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尽管张居正一再上疏要求“守制”，而小皇帝却坚持“夺情”。张居正毕竟是玩弄权术的老手，他最后提出了“夺俸守制”的要求，即在守制期间，照常给皇帝办事，不拿薪水。这下子小皇帝同意了。
但是，朝廷也不能让张先生白干呀！于是，小皇帝命令，光禄寺每日给张先生家送酒饭两桌，有关衙门每月给张先生送米十石，香油三百斤，茶叶三十斤，盐一百斤，黄白蜡烛三百支，柴薪二十杠，炭火三十包，到服满为止。
朝廷对张先生的恩宠，可以说是到了极致。
但是，在以宗法、礼教立国的明朝，父死不守孝是有关天理、人伦的大事。适逢十月初五，天上出现彗星，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不祥之兆，皇帝下诏求言，于是有人把这件事同“夺情”之举联系起来。
率先上疏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这位隆庆五年（1571）的进士，与张居正有师生之谊，但此时却上了一道《因变陈言明大义以植纲常疏》，以为“夺情”既不近人伦情理，也不合义理法度。第二天，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再上疏，请令张居正奔丧归葬，事毕回朝。第三天，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又联名上疏，奏请令张居正回籍守耕。小皇帝朱翊钧龙颜大怒，他觉得吴中行四人的矛头不只是对着张先生的“夺情”，也是对自己权威的藐视。他决定效法列祖列宗，对直言犯谏的大臣施行惯用手法——廷杖。吴中行、赵用贤各六十棍，被打得死去活来；艾穆、沈思孝各八十棍，刑后收监充军。
朝臣中竟也有不被这场淫威所吓倒的，那就是刑部观政进士邹元标，他对张居正素无好感，就在四人廷杖的当天，他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奏疏呈上，矛头直指张居正的诸般过失。结果，邹元标也被廷杖，遣戍都匀卫。同时遭廷杖的还有一位来自浙江余姚的布衣姚韩，他也上了一道万言疏指责张居正，被打后发送原籍。
反对张居正“夺情”的斗争终于被镇压下去了，但张居正在士林中的声望却从此一落千丈！
身后荣辱万万千
万历十年（1582）春，张居正病重，久治不愈，上自六部尚书下至各部刀笔吏，无不设道场为其祈福。有些朝廷命官弃本职工作不顾，日夜奔走于佛事道场，甚至在官署中也摆上了香火缭绕的神坛。京官们如此，各地封疆大吏也起而效尤。一时间，僧道云集，乌烟瘴气，朝野一片混乱。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五十八岁的张居正病逝。
张居正死后，神宗“怆悼辍朝”，特许京城设祭坛九座，供官、民吊唁，后因赴吊的人太多，又增设七座。追封张居正为上柱国、谥文忠，特派司礼监太监陈政为总管事，由在京的四品堂官、锦衣卫等组成护丧队伍，护送其灵柩归返故乡荆州。夏日炎炎，张居正的灵车及辎重车七百余辆，在三千名军卒夫役的推拥下，浩浩荡荡地沿官道向湖广方向缓缓行进；这支队伍前后十余里延绵不绝，沿途路祭的各地百姓更是看不到头。
同年十二月，朝政格局却发生了出人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重大倾斜——神宗瞅准宫内太监总管冯保失去了内阁支持的时机，成功地翦除了这个自幼即掖抱陪伴他的“大伴”。事后，他还故作宽大地假惺惺说道：“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本当显戮。念系皇考付托，效劳日久，故从宽着降奉御，发南京新房闲住。”总算是宽大处理，只查抄了家产，并未为难他本人。
冯保倒台了，这不啻是个政治信号。反对派们活跃起来了。
率先弹劾张居正的是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他上疏开列了张居正的十四条罪状。神宗对此疏的批注含糊不清，模棱两可。敏感的朝臣们心领神会，于是弹劾的奏章雪片似地飞来。
万历十二年（1584）正月，洪竞上疏为父申冤，向万历皇帝哭诉了张居正指使劳堪害死其父的经过。
前任首辅高拱也送来了《病榻遗言》，揭露了张居正与冯保联手，把自己赶下首辅之位，并欲置之于死地的过程。
一时间，朝野呼应，上下其手，闹得群情汹汹，最终导致神宗决定对尸骨未寒的张居正痛下杀手！
