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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明纪史阙》也有相同的记载，不同的是，在朱元璋欲诛而赦之后，沈万山才交出聚宝盆，然后埋于城下的。
此外，还有乌鸦石、马蹄金等很多神话似的传说，不一而足。孔迩《云蕉馆纪谈》记：“沈万山，苏州吴县人也。家贫无产，以渔为生。一日饭毕，就水洗碗，碗忽坠水中。因撩之，不知碗之所在，但觉左右前后，累累如石弹，乃尽取之。识者曰：此乌鸦石也，一枚可得钱数万。因以富。或曰：夏日仰卧渔船上，见北斗翻身，遂以布？#91；盛之，得一勺。及天明，有一老者引七人挑罗担七条而至，谓曰：汝为我守之。言讫忽不见。启视，皆马蹄金也，以此致富。”
这些传说都很有趣，既反映了民间的财富幻想，也显示了人们对沈万山暴富的迷惑不解，因此当然不是沈万山富有的根源。
何以富甲天下？
沈万三发财致富的真正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种说法。
一是垦殖说。
明初翰林学士刘三吾的《坦斋文集》内，有沈万三侄儿的《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云：“汉杰之先吴兴人，家南浔，其大父祐始徙今姑苏长洲之东蔡村，爱其水田膏沃，土俗忠朴，因家焉。人遂以其所污莱未田者归之，躬率子弟，服劳其间，粪治有方，潴泄有法，由此起，富埒于素封。恒谓二子：‘乐莫如兼济。’二子世遵先训，益大厥家。长讳富，字仲荣，即万三公；次讳贵，字仲华，即万四公。”
刘三吾这篇墓志铭已说明，沈汉杰死于洪武四年（1371），过了二十年之后，应沈玠之请而作，撰写时间当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主要材料得自沈玠提供的行状，应当说是相当可靠的。
刊印于光绪年间的《周庄镇志》卷三的《沈伯熙墓志铭》也说：“大父祐见其地沃衍宜耕，因居焉。大父富（沈万三）嗣业弗替，尝身帅其子弟力穑事，又能推恩以周急难，乡人以长者呼之。”
明中期苏州人黄省曾《吴风录》记：“自沈万三秀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沿至于今，竟以求富为务。”
根据这些资料，专家们推测：沈万三的父亲从湖州南浔迁居到长洲县东蔡村以后，辛勤耕作，充分开发了当地大片抛荒的肥沃田土。由于经营得法，占田日广，沈家转为招纳佃户、出租田地、雇用长短工和发放高利贷的大地主。到沈万三兄弟掌管家业时，就已经拥有地跨数县的良田。江南经济发达，在宋元之际未受到什么破坏，到元朝后期已为全国之冠。苏州和杭嘉湖地区历来是闻名全国的“粮仓”，素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沈万三拥有田产数千顷，自然有大量的稻米作为商品出售。而当时的北方，包括元大都（北京）在内所需食粮，主要靠南方供给，沈万三一定也是“售粮大户”。可见，沈万三家族主要是靠垦殖起家，辅以农产品交易，逐渐发展成为江南第一富豪的。
二是赠与说。
杨循吉《苏谈》中有《陆道判捐资》一文，其中说道：“元时富人陆道原（应为德原）货甲天下，为甫里书院山长，一时名流咸与之游处。暮年，对其治财者二人以赀产付之曰：吾产皆与汝……道原遂为黄冠。所谓二者，其一即沈万三秀也。”
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顾、陆、李三子》云：“元末吴人顾阿英、陆德原、李鸣凤皆富而好古，亦能诗文，至今有脍炙人口者。一时名士咸与之游，名振东南。顾有三十六亭馆，陆之治财者，沈万三秀也。李尝助太祖军粮二万斛。入国朝，顾削发为僧，陆为黄冠，［遗业于万三］，李挈妻子、家资浮海去，俱惧法而避之，惜哉！”
《周庄镇志？杂记》也说：“沈万三秀之富得之于吴贾人陆氏，陆富甲江左……尽与秀。”
这些资料都说，沈万三的财富，均得之于陆德原的赠与，事实果真如此吗？明都穆所辑的《吴下冢墓遗文》中，收有一篇很不常见的《陆德原墓志铭》，略谓：陆德原字静远，长洲甫里（今甪直）人。家有资产，又得族田千亩。他在家乡办起了甫里书院，被署为山长，曾捐资重建长洲县学。调任徽州儒学教授后，又出资修州学。至元六年（1340）回苏州买木料时病逝。有子八岁，长女赘徐元震，次女刚生三个月。这篇铭文出于陆氏同僚、儒学提举黄晋之手，有力地证实陆氏并无出世当道士的事，况有入赘之婿、幼小之女，更无送财与外人的道理。
沈万三很可能帮陆德原管过账，购运过木材，甚或接受过一定的赠与，但全盘接受陆家财产，则可能是讹传。
三是通番说。
