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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赵一帆这番朋友般的劝慰，心里其实有着说不出的郁闷。但是，却还在想着，要做最大限度的一次争取。
撂了电话后，令我掉转了情绪的，是小韩打来的电话，她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局会议室的事落实了，而且申请补贴的报告也有了下文。
小韩说：“只是有点遗憾，批的钱数不足。”
我说：“总算是好消息。”于是，立即安排小韩、陈名晖筹备编辑竞赛的事，同时通知张成会同版协去落实中国编辑学会研讨会的相关会务问题。我知道下面自己要做的，是想办法化缘以弥补经费不足的缺口。
晚上，我给老局长闻汉声打了电话，他听后没有二话，说：“你不求援我也得请那些老朋友吃顿饭，特别是有的老领导曾经帮过我们苇城不少的忙。不就几千块钱吗？我来赞助吧。林黎，别发愁了。”
老局长的贴心，让我生出不少感慨。了却了心头“无米之炊”的愁难事后，我不禁自言自语：“这年月，人情味真是太难得了！”
惑 22（1）
2003…3…18 换个角度看问题
上班之后，没多久，财务送来了期刊的月报表。详细看过收支及回款情况后，我感到回款是个急需抓抓的问题。
原就是小本经营，势造不了，突破性进展难以取得，“钱”力不足更攻不下官商掌控的系统渠道，能杯水车薪地维系着，全凭了杂志的内容优势获得的邮局订数和零售市场份额。可是，几户较大的零售商竟有几个月拖欠回款了，这使得账面的负效益显得格外扎眼。究竟又出了什么问题呢？我把做发行的小谭与兼管主任张智一起找了来，打算听听情况。
小谭见我就叹气摇头：“林总，库房没人给清点退货，开不出清单我没法向人家追缴回款。”
我纳闷：“前段时间我和陆局不是协调过此事吗？”
“没，没落实……”小谭含含糊糊地不往深说。
我转向张智，这才弄清原来是胡威明应暗顶，根本就没做此项安排。小谭虽说专事杂志的发行工作，但人隶属营销部，所以不敢得罪主管领导，又不敢直接对我说明，就只等着我追问。
我有些不悦，不过，还不完全是因为具体办事的人没能及时把情况反映给我，而是班子的格局状况实在太缺乏合作的基础了。
“真叫莫名其妙！”我不加掩饰地扔出了一句平日很少在下属面前发泄情绪的话。
想着自己一再“示弱”的忍耐也换不来一种基本的工作配合，心里莫名地憋气。难道工作掣肘、制造难堪就真那么快乐吗？这似已远远超出了性格、水平等个体差异的人共事可彼此容忍的范围！
三个人都不说话了，我在想着自己的一再让步是不是对。
那次民主生活会后，形势让我看到，要想恢复秩序，班子内必须有人做出姿态。权衡再三，我清楚那个让步的人只能是自己，于是，“委曲求全”。说到底，班子之间一团混战，内耗必然很大，且不说当下执掌大局的陆成杰会丧失掉对所有人的信心，他的戒备也会加重事态向不利转化。既然不希望风华社的事最终没了章法，不希望自己折戟沉沙、无谓地牺牲，那么就必须给陆成杰时间，让他在事实面前有机会慢慢品出味道来。
如此考虑，当然也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自己私下里以为，这样的选择能在客观上形成对陆成杰本人的一种策应。所谓怀揣恻隐之心吧。
想想他的处境，日子也不是那么没有压力的。作为公开招聘的年轻副局长，当前的几重身份虽说表面看来重任在肩、深得信赖，但是外来、年轻这些因素，也都是他必须夹着尾巴做人的潜在压力。出版局在解决了非“自己人”执掌牛耳的种种“麻烦”后，对他的考验也随之而来。说到底，风华社的班子是一个杂色拼盘，有足够的茬头可以借力打力，调理在位的每一个人，这当然也包括陆成杰在内。
最不可说的一层意味是，现在是苇城人事变迁的微妙时期。局一把手钱唯强虽早过了退休年龄，但他精于谋划，在之前就给自己配了个经验不足的傀儡班子。老一些的副手们都渐渐被他运筹帷幄到核心层之外了，这样就给自己顺理成章地找到了一个“扶上马，送一程”的理由。经过了两年来的“传帮带”，各方对此的意见日渐多起来，他心里清楚，自己在这个位置恐来日无多了。但是，他并不想就那么轻易地放手，所以，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谋划，如何在退身后仍能保住风光依旧的老太爷威势。这些年来，他是看准了出版局的，自然也就想一劳永逸地吃住这块肥肉，盘算着如何退而不休以及日后的“垂帘听政”。就是为着这个，他适时地把陆成杰招进出版局，顺便给身边那个表面听话但实际上有着心高气盛苗头的局长以小小警示。
