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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没这个人。关键时候才想起他，这种时候多是在厂子安装进口外国设备的时候。这些设备的安装和使用说明书，全是英文，全厂的大学生倒是不少，有四百多个，但精通外语的没几个。一般人懂外语，多是语言交流方面的。机械设备的说明书，懂点儿外语的，看起来也是如同天书。每当这时候，工厂都要由管技术的厂领导，专门儿请麦铭九来给做翻译。否则，那进口设备安不上开动不起来，就是一堆废铁。麦铭九这方面在厂子里出了名，别的厂子听说了，有了这方面的难事，也来请他。但这种光彩神气的事儿，麦铭九做完了就做完了，也无人奖励他宣传表扬他，他自己也从不宣扬和自诩。也许正是这样，人们在用不着他时也想不起他来。而他的默默无语与世无争却被人认为是怪人了。
第四部分
感官180度 第十一章（1）
华亿大酒店。
华灯初上，夜幕下街市中霓虹闪烁，楼体上的五颜六色和路上流淌的橙与红的汽车尾灯交相辉映。饭店歌厅门前热闹起来，门童保安忙得不可开交。门童鸡啄米似的迎接客人，保安忙着引导停车。这景象让柯雷想起“灯红酒绿”这四个字。这是在外面的观感，那里边就是那“犬马声色”了。
钻出出租车，柯雷站定了一下，抖了抖身子，仰头扫视了一下这巍峨辉煌的大酒店，这里他还是第一次来。好气派！光是金碧辉煌的大厅就有五星级酒店的派头。而这样的酒店只不过是这片三横四纵食街里数不清的豪华酒店中的一家。这么多家豪华酒店，家家每天都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食客没几个是个人掏腰包的。无怪乎这里被人称为“腐败一条街”。连新华社记者都被吸引了来，写了一篇电文，质疑本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为何这里的豪华大酒店开一家火一家？
柯雷出席的这场晚宴，就是公款宴请。
进了大厅，柯雷抬头看两个电梯中间墙上的钟表，指针在五点三十分，时间尚早，通知的聚会时间是六点。柯雷后悔来早了，会被人认为是贪吃嘴急。柯雷要去的包间在四楼的兰花厅。站在电梯门前等电梯，随意地侧身扫视大厅，见两个老熟人走进大门，向电梯这边踅过来。
是罗杨和卢少荣。
“老罗！卢少荣！”
“哎！是小柯？我俩参加赵云飞和麦虹儿子出国
留学送行酒会。你是来……”
赵和麦是原来厂文艺宣传队的舞蹈演员。罗杨还按过去习惯称已经五十岁的柯雷“小柯”。而罗杨已是近六十岁人了，老得黑瘦皮抽，头上还戴了个假发套，样子很滑稽。不知冯佩贞和他的关系咋样了！
柯雷没从红楼搬出来之前，罗杨头几年就搬进工厂给串换的新家属楼去了。那时，柯雷还没从北华厂调走，隔三差五还到隔着三栋楼的罗杨家去坐坐。冯佩贞在“五七厂”，从一个普通女工，做到了财务主管。从北华厂调任来当“五七厂”书记兼厂长的侯震友，看中了冯佩贞，处心积虑，迷勒磨勒地想把冯佩贞弄到手。这时的冯佩贞很坚贞，没有被侯厂长的软硬兼施俘虏。侯厂长恼羞成怒，施展各种手段来整治冯佩贞，污蔑她贪污公款，鼓捣来大厂的纪检委来查她。没查出问题，又散布谣言说她作风不正派，说罗杨现在不好使了，满足不了她，她在社会上乱搞，被谁谁看见了。甚至在除夕夜晚上把一副写有这种污蔑内容的白色对联，贴在了罗杨家的门上。为此，罗杨找工厂找派出所，却不了了之。