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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显示了他的精明，他发出电报：“派何键为追剿总司令。所有北路入湘第六路总指挥薛岳所部及周浑元所部，统归指挥。”论资历，何键是够不上“追剿总司令”这头衔的。蒋介石不任用陈诚，而任用何键，是因为主力红军西征，正是从何键的地盘湖南经过。而且给一顶“追剿总司令”空头官衔，会大大调动何键的积极性，为“追剿”红军卖全力，何乐而不为？除了发电报之外，蒋介石还派出飞机，给何键空投了一封亲笔信：
芸樵兄勋鉴：
今委兄以大任，勿负党国之重托，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督剿。并录古诗一首相勉：
昨夜秋风入汉关，
朔云边月满西山。
更催飞将追骄虏，
莫遣沙场匹马还。
蒋委员长如此看重何键，使他受宠若惊。果真，这一着棋很灵。何键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奉委员长蒋电”，在十一月十四日就跑到衡阳“军次敬谨就职”，发表“就职通电”，声称“共匪弃巢南犯，折而西窜，键负西路重责”。
何键这一“就职通电”发出后，原先跟他“脚碰脚”的粤军陈济棠、桂军白崇禧、黔军王家烈，不得不致电“恭贺”。白崇禧的贺电称何键“帅五省之师，系万民之政，声威所布，匪胆已寒”，这当然使何键兴高采烈。其实粤军、桂军、黔军三军，都是地方军阀，各有各的一套“拳经”。他们对红军实行“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真正为蒋介石卖力的，是何键和蒋介石嫡系薛岳部队。蒋介石在南昌行营里，函电交驰，调集各路兵马。他总共调了大约一百个团四十万人，迎战红军主力。蒋介石把这些部队部署在湘江东岸，广西东北部的全州、灌阳、兴安三县，构成一个三角“口袋”，等候那缓缓而来的“象队”。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这支“象队”在湖南道县一带渡过了潇水，便朝广西东北部进发，面对着全州、灌阳、兴安那个三角“口袋”。当时在南昌行营担任侍从室主任的晏道刚，在其回忆录中如此描述蒋介石：当此战役最紧张的时刻，蒋介石在南昌心神焦急，随时查询部队到达位置，计算红军实力。陈诚自调预备军总指挥后，基本上是待在蒋介石身边，赞助策划。在战役过程中，战报雪片飞来，我阅后凡属重要的即交给蒋的机要秘书汪日章摘要转给蒋看。
蒋认为红军已经是“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乃以在湘江以东“围歼红军为指导方针，令何键、薛岳在衡阳开军事会议。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一九八三年版。蒋介石布置了五路大军，在湘江追堵红军。蒋介石命令各军：“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随着红军逼近湘江，一时间，坐落在湘江之侧的全州成了战略要地。全州地处广西、湖南交界之处，是一座四周有城墙的古城，扼守着湘江。全州是在广西地盘之内，原由桂军驻守。桂军，亦即“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为李宗仁，副总司令为白崇禧。李、白与蒋介石矛盾深重，跟何键也矛盾重重。白崇禧素有“小诸葛”之称。在红军临近时，李、白下令桂军从全州撤退，调往恭城、平乐一带，以保自己的要地桂林。桂军的撤防，本来给红军带来了绝好的机会。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鲜血染红了碧绿的湘江 2
无奈，李德指挥失误，在过了潇水之后，忽地命令红军改变队形向湘江前进。所谓改变队形，即把左翼换成右翼，右翼换成左翼。这一换，延误了行军时间，加上前进的速度本来就慢，当红军前锋侦察部队到达全州城下时，发觉城门紧闭，湘军已抢先一步入城！抢占全州的，是由湘军参谋长刘建绪所率的主力部队。这是何键得知桂军撤防，便派刘建绪部队急行军，抢占全州城。何键致电蒋介石，大骂桂军，“全州以上，无兵守河”！红军晚了一步，陷入被动。因为原本因蒋桂矛盾而曾松动的“铁三角”，被湘军补上了。桂军呢，在十一月二十八日接到蒋介石电报，骂他们“纵匪西窜”，严令“速以大军压迫”，于是不得不调五个主力师回防，跟红军作战。红军在全州觉山跟湘军刘建绪部队打了两天，无法取胜，只得选择全州以南的界首镇渡湘江界首，一个只有四百多户的小镇，东临湘江，西靠大山，一时间成为红军临时司令部所在地，博古、李德坐镇指挥，周恩来则在对岸组织渡江。
