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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就是生活的内容不同。后来设计院几次迁址，虽说比不上北京的气派了，但就是到了苇城也依然保留下多年沉淀的一些习性。我总觉那里的人有点过分简单了，一切都只围绕着院里那点人那点事转，从某种意味说也就不免闭目塞听。所以，像光羽这样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在众生的比对中也显得有那么点“不着调”。
后来，光羽的不羁个性真的显现了出来，他独自一个人到北京闯天下去了。那年月的他，出生牛犊不怕虎，身上仅带了20块钱，吃的苦自是不必说，但几年后他竟真打出了一片天下。相当一个时期中，在北京的广告业他算是响当当的人物。不过，那些年他也有些狂得不着边了，许多圈内的人都说他这儿那儿的不是，特别是他身边还多了一个说不上怎么着的女人，在设计院可就真成了绝对的异类。
他离开设计院后，我们与他的交往也就少而又少了，因为江川去了海南，我随之搬回爸爸的家里了。再后来，就听说了他进监狱的事。人们的说法当然各种各样，其实从某种意义说是代表了各种各样之人的心态。嫉妒的当然是有种快意，活该你小子倒霉！往常就看不惯的，也说早知道他有这么一天。再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心里自是暗暗窃喜。倒是家人和朋友真为其捏一把汗，除了去探望，也会说些开导和劝慰的话。最心里不平的，该是他的妻子和女儿了，妻恨他的不忠，女儿则怨爸爸的不正。我对其中的事知道得很少，他在我印象中的还是很早以前的样子。这次见到，自是没那么多的芥蒂。
我刚下班不久，萧启打来了电话，不多时候他们人就到了。来者便是客，我用好茶招呼着他们，拿全套的工夫茶具为光羽沏泡上等的龙井和铁观音。
光羽说：“真是天壤之别啊！我现在才感觉是回到人间了。”那品茶的享受感，让人觉得他的身上还有着一种生活原生的品位。
赶上“非典”乍袭，本不该再去外面吃饭，但想想自己从不开伙，把二人带到妈妈家里说话又不便，我还怕光羽会感到尴尬，家人也感觉愣怔。于是建议到楼下的小馆吃个便饭，因为楼下经常光顾，爸爸住院期间我们一家人几乎把那儿当成自家的食堂了，所以人熟，吃食干净，心里有底，况且环境也还算清幽。
吃饭显然是次要的，三个人几盘菜也就够了，能吃多少呢，可口也就是最好的。光羽爱喝白酒，但他不要别的，说北京的二锅头就行，喝惯了。所以，我也不勉强。席间说话无疑比吃饭更是主题，光羽还是老样子，好像八年的牢狱之灾并没有改变他什么。他依然滔滔不绝，甚至是非常坦然地说着他的监狱生活和他八年中的所思所想。
我奇怪，他怎么就不像一个与世隔绝过的人，不仅没有木不唧唧的怯颜滞色，甚至连内心的阴影似乎也看不出多少来。这让我也倒坦然了，说话不用太顾忌，想问什么就问什么，想聊什么就聊什么，倒不失为轻松随意，没有压力。
惑 54（2）
光羽说：“人其实最苦恼的，就是老要按着别人的规则活着。你们知道，这倒不是我在监狱特有的体会，而是这些年来一直就有的认知。在监狱中，我为此挨过多少惩戒，独自关小黑屋，被禁闭多少天。但是我就这个样子，除非你永远不放我，只要让我从小黑屋出来，我就依然会在半军事化作息的管理下违规地去偷偷看电视。因为我需要了解外面的世界，我不想让自己身体隔离的时候心也被隔离，我总是把电视看到只剩下雪花。我还订了《读书》、《三联生活周刊》等好几种杂志，书则是让家人慢慢带进去的。很多次以后，我们劳改队的队长、教导员也没辙了，我又不捣别的蛋，只是要看书看电视。他们说就没见过我这么死拗的，不管怎么教化都屡教不改。后来，你们知道怎么着，就我这点死硬劲，最后连犯人和管教人员都服气了，让我当犯人的头。然后我就组织大家一起读书讨论，还教他们唱歌，我们这个监狱歌唱得特别好，有一次聚会把大家都感动了。之后，我们这里还成了什么模范监狱，真是挺有意思的。”
他酣畅淋漓地讲着，一点都不像是在讲监狱服刑的感受，倒好像是说什么好玩的故事或梦游仙境之类的奇幻童话。我说：“光羽，你也是够少见的了。监狱的日子怎么也能让你过成这个样子！”
“其实，监狱也不都是我说给你们听的这些。”光羽说。
我问：“在里面，你挨过打吗？”
光羽一笑，没说什么。他绕过我的问题，说：“在里面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事，很多人跟我们这些人的经历阅历不同，对生活的理解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是，也有很多很令人同情的不幸遭遇。我觉得，经过监狱的这段磨砺，我对人生的认识比以往要深刻多了。”
萧启始终不怎么插嘴，只是静静地听着我和光羽的一问一答。
