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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了，他出身党政机关，对官场的事拿捏得很准。到了出版局后，那里的风气也便改辙更张，让圈内圈外的人都有不少说法。总之，事情变得复杂了起来，原先冲在前面干事的人都渐渐暗淡了，像是乌云密布的天空，每个人脸上都写着愁字。
要说林黎，其实并没直接得罪过这个最高局领导。当初，钱唯强对林黎的态度也说得上是礼遇有加。延续着局内上下对林黎的看法，各种机会钱唯强还都会点名让林黎出席。可是，自从他的公子进了风华社后，情况就慢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分管财务的吴友道与其打得火热，号称是可以自由进出他家的座上宾。显然，这里面就有了另外的味道。后来听说，连钱书记小姨子的住房，都是吴友道给解决的。所以，出版局内有种说法，说吴友道才是钱书记真正的“组织部长”。
常言道，不打奸不打懒，专打不长眼的。林黎最不擅长取悦长官，她的处人方式太本色，也太正经了，相反论及工作又原则性太强，这岂不就是不长眼吗？
彤非自然知道，林黎的这种样子是一种天然的造就，而要不这样那也就不叫林黎了。她的清傲来自于骨子，随和也来自于意趣相投，不是成心对谁拿什么劲儿。记得一次陈滔说及这点，语气中就透出几许无奈，说：“这年月，林黎基本上算是稀有动物了。只是没人能保护她，因为她是长着思想的稀有动物，比较麻烦。不像大熊猫，给它适宜的豢养条件，它就能好好地享受优越。”彤非想，还真不亏老公评价的精准，你要是让林黎做真正标准的大小姐，她还得干呐。说她是大小姐，她只不过喜欢那种被宠着自由思想和做事的特权，而要真让她做摆设、当尤物，那还不得难过死她。
唉，彤非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领导家里坐半天。林黎呀，你怎么就弄不懂这些呢？”
彤非虽是这样感叹着，但她也确为当今的社会风气惹出了一股愤怒，这不叫逼良为娼吗！假若环境都变成了这样，那么多年为之奋斗的东西岂不成就了可耻？彤非突然意识到，自己这个当记者的真该多做点什么，不只是为林黎，也为着净化眼下的一种空气。但是，转而她还是觉出了自己的急躁，我这是干什么呀，刚看到林黎的不多几篇日记，就让自己联想到这么多。目前最关键的，是要尽快读完林黎的日记，先解救她于水火之中。她觉得，不能老让林黎陷在眼下的这种情绪状态，因为时间长了肯定会有麻烦。
她从没见林黎像这次一样好像自己拔不出来了的感觉，就凭林黎的静，都静得让她觉着心神不宁。她不知道此刻林黎究竟在想什么，尽管说，林黎再怎么样也不会做出过激的行为，更不会像某些人似的哭天号地———她要那样倒省心了，彤非往日最看不得那些大哭大闹的人了，她总觉得那类人寻死觅活都带着一种吓唬人的要挟味道，每每见此便心生厌恶，实在忍不住了还想恶毒地咒一句：作什么秀啊！真活腻了，就自己找地儿死了算了，还给别人看个什么劲呢———但是，她也怕林黎这样的静。人说“哀莫大于心死”，林黎若要心死了，她可真受不了。因为，林黎是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多少年来就是。再说，林黎一直抱定的人生态度，就是“生活着”，可她要放弃了这一点，仅“活着”那对她还有什么意义呢！
彤非不愿自己再这样乱想下去了，便起身抻了抻腰腿，然后向旁边屋子的林黎那儿走去。她觉林黎独自在电脑前坐了有好一会儿了，该让她也活动活动了。
惑 17（5）
彤非来到林黎的跟前，看林黎依然在键盘上敲着字，就先给她续了杯水，然后凑到近前，说：“该歇会儿了。”这一刻她也看到林黎正写着的东西，标题竟然是《写给自己》。彤非愣住了，随即问到：“林黎，你在干吗呀？”
林黎扭过头来，静默地看着她，浅浅一笑：“你别大惊小怪的，我只是在跟自己说说话。”
“我可还在你身边呢！”彤非觉得问题严重：“你总不能拿我视而不见吧？”
“我没拿你视而不见啊。你在这儿，我觉得心里舒服多了。只是我也只在面对自己的时候，这样静静的，才能思考。”林黎说。
彤非觉得林黎有些可怜：“你别这样惩罚自己行吗？”
此后，彤非不再让林黎跟自己较劲了，她拉东扯西硬是和林黎说了好多朋友们之间的事，直到她累了，睡下。
彤非大喘一口气，开始加速读林黎的日记。
第二部分
惑 18（1）
2003…3…13 洗礼？形式磨练？