没动人家侯厂长一根汗毛，反倒冯佩贞无法再干下去了。只好辞了职，到社会上谋职。几经周折，冯佩贞在一家外资企业做上了财会。几年勤奋工作，赢得了外方老板的信任，提拔她为财务经理，不仅工资很可观，还为她配了车。境遇变了，心境也好了，本来就漂亮的冯佩贞，这时光彩照人了。虽说已是三十五六岁的人，天生丽质，仍然娇媚可人。相形之下，罗杨与她的差距就更远了。大她九岁的罗杨不仅又老又丑，收入和地位也远远不及了。罗扬感到了危机，情绪心态陷入了一种沮丧之中。他原来与冯佩贞的那种平和的家庭关系，变的微妙和谨慎了。他自觉不自觉地矮了一大截儿，在冯佩贞面前谦卑地唯唯诺诺。开始，冯佩贞察觉这一点时，还劝他说不要这样，我再变也是你老婆！随着罗杨自卑心理表现的延续，她也慢慢习惯不以为然了。工作单位和场面上的辉煌与罗杨境遇的反差，使她开始产生了丈夫拿不出手的想法。一遇有场合，老板善意地请她携丈夫出席时，她用各种理由推托，怕罗杨的样子使自己陷入尴尬。她也知道即使让罗杨去，罗杨也不会去。时间长了，终于让老板知道了端倪，转而开始追求她。这个老板是个香港人，比冯佩贞大五岁，在香港已有妻室。但他比那位侯厂长幸运，没有产生对立，也没费多少周折，冯佩贞就投入了他的怀抱。从此，冯佩贞更是早出晚归，有时干脆就一宿不回，先头还告诉罗杨一声说要加班弄账，后来干脆不告诉了，夜不归宿的次数也逐渐多起来。即使这样，罗扬也没有脾气，他已从谦卑转而不敢多问了，只好任她去。那老板享受了美人儿，也投桃报李，给冯佩贞加了薪换了车，原来是桑塔那，换了丰田3。0，还给她不少的干股。老板买了栋
别墅，冯佩贞不回家时，俩人就像夫妻一样在里
同居。
“你也是来参加赵云飞和麦虹的酒会吗？”卢少荣问。
“不是，我是参加另外一个聚会，在四楼，你们在几楼？”
“三楼。”
“时间还早，老罗咱俩老没见了，先在下边这聊一会儿，待一会儿再上去。”柯雷自打调离北华厂，后来又搬家，很少再见到罗扬，更没时间去他家了。他拢着罗杨的后肩背，向大厅设置休息用的沙发那走去。罗杨跟柯雷走了过去。
“你俩聊一会儿，我先上去。”卢少荣说着走进了已落下来敞开门的电梯。
“老罗，我看你身体还行，就是老多了！”俩人坐进沙发，柯雷热乎乎地说。
“不行了！再有三年就六十了，老了，日薄西山喽……”罗杨慨叹着。
“不过，六十也不算老，现在人都长寿了。哎！你家我嫂子，现在……”绕
了一会儿，柯雷终于忍不住说出了最想问的。
“早就不是你嫂子了，别这么叫啦！”
“怎么？掰了？”
“离了，都好几年了。”罗杨平静地说。看他的样子好像已经没有痛苦了。
“哎呀！真的？怎么会这样……”
柯雷虽然这样惊讶，其实他没问之前也往这儿想了。罗杨的证实，仍然让柯雷惊讶和慨叹：原来是多好的一对呀！俩人虽然有差异，但一同走过那么多的磨难，感情是笃实的。那样的岁月都过来了，这时候却不行了。
“孩子呢？跟谁？”
“孩子都大了，两头跑，愿意跟谁跟谁。”
柯雷想问罗杨
离婚后，冯佩贞就跟那个老板啦？又怕罗杨不快，转而笑问：
“你没再找一个？”
“我这样还找什么呀！我现在已经习惯了，挺好挺好！人呀！咋都能过。”
“咳……那也到是……”
“有一个能够思念的人，其实也是一种幸福，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而是因为想你才寂寞。”
“人们常把女人比做花，我不是高贵的牡丹，也不是素雅的兰花，我愿做深情的勿忘我，永远不让你把我忘记。”
苏迪从六千公里外的缅甸靠近中国边境的一个小城发给柯雷几条短信。