这里所说的“通番”，指的是海外贸易。据《吴江县志》载：“沈万三有宅在吴江二十九都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孔迩《蕉馆纪谈》说沈万三“乃变为海贾，遍走徽、池、宁（国）、太（仓）、常（州）、镇（江）豪富间，转辗贸易，致金数百万，因以显富”。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说：“苏州沈万三之所以发财，是由于做海外贸易。”
元朝时海运发达，外贸畅通，来中国贸易的外国人不少。元人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多达二百二十余个。自1282年起，元朝开始海运漕粮，并设立了专管海外贸易的机构——行泉府司。因官船和人手不够，便雇私家船户运送。据元学者虞集《道园学古录》说：船户中以富豪船户获利最多，他们常夹带商品船和小快船，“交通海外诸番，博易以致巨富”。也就是假公济私，靠走私发了洋财。
延祐元年（1314）开放私人对外贸易，下海商船大增。至正三年（1343），江苏沿海“下番”船只多达三千余条，主要贸易对象是高丽、日本和琉球，也有去南洋群岛等地的。此时的沈万三正值青壮年，既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又有商贸经验，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发财机会。
从周庄白蚬江经大运河由刘家港出海是很方便的，加上江浙一带的丝绸、茶叶、陶器、工艺品等特产又深受海外欢迎，回头带些舶来品，如珍宝、香料和药材，来回都能赚取巨额差价。“通了番”的沈万三，想不发财都是不可能的。
《明史》载，至正十九年（1359），暂时归顺了元朝的张士诚“自海道输粮十一万石于大都”，这次行动，就是由沈氏家族具体实施的。因为陆路上朱元璋等反元势力的阻隔，所以《吴江县志》有沈万三“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至燕京”的记载，可见沈家对海运已是熟门熟路了。另外，明人笔记多处记载沈万三家有海外珍奇，也可作为他“通番”的佐证。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沈万三家族以垦殖为根本，可能接受过一些来历不明的资产，并以此为资本开拓商业，并大胆通番，开展海外贸易，从而一跃而成为巨富。
沈氏家族败落之谜
沈氏家族的没落是个渐进的过程。第一次打击大约在洪武三年（1370）至六年（1373）。
元末，张士诚割据苏州十四年，是朱元璋争夺天下最强大的敌手。沈万三和张士诚本系旧友，在张士诚保护下，沈氏家族利用元朝颁布的《官本船法》、《市舶法则》等规定，大规模进行海上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反过来，他们又以自己超强的财力，坚定地支持张士诚的大周政权，以与朱元璋抗衡。
朱元璋统一天下后，沈家的日子自然不好过。为了输诚讨好，花钱消灾，他们屡屡贡献自己的财富。什么输粮呀，献金呀，筑城呀，犒军呀，都是数以亿万计的用费，在所不惜。为什么？为了保命。只要大明天子不以“资敌”的名义要他们的脑袋就行。但是，朱元璋仍然大怒了。他说：“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即便是沈万山已经不在人世，沈家也没人充军云南，但经过这番折腾，沈家的财富也蚀减过半了。再加上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对江南富民采取了严苛的政策，多次强制迁徙，并课以重赋，从此之后，沈家也就一蹶不振了。
第二次打击是在明洪武十九年（1386）的春天，沈万三的两个孙子（沈旺之子）沈至、沈庄先后入狱。《故沈伯熙（庄）墓志铭》记：“洪武十九年春，兄至以户役故，缧绁赴秋官，时伯熙亦获戾京师，适与兄同系狱，入则抱其兄痛泣曰：‘吾兄素羸，不堪事，今乃至于斯耶！’既而伯熙先出，遂得疾甚，药莫疗……卒于京。”
沈至入狱的原因是逃避赋役，沈庄入狱则可能是涉嫌“胡党”、逃避赋役而羁押至京，其事不小，连补带罚，再加上两兄弟最终都能出狱的上下打点，其数目也定在巨万以上。
大约在同年，沈万三的女婿陆仲和却在劫难逃，被扣上“胡党”的罪名满门抄斩。
经过这次打击，沈家的基业就从根本上被动摇了。
第三次打击是在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
洪武二十六年（1393），“蓝党”案发，蓝玉被处死，株连则在全国蔓延。有一位叫王行的先生，曾两次在沈家坐馆，同沈家至少有三十年的交情，又两次在蓝玉家坐馆，前后也有十多年之久。通过王行的关系，想在新朝找到靠山的沈家同蓝家也有了交往。“蓝党”案发后，有人劝王行逃遁，这位迂腐先生说：“临难无苟免。”结果以同谋罪被诛。
