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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但随着洪武时代的结束，这种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弊端也就暴露无遗了。
齐泰、黄子澄等人的初衷应该说是对的，但他们过高地估计了王朝的实力。开始的“削藩”进行得还比较顺利，周、代、岷、湘、齐等藩王先后被削夺，“湘王自焚，余皆废为庶人”。但进一步想削夺其中势力最大的藩王——燕王朱棣时，大麻烦出现了。
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誓师“靖难”，挥军南下京师。
在靖难之变中，方孝孺与朱棣是势不两立的。建文帝讨伐燕王的诏檄大多出自方孝孺之手。朱棣曾经两次试图以罢兵作为缓兵之计，都被方孝孺识破，并力劝建文帝不要被他迷惑，使得朱棣屡屡未能得逞。方孝孺还多次为建文帝出谋划策，甚至使用反间计来离间朱棣父子。
遗憾的是，前方战况不佳。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将建文帝和方孝孺等人逐渐推向了绝境。朱元璋为了能让子孙后代永享太平，将久经沙场的元勋宿将几乎斩杀殆尽，现在，上自文弱的建文帝，下至满腹诗书的方孝孺等人，面对来势汹汹的燕王朱棣却都束手无策。
朱棣出兵时，他最倚赖的谋士姚广孝曾对他说：“臣有所托。”
朱棣问：“何为？”
姚广孝答道：“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学行，城破之日，必不降附，幸勿杀之。杀孝孺，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朱棣颔首答应。
人间惨剧
朱棣占领南京后，方孝孺果然不肯归附。因姚广孝事先嘱托过，朱棣没有杀他，而是将他投入狱中。
其实，朱棣也有意借用方孝孺的威望来收揽人心，所以燕军攻破南京后，朱棣屡次派人到狱中向方孝孺招降，希望由他撰写新皇帝即位的诏书，方孝孺坚决不从。朱棣又派孝孺的学生廖镛、廖铭二人前去劝说，反被孝孺痛斥一顿。最后朱棣强行派人押解方孝孺上殿，方孝孺披麻戴孝而入，悲恸而极，哭声响彻大殿。
朱棣亲自从御榻上走下来劝他说：“方先生不必自苦，我不过是想效法周公辅佐成王罢了。”这里说的“成王”，指的是建文帝。
“那么成王呢？”方孝孺问。
“他自己自焚而死了。”
“何不立成王之子？”
“国赖长君。”朱棣有些窘了。
所谓“成王之子”，是指建文帝的二子。长子名文奎，年方七岁，城陷后不知所终，大概是焚宫之时，烧得尸骨无存了。次子尚只两岁，名文圭，后被朱棣幽禁于中都广安宫，号为“建庶人”，前后历五帝，共五十五年，从小没有接触过高墙以外的人世，到英宗复辟后被释放时，形同白痴，连猪犬都不认得。
方孝孺反驳道：“何不立成王之弟？”
驳得朱棣哑口无言，只好说：“这是我的家事。”
接着，他叫左右拿笔墨来，坚决地说：“诏告天下，非先生来写不可！”
孝孺接过笔，写上“燕贼篡位”几个字后，随即掷笔于地，且哭且骂：“死就死！诏书绝不能写。”
朱棣勃然变色，提出警告：“你难道不怕灭九族？”
“灭十族又如何？”
“好！”朱棣恶狠狠地说，“我就灭你的十族。”
于是，朱棣一面命人继续将方孝孺关押狱中，一面搜捕其亲戚家属等人，以及他的学生，算作十族，押解至京。
在当年的六月二十五日，也就是朱棣登上皇帝宝座的第八天，就在南京的聚宝门，当着方孝孺的面，朱棣将“十族”一个一个地杀戮。每杀一个追问一声方孝孺，是否回心转意。当方孝孺看到他的弟弟方孝友受自己的牵连，就要被砍头时，深感痛心，泪流满面。
方孝孺兄弟三人，感情很好。哥哥方孝闻早在方孝孺任职汉中府的时候，就已病逝。方孝孺听到丧讯，悲伤了很久。而今，弟弟又遭此劫难，方孝孺内心的伤痛无法言说。他的弟弟孝友却丝毫没有责怪他，反而在死前劝慰其兄，作诗道：
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
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
诛方孝孺十族，死者达八百七十三人，行刑七日方止。
临到最后杀方孝孺时，方孝孺谩骂不止。朱棣先是命人将方孝孺的嘴割裂至两耳，并割下舌头，随后处以凌迟之刑。
死前，年仅四十六岁的方孝孺器宇轩昂，作《绝命词》一首。
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
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
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
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清初史家谷应泰这样叹道：“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世谓天道好还，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