万历十二年四月，神宗颁发了查抄荆州张家的诏书，由司礼监太监张诚和刑部右侍郎丘橓等人所主持的抄家之举，把皇帝翻脸不认人的冷酷面目实施到了极致：他们还没有赶到江陵，就命令地方官登录张府人口，封闭府门，一些老弱妇孺来不及退出，门已封闭，饿死十余人，相传死者“皆为犬所残食而尽”。
在查抄家产中，张、丘二人更是锱铢必究，大加拷问，穷迫硬索，扬言张家藏有两百万两银子。其长子张敬修经不起拷掠，屈打成招，指认有三十万两银子藏匿于张居正的亲信曾省吾、王篆、傅作舟等人家里。于是，锦衣卫分头赶往上述三家，可抄查出的银子却一共未足十万两。三子懋修实在受不了如此折磨，自杀未遂；敬修羞愤交加，自缢身亡。
此番抄查张家所获，据刑部当时列的清单，计为：黄金两千四百余两，白银十万七千七百余两，金器三千七百一十余两，金首饰九百余两，银器五千二百余两，银首饰一万余两，另有玉带十六条等等。这与神宗原先的估计相去甚远。
张家的财产，后来被运到了北京，共一百一十抬，并没有什么值得注目的珍品。有专家估算，若是把他家的总资产折合成白银，大约只是严嵩的十分之一二；而与冯保相比，还不到其十分之一。不知万历帝过目之后有何感想，应该多少有点失望吧！
死后清算之谜
张居正是明朝最有权力、最具影响的内阁首辅。他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他是小皇帝不可一日或缺的靠山，是“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他的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立，而被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神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对死去不久的张居正下如此毒手呢？
历史学家分析，其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这是君臣之间十年积怨的总清算。
在封建王朝里，君权和相权是一对相依相克的矛盾。君权过于弱小时，需要强大的相权来支撑；而过于强大的相权，则会矮化皇室，遭到帝王的忌恨。
张居正开始辅佐神宗时，小皇帝年仅十岁，为了稳定政权，神宗母子都对张居正有所倚赖，尊重备至，言听计从。但是，这位元辅对小皇帝管束过严，干涉过多，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已经开始了由亲近、尊重向着畏惧、厌恶的方向转变。这一点，过于自信的张先生并没有察觉。
张居正以严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对待小皇帝，每天布置功课，如果小皇帝没有认真背诵或领会，就会遭到严厉的斥责。有一次，小万历读《论语？乡党》时，把“色勃如也”读成了“色背如也”。张居正当着众大臣的面，厉声吆喝，吓得小皇帝连忙低头纠正。平时，如果小皇帝背着张居正做了越制出轨的事，冯保就会吓唬他：“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小皇帝听了，很快就会收敛自己。
但是，小皇帝逐渐长大了，成人了，开始懂得了皇上的权威和分量了。而张居正仍然把持朝政，作威作福，甚至对他的宫闱生活也说三道四，这使得神宗对张居正的态度向着仇恨方向迅速逆转。
权高震主，是为臣之大忌；张先生却是自鸣自得，浑然不觉。岂知，他所揽之权，就是神宗之皇权；张居正的高大显赫，就反衬出神宗的卑微猥琐；群臣对张居正的恭维，就是对皇上的蔑视。是可忍，孰不可忍？成长起来的神宗必然要扳倒张居正，夺回皇权，一消这十年的积愤。即使张居正不死，这场君权和相权的斗争也将在短期爆发。
而在封建社会里，权力的天平总是向着君权倾斜，因此，张居正的覆灭和被清算是必然的。
其二，这是走出张居正阴影，一展帝王雄威的大决策。
张居正死了，走了，埋了；神宗皇帝就可以乾坤独断，一展帝王雄威了。这就是神宗皇帝充分展示他的大度，极尽哀荣地礼送张居正归山的根本原因。
但是神宗皇帝没有料到，张居正虽然走了，却是阴魂不散，自己仍然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中。每有诏令，群臣就会观望、比较，假如张先生在，将会怎样决策；每有行事，神宗皇帝也会自我掂量，假如张先生在，将会怎样评判。张先生的阴影仍然高高地悬立在朝堂之上，俯视着神宗，使他自卑，自疑，猥琐，狼狈不堪。他的自尊心、虚荣心受到极大的创伤，与此同时，他的逆反心理、仇恨心理也开始极度膨胀。他愤慨，激昂，烈火中烧，不能自已，就像咆哮在火山之下的岩浆，必欲冲破压顶的山石，一吐胸中之块垒而后快。
