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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黄土高原适宜耕种的东南以及南部等水利设施完备的一带将重新作为农耕区恢复，但是以西，天子将其作为畜牧区保留，同时作为帝国的军马场。
魏相等人正是明白了这一点，才意识到没有完全开发的南方对帝国的重要性，他们可以想象当南方适宜种植水稻的土地开辟成良田以后，配合运河网，将使帝国南北得到互补。
想到这里，魏相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个庞大的运河计划，而耿寿昌等一批少壮派官僚也是双手赞同，只不过他们想得更多的是，开发的南方将为帝国提供扩张的资本。
刘病已此时提出修建运河和开发南方的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天不解决流民问题，他就难以腾出手来进行雄心勃勃的进取计划，帝国的根本矛盾就是人口增加带来的，荆州和扬州占据了帝国将近一半的疆土，可是容纳的人口却只有四分之一，这是一个极不合理的数字。
刘病已这个穿越者知道在原来的历史轨迹中，这种人口压力最后导致了内战这种极端方式进行减压，虽然促成了对南方的开发，但是接着的外族入侵所导致的大屠杀和南北对抗，使得整个汉民族失去了四个世纪的发展时间，同时造成了文明大幅度的倒退，几乎亡国灭种。
因此人口压力是刘病已现在面对的最现实的问题，但是同样也是一个机会，为数众多的流民，只要能保证他们的口粮，他们就是最好的劳动力，正好可以用来进行大型工程的建设，同时向南方移民进行开发。
魏相等人也很快想到了这一点，因此摆在整个帝国统治层面前的就是具体的细节问题，从运河工程的规划，流民的组织，以及向南方移民，都需要大量精通地理水利，农业技术的官吏。总之这个十年计划牵扯到的地方太多，这也让这些传统的士人官僚，第一次正视被儒家学说称做贱业的这些学问。
秋末的这次帝国核心决策层的聚会，只是刘病已为了统一意见而进行的，而接下来整个冬季，空闲的帝国官僚和士人们开始为这个庞大的计划忙碌，这时候一大批的未来精英开始“崭露头角”，太学生中术业有专攻的一批精于地理水利的人一起规划整个计划。
“不对，这一段错了！”太学内，汇聚了一大批精于水利的学者和专攻机关学的成员，在耿寿昌这个学惯百家的大师指点下，对整个大运河的工程进行规划，对于河道的选择，和工程段的划分，这些学者进行着剧烈的争论，他们中最忙碌的要数耿寿昌这个大师，他同时领着数个小组，大凡涉及到整个工程的各方面他都参与了进去。
随着十年大运河计划，整个太学里，还在学习的太学生都是开始格外重视那些“经世致用“的学问，比如地理水利，土木机关，再加上刘病已发下的诏令里表示对参与到大运河计划里的太学生会加以褒赏，那些以名利为目标的寒门学生几乎是一股脑地转向了各种杂学
而那些平时就对经学不怎么上心，而是喜欢那些“奇淫巧技“的世家子弟，更是打着皇帝的旗号，”明正言顺“地研究起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而这时士人中争论了两年的关于原本鄙薄的技艺有了结论，至少大部分士人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工匠，方技，农林等学说的确有益国家。
第五百八十六章 光荣与骄傲（）
不过他们还是强调了儒学的重要，对此刘病已也并不反对，而是下诏将儒学作为太学的基础课程，太学生每天必须抽出一个时辰学习儒术。
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接五大水系———黄河、长江、海河、淮河、钱塘江。运河的开通，使得“商旅往返，船乘不绝”。
沿着运河，江都、余杭、涿郡等繁荣的城市如同一串珍珠，嵌在一条发光的长带上。而洛阳是其中一颗最大的明珠，闪耀在帝国的中心。
整个漕运系统以洛水为中枢，南北两岸处处通渠：北岸有漕渠、瀍水、泄城渠，南岸有通济渠、运渠、分渠，还南引伊水与运渠相通。
特别是南北大运河的四段运河中，除邗沟与江南河的衔接点在京口以外，其他三段的中心衔接点都在洛口。洛阳南可通黄河再入大运河直达杭州；北抵涿郡；东至大海；西到长安，成为全国水运中心。
洛阳成为全国以粮食为主的货物转运与仓储中心，是全国粮食的储藏中心，大约全国一半的粮食都集中在这里。