舍生取义，还是愚忠？
有明以来，人们都认为方孝孺以一介书生，忠贞不屈，在残酷的屠戮面前无所畏惧，坦然走向死亡，是读书人的楷模。然而，近来也有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其一，方孝孺可不可以不死？
方孝孺舍生取义，才留下千古英名；如果他一念之差写了诏书，难道就会遗臭万年吗？就算方孝孺接着为成祖做事，也算不上失节，因为他不是投靠了异族或敌国，就连服务对象的姓氏都没有改变，就像成祖所说的这是他的“家事”。
魏征在唐太宗李世民夺取政权前，是辅佐太子李建成的，也就是太宗的对立面；李建成被杀，李世民即位后他转而为李世民出谋划策，为“贞观之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闻名后世的一代良相。他死后，李世民十分悲哀并感慨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方孝孺完全可以不死，像魏征一样辅佐新主，建立不世之功勋。唐代以后谁笑话过魏征？谁也没笑话过，赞美之词倒是不少。为了朱家的“家事”而慷慨献身，值得吗？
其二，方孝孺应该怎样去死？
是的，民族是要有精神的，做人也要有是非观、有骨气。我们赞美那些因坚持真理、维护信仰而视死如归的铮铮铁汉，也赞美在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为国家、为民族英勇捐躯的民族英雄。即使方孝孺先生选择了“忠臣不事二主”的儒家正统观念，也仍然值得我们尊重。
翻开史书，为信仰献身之人不胜枚举。前有魏晋时之嵇康，面对司马集团的屠刀，谈笑从容，作广陵绝响；后有戊戌六君子之谭嗣同，狱中题壁：“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都留下了悲壮的佳话。
当金川门破之日，方孝孺先生面临三条选择：降，逃，死。
“降”，方先生是不屑的。
“逃”，不失为一种进退自如的选择。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连你的主子建文帝都逃了，你为何不逃呢？你逃了，对姚广孝有过承诺的朱棣也不会穷追猛赶。时势不利，你可以隐居深山，结草为庐，诵经课徒，兀兀穷年。渴了，有山泉清露；饥了，可采芹采蕨。一旦时机好转，方先生振臂一呼，定然是四海云集，说不定还可以为苦命的“建庶人”挣得一片天下。仔细掂量，逃是一个智者在当时可能做出的最佳选择，可惜的是，方先生不是智者。
方先生心存大忠，却无大智，这就铸就了方先生必然的悲剧。
方先生选择了“死”，决心以身殉难，这仍然值得我们尊重，但我们并不赞成方先生的这种死法。
方先生可以阖门不出，顶礼焚香，自刭于家；方先生也可以青衣素服，仰天长啸，自沉于水；方先生甚至还可以朝服冠冕地出现于金銮宝殿，义正词严宣布自己的主张后，触阶或触柱自杀而亡。朱棣对方孝孺“城破之日，必不降附”早有思想准备，因而对他的这几种自杀方式不会感到意外，也就不会引发怒火万丈，逆鳞喷血，更不会导演出“灭三族”、“灭九族”，乃至“灭十族”的悲剧。方先生也就死得其所了。
说不定，朱棣为了讨好士人，安抚满朝文武，借重方孝孺的威望，对他的死来一个假惺惺的欷？#91；不已，给他一个旌表，给他的家属以应有的安抚——类似的例子在改朝换代中比比皆是。这样，方先生保持了名节，子孙也享受到了余荫，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即使朱棣穷凶极恶，继续施逞淫威，仍然是“三族”、“九族”地杀将下去，那么，后世史家更可以认识朱棣的残暴本质，而不会拿方先生来说事了。
其三，方孝孺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死法？
严格地说，方先生的死法是他自己设计的：他决心用一场轰轰烈烈的死来成就自己的名节。登殿，“披麻戴孝”，“哭声响彻大殿”；问答，针尖对麦芒，反宾为主，步步紧逼；写诏，大书“燕贼篡位”，然后“掷笔于地”。逼得朱棣不得不脱下礼贤下士的伪装，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
当勃然大怒的朱棣用“灭九族”进行威胁时，方孝孺竟说：“灭十族又如何？”
慷慨激昂，掷地有声。可叹的是，这已经是“慷”他人之“慨”了，方先生决心为自己的主子殉葬，又何必搭上这八百七十三条无辜的生命呢？
明朝钱士升在《皇明表忠记》中就指责方孝孺说：“孝孺十族之诛，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断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顾。”一个“激”字，点明了方孝孺的心机，唯恐其不怒，唯恐其不杀，唯恐其杀之不多；杀得越多，就越能彰显朱棣的罪恶，就越能展示自己的名节。
于是，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幕“闹剧”开始了血淋淋的演出：一个是要无限张扬自己权威的杀人狂，一个是想无限抬升自己名节的偏执狂。两强相遇，小民遭殃。