或许受到周一心情的影响，当晚给简局长的mail写得有些感性，不长，但谈到了坐火车出门，谈到了雪。我似已不再为他迟迟回复而有不爽的感觉了，他的邮件简短却说明问题，台头还直接写了名字。
第一个邮件中，他说出差了几天，因在外地没有上网的习惯，所以迟复并为此不安。随之他发来一个新的私人邮址，说在外地时，让办公室帮忙从电脑调一个材料，才意识到我们的交谈该有个更合适的管道。第二封邮件，告知收到了我前时寄他的书，说正是他那次在机场见到的，说有关书的话题还有要探讨的。我为他的坦率和周到感到舒服，不过那晚整理完北京所谈项目的资料后，时间已经很晚了，所以回复只是简简单单。
今天，临近傍晚下班，想到两日前给简志峰发的那封有点不知所云的邮件，忽然觉得，似该打个电话过去比较妥当。
第一次和简志峰电话联系。待机的铃声响了好几下，没人接听，我几乎就准备挂机了，这时那边传来了一个很低沉的声音。
我意识到他可能不方便，问：“开会呢，是吧？是我，林黎。没事，你先忙吧，我们回头再说。”
他制止住我撂电话的想法，说：“我出来接。”几秒钟后，他比较松弛的话语送了过来：“在开党员教育动员大会。”
“你们还挺认真。”我说。
他解释道：“不是。听说后面要大面积搞教育，我们仅仅是试点，先搞。”
我有点丈二和尚，不知道这次又要怎样，总觉近日他那儿忙的事有点特别，好像是处在某种特殊的状态。不过不便多问，说了几句什么，还是挂掉了电话。
不是可以交谈的时机，更确切讲也没熟到那种无话不谈的地步，心想还是先把关注的话题放放吧。晚上补发了一封邮件，大意是说，电话中得知他那儿在搞党员领导干部的整风，凡事都有个轻重缓急，不必急着回信，先集中应付眼前吧。
其实，真的是不明白，前两年刚搞过大规模的教育活动，上头的想法主旨鲜明，一是要把全党的思路引导到经济建设上来，二是要从保证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的高度，纯洁党性，反腐倡廉。应当说认识是到位的，教育的主题也好。不过，如此规模浩大的一次整风运动，最终真正受教育、受触动和受洗礼的倒是两头，中央急，下面急，反而中间层最“牢不可破”。这一层不仅实权在握，而且高调唱得比谁都响，结果该是好的还是好的，该是贪的还是贪的，该是恶的依然行恶，该是玩权术的还能游刃有余。下面干事的人倒是一个个被折腾得精疲力竭，还成了一次上级考核干部、调配人事的机会和口实。大家有怨无处诉，有苦无处说。许多同僚都议论，党的建设能否有一个制度化、法律化的程序，并且更科学些呢？如此少数人得病全体跟着吃药，真的就能解决根本症结吗？
困惑归于困惑，事总是要做的，路也总是要走的，有些时候急也得一步一步来。我深知，一个庞大的体系扭转和修正任何一点都有很大的难度。但是，这些制度建设的事情若始终不予着手解决，那么就算一再地搞这种整风运动和学习，又能有多大实际作用呢？
在同简志峰通话时，我曾以为这是他们省针对性的特别举动，当听说他们不过是先行试点，然后要在全国普遍推行，我不免心里叹了口气。
记得前两年的那次整风中，身边发生过一些事。为了“重视”，有的部门竟以封闭为名包宾馆搞教育，不说花去多少钱，就连复印机也用坏了几台。形式是做足了，道理也讲到家了，可一转眼衙门还是衙门，部属才是真正的“自查”过筛者。
“群众”有时候也不是可靠的，经过操纵了的关系线上，评议又有多少实证的价值，而好与坏又如何分得出伯仲。身边一家出版社有个社长，平日有点说一不二，方法是简单了点，但自己却也干得很苦，对老百姓也不错。但是借着整风，别有用心的人硬是鼓捣着老百姓给他画叉，结果不明不白地变成了牺牲品。然而，后面安排的某些人却比他还不如，老百姓后来也亲身体会到了，但为时晚矣。
惑 18（2）
一线的事情就是这样难以预料。曾经接触过的一个国企老总说过这样一种心理：“我的企业不能做到最好，但也不能做得最坏。因为，太好了，我的位置就坐不住了，总有人会替掉我；而太不好，老百姓不满意，自己的良心也过不去。”说到底，命运掌握在有权决定生杀的人手里，太一门心思干事的人怎么可能是权钱交易下的胜出者呢。再好的初衷与愿望在一种冲不破的体制制约下，人们只能有限地进行着探讨与尝试。而更摆脱不掉的阴影是，还要留出一份心思时刻防备着小人的构陷。
给简志峰发出邮件后，脑子游游荡荡的。本想摆脱掉“后面要大面积搞教育”这句话带来的负担感，但还是联想起与现实相关的一件事。