刘病已为了平抑物价、抑制商人过度暴利，为了防止高利贷和改善国家财政，下诏实行五都六埂ü‘，即管，由国家经营管理之意），并以首都和五个陪都作为商业管理中心。即在首都长安之外，以洛阳、邯郸、临淄、江陵、成都为陪都，以它们为中心，对全国实行商业管理。
邯郸、临淄早在战国时代就为天下名城，成都也素有”天府之国“之称，众大臣不解的是江陵为何也被刘病已视为陪都。
”江陵位于长江中游，古云梦泽的近旁，‘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北依汉水，南临长江，西控巴蜀，古称“七省通衢”，是长江上游与中下游两个不同经济区物资交流中心。春秋时就成为中国南方最大、最繁华的都会。“
刘病已指着沙盘，“侃侃而谈”道：”而且，该地区土地肥沃，雨量充沛，其物产丰富，在三代之前，即已普遍种植稻谷。楚国曾开凿扬水运河，使江陵成为沟通江、汉的主要通道。“
众臣听到皇帝陛下”引经具典“，“出口成章”，连连点头称是。
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江陵、成都等六座都城设置五均司市司，最高长官为五均司市师，下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进行具体管理。
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甾、江陵、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
刘病已将这些大城市作为商业统治的中心，控制住它们就等于控制住了全国的工商业经济命脉。所谓六埂ü埽枪叶匝巍⑻⒕啤⒅⑽寰薮仁敌泄苤疲顾饺司欢陨皆笾姓魉啊�
洛阳的经济地位突出，长期居于全国商业中心、物流中心的地位。它所辐射的地区早期主要在中原。而在大运河开通之后，其所辐射的范围则达到长江以南更广大的地区。西汉时，政府对工商业采取了宽松、优惠政策，商业得到快速发展，全国各地的工商业家族大量涌现。
而洛阳“当关口，天下咽喉”，有武库敖仓，天下冲厄，汉国之大都也”，
在经历了秦汉之际的短暂凋敝之后，洛阳重新开始了大国陪都（或都城）的繁荣。洛阳人的经商传统已经形成，孕育出了不少大商人，师史、桑弘羊就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商人。
随着太学这个帝国学术中心开始转向各种学科的研究，刘病已当初交待的一些关于基础科学的学识得到了飞快的传播，同时以一种可怕的速度在完善，尤其是作为六艺之一的数学，帝国本就有不少专门研究术数的学者，在接受了数字和各种数学符号以及正负数和几何的一些知识后，这些人居然很快就将他们进行了一年多的数学知识进行了归纳汇总，并且成书了。
对于这一本数经，刘病已异常重视，他不但亲自召见了编撰这本书的众多学者给予丰厚的赏赐，同时亲自为之写了序，并大量印刷，写上了众人的名字，发行天下，由于他掌握印刷术和造纸术，等于垄断了整个帝国的学术思想的传播。俗话说“好名之心，人皆有之”，当数经发行天下以后，那些参与编撰的学者，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印在书页上，可以传之后世，都是更加专注地投入了研究中，以至于让其他学者眼红不已，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几乎是“忘寝废食”的专研，好使自己的学问印刷成书，名扬天下。
元康三年末，刘病已开始提前大规模地生产纸张，取消了自己在纸张上的暴利，因为他没有想到被激起名利之心的帝国学者居然能爆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出来，太学也是如此之快地完成了学风的转变，刘病已第一次觉得自己还是小看了士人对功名的向往，尤其是那些出身寒门的太学生。
由于有茶，纸张，书籍所取得的暴利做底，再加上节省缩减宫廷开支省下的收入，刘病已有足够的底气支持太学的学者进行各种学科的研究，毕竟除了出书扬名天下，实利也能激励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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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朝的外交活动中，“汉使”是与张骞、班超、苏武这些灿烂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作为第一个汉使，张骞流落异域十余年，百余人的使团最终只有他和堂邑父两人得以回到长安，却始终带着那根象征使命的汉节。从此，永不“失节”，便成为一代代汉使的传统与骄傲——纵观汉代历史，这几乎成为一种信念，有一个强大的王朝在背后，汉朝的使臣们几乎都有为了原则和使命，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以至于直到大天朝，提到“汉使”二字，我们总会有一份敬重和仰视。