朱德虽是红军总司令，但他被排斥在“三人团”之外，只能遵照“三人团”的指令行事。还好，湘江这时水正浅，有些地方可以趟水而过，虽说水冷刺骨。只是那些辎重令红军伤脑筋，不得不借助于木船。十一月二十七日夜，一军团、三军团已经大部分过了湘江，而大部队则积聚在湘江东岸待渡。就在这一条湘江把红军切成两半的时候，蒋介石下令发动总攻击——兵书上所谓的“半渡而击”，是最厉害的一招。“铁三角”猛烈地收紧：由北向南推进的是欲立“大功”的何键湘军，由南向北推进的是奉命回师的桂军，由东向西冲过来的是尾追红军的“中央军”。
十一月二十八日，空前酷烈的湘江之战开始了！蒋介石给部将们下达的命令中，引用战国兵家尉缭的话：“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待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击溺人。”蒋介石要求部下，依托有利地形，发挥优势兵力，上下同心，追得上，堵得住，打一个歼灭战！由四十万大军组成的“铁三角”，要把“流徙”的红军全歼于此！湛蓝的天空，朵朵纤云，忽地冒出黑压压的机群，轮番轰炸着静静流淌的湘江。红军没有高射炮，连高射机枪都没有，那些飞机在大模大样地在俯冲，有时甚至贴着树梢飞行，机翼上的青天白日标志清晰在目。
大炮也在轰鸣着。炮弹落在渡口，落在湘江，在人堆中开花。每一声爆炸，都溅起一摊鲜血！碧玉般的湘江水，被红军的鲜血染红了！一方在抢渡、在强渡，一方在狂轰、在滥炸。雪花般的传单从天而降。传单上印着“蒋委员长劝降令”，声称“不投降就要葬身湘江”！“铁三角”在不断收紧，枪声在没完没了地响着。
湘江上用木船搭成的浮桥，一到天亮，便给炸得稀烂。到了傍晚再度重建，翌晨又被炸成碎木片！江面上，漂着一具具戴八角帽、穿列宁式制服的红军战士尸体、马匹尸体，漂着斗笠，漂着散乱的文件、书页，漂着“蒋委员长劝降令”……
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一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湘江西岸战斗也极端激烈，林彪、聂荣臻所率一军团抗击着从全州扑来的刘建绪湘军。如聂荣臻所忆，“在二十多里地的战场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茂密的松林间，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湘江之战，成为红军有史以来最惨重的败仗！据统计（尤大云：《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人员损失概况》，载《红军长征大事文集》，陕西省党史学会一九八八年自印）：
主力红军过第一道封锁线时损失三千七百余人；
过第二道封锁线时损失九千七百余人；
过第三道封锁线时损失八千六百余人；
过第四道封锁线（即湘江）时损失三万零五百余人！
这时的主力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到不足四万，伤亡折损过半！
在诸军之中，打得最苦、最惨的，莫过于红三十四师。这个师隶属于红五军团。红五军团是全军的后卫，这个师又是红五军团的后卫，乃“后卫的后卫”，一路抵挡着国民党的追兵。当大部队渡湘江时，红三十四师在后面跟十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十二月一日中午，当红军主力已渡过湘江，红三十四师且战且退来到界首，那里已被国民党部队占领。
师长陈树湘只得率全师一千多人在当天下午到另一渡口凤凰嘴，那里也已落入敌手。翌日，红三十四师企图在凤凰嘴强渡湘江，那里水浅，可以涉水过江，但遭到敌军重创，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阵亡。
陈树湘师长率余部七百多人退回江东，沿途不断遭国民党部队袭击，每日都有一批战士倒下。十二月十日陈树湘在战斗中，因腹部中弹而被俘，他把自己的手伸进腹部伤口，忍痛绞断肠子，死于押往敌军指挥部途中！红三十四师全师只剩九十四人，在一名姓杨的团长带领下，躲入深山打游击，大都死于深山之中。