杀！杀！杀！只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当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亲戚，朋友，门生，故旧，认得的，不认得的，昂首挺胸的，浑身颤抖的，乃至于妇幼婴儿……牵引到方先生面前就戮的时候，当一具具鲜血淋漓的尸体如小山般堆积在方先生的面前的时候，他居然无动于衷，面不改色心不跳。
一个敢杀，一个能忍，视生命如草芥！
怎么来解释这样一个癫狂的现象呢？有人说：这是两个疯子，“精神变态，心理疯狂”。而方孝孺，则“是一个受理学毒害至深、泯灭了人性的腐儒”。
方先生的名节总算是成就了，但这个用八百七十三条血肉之躯垫抬起来的名节里，掺和了太多的血污！
呜呼，哀哉！
3．张居正：死后清算之谜
在明朝，按法律规定，抄家的罪状有三条，“一谋反，二叛逆，三奸党”。张居正生前身居首辅，位极人臣，政令通达，功勋卓著，死时谥“文忠”，也极尽哀荣。然而死后不到一年，却遭到了“抄家”的惨祸，长子自缢，家人被发配戍边。
他有谋反、叛逆、奸党的嫌疑吗？没有。那么，他的家庭为什么要在他死之后遭此灾难呢？对此，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首辅之路
张居正，嘉靖四年（1525）生于湖北江陵（今荆州），字叔大，号太岳。相传他出生时，他的曾祖父梦到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一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悠悠地浮起。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便顺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张居正的确聪颖过人，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他五岁入学，十岁通六经，十二岁中秀才，十三岁时参加乡试，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广巡抚顾璘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炼几年，才未中举。三年后，才高气傲的张居正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了一名少年举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翰林院是朝廷的智囊团，人才储备库。进入了翰林院，标志着张居正将有一个坦荡的仕途。他被安排到裕王府，为嘉靖皇帝的第二个儿子朱载垕讲课。1566年，嘉靖皇帝去世，朱载垕继承了皇位，是为隆庆皇帝。登基不久，他就将张居正拔擢为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赞机务。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这年，张居正四十三岁。
隆庆六年（1572）五月，意外的机遇降临了：皇帝病故，遗诏任命高拱、张居正、高仪三名内阁辅臣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同为顾命大臣，辅佐不到十岁的小皇帝万历登基。
高拱一向以精明强干自诩，傲视同僚，对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弄权于宫闱极为不满。他起草了一份旨在削夺冯保权力的《陈五事疏》，以阁臣联名的方式提交皇帝。在征求张居正的意见时，张居正假意答应了他，暗地里却把消息传递给了冯保。
按照高拱的部署，他的门生故吏一起向冯保发难：什么“四逆六罪”、“三大奸”，罪名骇人听闻，措辞毫不掩饰，必欲置冯保于死地。比如“不可赦”罪第一条，就是指责冯保虽然是个太监，却精通房中术，给先帝“诲淫之器”、“邪燥之药”，导致先帝早崩。仅此一条，就足以要了冯保的命。
当然，冯保也不是等闲之辈，他派亲信向张居正讨教，张居正告诉他：“勿惧，便好将计就计为之。”
原来，穆宗死时，高拱在内阁恸哭时，曾说过“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之类的话。冯保根据张居正提供的线索，改变成一句“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向皇太后、皇上告密。皇太后听了，非常震惊；小皇帝听了，也马上变了脸色。
高拱败局已定，不过他自己还被蒙在鼓里。
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早朝，宫中传出话来：“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至！”高拱满以为是小皇帝要下旨处分冯保，颇为兴高采烈。
