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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我就匆匆赶往会议报到的现场了。
凭心说，这次编辑学年会真亏了版协的大力支持，否则，仅凭学会的几个人还真有点应付不下来。版协赞助了两位工作人员，他们和学会几个核心人物一起进入会务状态，原本组织安排方面的事进行顺利，但随后出现了突发情况，这让我在后面的几天内心始终揪着，不敢有丝毫懈怠。
那天，我刚到会场时间不久，正忙着各地代表报到的接待，配合这次对上协调的版协于大姐，突然急匆匆地找到我，一脸惶恐地说：“林总，陆局发脾气了。”
我问：“怎么回事？”
她讲，昨天去局里确认大会开幕式上将由哪位领导代表出版局出席，局里说局长病着，由分管这块工作的陆局出面。但找到陆局时，陆局火了。她说：“陆局讲，‘知道我分管这块工作，事前不跟我请示，到现在让办公室通知我参加开幕式，还懂不懂规矩！既是这样，我不参加！’”于大姐知道事情不好办，不安地看着我，问：“林总，该怎么办？我不敢再找局里，怕火上浇油，让陆局更恼火，觉得是拿大头儿压他。”
惑 51（2）
我沉思了片刻，说：“于大姐，先劳烦谢主席代我圆场，然后我再负荆请罪吧。”谢主席就是我社之前的老社长，退休前他即是版协主席，退休后依然兼着这个职务。我想，他是老人儿，资历也在那，说话总会有点面子。再说，编辑学会对外独立，对内则是版协的下属，那么请版协对上协调，他出面自然比我更顺理成章。诚意足足的，僵局容易打破。
于是，于大姐去搬救兵了。
我愣愣地站在那儿，心里却不知是什么滋味。
其实，陆成杰这次发火，该是几天来积攒的鸟气的一次发泄。我知道他挂帅风华社后，就没一天顺气过。这几日，随着工作会之后情势的急转直下，小疙瘩球子也敢太岁头上动土，完全无视他的存在，让他从未有过地更是窝了一肚子火。所以，借着这件事就控制不住地喷发出来了。
事实上，所谓没事先跟他请示，并非是一种疏忽或不懂规矩的行为，更没有丝毫不把佛爷当神供的不恭敬。依照出版局请示报批程序，要求下级组织有事呈文，正式递交局办公室，然后由办公室按照大事小情来决定报告转呈给书记、局长还是分管领导。局办公室这次一定是觉得全国的会要来苇城开，按照级别应该是让一、二把手知道吧，再说还有批钱的事，所以报告没有给到陆成杰。而批复转交下来，具体办事的人也并不知道这个公文走了怎样一个履行过程，而我也没太留意，心想按程序走不会有差，所以，事后并未叮嘱一定要再和陆成杰通气。结果，导致了他今天的怒火迁延。
我心里明白，以陆成杰的涵养，若非里面有那么多的是非因果，他是绝不至于为此火冒三丈的。然而，事情还是发生了。回过头想想，这事不管怎么说，都有自己办事不周全的因子在里面，这就不由得不令自己有些憋闷。且不说局机关是怎样一种办事习惯和方式，也不说程序不程序的问题，就我对陆成杰近来心态的了解，就该想到去跟他再打个招呼。可是，说到底自己近期的焦头烂额也是够烦心了，所以这件事也就忽略了。想到这一层，心里首先觉着是对不住老社长，为了我操持的事竟要让他去受一回莫须有的气。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眼下的我，并不能不分轻重缓急地先去抹平这件事。代表们陆续地都来了，全国编辑学会的重量级人物也马上就到。这次会他是主导者，而作为承办方的我们，不能给外界留下对苇城的不佳印象。毕竟家里的事情总可以关起门来自行解决，而对外却一定要保持一个整体的形象和周全的礼数。所以，我不能走，要留在会场的接待地点。话又说回来，就是我去请罪了，此刻的陆成杰就像一个炸药桶，心里的火气并不会因一次不贴门扉的发泄就能有所舒解，所以去有何用！到底他现在是我的上司，就算礼贤下士怀有恻隐之心，却也不是在此时此刻。这样想着，我也就只好先随它去了。
在接待的间隙，插了这么一档子，毕竟是有些放心不下。我在担心，于大姐能否带回顺利平息的消息，更不知道陆成杰在极度的气恼下，是否对老社长也摆出一副强硬的态度呢？思来想去，决定加个保险为好，于是给闻汉声局长拨了个电话。
电话中，我简要地说明了情况，老局长听后哈哈大笑，说：“这个小陆！不过，放心吧，林黎，不会有问题的。这个分寸他还是会有的。我一会儿再给他打个电话。”
第二天，陆成杰果真出现在会议的主席台上了。虽然他的脸色仍不是那么好看，但终是没像他忿忿之下说的那样晾开幕式的场。