局长周济运何尝不知这步棋的深层意味。他也非等闲之辈，自是知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了。想着自己过去蛰伏多年，对谁都没什么威胁，所以才能顺利地被钱唯强选中出任了局长。原以为，钱老板到点就会走人，自己也毕恭毕敬伺候着，不成想他过了岁数依然能如沐春风，而独断气势竟胜似当初了。眼见着没两年自己就奔50了，未来“一把手”的名衔能否加戴于身，说到底还是个不定的事。他心里清楚，能干并不一定准能当官，可一直毫无建树下去，这又无疑会妨碍自己想更进一步的仕途之梦。出版局已是一潭死水，他并不期望自己如钱唯强般终老于此处，因此一味地耗就总不是事。不得已的心痒，让周济运小试了几回牛刀，可钱唯强马上还以了颜色。于是他担心自己未来能否顺利实现过渡？若是超了年龄的杠，恐怕以后就难有再向上走的机会了。所以，无论进退，他都是小心防备着。
惑 22（2）
在周济运的心里，他明镜似的知道，陆成杰将是自己的一个威胁。因为，论学历陆成杰比自己高，论年龄、阅历又比自己有优势，不像自己始终在出版圈子这一亩三分地里转。陆成杰为人活分，社会关系若得雨水滋润，不长苗才怪呢。为了避免大意失荆州，他深信在不明对方潜力可测深度时，远放要比留在近前妨碍小得多。官场这个变幻莫测的万花筒，机遇与命运转合谁说得清楚？所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游离状态总是要安全一些的。为这，外派陆成杰，他也是乐得就坡下驴，也可谓叫将计就计吧。
说到底，最高明的玩家还要说是钱唯强。他像一个调兵遣将的高手，把一盘棋下得丝丝入扣，表面上看各方进退都各得其所，事实上每个人又都脱离不了他的控制。
陆成杰自不是窝里窝囊的类型，他接手风华社后不久，也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当有人问他“屁股坐到哪边了”时，他便清楚，肥肉不是那么好消化的，事情也不能光按道理进行决断，特别是此次外派，绝没那么简单。于是，考虑自己的身份———新来乍到也不足以表现出一种个性或与副职不符的“叛逆性”，便不可为而不为。不过，让他感到麻烦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出版局对风华社的巨大经济期许，这也是他不能轻视的。再三思量，没别的选择，他认为，只能从上方认可的“现成饭”上去做文章了，毕竟这是当前最便捷的路径。这样，他转而强力支持起把定了教材教辅的刘世荣和胡威，就是在辙的明智之举了。
我的判断就是基于这些因素而形成的。选择示弱，也因心知比女人还女人的小男人们绝不会肯体恤他的苦楚。那么，既然陆成杰不想落下“管不了这帮人”的无能话把，又不能让风华社在他当职期大跌效益水准，现实也就必会让他看清，周围人的勾心斗角将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副作用。我选择“低调”，或说以守为攻吧，不管陆成杰能否理解了这番心意，但从大局计，顾念风华社多舛的命运，我也不想太斤斤计较。
然而，这么做就真的有用吗……
“林总，”张智打断了我的沉思，问：“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
我慢慢回过神来，略整理了心情，最终还是决绝地说：“款还是要催回来。小谭，你近日先做这样一件事，用电话与对方核实退货数额。张智你派一个人与小谭一起负责核定，一人为私两人为公，按此数字制作一个表，然后我来签字。在现在这种特殊时期，我们只能采取特别的办法，先把款催回。否则时间拖得太长、零售商的变化又比较不好把握，有可能会造成更多不必要的损失，那就麻烦了。这件事我回头再与陆局通个气，有问题的话我来承担。”
在出版社干了十五六年，我还是第一次做这种不合规则的决定。张智看看我，“林总……”
我摆摆手，打断他后面想要劝阻的话：“就这么办吧！”
晚上回到家后，坐在书案前我不禁检点起近来自己日复一日地为琐事周旋的经过，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可是，也只能咬着牙忍住。心力、体力的消耗，在一个本该作为的时代偏偏煎熬于琐琐碎碎的是非中，这也算是一种特殊国情吧。鱼龙混杂在多变的大时代中，通常都是各种价值观交锋的胶着期，“清者自清”有时真不像文人玩高雅那般可轻易玩的了的，但这也是像我这样一种人的做人底线。那天聚会时，彤非曾批评我“做人不够灵活”，其实想想她说的没错，可我太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了，天性这东西是改不了，更不要说我认准什么就是什么的冥顽个性了。