最初，他用温和的手段割舍他的“大伴”，他感受到了一种无羁无绊的轻松，独来独往的愉悦，以及隐秘于心灵深处的邪恶的复仇的快感。这使他惊奇，震动，也受到启发和诱惑。于是，他决心粉碎这座高立于庙堂之上的偶像，搬掉压抑在他心灵之中的块垒，扫荡笼罩在他头顶之上的阴影。这是一个大决策，大决战！战斗必然成功，唯如此他才可以真正成为屹立于万民之上、天马行空、受到万民仰望的皇帝了！哈，痛快！
有了这样的思维，张先生的形象能不被撕裂、不被践踏吗？
其三，神宗的贪财好利，也推动了清算的进程。
《明史纪事本末》中记叙了明神宗查抄张居正荆州老宅之前与皇太后的一段对话。
这一年，神宗的同母弟潞王已年满十六岁，该议婚了，可操办婚礼的银子还有一多半没有着落，慈圣皇太后一想到此事，就感到烦心。神宗听了，满不在乎地说：“这事您别着急，我有办法！现在朝中的这些官儿们都无耻极了，他们一定是看冯公公、张太师权大，把好多钱财珠宝都作为礼物存放在这两家了。”
太后听了，心里有了些把握，跃跃欲试地说：“假使查抄他们的家，这些钱财就都到手了吗？”
“这个冯保诡计多端，那些钱财恐怕都悄悄地转移了。”
正好这时候，云南道御史羊可立上了一道“已故大学士张居正隐占废辽府第田，乞严行查勘”的疏奏，已废辽王次妃王氏也奏称辽王府“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府”。都说得有根有据。再加上冯保抄家，所得巨万，这位贪财好利的皇帝能不动心吗？至此，张居正家厄运难逃。
此外，张居正一人独大，后继无人，也是他败亡得那样迅速、那样彻底的一个原因。他刚愎自用，偏信偏听，喜欢阿谀奉承之徒，打击直言敢谏之士。到万历皇帝决心向他清算的时候，大家一呼百诺，奋勇争先。没有人敢替他说话，替他伸冤。相反，那些受他提拔、被他重用的新政人物，反倒成了反张居正的急先锋。张居正厉行的改革，也就因此而寿终正寝了。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初大骂张居正是禽兽，被廷杖致残的邹元标，竟然拖着一条瘸腿，为张居正的昭雪奔走呼号，试图召回失去的新政。
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这座经历了两百年风雨的古老的帝国大厦，终于在六十年后，被历史的巨浪冲击得土崩瓦解！
三、宫闱六大悬案
4．明宫“伟哥”：红丸案之谜
明末三大疑案，“梃击案”在前，“移宫案”在后，“红丸案”正当高潮。人们之所以特别注意“红丸案”，因为它是牵涉皇帝性命的要案、大案。
“红丸”遗风
“红丸”又称红铅丸，是宫中特制的一种春药。
春药在我国宫廷有悠久的历史。汉代有“慎恤胶”，汉成帝刘骜同赵合德一起，把“一丸一幸”的慎恤胶一次吃了七丸，结果浑身发烧，精液流注不止而死。魏晋有“五石散”，晋惠帝和他的臣属裸体同妃子、宫女一起饮酒作乐，用的就是这个“五石散”。唐宋在“五石散”的基础上，加上桑螵蛸之类的壮阳补肾药，称为“阳起石”。明代又加入雄蚕蛾，被称为“颤声娇”。在《金瓶梅》里，大淫棍西门庆大战潘金莲、李瓶儿，靠的就是从秃和尚处讨得的“颤声娇”。
到了明代，春药已经发展得登峰造极，成了色鬼们淫乐的帮手，也成了他们勾魂的无常。
明代皇宫长期以重赏吸引献这类秘方的人，从宪宗成化年间起，献秘方者络绎不绝。陶仲文本是个不见经传的守仓库的小吏，因献房中秘方而受宠于嘉靖，一跃而成为朝廷显贵。传说，他所献的春药秘方，就是“红铅丸”。
这红铅丸制法特别：须取童女首次月经盛在金银器内，加上夜半第一滴露水、乌梅等药，连煮七次浓缩，再加上乳香、没药、辰砂、南蛮松脂、尿粉等搅拌均匀，用火提炼，最后才形成固体，制成丸药。
据《明实录》：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月，从畿内挑选十一至十四岁少女三百人入宫；三十一年（1552）十二月，又选三百人；三十四年（1555）九月，选民间女子十岁以下一百六十人；同年十一月，又选湖广民间女子二十余人；四十三年（1564）正月，选宫女三百人，前后共计一千零八十人。这些尚未成年的小姑娘，后来竟成了嘉靖皇帝制药用的“药渣”。
与陶仲文同时代的文人王世贞的《西城宫词》写道：
两角鸦青两箸红，灵犀一点未曾通。
自缘身作延年药，憔悴春风雨露中。
写的就是这些可怜的小姑娘。
