓励下，重拾古文，发愤苦读。
二十九岁时，他参加应天府乡试，名列榜首，一时之间，“解元公唐伯虎”之名，传遍了南京城。
第二年，踌躇满志的唐伯虎进京会试，与江阴举人徐经同行，正所谓“一朝欣得意，联步上京华”。徐经富甲江南，入京后，以钱财贿赂会试主考官程敏政的家僮，得到了试题，并且在开考前请唐伯虎帮他写好了文章。不久事情败露，程敏政遭到弹劾，徐经、唐伯虎也以“科场舞弊”为由锒铛入狱。
徐经家财万贯，大洒银两，自然得到了牢头狱霸的照应；没钱无势的唐伯虎却是吃了不少苦头。他在给好友文徵明的信中，淋漓尽致地倾诉了他的痛苦与屈辱：
……至于天子震赫，召捕诏狱，自贯三木，吏卒如虎，举头抱地，涕泪横集。而后昆山焚如，玉石皆毁；下流难处，众恶所归。……海内遂以寅为不齿之士，握拳张胆，若赴仇敌。知与不知，毕指而唾，辱亦甚矣！
经过一年多的审讯，因查无实据，案情不了了之。《明史？程敏政传》云：“或言敏政之狱，傅瀚欲夺其位，令昶奏之，事秘，莫能明也。”但程敏政因此而致仕（退休），唐伯虎则被黜放到浙江偏远之地为吏。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唐伯虎心灰意冷。他耻于为小吏，又没脸面回家，便开始游山玩水，放浪形骸，遍历浙、皖、湘、鄂、闽、赣等省，第二年才返回苏州。因家境清贫，续弦何氏也离他而去。他住在吴趋坊巷口临街的一座小楼中，以丹青自娱，靠卖文鬻画为生。他写道：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
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言志》）
其宁静淡泊之志跃然纸上。
弘治十八年（1505），三十六岁的唐寅续娶沈九娘为妻，随后在苏州金阊门外桃花坞筑屋，命名为“桃花庵”（遗址在今桃花坞大街），过着清贫闲适的生活。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桃花庵歌》）
明正德九年（1514），唐伯虎被明宗室宁王以重金礼聘到南昌，但他发现宁王心怀异志，便急流勇退。其《诗赠宁王》云：
信口吟成四韵诗，自家计较说和谁？
白头也好簪花朵，明月难将照酒厄。
得一日闲无量福，作千年调笑人痴；
是非满日纷纷事，问我如何总不知？
他佯装疯癫，脱身回归故里，后来宁王起兵反叛朝廷被平定，唐伯虎因而逃脱了杀身之祸。从此他思想渐趋消沉，转而信佛，认为人生正如佛经所示：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亦如电，遂自号“六如居士”。
由于仕途无望，名气逐渐低落，画卖不出去，唐伯虎晚年生活拮据，他在《与文徵明书》中写道：“反视室中，瓶瓯破缺，衣履之外，靡有长物。”
嘉靖二年（1523），唐伯虎贫病交加，在桃花庵溘然长逝，年仅五十四岁。临终前，他取绢一幅，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伯虎绝笔》：
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
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
其旷达若此！
“秋香”之谜
尽管唐伯虎之诗、之书、之画堪称“三绝”，但最为后人所知的还是他“点秋香”的故事。
据现代著名学者赵景深在《三笑姻缘的演变》中考证，该故事起源于元代戏曲和明人笔记，其中王同轨《耳谈》的记述，与“唐伯虎点秋香”情节基本吻合，但主人公却不是唐伯虎。
其大意说，苏州才子陈元超，性格放荡不羁。一次，他和友人游览虎丘，与秋香不期而遇，秋香对陈公子灿然一笑。陈公子访得秋香踪迹后，便乔装打扮，到那官宦人家做了公子的伴读书童。不久，陈元超觉得时机已到，因为他发现公子已经离不开他了，便谎称要回家觅女娶亲。老爷说，府上有这么多婢女，你随便挑。于是陈公子便如愿以偿地点了秋香。
唐伯虎也有一段仅只“一笑”的故事，见于朱季美的笔记《桐下听然》。其大意说：华学士鸿山泊舟吴门，见邻舟一人自酌自饮，科头，时时拍案叫骂，问之，原来是唐伯虎。华学士肃整衣冠过谒，子畏科头相对，谈谑甚洽，对饮而醉，“当谈笑之际，华家小姬隔帘窥之而笑。子畏作《娇女篇》贻鸿山，鸿山作《中酒歌》答之”。