睡前想到简志峰头天午夜答复我“意见”的邮件，虽说他“要去外面评两天职称”，但想想还是坐下来回了。对他讲述的理由或“隐情”，与白天受到的刺激，对比着想，觉得自己该抱一种宽容的心态看待。我知道自己有时不免苛刻，但“水至清则无鱼”，总不能把自己的弱点变成朋友们共通的弱点吧。我对自己说，人有时需要随和点，也该接受一种见解的差异。这样，便回了他下面的内容———
惑 22（3）
关于稿子，你的顾虑是对的。我所谈看法，多是出于一种单纯的思考，没有站在你所处的位置上想，所以不免有些书生气。就现实而言，自己其实也曾有过类似的经验，事后才知道，效果不好，甚至在一些人眼里是相当“不理智”。目前，虽说局势与两年前是有所不同了，但类似的情形会依然存在。所以，你的理由我表示理解。
我第一次没有对他使用“简局长”这个称谓，而是改用了名字。其后，我谈起了最近在读的书。其中一本是王蒙的《我的人生哲学》，说到朋友评价该书“收放自如”，有种大家风范，我自己很赞同，阅读也很有收获；二是在交叉着看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该书讲现代社会最有效的组织形式———学习型组织，认为未来企业唯一持久的优势，在于是否有能力比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快，并且提出了克服组织智障的办法，即系统思考。认为它有强化组织其他每一项修炼，并使其获得大于各部分总和的效力。我说，两本书对我启发都很大，受益良多。我还说这是自己近期的一次补课，趁空当恶补近年来因忙而被束之高阁的精神营养，重现另一类的生活，由此心情不错，等等。
夜已经深了，发出邮件后，我感到心情确有了一种释然的感觉。我意识到，思想的交流在生活中真是不可或缺的，它使人恢复活力，富有弹性。而从工作这一层面上说，简志峰的出现，那种刺激思考也疏导精神能量释放的交流管道，对我而言，显然有比其他人更不可取代的平抑郁结情绪的奇妙作用。
惑 23（1）
白天，彤非和搭档陈子凯一道被派了趟公差，去郊区一个乡镇采访近日发生的一件事。事情的起因其实并不复杂，但是非断定却不那么简单，特别是结果如何定性，就更有着一种难于把握的悬念。两个号称是一直跟踪大事报道的名记者，了解了情况后，有一种说不出的为难。因为若单纯照理论意义上的道理或从国家改革的大势来讲，他俩不乏一种理性的判断力，但难就难在现实绝不是理论，也不如政策的规定本身那么清清楚楚、不容置辩。
事情的原委是，几年前那个乡的农民由乡政府担保向银行贷了一笔款，干起了一家企业。这几年企业干大了，乡政府要收回，说原始资本是政府提供的，所以不能让国有资产流失。当事人不服，跟乡政府理论，说他们承认最初的钱是由政府担保获得的，但这几年若不是一帮人苦挣苦熬，钱能自己增值吗？他们要讨个说法。乡政府不跟老百姓论这个理，当事人也不服乡政府的“判决”，于是决定要找个更大的地儿去评评是非。报社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派他俩前去采访。
陈子凯他们了解了情况后，觉得乡政府的说法无异于强盗逻辑。他对彤非私下说：“这些乡官还真叫蛮横无理，见钱眼都绿了。”
彤非认同，“他们除了关心自己的政绩，哪管国家政策和大是大非！要知道主宰一方，这些人早习惯了强取豪夺。”这让她想到了上次一行人陪林黎去远水涧散心，其间就曾谈到过这类的话题。
那次，林黎提前返回，剩下了他们几个。两天中连休息带玩，其间也说了不少话。“两会”带出的活跃空气，让他们话里话外都少不了谈到一些理论和观念上的问题和思考。
陈子凯当时说：“看来企业改革后面会越来越触及到产权问题了。现在虽谈的不少，尝试也不少，可是产权一直是个剥离不清的含混概念。”
顾卓若有所思，沉吟了片刻，说：“其实从简单意义上明晰产权还不是最难的。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当记者的，是否注意到了一个当前更不敢触碰的理论问题。”
顾卓大学念的是国际政治，对一些问题自然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敏感。他当年从部队复员后，曾在工厂干了几年，恢复高考后，他考入了人民大学，再后来才进了政府部门的。
彤非问：“大哥，你指的是什么？别那么深沉，说出来听听。”