实实在在的两天会，先是由全国学会的两位副会长做了全年工作总结及新年度工作规划报告，其后便进入了研讨、交流阶段。学界老前辈以及新锐人物们纷纷发表着自己的看法，在编辑学建设以及学会未来工作的方式上，竟形成了一个个探讨的小高潮。这种讨论的空气，让我感受到会议主持者们的一种意志和风格，虽说不是政府机构类会议，却比日常所见的许多有更大名目的衙门会议要务实得多。这其间，我还见识了老会长那游刃有余地调动研讨的领袖能力，他的那种睿智、犀利的插话，在讨论的过程中很有激发多重见解畅所欲言的疏导力，致使交流始终保持着一种热烈而深入的研讨气氛。
惑 51（3）
整个会议期间，最不到位的就该是我了。作为东道主，我一直摆脱不了前前后后来自于出版局以及自身心理方面的阴影，有着一种低沉、犹疑的情绪色彩。这种摆不脱的弱势状态，不明眼的人会以为我惯常可能就是这么一副样子，说好听了，是低调姿态，说不好听了，是窝窝囊囊、平庸扭捏。
那天的开幕式，按照常理我需以承办方学会会长的身份就坐主席台，但我坚持不上台，几次推脱，最后还是坐在了参会代表的人群中。而研讨交流期间，学会出于对地主的尊重，安排了一次由我主持讨论的议程，而我也固执地推辞掉了。这样一种反常的表现，不入情理，也似一种不尊重，难免不令人感到别扭。因为，说来说去，到你这儿开会，你皱皱巴巴什么意思嘛！但是，我已顾不了这些。
站在我的角度想，苇城的空气罩在我脑袋上已经阴云密布，这个当口来了这么一个会，而我还不知轻重地招摇过市，甚至要与出版局领导以及更上一级的领导“平起平坐”，那不是刀架脖子上还不知死活吗？至于主持会，我是真觉自己没那个资格。不要说在座的有那么多的专家和领导，就是同行们为了这次专业会议，也都准备了充分的“礼物”，提交了深入思考的论文与提案。而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却是连一篇正式的东西都没有拿出来。仅仅就因为自己的自顾不暇，竟让手下的人也没有机会交一份满意的答卷。那么，此刻的我，还有什么颜面人五人六的故持风雅呢！
我更加惭愧与不安的是，这么一次与全国编辑学界前辈结识并请教的绝好机会，我却不能安排苇城各出版社的编辑代表列席参加，或者说是不敢再碰领导敏感的神经，造出张扬的口实。在安排这次会议的服务保障时，我甚至不便调用除学会“自己人”以外的任何其他人，以至学会的几个核心人物都因要忙会务而无法坐下来一起听会。我这个会长干到了这么无能、无奈的份上，哪还有一点能够体面示人的本钱！我唯一想要努力达成的愿望，就是在短短的两天会议期间，以及之前之后接送食宿等小的环节上，不要再有失当之处，那样我也就念阿弥陀佛了。
我的心态就这么一直灰溜溜的，以往的个性风范此时一点都体现不出来了。为着家门口这次会的种种，静心想来，我真宁愿自己不是这个倒霉的会长。回眸以往，苇城编辑学会什么时候这么灰头土脸过！原来的老会长那叫有模有样，方方面面都不落人后，甚至在编辑学科建设上让苇城还有可圈可点之笔。老会长卸任，说年纪大了，并力荐由我接任，但是我却把学会带到了这样一种地步，想着，我都觉得没脸再见老领导。
第一天会议后的晚上，老局长闻汉声热诚地做东请了全体与会代表，大家尽欢而散。饭后回到宾馆，我本想再看一下代表们还有什么安排上的问题需要解决，没想到，学会最高领导却叫住了我，意外地要约我聊聊。
这位前国家出版界的领导，有着一种不怒自威的风范，圈内人以及在他身边工作过的部下，几乎是众口一词，没有不欣赏他的水平、领导能力与人格魅力的。我从来都是耳闻却不得感知，但是仅仅凭着大众的印象，我就尊敬他。坐在他与别的代表没什么区别的房间里，我开始了与这位长辈的第一次直面接触。
那一晚我们直聊到夜里12点。我不知他是以怎样的一种感染力，使我无所顾忌地说了许多话。我心里唯一清楚的是，他从我一天的“异样”中，肯定感知了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当然，找我聊聊，也可能是出于对东道主的一种礼节，以往曾听人说过，他对工作很讲求质量，但是，对下属或与之关联的部门却又是很平易的。对于这个，我当时无法判断，而关于自己行为的合理解释，凭天性讲，我潜意识中是更容易信任年长而阅历深厚的人吧。我跟他很自然地谈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为，谈到一些经历，也谈出了一些忧虑。直当我意识到时间很晚了，必须打住话头起身告辞，才站起身，离开。我有些不忍影响老会长的休息。