柯雷和苏迪自从在老房子有了第一次幽会后，一个月的时间里，又在老房子里幽会了两次。俩人已开始进入一种和谐的状态了。可苏迪却对老房子的环境有了逆反。老房子没有
装修，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样子，室内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一切都很简陋。她觉得太寒酸。在这样的环境里做爱，太没有情调了。太不浪漫了！连个
卫生间都没有，完了事儿，想洗洗都不能。她说柳秉勋最初勾引她时，都是在宾馆开房，既浪漫又舒适，事前事后都可以洗浴，身子干净还滑爽。席梦思床，干净如新的被褥，一切都那么温馨和有情调，感觉绝对不一样。那是舒服，你这是啥呀？是憋屈！再在上这我可不来了！
柯雷听他这么说有些生气：搞破鞋还要高级地方？你是大款的二奶，享受高档消费惯了。对我来说那可比不了，有这样一个地方就不错了！嘴上却笑着劝道：
“上宾馆？不怕被人当卖淫嫖娼抓了去？这地方虽然寒碜一点儿，可安全！用不着担惊受怕，这叫各有各的利弊。我看你就将就点儿吧！我的公主！”
但苏迪并没有接受柯雷的看法。过些日子又约见面时，她真就不上这儿来，柯雷没办法也别着不去宾馆。突然一天，她在电话里说：“我要走了，去缅甸。”柯雷以为是柳秉勋去缅甸做生意带她去观光。她说：“不是跟柳秉勋去，是我前夫在缅甸边境的一个小城开赌场，他欠我三万元钱一直没给。我这次跟他要，他说让我去拿，捎带去玩玩，也算出国看看。我先头犹豫，后来他说回来路费他报销，我就心活了，答应去了。我飞机票已定好了，后天就走。”柯雷问：“还回来不？”她说：“怎么不回来呢？拿到钱，在那呆着干嘛！玩两天就回来。”柯雷说：“我送你吧！”她说：“不用，柳秉勋让他朋友开车送我，你去不方便。”柯雷问她：“柳秉勋愿意让你去吗？”她说：“他当然不愿意了！但是去要债，他也没办法，说限我一个月，一个月要是不回来，就和我断了，我答应他肯定回来。”
苏迪走后一个星期，没有信儿。又过了两天，给柯雷发来了短信，柯雷一看手机号没变，还是她原来的，纳闷儿出国了手机还好使。发短信问她，她说：这个缅甸边境小城离中国只一胯子远，中国移动通信网还能辐射过来，所以国内手机还好使。柯雷问钱拿到了没有？她说：“还没！他说钱不够，还得凑，让我等等。”
以后多少天，她再没有来短信。柯雷给她发短信发不成功。又等了些日子还是这样。柯雷忍不住给她打电话，手机不通，她失去联系了。
这时，已是腊月二十六临近春节了。柯雷母亲是腊月二十八的生日，老人家高寿，今年正好是八十八周岁。柯雷忙着给母亲张罗生日。马年没有腊月三十，腊月二十九是除夕，紧接着就又忙过年了。苏迪没了音信，在忙忙乱乱中，柯雷把苏迪的事儿放下了。
有意思的是，农历癸末年正月和公历2003年的二月同步，就是羊年的正月初一，也是2003年的2月1日。所以，当柯雷忘到脑后的苏迪突然又来电话时，柯雷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既是2月7日，又是农历正月初七，是“小人七”的日子。早晨，柯雷正照着母亲传下的老风俗，张罗着给儿子煮面条吃，意寓吉祥平安。
苏迪下午一点钟打进电话，声音压在嗓子眼里紧张急促地说：
“你赶紧给我汇两万元钱来，我告诉你银行账号，银行账号是……”
“什么呀？没头没脑的，你要我给你汇两万元钱干什么？大过年的，我上哪给你弄两万元去？”
