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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他给徐世昌的信中说的，“所谓自强者，非凑饷百十万，募兵数千人之谓也。心须放手经营，筹饷数千万，练兵数十万，然后可语自保。”袁世凯野心之大，做事之魄力，可见一斑。
在清廷的支持下，袁世凯编练的北洋常备军先成立左右两镇（镇和师相当）。左镇就是在前面的六千新练军基础上，再增募两营，总共分为四标十二营，于1903年6月在保定成军，这是最早练成的一个镇，也就是后来北洋陆军的第二镇。
1904年4月，袁世凯派人到河南、安徽、山东等地招募新兵，练成北洋陆军的第三镇，驻扎在保定。1903年底，袁世凯将保阳练军、马队及驻马厂的北洋亲军元字马步等营改编，1904年3月练成北洋陆军第四镇，分驻在天津小站和马厂。1905年5月，袁世凯以山东武卫右军先锋营为基础，从第四镇抽调步、炮六营，另外再到山东招募一些新兵，合编成北洋陆军第五镇，驻扎在济南和潍县；1905年2月，袁世凯将驻京的武卫右军和江南调来的自强军二千人合编为北洋陆军第六镇，仍驻原地。
也许有人会问，北洋陆军不是有六镇吗，怎么少了第一镇？不错，是还有一镇，不过这镇是由旗兵组成的，当时清廷任命袁世凯为京旗练兵大臣，从驻京旗兵中挑选三千人，由袁世凯拉到保定进行训练，当时称“京旗常备军”。由于这些旗兵一贯懒散，不听命令，袁世凯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最后只好奏请满族贵胄铁良来充当京旗练兵翼长，自己也乐得清闲。后来，这支部队的番号便是北洋陆军第一镇，实际上不是袁世凯所能掌握的。
至此，北洋陆军六镇大体编练完成。
按北洋陆军的编制，每镇官兵定额为12500左右，不过一般都不会满额。每镇下面辖步兵两协（旅），骑、炮兵各一标（团），工程和辎重兵各一营，另设有军乐队；每个步兵协辖两标，一标三营，一营又分前后左右四队（连），每队辖三排，每排辖三棚（班）。每棚设正副班长各一名，正兵四名，副兵八名，共十四人。
北洋六镇，除第一镇因是旗兵不能控制外，其余五镇都是袁世凯一手带出的嫡系部队。譬如各镇的主要将领，几乎都是由袁世凯一手选定，个个都是小站出身：第一镇统制先为凤山、后为何宗莲；第二镇统制先为王英楷，后为张怀芝；第三镇统制先是段祺瑞，后为曹锟；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五镇统制为吴长纯，后改为张永成；第六镇统制先是王士珍，后改为赵国贤。下面担任协统、标统的还有雷震春、陈光远、李纯、王占元、卢永祥、鲍贵卿、王怀庆、田中玉等；至于营管带更是多了。袁世凯对那些镇统制也不放心，经常调来换去，就是怕他们象自己一样，在下面再培植自己的势力。
由于军队扩编太快，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的那些老部下大都已经升任高级军官，原来武卫右军的四所随营学堂的毕业生已经不敷使用，于是袁世凯便决定抓紧创办一些新的军校，以充实到日益壮大的北洋陆军中去。
（未完待续）
五、大展拳脚，北洋军初露峥嵘（3）
继续更新，请大家继续为灾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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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6月，袁世凯在保定开办了“行营将弁学堂”，由冯国璋督办，雷震春总办。这个军校的学员主要从直隶境内淮练各军的营哨官弁为学员，后来山东、山西各省也有选送官弁前来学习，当时以八个月为一期，共举办三期，毕业学员五百多人。
对于北洋陆军中现役的军官和士兵，1906年6月，袁世凯在天津韩家墅另设了陆军讲武堂，以蒋雁行为总办，规定“全省带队各官均须分班轮流到堂讲习武备”，对在职军官进行轮训。陆军讲武堂先后办了六班，共毕业学员七百多名。另外，袁世凯还设立学兵营，从北洋各镇正副兵内考取四百名为学兵，“授以各种战时实用及训练新兵等法”，学习一年后仍回本镇，“专备拔充头目之选”。
与此同时，袁世凯还在保定设立各专业军事学堂，如武备学堂、参谋学堂、测绘学堂，这三个学堂都是短期训练班，但也培养了一些军事人才，比如后来声名显赫的吴佩孚就是测绘学堂的毕业生。后来这三个学堂的毕业生都并入北洋武备速成学堂继续深造。1905年，袁世凯又从武备速成学堂中挑选出一百多名优秀毕业生，加习了军事师范课程，组成了北洋武备师范学堂，以冯国璋为督办，准备让那些毕业生前往华北、东北和西北各省的陆军小学堂充当总教习和监督等，以扩大北洋军的影响力。