惑 51（4）
这一晚，回过头想想，觉得自己又一次表现了反常，心有些不安。
第二天，会照常进行。会议的间隙，代表们三五成群地聊着一些会议以外的闲话。应该说，大家都算熟人，几次全国会议下来，虽说不上彼此有多深交情，但也绝不陌生。这空当我也和身边的人聊着，忽然，北京一家出版社的社长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拉我到一边，问：“听说你准备调北京？”
我愣了，疑惑地看着问话的人。关于这件事，我谁也没有说过，除了北京的郑鸣。因为事情就是因他而来，没别人知道。
看我未答，这位社长说：“是郑鸣告诉我的。我觉得，你该考虑。”
我不觉便笑了：“这个圈子真是小。没成想在这个会上还有一个知道我秘密的人。”我对他说了此事正在考虑，不过还没最后下决心。
听了我的话后，这位社长直言不讳地给出了意见：“你不该犹豫！”
……
掐头去尾占时四天的编辑学年会，在我这个不称职的地方学会会长的操办下，终于以与我不佳表现有着鲜明反差的收获结束了。
今天上午，送走了最后一拨前来参加年会的代表，我终于卸下担子，沉沉地吐了口气。不过，心里怀有着无尽的抱歉，却也无从说起……
惑 52（1）
2003…4…20（周日） SARS风暴
谢天谢地，昨天学会的年会顺利结束！今天“非典”迅猛地来了，形势吃紧。
晚间看着新闻报道，我心里一直在庆幸，亏得是会议恰恰赶在了这样一个时间开了并结束了，否则结果不知如何！我不敢侥幸，还是有点担心，各地代表返程中不会有事吧？特别是其中还有一些老先生，我为此忐忑不安，默默祈祷着，但愿大家一切平安！
白天待在家里哪也没去，一则这几天累了，特别是这次会积攒下许多感受，心里翻云覆雨的；二来正逢星期天，也真想有个空闲的间隙。于是，便自己待着。
自己待着，并非无事可做。先前安排张智去北京联系杂志的事，不知进展怎么样，上午给他家拨通了电话。张智的太太说，他一大早就去单位了，说北京回来后有材料要整理，还说稿子也等着处理，嫌家乱。我们闲聊了几句，然后把电话挂了。摸摸挲挲地随便整理了点东西，洗了几件衣服，这样也就过了大半天。
晚饭前的一段时间我什么都不做，有意空着，让脑子处在自然休息的状态。直到新闻联播，看到“非典”的报导，神经一下子被提吊了起来。于是连续地换台，而各个台的内容都一样，我又转到了凤凰卫视。记得美国“9。11”和几件大的国际事件时，它的报道比内地信息量更大也更直接。新闻独立的个性比较明显，角度也多，这让人似更易辨识情势，也更能体会一种人本主义的精神。看过报道，知道了更多的情况后，联想近时各方面传出的消息，感到“非典”的疫情真是非同小可，尤其是倏忽间严峻的形势，让人直觉得后脊背发凉。
回想二三月间，SARS还“局限”在广东、香港一带，十几天前卫生部发布的消息还相当乐观和自信，怎么突然间就山呼海啸，似有世界末日的恐怖了呢？毕竟在军医学校学过流行病学，军队的院校就是这点好，因为服务的对象不同，流行病学的课程通常比一般地方院校要重视得多。凭着那点底子，我感觉到事态不容小觑。其实近段时间来，圈内的人也着实没少说这个话题。曾经，彤非、陈子凯几次电话中都透露过“内部消息”，他们做记者的，信息就是灵通，曾说到近日国际卫生组织在北京就“非典”情况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然后说到了一个叫蒋彦永的老军医通过E…mail向外界公布了事实真相等等。记得说起这个话题，是因为我刚发烧病好没几天，彤非当时还玩笑说：“真亏你没赶在点上，若非如此，没准就让人把你列入疑似的黑名单了呢。真要那样，我可就没机会探病了。”
现在，把这些串起来想想，我真有点为自己庆幸。照陈子凯的说法，两会之前北京就已有多例病患了。回想这期间我不仅两次去北京，甚至还有坐火车与大众接触的经历，再加上近日来苇城开会的人天南地北，若是我就在此刻发病，难不成还真让彤非说着了，不管是与不是，先隔离了那是没跑的。这样一想，就有点为张智担心，于是又准备拿电话。偏巧，这时张智的电话打了过来。知道他人依然好好的，心里才稳当了点。