只有隔帘一笑，也有诗，酒，却没有姻缘。
后来，《蕉窗杂录》、《泾林杂记》等书把它编成有头有尾的故事，唐伯虎开始卖身为奴、追求秋香了。到明朝末年小说家冯梦龙的《唐解元一笑姻缘》，“点秋香”故事基本定型。
那么，在历史上到底有没有秋香这个人呢？有。据现代学者孟森考证：秋香姓林，名奴儿，又名金兰，秋香则是她的艺名。她本来出身于官宦人家，自幼聪明伶俐，熟读诗书，且酷爱书画，由于父母双亡，沦落至金陵为妓。
秋香美貌聪慧，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因此在声色场中艳冠一时。秋香确实被人点过，但肯定不是唐伯虎，因为据孟先生考证，秋香比唐伯虎大二十岁。而且，秋香很早就脱籍从良了，有老相好的想和她再叙旧情，她画柳于扇，题诗婉拒：
昔日章台舞细腰，任君攀折嫩枝条。
如今写入丹青里，不许东风再动摇。
可见，即使唐伯虎有可能同秋香相遇，也不会有相亲相爱的机缘。倒是祝枝山不知在什么场合见到过秋香扇面，为她题过一首七绝：
晃玉摇金小扇图，五云楼阁女仙居。
行间看过秋香字，知是成都薛校书。
把秋香比做薛涛，可见她也是个“女中才子”。她的画在当时就很有名气。明《画史》记载：“秋香学画于史廷直、王元父二人，笔最清润。”
《金陵琐事》中还记载了秋香曾向沈周学画。沈周是明代著名画家，也是唐伯虎的、文徵明的绘画老师。他在《临江仙？题林奴儿（即秋香）山水画》中写道：“舞韵歌声都折起，丹青留下芳名。”可见，秋香走出风月场后，曾以绘画闻名于当时。
至于那位华太师，也是有的。他是无锡人华察。据《明史》记载，他字子潜，号鸿山，生于公元1497年，卒于1574年，嘉靖五年（1526）二甲十三名进士。他比唐伯虎小二十七岁。他中进士时，唐伯虎已经去世三年。等到他拜大学士入阁，后来告老回乡时，唐伯虎的棺木早已朽腐了。
并非“风流才子”说
发生在唐伯虎身上的第二桩公案是，他是否自称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此说出自明阎秀卿的《吴郡二科志》。该书记载：唐寅进京会试蒙不白之冤后开始浪迹江湖，曾意气风发地说：“‘大丈夫虽不成名，要当慷慨，何乃效楚囚？’因图其石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对唐伯虎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说，许多人提出了异议。理由是：
其一，有关唐伯虎的风流浪漫故事，基本上都是虚构的。比如秋香，我们已专题讨论过，秋香大唐伯虎二十岁，华太师小唐伯虎二十七岁，这是一个“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故事，与唐伯虎的真实生活无关。又如，他的第三个妻子名叫沈九娘，古代女子常以“某娘”取名，怒沉百宝箱的有“杜十娘”，赵匡胤千里相送的有“赵京娘”，沈九娘很可能是她爹妈的第九个孩子，但好事之徒却把她附会成唐伯虎的第九个妻子，于是便有了“九美图”之说。一夫“九美”，能不风流吗？
其二，阎秀卿虽为明代人，但史料中没发现他同唐伯虎有任何交往。因此，他对唐伯虎的记述没有太大的可靠性。而且，从现存的“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篆文印章来看，朱底白文，约五点五厘米见方，与唐伯虎所作画幅、印章相比，显得过大。特别是印章边款中既有“桃花庵主属戎青刻”的字样，又有文徵明的“题六如居士诗”四首，还有清代金石家汪启淑，画家巢林、西唐等人赞辞、题识，有故弄玄虚之嫌，显然是民间好事者的伪作。
其三，唐伯虎是性情中人，虽是玩世不恭，恃才傲世，但决不会伤害朋友。如果他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那将置同为“江南四大才子”的祝枝山、文徵明等人于何地？特别是祝枝山，年长唐伯虎十岁，才情不在唐伯虎之下，其风流怪诞甚或过之。更重要的是，唐伯虎几度消沉，祝枝山、文徵明都是他的精神支柱，使他在沉沦中奋起；唐伯虎经济拮据时，祝枝山、文徵明都曾给他无私的援助。站在这样有恩有爱的朋友面前，他能、他敢自称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吗？