“别废话，我说话不方便，是偷着打的电话，我跟你说，我被他扣住了，他把我的身份证、护照、手机和身上所有的钱都给我收走了，不让我走了，让我跟他在这过……”
“我说吗！你怎么没动静了？手机也不通，以为你失踪了被人拐卖到外国去做妓女了？现在看来还不算糟，前夫让你跟他过，你就跟他过呗！”
“我才不跟他过哪！他总打我，我早就受够了，现在他想吃回头草，我可不干。我想逃走，但没护照过不了境。有专门搞偷渡的，两万元一位，我身上分文没有，你给汇两万来，我回去就还你……”
“……不行，我手头没有那么多钱……”
“那你有多少就汇多少，我告诉你账号，这账号是那个帮我偷渡回国的人的。你记一下。”
柯雷听她说手上记着，脑子里却犯寻思：这事儿疑点太多了！那个偷渡贩子是否可靠？把钱打进他账户了，他不给你办或他根本就办不成，那你不是把钱打水漂了吗？第二，若偷渡被抓住，岂不是鸡飞蛋打？第三，这一切都是苏迪在电话里说的，真实性可靠吗？你柯雷和她只是萍水相逢几次肌肤之交，对她的底细和来龙去脉并无真切了解，她若黄鹤一去不复返，编出这么个理由来骗你的钱财，那可就是引着瞎子上楼顶，失脚下去就摔个实实惠惠。找骗你的主儿都没地儿找去。于是，柯雷干脆就来了个开诚布公，把他想的三点疑问，都直言不讳地说给了苏迪。苏迪在电话那边有些急了：“人家不会骗我的，人家是偷渡的老手了，偷渡的都找他，错不了，不会出问题，交钱就过境。再说，我更不能骗你，你我一夜夫妻百日恩，我怎么能骗你呢？我这真是陷入了危难，这种时候你不帮我谁帮我？你太没情意了……”
柯雷让她说的浑身燥热不自在，我这是没情没意吗？再说，她怎么不向柳秉勋要钱，这也是个疑点呀！柯雷说给她听，她说：“我这次出来，他本来就不愿意，说我跟前夫藕断丝连，现在这样一个理由，我怎么好向他要钱？”但柯雷还是不能相信她。电话已经打了十几分钟了，手机长途又是跨国通话，估计资费少不了。柯雷说你真是难为我，即使我相信你，我也没那么多钱，也帮不了你。她回说：“你能汇多少就汇多少，我再跟我那些牌友借。”
跟牌友借？要是骗的话，还不光我一个人？每个人要都能骗上两万，几个人加起来，那可是不小的数目。这种骗术和媒体报道的专门骗熟人朋友钱的骗术大同小异。”
柯雷果断地说：“你让我筹措筹措，然后给你回话，你听我电话。”
苏迪说：“你不用回话，这电话是我借别人的，你也没法回。你把钱准备好了，按账号直接给汇过来就行。”
柯雷回答说：“那好吧！然后就把电话挂断了。”
柯雷没去筹措钱，这件事搅得他心很乱：给苏迪汇钱怕被骗，那不仅是损失钱，被骗后的心理创伤，他知道自己承受不了。他一生谨慎，从没被人骗过。那样要背负窝囊一辈子，想想都可怕。不给苏迪汇钱，又背上了个无情无义的骂名，这也让柯雷心里不踏实，自己也不是这种人呀！可是……
柯雷就是在这样矛盾的心理中，被搅得六神不宁。
第二天，又是那个号码打进柯雷的手机，柯雷硬着头皮不接了。他觉得这不是自己的为人，但他无法言对苏迪，干脆就不接电话吧！而且凡是外地陌生的电话号码他都不接了，以防苏迪换个电话打进来。
后来，那个号码又打了两次，柯雷都没接，再后来，那个号码没有再打。
苏迪从此没了音讯。
柯雷把老房子的产权买断了。虽然经历了一番周折，但基本上是照着柯雷最初的意愿办成的。李福全没敢做主给柯雷免欠的包烧费和房费，说权利不在他这，要是半年前还行，现在新厂长把权利收上去了，你还是去找厂长吧！任柯雷怎么说，他都把头摇的跟货郎手中的拨浪鼓似的，柯雷说：“我不白让你免的……”说着把手插兜里要往外掏，李福全赶忙制止说：“你别往外掏！我知道你啥意思，咱明人不说暗话，你给我我也不敢要，因为这事儿我说了不算，我接了也办不成。你我知根知底，我这是实话实说，你别以为我这是在忽悠你，你还是找厂长去，厂长说免，我这绝不挡横卡你，保证说办就办，你看咋样？我这么说你还不相信我吗？我这话可是说到家了！”