陈树湘是湘南长沙小吴门人，死后其首级被高悬在家乡的石柱上！《大公报》登出《陈树香（湘）之首级解省悬挂示众》的报道……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毛泽东说“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大败仗在红军中激起大震荡，大不满。博古、李德受到全军上上下下的指责。从广昌失败引起的怒火，此时在红军中炽烈地燃烧着。一江鲜血，使博古、李德在红军中的根基完全动摇了。
面对惨败，面对数万同志的死伤，博古的良心受到震撼。他再也没有开始西征时披着俄式斜纹呢大衣、腰别勃朗宁手枪、骑在枣红马上的那般潇洒。聂荣臻目击了这么一幕：
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二百三十二页，战士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这次过湘江，进一步暴露了教条宗派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指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领导问题。如果说博古还是有良心的话，李德则是“崽卖爷田心不痛”！红军战士们投来的愤愤的目光，使他心烦意乱。他竟迁怒于人，为了发泄心中的怒火，把周子昆大骂一通。那是在行军途中，李德见到周子昆正在和妻子曾玉说什么，他便指着周子昆骂道：“你带的是什么兵？整个部队都被你带垮了，老婆倒带着！”周子昆被骂得莫名其妙。李德骂了一通，周子昆才明白，因为李德说了一句：“红三十四师全师覆没，你这个师长倒逍遥自在！”原来，李德弄错了！周子昆在一九三三年三月至一九三四年二月，担任红三十四师首任师长。李德刚进入中央苏区时，周子昆正担任红三十四师师长，所以他有这个印象。可是，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彭绍辉接替他任红三十四师师长。一个多月后，又由陈树湘接任师长。至于他的妻子曾玉，原是留在苏区的，是她自己拼着命跟着部队走，千辛万苦才追上来，找到了丈夫。李德骂周子昆是“萧劲光第二”，要警卫班把他绑起来，送交军事法庭审判。据伍修权回忆：“可是警卫班的同志就是不肯动手，李德大为恼火。当时博古和毛泽东同志正好在场，博古对此默不作声，还是毛泽东同志出来解了围，说把周子昆交给他去处理，这才使李德下了台阶。”毛泽东挥挥手，让周子昆走了。
周子昆后来在延安任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一九三八年一月任新四军副参谋长，一九四一年牺牲于皖南事变。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日趋活跃，开始抛头露面了。
西征开始的时候，尚未从恶性疟疾中完全康复的毛泽东，是躺在中央纵队的担架上过来的。他这个“加里宁”，本来就是个空头政府首脑，离开了中央苏区，连政府也徒有虚名。行军之事，“三人团”主宰着，容不得他过问。不过，这么一来，他倒有时间跟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以及在同一队伍中的张闻天经常交换意见。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中央红军的命运。在发生福建事变时，他曾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遭到拒绝。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即将西征之际，毛泽东给中央军委去信，建议红军主力出击湖南中部，“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他的建议，又遭拒绝。
在冲破国民党部队的第二道封锁线时，毛泽东曾对李德的指挥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指出，由于李德指挥失误，部队失掉了差不多一星期的时间。李德也不得不承认，“这段时间里，兵力强大的粤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开始在后面紧紧追赶，使得第五、九军团好几天都陷入损失巨大的后卫战斗中”，但李德辩解说，这个错误是由于“没有地图可循”、“情报侦察的不准确”造成的。
李德注意起毛泽东的一举一动。李德十分恼怒毛泽东“不顾行军的纪律”，因为毛泽东“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李德：《中国纪事》，第一百一十九页，现代史料编刊社一九八○年版。