其四，考唐伯虎生活最如意的时期，不过是他十六岁高中秀才之后的几年。那时他还小，父母在堂，夫妇恩爱，功名还未成就，既不敢高标傲世，也不能风月无边。二十五岁时，父、母、妻、儿、妹相继去世，他一度消沉；二十九岁“秋闱”中解元是他生活的顶峰，但时日苦短，接连要赶到北京参加明春的会试，实在是无暇风流。而一旦会试之后，即被搜捕入狱。出狱后，仕途断绝，颜面扫地，妻子出堂，门庭冷落，仅以卖画为生，惨淡经营，渐入困境，诗作中再也看不见满纸云霞，看不见达意潇洒，多的倒是“悲老大”、“病酒身”、“囊没钱”之类，有感伤语，有失意语，有警世语，有自慰语，有旷达语，但绝无自傲语。特别是晚景凄凉，贫病交加，诗曰：
十朝风雨若昏迷，八口妻孥并告饥。
信是老天真戏我，无人来买扇头诗。
……
荒村风雨杂鸣鸡，燎釜朝厨愧老妻。
谋定一枝新竹卖，市中笋价贱如泥。（《贫士吟》）
“落魄迂疏”，可悲可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说，能附丽于何时、何地呢？
“风流才子”之确证
但是，也有人认为，唐伯虎少年得志，有青云直上之势，中年突遭贬遏，愤而佯狂自傲，称自己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或亦有之。
其一，《吴郡二科志》有较强的史料价值。据有关专家考证，阎起山，字秀卿，长洲人。生于成化十九年（1483），卒于正德二年（1507），享年仅二十四岁。他少年时代就开始结交吴中名流，与文徵明等人有比较密切的交往。《吴郡二科志》撰于弘治十六年（1503），正值唐伯虎盛年，故其记述可信度应与祝枝山相当。这条史料，曾为清初史家尤侗的《明史拟稿》和王鸿绪《明史稿》袭用。书中还记有杨循吉、祝允明（即枝山）、文璧（即征明）、徐祯卿、桑悦、张灵等人之事，大多亲切、平允可读。阎起山以当时人写当时事，以圈内人写圈内事，应为确证，不可因为唐伯虎护短而抹杀其史料价值。
其二，古代文人画士常有刻章明志的雅趣，唐伯虎也不例外。二十五岁那年，相继失去了五位亲人，他想，难道自己的名号“伯虎”和那象征灾难的“白虎星”有什么关联吗？他不相信命运，索性就自称“白虎”，还刻了一枚以“白虎”命名的印章，堂而皇之地盖在许多传世画作上。这既是一种无奈的自嘲，更是他反叛性格的充分体现。此外，他的名号除“子畏”外，还有“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史”等，大都是一时一事的触动，兴之所至而为。当他锒铛入狱之后，浪迹江湖之时，他的才华，他的傲气，他的自嘲与玩世不恭，促使他刻一枚“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印章，以宣泄心中的块垒，是完全可能的。
其三，“科场舞弊案”发生后，唐伯虎的功名仕途遭到了灭顶之灾。真个是心比天高，命如纸薄！沮丧、失望、屈辱、悲愤……本来就恃才狂放的唐伯虎，自然就采取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以寻求自我解脱。他开始浪迹江湖，佯狂不羁，出入于茶肆酒楼，流连于烟花柳巷，既然做“正统文人”无望，他的叛逆性足够支持他以“风流才子”自居。这既是一种宣泄，也是一种抗争，既嘲弄了当局，也在嘲弄自己。其《绮疏遗恨》之诗云：
月沈花谢事堪伤，春树红颜梦短长。
只有绣床针线在，残绒留得口脂香。（《绣床》）
三尺银擎隔帐燃，欢愉未了散姻缘。
愿教化作光明藏，照彻黄泉不晓天。（《灯擎》）
其“风流”之情跃然纸上。在古代，妓院承担着社交的职能，文人名士在妓院中厮混，是一种时尚。从明代的复社诸公，熟知的如侯公子，到民初的党国新贵，熟知的如蔡锷，都曾以妓院为背景，纵横捭阖。
《明史》载：祝枝山成名之后，“求文及书者踵至，多贿妓掩得之”。意思是，祝枝山常常留宿妓院，向他求文、求字的人成群结队，大多是通过贿赂妓女，采取突然袭击手段，才能得到。唐伯虎在《言怀》中缅怀往事时也说：“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