当时，沈万三女婿顾学文因夺人之妇，仇家怀恨在心，蓝玉事发后，仇家即以沈家同蓝家的关系为据，诬告顾学文与蓝玉通谋。在严刑逼供下，顾学文招认曾收到蓝玉“钞一万五千贯”，为他购置粮米、绸缎等物，用来准备起事和赏人。
《弘治吴江志》载：案情牵涉他的“妻族沈旺、沈德全、沈昌年、沈文规、沈文矩、沈文衡、沈文学、沈文载、沈海，凡八人。”其中沈旺是沈万三的儿子，其他人等也都是沈万三的子孙。《周庄镇志卷六？杂记》记：“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学文坐胡蓝党祸，连万三曾孙（沈）德全六人，并顾氏一门同日凌迟。”同日被杀的还有八十多人。
《乾隆吴江县志？旧事》载有胡蓝党犯人沈德全一家的处置细节：二月十八日载：“正党与户下户丁多着折了臂膊，未出动的小厮不打，且牢着他。供出的田口家财断没了。”二月二十日载：“正党与户下户丁都凌迟了，十岁以上的小厮都发南丹卫充军，十岁以下的送牧马所寄养，母随住；一岁至三岁的随母送浣衣局，待七岁送出来。”——真可谓惨不忍睹！
沈万三苦心经营的巨大家业，就这样急剧地衰落了。清人刘昌《悬笥琐探》说：“沈万三家在周庄，破屋犹存，亦不甚宏壮，殆中人家制耳，唯大松犹存焉。”
出身低微的沈万三，由贫而富又盈而后倾的故事，成了元明之际江南地主豪富的一个缩影。
坐落在周庄的沈万三故居，如今已修缮一新，对中外游客开放。人们聆听着他的财富神话，浏览着他的一椽一柱、一瓦一石，禁不住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6．张献忠：“屠川”之谜
明清交替之际，四川人口锐减。据《明会要》卷五十载：明万历六年（1578），四川省尚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人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这还不包括大量的荫户、漏户以及逃亡人口。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锐减至“通省之户口，总计一万八千零九十丁”，若把妇孺估算在内，设每丁折合五人，也只有九万余口。近百年来，许多史学家都惊奇地发现，没有几个四川人是土生土长的，几乎都是“湖广填四川”，从外省迁来的。
四川人口为什么急剧减少？是天灾，还是人祸呢？
血泪斑斑话“屠川”
张献忠，生于1606年，陕西延安人，出身贫寒，当过捕快、边兵。崇祯三年（1630），他率领米脂县十八寨穷人举起义旗，绰号“八大王”。他同李自成分兵两路，一个往东北，一个向西南，彻底埋葬了朱氏王朝。张献忠在成都建立了历时两年多的农民政权——大西王朝。
有关张献忠“屠蜀”的记载，野史中比比皆是。其中最大规模的是“屠城”。
崇祯十七年（1644）八月，张献忠攻打成都，因城墙坚固，久攻不下，后来在城外隐秘处挖地洞，打隧道，一直掏挖到城墙根，埋入火药，又把竹竿捅穿竹节，竿竿相连，然后在空心竹竿内装置很长的导火线，悄悄点燃。守城兵丁见“贼兵”撤退一空，正要欢呼，忽然爆炸掀天，城墙垮了。《蜀难》记载，城陷后，“屠城三日，贵贱同尽。唯少艾妇女为营伍所匿者暂得免”。
《罪惟录》载：“屠重庆——取丁壮万余，刳而鼻，断一手，驱徇各州县。”所谓“徇”，意思就是“巡行示众”。
此外，还有“屠广元”、“屠保宁”、“屠锦州等州县”、“屠邛州”等等。大凡不事先投诚、经战斗而攻破的城镇，都一屠了之。其中极大规模的是1645年秋，马元利屠成、龙两府，刘文秀屠巩州，二百里为血肉之汤。
这一年，张献忠还派孙可望等四将军分四路出城搜杀，穷乡僻壤，危崖深谷，无不搜及。得男子手足两百双者升把总。正月出，五月回。《蜀乱》记：“每官兵回营，以所剁手掌验功。凡有军官衙门掌如山积，而成都城内，几如假山之千叠万峰。”
每屠杀一地，他都要详细记录所杀人数，其中记有人头几大堆，人手掌几大堆，人耳朵几大堆，等等。
《蜀碧》一书，还大量记载了张献忠残忍、变态的杀人方法。如张献忠常常把小孩子掷在空中，让其落在枪尖上，以观赏那流着鲜血狂叫乱动的惨景为快乐。
传说，有一回，他把妇女的小脚砍下来堆成山形，带着他最心爱的小妾去观赏。小妾笑着说：“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金莲做莲峰，就再好不过了。”张献忠想了想，笑眯眯地说：“你的脚最秀美，就适合做莲峰。”于是把小妾的脚剁下来放到莲峰顶上。随后，他又派人将这些小脚架火烧毁，名为“点朝天烛（足）”。
《蜀破镜》又载：某日晚，他的一幼子经过堂前，张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责问妻妾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死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