那也是在前年，局里曾搞过一次苇城出版业如何发展的座谈会，当时，各社的社长、总编们都参加了。会从一开始就显得有些闷，因为两三年来，局里第一次组织此类的研讨，而自局领导大换血后，关心的问题就有了岔道儿的意味。既然上下想不到一块儿去，上面更在意政绩的辉煌和利益的取得，不断地给下面施压，权力的弦越绷越紧，而下面想的则是自身能否有饭吃，或者未来还有无后劲，就尽量避免交锋。这年月谁犯得上跟自己过不去呢？
人们的发言既不积极也不踊跃，冷场成了会的一道风景。领导们有些坐不住了，一贯恭恭敬敬却心里有数的局长周济运，不时地用眼在瞄一把手钱唯强。有老太爷坐阵，他显然不好越俎代庖。这阵势恐怕连钱唯强也没有想到，他不得已开始点名要一些人发言。
被点到的人不疼不痒地说着一些不大要紧的话，看看时间，已过了几十分钟，一直闭目养神的文艺社社长古剑这时直起了身子，以一贯直截了当的口吻，直陈体制机制问题，分量很是不轻。
古剑这人向来是无所畏惧的，在苇城出版界他恐怕是唯一跟钱唯强拍过桌子的人。不过，这不是说他飞扬跋扈，这位老哥着实是因有着旁人比不了的胆识和阅历。就全国出版业而言，他也是个敢说敢干、有勇有谋的人，多少年来他就一直是这一行当的领军人物。然而，这几年，他的文艺社却有些势衰了，外省的同行巧妙地踏着他的足迹，以点带面地蚕食着他的战果。他不是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儿，可痛则不通，他是既舒不得筋骨也顺不得血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在这次会之前，他就此曾跟局里面谈过多次，但每一回都无出左右，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地被敷衍着。所以，眼下局里勉为其难地搞了这么一次象征性的会，他本无多大心气，但听着不着边际的一些闲扯淡，他还是忍不住了，终于掷地有声地直戳那些症结要害。
古剑的发言让会的气氛有了一点紧张感，在场的人都安静地听着。当然，这安静其实是有着各种心思浮动的。就说钱唯强吧，他显然是不愿听到这种声音的。他现在把权力看得比什么都重，吃惯土皇上甜头的人，怎么舍得把权力下放，从而削弱自己的分量呢！周济运是明白个中就里的，他知道古剑所言切中时弊，但他也有着自己的打算，发自内心地并不真想像古剑所言发生什么变化。因为，一来目前的情形对自己来说没什么实际坏处，凡事有大个儿顶着，好事又都落不下；二来转变机制成本太高，钱唯强已是到了年龄的人，做他不可心的事，无异于往自己的脖子上架刀，实在犯不上冒仕途风险与他较劲。至于其他与会的人中，一些平日装惯了孙子的，当然是要看权贵的眉眼高低了，此当儿已有几位明显做出了事不关己的表情，惟恐沾了被迁怒的边。但是，想要干事的人，却因此稍有了点精神头，觉得古剑像杆旗帜，道出了大家的肺腑之言。
自此，后面的发言开始有点味道了。
美术社社长谈了印刷、用纸自己吃自己的体内循环问题。他说：“应该适当放开一个通往体外的管道，因为割据和保护不能阻止国内大市场的形成。再说，允许出版社能在一定程度上自主选择印刷厂，这既有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成本的节约，也能对局内厂形成一种市场意识和参与竞争能力的培养。”
惑 18（3）
紧接着，一位负责出版印制流程的副社长补充了他的发言：“印刷厂的改造，我认为，一方面要着眼完善配套，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本地与其他地区在技术升级方面优化和互补的因素，要有一种比较优势的发展思路。当前，我们图书的印制，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说都受着技术不配套与能力不足方面的制约。”
这时，有人就插进话来，补充着上面发言的不足：“我去年随考察团去了台湾，看到那里的出版社是采用一种按需印刷的设备，他们不像我们，必须先有大几千的印数才可开机，否则就赔本。那个彩色数码印刷设备，哪怕是有一本书的需求，也可以满足，而且可以实现个性化印刷的要求，解决专业类小众图书的出版需求。最重要的是它实现了以产定销的梦想，能有效地控制人为浪费，也可缓解库存积压这个头疼的问题。”
……
一轮发言过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间歇，主持会的图书处长是一个纯业务型的人，他听到社长们的观点很觉对路，这时便搜寻着可能有想法的人。钱唯强在上述发言中本已一脸的愠色，这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偏偏图书处长就不长眼地点到了我，我不能不硬着头皮说。