柯雷只好去找厂长。柯雷认识厂长，1970年大学毕业，是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生。曾担任十车间的团支部书记，那时，开会搞活动都在一起。这么多年没见了，人一阔脸就变，做了这么大一个厂长，自然人难见、话难说、心难测、事难办。可事儿又不能不办，柯雷硬着头皮去他。见厂长很难，厂区已搬迁，厂办已随车间迁到东郊去了，离市区好远，柯雷打怵跑那么远的路，去了还不知厂长在不在。
柯雷跟熟人打听，知道了厂长的住址，死冷寒天的，去了两个晚上厂长也没回来。他家里的电话、厂办电话、手机，柯雷都不想打，想直接面见，事先不打招呼让他没有推辞的思想准备。柯雷不计辛苦就这么一趟一趟地往厂长家跑。不在家，柯雷就站在单元门口等，任冷风寒气侵袭。终于在第四天晚上等回了厂长。厂长见到柯雷，挺吃惊，一阵寒暄这么多年的变化，柯雷恭贺他新当了厂长，不无遗憾地说：“还是你们当年的大学生有发展前途，像我们这些中学生毕业就进工厂的，被耽误的一代，是啥也不是啊！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你说，出生时刚建国，赶上朝鲜战争，长身体时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该读书时赶上知识越多越反动，现在是好时候了，可年龄又大了，前途和天下都是人家年轻人的了。”
厂长笑呵呵地点头，承认柯雷说的是这么个理儿，说他自己赶上最后一批高考入校的大学生，算是幸运。说柯雷这一批人不走运，但柯雷你算个人打拼奋斗的不错，现在也是本市报界的名记者了。和你当年一起或前后入厂的那些人，有几个能熬出你这个份的？大部分在工厂默默无闻了。不少人还下了岗，能撑着的，是少数熬上一官半职的。可工厂尤其是咱这老牌的机械厂，都没有在市场上竞争的能力和叫得响的主打产品，多年积攒的难题很多。你还说我有前途，说句实话，我接这么个烂摊子，啥前途？不把我陷进去拖垮就算万幸。你这个当记者的不会不知道对国有资产流失的议论，我被硬推到这个位置上，不知是福还是祸哪！
厂长这番肺腑之言，让柯雷连连点头说：“你也没必要担心，俗话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账都是分着算的，别人的屎盆子扣不到你头上。你虽受命于危难，但若要是为七千名工人兄弟姐妹的福祉，把他们和厂子带出泥潭，走向一个新天地，那你不是奇功一件嘛！这是工人们的前途，也是你的前途呀！”
经过这一番对话，俩人多年那种未见的生疏感融洽了许多。当得知柯雷连等了四个晚上，厂长大为感动：“咳！有啥事儿打个电话不就得了！何必这么等我挨冻哪！”
柯雷开着玩笑说：“见皇上得心诚呀！”
厂长哈哈笑着说：“得了吧！你们当记者的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办啥事儿？”
柯雷也没绕弯子，胡同里扛扁担——直来直去说明了来意和想法。
听完，厂长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