第五百八十七章 可杀不可辱（）
这种敬佩不仅来自于今世，也来自于当时。或许因为这一份英雄气概，汉家使臣在异乡，通常也会得到一份尊重，有被杀的，却很少有被折辱的。
张骞出使，第一次被匈奴所俘，面对这个气度恢宏的汉使，军臣单于还是很讲道理的，只是问他如果匈奴派人去南越，汉朝是个什么感受？而后以胡女妻之，虽然不放他和他的部下走，待遇上却似乎并无虐待。不过张骞最终还是跑了，继续他联系西域的使命，而且在返程中再次被俘。
刘病已注意到这位博望侯是再次被带到军臣单于面前的，而军臣依然没有责怪，还让他夫妻团聚。在这种敬重英雄的文化环境下，似乎没听说哪个不要命的家伙敢把，会把，能把汉使给阉了。
大汉，是一个“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谁敢把汉使给阉了？
然而，在历史上，还真有一位被阉掉的汉使，他的故事要说起来，简直令人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这位汉使名叫季都，原来他在元康年间奉命作为副使出使乌孙，下令将他阉了的正是刘病已。而且……而且，他在完成使命的过程里“中规中矩”，可说既没有失节，也没有违背上级的指令，更没有什么失期、迷途之类的事情，冷眼一看，这位使臣落到受宫刑的地步，真是有点儿“匪夷所思”，但偏偏汉廷给其治罪还“理直气壮”。
要说清这件事，得从季都所在使团的使命说起，这个使命是来了解一起谋杀案的。在这起案件中，遭到谋杀的是乌孙当时的国王（当地称为“昆弥”）“狂王”泥靡；发起谋杀的，则是他的妻子，来自汉朝的解忧公主以及汉使魏如意和任昌。
乌孙是个在汉朝和匈奴之间“摇摆不定”的国家，其君主往往娶两个王后，一个是匈奴公主，一个是汉朝公主。
泥靡之前的乌孙王是解忧公主的第二任丈夫翁归靡（号称“肥王”），他死后，汉朝支持的继任者是解忧公主的儿子元贵靡——翁归靡最初也曾有这样的允诺，并向汉朝求娶公主为儿媳。
而泥靡则是再上一代乌孙王军须靡的匈奴公主所生，为乌孙亲匈奴贵人所拥立。他即位后，奉行的政策自然亲近匈奴，这对当时正在和匈奴全力博弈的汉朝来说，是很不利的。解忧公主按照当地习俗，作为先王王后再嫁新王，并为泥靡生一子，但双方一亲汉，一亲匈，政治问题并不会因为生个儿子而缓和，关系始终十分紧张。而由于乌孙此前一直亲汉，泥靡的“倒行逆施”引来强烈的反对，国内局势也颇为混乱。
解忧公主为泥靡生儿子，这事儿其实想想也十分的“匪夷所思”。按照历史记载，解忧公主生于公元前120年，而她在公元前71年曾和“肥王”翁归靡一起策划和实施了与汉军合击匈奴的巴里坤战役。此后，还有翁归靡向汉朝请求娶公主为儿媳的事。
她嫁给泥靡是在翁归靡之后，算上十月怀胎，为他生儿子的时候肯定已经50岁以上了。以汉朝平均寿命25岁来算，这样的年龄生儿子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即便是今天，也是罕见的高龄产妇——这或者是历史记载有误，或者，刘解忧公主是个类似后世的武媚娘那样内分泌与当时常人不同的女子。
这之前由于汉朝与乌孙关系良好，双方使节往来不断。适逢当时有魏如意和任昌送乌孙侍子回国，解忧公主便与他们分析乌孙国情，认为狂王统治基础不稳，可袭击之。
魏如意和任昌两人，也是班超一流的性格，于是设计在酒宴上刺杀狂王，可惜有班超的胆略却没有班超的刀法，席间行刺只刺伤了狂王泥靡，却被他逃走了。泥靡的儿子细沈瘦随即召集部众，将解忧公主等包围在乌孙都城赤谷城，围城之战打了几个月。
汉朝西域都护郑吉闻讯率军赶来，这才解围。面对刺杀后乌孙各派“剑拔弩张”的烂摊子，刘病已派出使臣张翁到乌孙安抚狂王，处理这起谋杀案。此事，最终以魏如意、任昌被判处死刑，押送回长安处死和汉朝向乌孙王泥靡赐金，派医生治疗了结。
在这次出使任务中，张翁因为表现不好，回国后被处以死刑。
以现在观点看来，这个张翁可说是有取死之道的。所谓魏如意、任昌被判死刑的事，怎么看怎么让人“疑窦重重”。既然判处死刑为何不在乌孙执行？西域之路“万里迢迢”，押送回长安只为了斩首，听来就不靠谱，那时候没有录像和照相机，乌孙又在“风雨飘摇”之中，狂王泥靡总不能跟过去亲眼看魏、任两位砍脑袋，这明显是个敷衍，其中大汉可以玩花样的机会太多了。