湘江大败之后，毛泽东马上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毛泽东再也不能容忍李德的瞎指挥，再也无法容忍他“崽卖爷田”了！过了湘江之后，红军的指挥权虽然仍在“三人团”手中，但“实际上已由周恩来担当起来”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卷，第二百八十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只是湘江惨败之后，损兵折将，虽然过了湘江，蒋介石军队尾追甚急，无暇顾得上开会。周恩来答应稍微安定时召集会议，加以讨论。甩掉尾追之兵的唯一办法，只有钻进大山之中。所幸广西东北部有的是高山，何况那些沉重的印刷机、造币机之类，早已被扔在湘江东岸，红军的步履反而变得轻捷起来，就连那位唯一获准坐着轿子参加长征的“大知识分子”傅连暲，也不得不把轿子扔在湘江彼岸，怯生生地爬上了马背。
进了山，路变得又窄又陡。傅连暲回忆道：一天下午，部队走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这条路只有二尺宽，一边靠山，一边临河；山是一座高山，河又是一条大河，河面很宽，水流也很急，老远就听到河水哗哗地流……我骑着马走在这条路上，眼睛往河里一看，就好像站在高楼顶上往下看了一眼一样，不禁有些头昏眼花，连人带马跌下河去……傅连暲：《长征中的雪里送炭》，《解放军报》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五日。幸亏，傅连暲掉在河边，水浅，被战士们救起。那匹马连同马背上的被子，全被激流冲得无影无踪。从此，这位“大知识分子”学会了步行行军。毛泽东把自己的被子让给了傅连暲，因为这位“红色华佗”曾是他的救命恩人。毛泽东裹着一床薄薄的毛毯，度过了那些艰难岁月。
红军进入了高高的“老山界”（地图上叫越城岭），这才算把尾随着的国民党军队甩掉了。陆定一写了散文《老山界》，如今被收入中国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夜里爬山，“向上看，火把在头顶上一点点排到天空；向下看，简直是绝壁，火把照着人的脸，就在脚底下”。最陡处，“几乎是九十度垂直的石梯，只有一尺多宽，旁边就是悬崖”。如此悬崖峭壁，担架无法通行，不论是患肺病的邓颖超、挺着大肚子的贺子珍，还是上了年纪的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都是一步一步爬上去的……唯有身健力壮的康克清，在回忆长征时，说就像散步一样走了过来！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毛泽东在“飞行会议”中重新崛起 1
红军在桂东北高山密林中钻行，每个人的帽子上、背包上都插着树枝，以躲避不时在山上盘旋的国民党飞机。就在这些日子里，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忙得不可开交。他刚刚赢了湘江这一局，就赶紧“洗牌”，布好新的阵线。他在十二月二日，就已接到何键的电报，称红军“仍取萧克旧径，向西急窜”。蒋介石调兵遣将，布置新的“口袋”。因为红军“仍取萧克旧径”，以与贺、萧会师为目的，他便令何键在湘西红军必经之路上，赶修了四道堡垒防线。不过几天工夫，湘西一下子冒出了二百多座崭新的碉堡！蒋介石重新组织兵力，把原先分散的五路兵马编为两个兵团。他任命刘建绪为第一兵团总指挥，薛岳为第二兵团总指挥，集结了十五个师二十万兵力，以碉堡群为依托，摆好阵势，横刀立马，在等待着从大山中钻出来的红军！第二个“湘江之役”在等待着红军。如果红军这一回进入蒋介石的新的“口袋”，命运便是全军覆没！
蒋介石在南昌，谛听着从桂东北侦察机上发来的信息。
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虽说他正在大山中钻行，他没有半架侦察机，却猜透了坐镇南昌行营的蒋委员长的心思。毛泽东历来是布好“口袋”让蒋介石部队去钻的，他当然也就很容易判断蒋介石会在“萧克旧径”上布下“口袋”——蒋介石毕竟是“口袋专家”了！毛泽东主张红军必须放弃与贺、萧会合的计划。
毛泽东在担架队里，把自己的见解讲给两位吃过洋面包的人物张闻天和王稼祥听，马上得到他俩的支持。历史真是富有趣味，在必然中存在着偶然，在偶然中存在着必然：张闻天在广昌之役后与博古产生矛盾，倒向毛泽东成了必然，却又那么偶然地在瑞金云石山与毛泽东同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