1905年9月，袁世凯开办了宪兵学堂（后改名陆军警察学堂），以张文元为监督，从北洋各镇中选拔排长或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五十名为学员，又从士兵中考取体格强健者一百五十名为学兵，学制一年，毕业后“编为宪兵队，分驻各镇，以维军纪”。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宪兵队了。
除了这些应急性的军校外，袁世凯在1903年提出了一个创办一个完整的正规军校体系的计划，以在全国推广。这个计划先从武备小学堂开始，按学制学习后递进到中学堂和大学堂，“合计通筹以十二年为卒业”，以培养“将材”。当年11月，袁世凯先在保定和姚村开办了两所陆军小学堂，以廖宇春为总办，两所学堂每年各招收学生一百名，三年学制。第二年，袁世凯又奏请设立军医、马医、军械和经理四所专门的后勤保障学堂”，以培养军医、马医、军械官及军需官，学制三至五年。
由于这些正规的军事学堂学制太长，而新军编练又急需人才，袁世凯决定在兴办小学堂的同时也举办速成学堂，“以为救时之用”。按照这个设想，袁世凯在开办陆军小学堂的同时也在保定开办了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学堂先后由冯国璋和段祺瑞督办，总办则先为郑汝成，后改为赵理泰，监督为曲同丰。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学制二年，第一年招收了二百人，分为步、马、炮、经理、测绘各科。1906年后，该学堂由练兵处接管，改从各省武备学堂和陆军小学堂的毕业生中招收学员，每年定额六百人，学制则改为在校学习一年半，然后再分派到北洋六镇中实习半年，期满后由练兵处按考核成绩授予军衔，分发到各省新军中充当下级军官。
北洋武备速成学堂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军校，1909年并入保定军官学校的时候已经毕业二千多人，其中的佼佼者如王承斌、杨文恺、齐燮元、孙岳等人，后来大都进入北洋各镇担任军官。另外，学堂中还办有留学生预备班，1907年后陆军部选派的留学生都要在此学习并考查合格后才能选派出国，比如蒋介石和张群等人就是从这里被选送到日本军校留学的。
（未完待续）
五、大展拳脚，北洋军初露峥嵘（4）
灾难过后，继续前进，继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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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6月，袁世凯开办了保定军官学堂，以段祺瑞为督办，赵理泰为总办，“授以各种高等兵学”，“为造就军官总会之所”，主要为陆军大学堂的开办做准备。保定军官学堂分为速成和深造两科，速成科学制一年半，学员额限四十到六十名；深造科学制三年，学员额限五十到八十名。这些学员要求比较高，都是从各镇军官或武备学堂的毕业生考选。1909年，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并入保定军官学堂，1910年更名为陆军大学堂后迁往北京。民国后，在保定军官学堂的原址上设立了保定军官学校（保定军校），该校从1912年到1926年总共招生9期，算得上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军校了（决不亚于黄埔军校）。
当然，在袁世凯办军队热火朝天的时候，清廷也在不断催促各省督抚编练新军。当时除北洋军外，湖广总督张之洞所练的新军也颇为突出。为了避免一方坐大，清廷决定以北洋军和湖北新军为主干，使南北方平行发展，以便互相牵制。比如军官的培养，清廷便命令河南、山东、山西各省选派军官前往北洋学习操练，而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各省则选派军官赴湖北学习，练成之后在发回原省管带新兵，加以训练。
为了检验练兵的成果，1905年10月，北洋军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正式野战演习，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河间秋操”。清廷当时对这次演习非常重视，委派了袁世凯和铁良为阅操大臣，并邀请了各国驻华武官、中外记者和各省代表前往观操。为了搞好这次演习，袁世凯从北洋六镇中抽调了两万多精兵强将，分成两军后由王英楷和段祺瑞各自统率进行对垒。当时场面很是热闹，王军由山东北上进攻，段军由保定南下防御，最后两军在河间一带会合大操，并举行阅兵典礼。看完演习后的中外人士都感到新奇而震惊，连连称赞袁世凯练军有方。这次会操还引起了国外军事界的注意，他们在重新评估了中国的这支新军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这一次还不过瘾，第二年10月在彰德府又举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次则是由北洋军（第五镇及第一混成协）与张之洞编练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及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协进行对垒演习，也就是历史上称呼的“彰德秋操”。当时参加演习的两军官兵共三万三千多人，南军由湖北新军第八镇统制张彪担任总统官，北军总统官仍旧是段祺瑞。这次也是由袁世凯和铁良充当阅操大臣。这次演习也很成功，中外交相赞誉，但清廷在高兴之余，又不免有些担忧。