欧阳直的《蜀乱》，记张献忠学朱元璋剥人皮，对象先是明朝的蜀府宗室，其次是不投降的文武官员，再次是乡绅，后来轮到自己的将领。凡所剥的人皮，渗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之两旁，即今成都之天府广场到百货大楼一线，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如送葬队列。
张献忠完全被描述成了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这些杀人细节，真真假假，但很有煽动性。连鲁迅先生也曾对书中的“记述”深信不疑。鲁迅说：“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
《温江县志》说，由于张献忠的屠剿，温江县“人类几灭”，张献忠死去十三年后（1659）清查户口，全县仅存三十二户，男三十一丁，女二十三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载：“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十四户。”
“正史”如是说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老臣张廷玉，主持编修了前朝历史《明史》。《明史》中对张献忠入蜀后的行迹大体记述如下。
1644年阴历八月初九日，张献忠攻占成都后，即宣布建立大西政权。阴历十月十六日，正式登极，国名大西，年号大顺。以蜀王府为皇宫，称成都为西京。设左、右丞相，六部尚书，五军都督府等官，他的四个干儿子孙可望、艾能奇、刘文秀等人都挂将军印，改姓张。势力最大时曾扩展至蜀地全境，只有当时属于四川的遵义一郡久攻不下。
《明史》称张献忠“面黄身长，虎颔，人号‘黄虎’。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
大顺二年（1645）十一月，张献忠宣布举行“特科”考试，下令各府县生员一律前往成都赴考，违命者以军法论处。于是，各地士子络绎不绝地从水路、陆路被送往成都，集中在青羊宫。据传说，张献忠得到密报，有士子写信同闯王联络，将不利于他。于是，待各地士子到齐后，张献忠突然派重兵包围大悲寺，将应试士子统统杀死，死者人数达五千多人。青羊宫外一时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笔砚堆积成丘冢。这真是四川读书人亘古未有的一场浩劫。
在中园，张献忠还坑杀了无以计数的成都市民。不仅如此，他还杀自己的军队和手下，光是军队就杀了九十八万。
与此同时，他还派遣他的四个干儿子带领军队分四路到各个府、县进行屠杀，称之为“草杀”。在文武百官上朝之际，他叫来十几条獒犬，下殿时被獒犬所嗅的官员，就拉出去杀掉，称之为“天杀”。
据记载，张献忠不仅是个杀人狂，还是个变态狂，他还创造了生剥人皮等杀人方式，皮未剥光而人已气绝的，就杀掉刽子手。《明史》还记：“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贼将有不忍至缢死者。”
后来，由于清军压境，张献忠试图打回陕西老家。大顺三年（1646）张献忠撤离成都时，焚毁全城。又将锦江放干，挖了一个数丈深的坑，将强取豪夺的数以亿万计的金银珠宝埋于其中，然后决堤放流，名曰“水藏”，说是为了不让后人获得这些宝物。结果，张献忠逃出成都后，成都就成了城无烟火、尽为瓦砾、虎豹白日出没的荒野之地。
《蜀难叙略》补充说，当清军进剿追击，张献忠兵败弃成都逃到西充时，已无百姓可杀，乃自杀其卒，每日一两万人。初杀蜀兵，蜀兵尽；次杀楚兵，楚兵尽；后杀同起事之秦兵。一百三十多万人马，两个多月，斩杀过半，以此减负逃窜。尽管如此，张献忠还责其下属杀人不力，骂曰：“老子只需劲旅三千，便可横行天下，要这么多人作甚！”
“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的说法，最先出自清代毛奇龄的《后鉴录》，此说之不通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四川人口最多不过六百万，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全中国仅以四万万五千万人口见称，张献忠所杀之“六万万”人从何而来？
因此，这些记载到底有多大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
“洋证人”目击记
1640年，意大利人耶稣会教士利类思入川至成都传教，并在达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