由于嘉靖帝凶狠的淫欲和无情的摧残，引发了一场中国历史绝无仅有的宫女暴动，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几名宫女一起上阵，用绳子套住嘉靖帝的脖子，要把嘉靖帝勒死……
据朱东润先生考证：嘉靖帝的儿子穆宗于三十六岁时，也是躁死在这红铅丸上。
宫廷内外，肉欲横流。嗣皇帝朱常洛继承了其父贪财好色的遗风，再一次地栽倒在这红铅丸上，也就不足为怪了。
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的一个夜晚，一个名叫张差的汉子手持枣木棒，闯进皇太子朱常洛的慈庆宫，见人就打，把内侍李鉴打伤，究其目的，当然是想打死皇太子。这就是有名的“梃击案”。
原来，皇长子朱常洛是恭妃所生，按照封建社会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理应被立为太子；但万历帝宠爱郑贵妃，想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由于朝臣的极力反对，立储之争长达十多年。直到朱常洛二十岁大婚之际，才不得不勉强把他立为太子。
梃击案一发生，人们就立即想到了郑贵妃。深入一查，果然是郑贵妃的执事太监庞保和刘成指使的。大臣们群情激愤，一定要再追元凶。
郑贵妃做贼心虚，便向万历帝哭诉。
万历说：“事情闹成这样，怕难解了。如果皇太子肯出面，也许倒好办。可是，你得亲自去求求他。”
郑贵妃无奈，只得去求那个一向被她欺凌、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皇太子。《明史》记载：“贵妃向太子号诉。贵妃拜，太子亦拜。”皇太子地位脆弱，也愿意就此息事宁人。于是万历破例在慈宁宫召见大臣。注意：此时的万历不临朝视事已达二十五年之久，绝大部分的大臣都从未见过皇帝。
万历皇帝说：“我父子亲密无间，你们为什么总要离间我父子关系？”说着，他拉起朱常洛的手，“此子孝顺，我非常喜欢，怎么会更换太子呢？要是想换，不早就换了；现在孙儿辈都已经长大成人，不应该再有这样的闲话了。”
接着，太子朱常洛也说：“我们父子如此亲爱，你们却是议论纷纷，这不只是你们目无君长，也使我陷入不孝之地，此后万万不可如此。”
万历问群臣还有什么意见，众大臣都叩首谢恩，噤若寒蝉。
有一个不知趣的监察御史，名叫刘光复，刚刚开口启奏，还不知是说了什么，就被万历大喝一声“拿下”，立刻被几个宦官扑倒，打得皮开肉绽，摔下台阶。阁臣吴道南当场吓倒，屎尿失禁，耳聋目盲，竟如木偶一般。
最后太子发话：张差的事就是张差的事，不许株连。
众大臣谁敢再议？立即唯唯退朝。第二天，把张差杀头了事。
十多天后，又悄悄把郑贵妃派出策动张差闹事的两个太监庞保、刘成在内廷处决。杀人灭口，死无对证，“梃击案”才算告一段落。
明代“伟哥”悲剧
这时的郑贵妃总算明白：皇太子废立之事已成泡影，朱常洛就是未来的皇帝。于是改弦易辙，借口感激他的解救之恩，对他曲意逢迎起来。
除了不断供给珍宝、钱财外，还从自己身边挑选了八名美女，供给朱常洛享用。
这朱常洛体质原本不好，此时忽然从逆境转入顺境，正如贫儿乍富，不免失之放纵。有了这八名美女，更是雪上加霜，到他父亲死时，他的身体也到了崩溃的边缘。
他是1620年八月初一登基的。只是勉强支撑着，才完成了即位大典。开始十多天他还能理事，后来就卧床不起了。
这一夜，八美人之一的吴赞侍寝。朱常洛服了一粒红铅丸，狂躁不已。尽管乖觉的吴赞一再提醒“皇上，请节制”，朱常洛却神情异常兴奋，狂笑不止，使得吴赞不得不在第二天一早去求助于御医。
当日太医院由崔文升值班，听说皇帝亢奋狂躁，不知是阴虚肾竭，还以为是邪热内蕴，于是拿起笔来，下了一副泻火通便的猛药。哪知一剂到位，嗣皇帝就“一泻千里”，一昼夜竟拉了三四十次之多。
朝廷重臣杨涟立即上疏，指责崔文升，说皇帝弱柔之躯，宜补而误用泻药。崔文升也立即疏辩自卫，说新皇帝的病因乃多用红铅丸、“居处无节”所致，所以宜泄而不宜补。
新进的东林党人立即群起而攻，说崔“既益圣躬之疾，又损圣躬之名”——意思是，你的用药加重圣上的病，还居然敢抖出红铅丸的秘事，败坏了嗣皇帝的名声。
然而，新皇帝的病竟不断加重，以致不得不召来辅政大臣和皇太子来安排后事了。这时候，皇帝突然睁开眼睛问：“听说，鸿胪寺有人前来进药，他在哪里？”
首辅方以哲答道：“鸿胪寺丞李右灼说他有仙方可治圣上的病，臣等未敢轻信。”
可是这位已经自知不行了的皇帝想试试这个“仙方”，即刻派人宣李可灼进宫，并叫他快快进药。
李可灼进的是一颗红色的丸药。是红铅丸，还是另一种红色的新药？大臣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