清廷担忧什么呢？那些满族亲贵看到日益成长的新军和权势日渐加重的袁世凯，不免有些养虎为患的不寒而栗。的确，袁世凯是很能干，他不但兵练得好，在直隶搞新政也很突出，比如开矿办厂、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吏治及兴办新式学堂等方面，都走在了各省的前列。但是，袁世凯又太能干了，关键他是个汉人哪，他那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已经渐渐如脱缰之马，清廷的缰绳似乎有点套不住他了。特别是军队方面，清廷虽然计划编练三十六镇，但除了袁世凯的北洋陆军练成，其它各省大都没有练成，练成的战斗力也远不如北洋陆军六镇。袁世凯毕竟不是曾国藩，万一他。。。。
不说了，换个话题罢！
（下一节：《中卷：立宪》之《第四章、五大臣出洋取经》）
一、未出国门先挨炸，考察宪政很尴尬（1）
中卷：立宪
第四章、五大臣出洋取经
一、未出国门先挨炸，考察宪政很尴尬
鸦片战争前的清廷，从皇帝到大臣，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于西洋的概念几乎为零－－－他们自命为天朝；根本就不屑于去了解。
不过，不可一世的天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打得鼻青眼肿，好在最后只是签个和约、赔点银子了事，尽管有损于天朝的威严，但既然已和事宁人，加上国人又善于选择性遗忘，战争失利的阴影也就很快烟消云散，天朝上下重新恢复了往日歌舞升平的盛世气象。
不料1851年太平军揭竿而起，清廷在被农民起义的熊熊大火烧得焦头烂额的同时，又再次遭遇第二次鸦片战争。在这次对外战争中，清廷无法体面的全身而退，最后咸丰皇帝被赶出了北京城，举世闻名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之一炬，连咸丰皇帝都客死在热河避暑山庄。吃了这次大亏，天朝人总算是见识了洋鬼子们的厉害了。
在敬畏之余，清廷也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想要知道洋鬼子何以如此了得。而屡战屡胜的洋人们得意起来，他们不再把地大物博但又贫弱不堪的天朝放在眼里，在清廷的面前，他们俨然以老师自居。太平天国被剿灭后，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在1865年向清廷提交了一份《局外旁观论》的文件。赫德大大夸耀了西方文明包括铁路、电报、矿业乃至外交等种种好处的同时，也在有意无意间提醒清廷，如果不接受西方文明，中国必将沦为被奴役的境地。
无独不偶的是，在一年之后，英国人威妥玛（1871年升为英国驻华公使）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威妥玛还颇有诚意的告诫说，现在的西方国家已经不再是中国历史上的匈奴等蛮族国家了，如果清廷仍旧对此一无所知的话，将会带来无尽的灾难。
在赫德和威妥玛半恐吓的劝导下，总理衙门也认为有必要组织一个考察团前往欧洲考察，开开眼界，看看洋鬼子说的到底是真是假。1866年，时任赫德中文秘书的斌椿当时被委派为团长，率领这个特殊的使团前往欧洲进行考察访问。当时已经六十三岁的斌椿曾经做过知府，接受任务后，他和其他考察团员们一起游历了伦敦和巴黎等欧洲的主要大城市，并受到欧洲国家的隆重接待。一行人在西方仿佛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很是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考察团回国后，成员们兴奋的描述了欧洲的种种新奇之物，比如高楼大厦、路上的煤气灯和各种机器等，都令他们赞不绝口。由于清朝当时尚未在欧洲国家设立正式的外交使馆，这次考察团对欧洲国家的访问便是中国第一次派出外交使团，尽管这只是一次蜻蜓点水般的一般性访问。
1868年，在恭亲王奕䜣的主持下，总理衙门更是做出非同寻常之举，他们邀请了美国人浦安臣组建一个外交使团前往欧美各国，以缓和当时的中外关系。由于浦安臣此前曾经表示愿意担任中国的使节，他在接到邀请后便辞去美国的公使职务，带领这个使团前往美国和欧洲－－－邀请外国人担任本国的使节，这在世界外交史上可不多见。