张翁的问题在于他在汉军已经解围的情况下态度过于软弱，而且审理这个案件时对解忧公主的态度问题很大。当时，公主对张翁的审理不服，叩首而拒绝认罪。张翁竟然揪住公主的头发，拖过来大骂。这一下子可犯了大忌。
张翁的意思大约是借此表达汉王朝中央政府对谋杀行动的不满，以退让求和解。然而这里为了说清楚，我们需要说一下解忧公主的身份。这位公主本是楚王刘戊的孙女，刘戊是七国之乱的首犯之一，兵败自杀，死后楚国改封，以平陆侯刘礼为王，刘戊的子孙都被列到族谱之外，已经等同庶人。
公元前101年，原本和亲乌孙的细君公主病死，孝武皇帝遂封刘解忧为公主，执行和亲使命。
如果从地位角度来说，解忧公主是罪人之后，张翁揪她的头发来骂也没什么，但人家毕竟是宗室，这样一揪，皇家尊严何在？从高祖皇帝创立大汉朝起，皇室成员和大汉使者一样，都是属于“可杀而不可辱”的人。
张翁对解忧公主的行为失当，马上引来了刘病已的强烈不满，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张翁的做法，显然对大汉王朝的西域大局造成极大的破坏。
第五百八十八章 不讲理（）
解忧公主在历史上虽然不如王昭君出名，可刘病已知道，她确实是一个优秀的女外交家和女政治家，在西域为汉家经营数十年，形成了颇为强大的势力。她和翁归靡统治时期，是乌孙最强盛的时期，她的三个儿子后来一个成了乌孙的王，一个成了莎车王，还有一个是乌孙大将，一个女儿成了龟兹皇后，她的家族在西域极有影响力。
刺杀泥靡的背景是汉朝由于大臣萧望之等担心“兵连祸结”，对乌孙的局势没有采取积极的干预态度，坐视这个在西域最大的盟友倒向匈奴，解忧公主的选择不能说错。而她身边有一大批乌孙的亲汉势力，才能使她守住赤谷城几个月。如今汉使对公主这样无礼的态度，显然会让乌孙亲汉势力受到重挫，也严重影响解忧公主在当地的威望。这对汉朝的西域经略是很不利的。
而且，解忧公主是一位在西域对汉王朝有着巨大贡献的人物，曾忍辱负重先后嫁给三个乌孙王，完成了推动乌孙与汉合击匈奴的重任，是造成匈奴败亡的大功臣，晚年回到长安深受刘病已尊重，张翁大约并不了解这些内情，所以做出了这样错误选择，须知解忧公主是可以直接上书刘病已的，受了欺负之后她写到长安的信，直接导致了张翁的判罪和死刑。
不过这里面本来没有季都什么事儿，他作为副使，没有参与对解忧公主的审问，这次的工作是安抚狂王泥靡。他带着汉朝来的医生给泥靡治伤，很好地改善了关系，最后泥靡派出十几名骑兵送他离去，颇有惜别之情。
那……怎么会被朝廷判罪给阉了呢？
原来季都回到长安，因为明知道狂王该杀，却有机会没动手，而被刘病已判处宫刑。
这叫什么罪名啊？按说，人家是很好地完成了自己医治国王，乃至改善关系的使命嘛……也有人认为，季都应该是那个时代汉朝绣衣卫的成员，以出使为名本来任务便是协助解忧公主完成没有成功的刺杀，结果胆怯没动手，才被处刑。这在历史上是查无实据的，只能聊备一说。
季都受刑，肯定是够委屈——在他国谋划政变，刺杀国王，只因为没有成功，连自己的使者都能阉了，这是怎样的一个国度啊。残酷，霸道，苛刻……然而，我们又可以从这个事件真切地看到的大汉朝的强悍、积极和不讲理。
对，就是不讲理，大汉朝对内对外好像都不怎么讲理，这可不是个好习惯。
然而，对这个不是好习惯的不讲理，读者们喜不喜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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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汉朝的一次用人失误，终于在湟水两岸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动乱。
原来，就在这一年，刘病已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当为义渠部落后裔）出使西羌，宣导汉朝的民族政策。西羌先零部落的酋豪，便趁机向义渠安国提出了一个“居心叵测”的请求：“愿时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处畜牧。”
西羌自从迁徙到青海湖一带后，日子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