我谈到了收入分配机制方面的一些想法。说局里通过收缴集中款进行二次分配，我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也觉得，这件事应该兼顾到下属单位自身发展的需要。效益好的单位并非不存在自身布局调整的问题，特别是我们与全国好的省份比，原就有资金、实力的差距，那么一味均贫富式的整体推进，低水平的齐步走，就会连个别优势也丧失掉。再有是对经营者才能的评价，这也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应当承认其贡献率的差异。为此，我提出了一个保守性的两全方案，即尝试将国有资产与新创价值进行双重考察的评价模式。也就是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基础上，将超额部分视为模拟的企业自有份额，借此一方面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增加其自我调试空间；另一方面也可借机剥离笼统考核经营者的大锅饭式的奖励方式，使经营者有更多的价值实现感，避免创造激情的缺失。我解释说：“这不是谁独出心裁的创举。二战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随科技贡献率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彰显，普遍采用了这样一种做法。不同在于，我们的剥离只是一种虚拟，不会造成国有资产的实际流失，资产仍属于国家，剥离的只是对经营者考核与评价的一种模拟参数。”
发言的最后，我还就古剑关于体制机制变革中存在诸多障碍的那些举证，以创新需要环境及政策保障做了理念性的策应。我说：“经济学认为，创新是对原有妨碍获得潜在收益的机制、体制或制度的一种突破，叫‘局部犯规’。定义是政府诱导下的微观经济组织的自发性行为。那么，从‘犯规’的限定来看，创新就需要一种环境的支持。换句话说，离开了政府，即行政领导机关的包容和默许，就不可能实现。所以我觉得，局里应该结合我们的现实状况组织这方面的研究，为下属单位提供适当的政策性引导和保障。”
总体说来，我的发言是站在全局立场并着眼于观念的，丝毫没有刺激领导神经的用意。但是，散会后，大家在楼下等车的空儿，有人看着我，先是神秘地一笑，随后撂了一句话：“你还真大胆！话虽都在点上，可……”说话人留了个尾巴让我自己去品。
我并没觉得自己有什么过分之处，凭心讲，对于眼下这些问题，自己完全是平心静气当课题来思考的。即使是今天看来，那也应算得上是善意和负责任的。但是，后来竟是让那位留了半句话不说给我自己琢磨的人说着了，省略掉的“点点点”意味深长。
不几天，局里下发了座谈纪要，其中引用了一些人的话，但是对古剑和我们几个触及体制机制问题的发言却只字未提。
随着日子的延续，我发觉上面对我的态度日渐透出了一种味道。在不断冷却的气氛中，我终于明白，我的发自肺腑实际上是为自己设了一个绊，最终竟把自己给凉拌了。
惑 18（4）
这也算自作聪明的一种报应吧，回过头想想，那些话尽管说得理性、平和，没什么“犯逮”的，但其中哪一条不长着刺激现行当政者神经的刺呢！说他们不如我明白吗？若再引申一步，我是否就成了一种对领导的不满与抨击———权力与利益的放弃、主导者与“守夜人”角色的置换，哪里容得我来评说呢！
有时候立场不同，考虑问题的角度和对于一些问题的理解确实是不同的，换了我，是否也会在一番话中听出别的味道？我自我审视着，进行换位思考，但对真诚与别有用心，除了自己心知肚明外，还真是难于令他人明白。
所以，想想后面又要搞的大规模教育，想到点灯熬油换不来一种谋事、做事的共鸣，再想到那个磨人的过程———高于一切的形式，心里隐隐地有些犯怵。
惑 19（1）
2003…3…15（周六） 落伍的坚守
心里有事，起得依然很早。
昨天被彤非、顾卓、萧启、陈子凯拽着一起去了郊区的远水涧景区。一路下来随心所欲，晚饭吃了当地特色贴饽饽熬小鱼，饭后几人在山间散步。
初春的夜晚，空气中还透着沁骨的凉，山里就尤其明显。不过，脱离了凡尘琐事，大家都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