浦安臣是个有魅力的西方人，口才也很好，因而在西方世界大受欢迎。在他的率领下，中国使团受到了美国总统约翰逊和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亲自接见，后来又在柏林会见了铁血宰相俾斯麦，并同欧美各国签订了一系列的谅解备忘录，以缓和当时中国的修约压力。可惜的是，年仅五十岁的浦安臣在率团到达俄国圣彼得堡的时候，不幸染上肺炎而去世，后来清廷还特意为此拨给抚恤银一万两，并追授其头品顶戴。
时间过得很快，在浦安臣使团后，清廷便未曾派过大型的外交使团出国考察。这一晃就三十多年过去了，1905年的时候清廷决定再次派出考察团。
清廷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心情很是复杂。在新世纪到来之时，由于慈禧太后的一时糊涂，清廷发现自己再次被整个世界孤立甚至敌对，重新走到了穷途末路的边缘。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中，甲午战争扫荡了洋务运动近三十年苦心经营起来的家当，而随后的庚子年更是被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干脆利索的揭了老底，彻底暴露了这个王朝的时日无多。
正因为如此，慈禧太后才痛下决心，接过“乱党”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旗帜，推行新政。但是问题又来了，如果新政只是当年洋务运动的翻版，终将会遭到甲午之耻或者庚子之辱，已经是岌岌可危的大清帝国可再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
（未完待续）
一、未出国门先挨炸，考察宪政很尴尬（2）
就在甲午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年（1904年），在当年的战场上爆发了日俄战争。这两个强盗在中国的国土上大打出手，而主人却很是无奈又颇为无耻的挂起免战牌，宣布在这一场令国人蒙受耻辱的战争里“严守中立”。无论谁是这个战争中的赢家，清廷这种夹起尾巴做人的鸵鸟政策都将令后人感到羞愧。
不过，这场战争的结果却意外地为突破当时新政的瓶颈提供了契机，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国人亲眼目睹这小小的岛国日本，竟然将老牌的沙俄帝国打翻在地，这个令人惊诧的结果，不免让国人又想起了十年前的甲午之役。一向被中国人看不起的东洋小鬼子，究竟是从哪里获得的力量呢？假如说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战胜中国是“以国运相搏”，还有点运气成分的话，这次日本击败强大的沙俄，算是让国人彻底无语，并且心服口服了。
长期积压的危亡意识和变革要求，终于在这场令人蒙羞的战争后得到了宣泄的机会。不出意料的是，日本的这种胜利，很快被当时的人归结为立宪政体对专制政体的胜利。战争刚一结束，当时素有清议之名的《大公报》便立刻发文称：“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在《大公报》的带动下，国内报刊的舆论情绪极度高涨，他们利用自己的渠道大力宣传立宪胜于专制，“20世纪举全地球中，万无可以复容专制政体存在之余地”，立宪自由主义乃大势所趋，所向无敌，如果“顽然不知变计者，唯有归于劣败淘汰之数也。”
据当时的《东方杂志》称，当时人人谈立宪，“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这种万民交议的气氛也影响了朝中的大员们，如袁世凯、张之洞、周馥等人便在舆论的推动下向朝廷上书，请求实行立宪政体。就连当时的驻外大使们也纷纷奏请清政府仿效“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在这些上书中，提出了一个相对可行的建议，那就是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宪政，为中国的立宪做准备。
群情激昂之下，慈禧太后难免也有些动心。1905年7月16日，清廷下发了一道谕旨：“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诹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毋负委任。所有各员经费如何拨给，着外务部、户部议奏”。
清廷宣布派遣官员出访日本及欧美等国家进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