不过，撂下电话并不能让我宽心，因为除非过了潜伏期没发病才能说没事。由此又想到眼前这个铺天盖地而来的“焦点”现实。对于一夜之间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始前所未有地高度重视起这件事，本是该高兴的，毕竟看到一种以人为本的意志终于体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了，这不能不说是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的体现了。特别不同的是，这次国家最高领导———总书记及国务院总理态度坚决，很有一抓到底的决心，那个“任何人不得瞒报疫情”的强调，让人无论从理智还是情感上都觉出舒畅。但是，振奋之余心里也有隐隐地痛感，什么事情为何不闹到相当的地步就不会有所警示，而什么事情不到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说了话，方方面面就不能有一个认真的态度呢？
彤非和陈子凯先后也打来了电话，都说下一步要以“非典”这个重心开始系列跟踪和报导了。电话中又讲到钟南山、蒋彦永等人的一些情况，我觉得，其中似还隐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内幕”，也令人心有不安。
惑 52（2）
我在电话中说：“直面现实，可以说是一种勇气，可非到了国家声誉遇到危机的时刻，才能得到应有的处置，这难道不有点可悲吗？”
陈子凯说：“国家这个机器庞大而复杂，各个部件看似衔接得很好，平日里也显不出任何的不正常，但锈蚀还是在不觉察中慢慢发生了。”
彤非更是愤慨不已，说：“草菅人命在一些官员眼里恐怕算不得什么，强奸人类良知又怎能比个人的荣辱得失重要？倒是普通百姓，反倒肯于实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一种境界。”
感慨之余，彤非最后说了句让人心情稍有平复的话：“值得庆幸的是，这次我们的政府最终表现了勇于担当的气度。这说明时代到底是进步了，我们的领导人也算了不起。”
我知道，彤非和陈子凯都是有激情的人，遇事扑上去就会义无反顾。尤其是彤非，受当兵家庭的影响，关键时刻是不会顾念自己是否有什么“不测”的。不要看彤非平日常免不了散布一些世俗的“奇谈怪论”，特别在教育我的时候不遗余力，但那多是出于一种真切的关怀，我理解。但当大是大非摆在面前时，她会一扫谐谑，张力十足，很有记者的职业道德和风范。相形之下，我觉得，彤非、陈子凯做人比我爽气多了，不像我活得那么拘谨。我知道，这一次他们是又准备大干一场了。
在电话中，我说了点作为懂些医道的人该有的嘱咐，也略怀隐忧地提醒着做事别太过火。我说毕竟无冕之王也不是处处灵光的，许多时候，一些“规矩”也不可逾越。我就势列举了大约去年某地就有记者遭遇过权力部门封杀的事。理由很简单，无非是损害形象或负面影响一类冠冕堂皇的说辞。我说：“这一次虽然最高层直接发话了，估计没人犯得上再顶这种风头，但微妙的事情也是说不清的。若不小心捅到谁的肺管子，弄不好就有事过后凿巴的麻烦。”
彤非说：“你别杞人忧天了。出了个蒋彦永，他作为医生在人命关天的当口都能挺身而出，我们这些做记者的，若是都成了软骨头，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我知道彤非的话算是说到家了，单凭我的个性，若遇此事又何尝不会忘我地投入呢。说到底，我的规劝是一些多余的话，从亲近的角度讲，是操了些牵挂的心，从个人潜意识说，在经过了一系列事情之后，多少有些变得顾虑重重，既不低头却又“没脾气”。我觉出了自己有些被现实改变了的影子，这种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变化，在猛然的觉察中，让自己也不禁打了个寒噤。
我于是不再说那些无用的话了，祝他们一切顺利。
撂下电话后，我让自己静了静。想也该做点什么才对，琢磨着，决定还是先写封通用的邮件，从医学常识的角度给朋友及亲人们一点有益的预防提示。我还想，上班后也要在社内讲一讲，毕竟应有的重视还是要的。
没有想到的是，大半夜了，女儿突然打来越洋电话。她在电话中语气很紧张，说知道了国内发生的事情，是当地电视新闻中播报的，说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宣布不再接纳来自中国的入境者。
我没有隐瞒，说疫情是有些凶，但没到不可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