当高拱、张居正及文武百官到会极门跪接圣旨时，太监王蓁捧着圣旨高声念道：“皇太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着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据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描述，当时的高拱“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地不能起”，在一旁的张居正“掖之起”，“使两吏扶携出”。
高拱出京途中十分狼狈。文秉《定陵注略》用这样的措辞来描绘：“缇骑兵番，踉跄逼逐”；“囊筐攘夺无遗”；“仆婢多逃，资斧尽丧”；“出都门二十余里，馁甚，止野店为食”。
卧病在家的另一顾命大臣高仪，听到高拱“回籍闲住”的圣旨，大惊失色，担心牵连自己，忧心忡忡，病情加剧，呕血三日而死。
三位顾命大臣，一个斥逐，一个病死，剩下张居正一人，理所当然地成为内阁首辅，担当起了辅佐小皇帝的重责，同时也开启了他十年辉煌的政治生涯。
一个成功的改革家
就其业绩而言，张居正不只是明朝唯一的大政治家，而且是汉朝以来最成功的改革家。现代学者黎东方先生说，能同张居正勉强相比的只有诸葛亮和王安石。不过，诸葛亮处境艰难，未能施展其经纶于全国；王安石则富于理想，却拙于实行。
张居正则不然。上有皇太后、皇帝的支持，内有太监总管冯保的呼应，张居正的改革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因而也是卓有成效的。
在内政上，他大力整顿吏治，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目标，淘汰了一批冗官，厘清了六部及有关单位的职责，使政令畅通，秩序井然。
在经济上，他下令清丈全国土地，查出漏税土地达三百万顷，使朝廷的税收成倍增加。在这个基础上，他又雷厉风行地推行“一条鞭法”，即把田赋、徭役和杂税等集中起来，折合成银两，分摊到田亩上，田多者多出。这不只抑制了强豪兼并，而且切实地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
在军事上，他任用李成梁、戚继光等名将整饬武备，边境晏然。不只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几近绝迹，连西北一带的边患也不再发生。
史家一致认为，万历初年，是明朝中叶以来形势最好的一段时期。张居正运筹帷幄，勤勤恳恳，取得了“海内肃清，四夷营服，太仓粟可支十年，库寺积金四百余万”的辉煌业绩。
黎东方先生说：“明朝自成祖、宣宗以后，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张居正能以超人的铁腕，把政风士习扭转，做到令出必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边境相当太平，国内家给户足，转贫为富，化弱为强，真令人心向往之。”
但是，张居正的为人却有一些致命的弱点。
首先，由于他过于负责和专断，未免得罪了一些僚属；而清丈田亩、改革赋税，又触动了一些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他办事雷厉风行，锋芒毕露，因而也树敌过多。
其次，张居正善于玩弄权术，纵横捭阖于宫闱与朝臣之间，他与太监冯保互为表里，建立起来的政治联盟有效地垄断了朝廷，不论其用心如何，都为正统的士大夫所不齿。
第三，他生活张扬、豪奢，律己未必甚严，在有些人看来，他有贪污、受贿的嫌疑。
当他有权有势的时候，确乎能形成一派政通人和的假象，而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容易受到无情的攻击。
“夺情”是他死后灾难的一次预演，可惜的是，张居正工于谋事，拙于自保，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
“夺情”风波
万历五年（1577）九月十三日，张居正父亲病逝。按明代礼制，内外官吏人等都有“丁忧”制度。如果父母去世，须辞官守孝二十七个月，不计闰月，期满起复。
但是，如果国事需要，由皇上特别指定，不许辞职守孝，继续留任，则称之为“夺情”。不过，明朝立国以来，除了直接带兵打仗的官员外，在朝大臣是很少被“夺情”的。
开始，万历小皇帝朱翊钧给张居正写了一道谕旨，安慰老师，但是并没有刻意挽留。
此时的张居正内心十分矛盾：一方面，皇帝年幼，他们母子都离不开他这个深谋老算的顾命大臣；另一方面，他自己推行的改革正处在关键时刻，一旦离任，后继非人，后果不堪设想。但如果他恋栈不退，则容易在道德上遭人非难。
正在他进退两难之际，小皇帝果然下了一道“夺情”的圣旨：“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着，不必具辞。”
尽管张居正一再上疏要求“守制”，而小皇帝却坚持“夺情”。张居正毕竟是玩弄权术的老手，他最后提出了“夺俸守制”的要求，即在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