顾卓讲：“那就是价值理论问题。马克思最核心的经济理论之一就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当时他批判资本主义剥削剩余价值，认为资本的增值是来源于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它使资本家变得富有，所以马克思说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渗透着淋淋鲜血。可是，当人民终于当家做主了，我们当今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时，一些地方、一些企业，甚至是一些握有权力的官员却开始无视职工的利益了。一方面有人借转制化公为私，另一方面又不顾职工把一生献给企业的事实，说让其下岗就下岗，说一脚踢就一脚踢，哪里还顾得国有资产的增值是有着无数劳动者的创造和心血呢！”
陈子凯和彤非都因顾卓的话而陷入沉思。
是啊，这个国有资产按照人民当家作主的概念，也就是说，它是全体人民的财产。可这个“人民”却又是缺位的。职工除了工资、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这些有限的收入外，在资产形式的分配上哪里还有其他什么权利和保障？现在，国家明确提出按多种形式进行分配，不要说是资本的直接投入，就连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也被列入了分配原则的范畴，更有如利息这种“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也在保护之列。那么，为何劳动者的劳动———这个最直接参与创造财富的要素———在现实中反倒成了最不受重视的了呢？
彤非想起，当初林黎念经济学研究生时，曾说真想写篇探讨价值理论的文章，但又遗憾自己没有那么深厚的功力。也说这个问题太敏感了，所以，最终只得放弃。
上次，一经顾卓提出，彤非觉得现实真的是比理论来得更复杂、也更需要关注。当时，陈子凯表示：“一旦有典型的例子让我赶上，我非得针对这个问题好好追踪报道一番不可。”
惑 23（2）
现在，从采访乡镇回来的路上，陈子凯一直忧心冲冲，因为自“两会”之后的几个月来，他感到改革的实际推进远远不是“两会”前后大家抱定的那种热切期待。似乎兴奋更多地是留在了理论界的一种不倦余温中，而现实中的各级官员则更热衷于对《报告》字面的解读和阐释。他在日常的采访中，更多听到的是各种人对自己亲身经历的种种困惑和不理解。而一个企业或一级官员的一句“财产是国家和集体的”，就使劳动者的劳动都成为了过去式，不再具有意义。他感到，“十六大”讲“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在目前特别是局部，无疑还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彤非和陈子凯都感到事情有些棘手，虽说眼下的这个案例不是典型的国有资产的问题，但无疑也是现实中必然会碰到的一类典型事例。在观念相对于苇城更开放的地方，这类情况不是没有出现过，但如此胡闹的却还不曾耳闻。
彤非联想到林黎日记中所说的一种类似困惑，她觉得，林黎写下的应该是有很大保留的。她讲的出版业的事尽管自己不是非常的懂，但林黎提到注重经营者才能和贡献率以及对资产虚拟剥离的话，不也正是她一贯所思的渗透吗？林黎就是对什么事都太爱探个究竟了，但即使她出于一片真诚，又何能令当下的上司予以尊重？难怪林黎说：“站在现实与妄想之间的人，想都想的到，痛苦只有更多，心理只可能更难平复。”此刻，彤非是真觉出了林黎心中的一种苦。
回到林黎的住所时，彤非有保留地讲了今天采访的见闻。林黎这时却给彤非讲了一个故事。她说：“好些年前，大概是在80年代的某一年，我在杂志上读到了一篇小说，名字叫《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
这个小说彤非也读过，作者是意大利的著名作家卡尔维诺，他写一个叫梅达尔多的子爵，在战争中身体被炮弹炸成了两半，然而却奇迹般地被救活了。不过，子爵从此却成了分体人，他的右半身以专做坏事闻名，而左半身则专做好事。作家的想象是出奇怪诞的，但写得精彩谐趣，相当深刻。故事中那个右半身子爵做坏事不用其极，邪恶到残酷的程度，他把自己所见到的一切全都劈成两半，就像他自己残缺的身体不得完整；而做好事的左半身呢，也是“善”到了极点。他不断地对人说教，专管闲事，就连人们听音乐他也认为不可理喻，说是一种淫荡。作者在“善”与“恶”、“好”与“坏”的对比下，极致性地推出“善良”与“邪恶”这个在人们心中信奉着的传统有多可疑。后来，作者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