我对光羽的经历还是感到好奇，便问：“光羽，你究竟是怎么进去的？那几年你像做梦似的就起来了，然后又像做梦似的跌到了最不堪的境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光羽略略沉思了一下，然后说：“林黎，这么说吧，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其实都有必然的因果。先说成功，我认为，人成功最关键的要素取决于这个人的缺点。”
我从没听人这么论述一个人成功的。一般情况下，人们总是会讲到成功者的优点，比如聪明啊、才智啊、毅力啊、机运啊等等。他的说法角度别致，不禁让我想到了“木桶理论”，也就是木桶盛水的多少，取决于木桶自身最短的那块木板。
光羽依旧在说着：“我知道自己与别人最大的差距在哪里，所以我力避自身的缺点会变为成功的障碍，所以我做成了。但是，我的失败也与此相关。当我成功了之后，我正像人们说的那样，很狂。你想呀，我凭着20块钱独闯天下，我为什么不因自己的成就傲视群伦呢？那时期，我有些得意忘形，忘了规避风险，把自身的弱点也就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一切打交道的人与事中。你也知道，那年月市场规则也不完善，我用钱说话，自然就有漏洞。所以，再加上嫉恨我的人早有惩治教训之心，那么我不栽跟头谁栽跟头呢！”他停顿了片刻，然后接着说：“不过，我蹲了八年牢，我想我的一切罪过也都该赎清了吧。”
他说到最末一句，让我多少感到了些他心中的痛楚。听着他如此透彻地剖析自己，同时也述诸于事理，我的心中也不免生出不少感慨。像光羽这样的人，说实在的，我觉得还是挺让人佩服的。他的自主意识、他性格中刚性的特质，这在一般人身上其实是不多见的。栽了那么大的一个跟头，他没有怨谁，所言反倒全部集中于自己身上，其反省的意识就是常人所不具备的。我早先就听说过，就连跟着他的那个女人在他进监狱后，也再没看过他一眼。他进去时其实还是为一些人背了罪名的，但是出来后，他却不想再纠缠在以往的人与事中。
惑 54（3）
针对这个问题，我说：“光羽，在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你还挺男人的。”
光羽一笑，便说：“过去的就过去了。八年的时间发生了很多变化，你知道，就是我旧时的手下，现如今一个个也都是人物了。即使八年中我努力责求自己不要在思想上落伍，但是社会毕竟发生了太大的变化，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轨迹。我过去认识的同行，现在休闲不是在国内打打高尔夫球，而是买了机票约着客户去欧洲，可目的却只为在那里打一场球。彼此的差异已经实在太大了。前两天，有一个广告业的大姐大，非要见见我，可见面之后，她却背着我跟别人说，‘这人面相不好’。你看，这就显出差距了。假若我没有跌跟头，现在还是人中龙，人家会这样说吗？所以，人若老是沉浸在过去，老想着曾经怎样怎样，那还有法活吗？”
我问：“那后面你打算怎么办？”
“从头来呗。”他说得很淡。其实，就连我也清楚，从头来哪有那么容易？但他如初时交谈那样很快就转换了情绪：“是今非昔比啦，不过，我也一直都清楚自己要做的事情，在监狱里我就从没让自己的想法停顿下来过。我知道，天底下从来就没有白吃的筵席，我现在正着手做着再度进军北京的准备呢。”
继续闲聊的过程中，我们说起了现如今的人情事理以及世道风气，我说：“现在的很多事连我都看不明白了，我想，你肯定会更不适应。”
光羽快速地接了一句：“你说得一点错都没有！”
他随之讲起了刚出狱时，走到街上，忽然看到满街川流不息的车辆，只觉得眼晕，说像没上过街的小孩一样，紧张得不知道怎样才过得了马路。他回忆并感慨道：“想当初，路面上哪有那么多的车，我自己整天开着辆大吉普到处跑，也没感觉过有什么不适应的。八年，不用想都知道，在社会生活方面该有多大变化啊！”
萧启端起酒杯和光羽碰了一下，说：“光羽，不管怎么说，我还是那句话，你性格太张扬，要想咸鱼翻身，得学会谨言慎行。”
光羽乐了，说：“萧启，干！为你这句提醒。”
我也附加了一句：“光羽，人是要吃一堑长一智的。”
光羽认同，随后又发表了一种不同常人的见解：“不过，照我个人的看法，世事不管怎么变，人还是要遵循一种规则的。有能力的人，最终是要让自己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就说与人打交道吧，我是算吃过大亏的人了。不过，不知你们听过这样一种比喻没有？说世上的男人分三种：禽兽，衣冠禽兽，禽兽不如。在应付这三种人中，就看你怎么取舍和选择了。”
他的话总是出人意料，但即便为戏谈谬说，我也想听听他究竟如何阐释。
光羽继续说：“假如，你选了与‘禽兽’打交道，那么，你至少能知道他是真的；选‘衣冠禽兽’，你就要了解他的虚伪；而选‘禽兽不如’，你则需小心自己被害。这个比喻虽然比较损，但是说明问题。我觉得，凡事自己若能理性地去处理，通常情况下应该还是能帮到自己的。当然，有些时候，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不单单是一个为人与做人的问题，还有更复杂的社会背景在起作用，但是，人不是还得往前走吗？”
“是啊，人要想不跳楼，就总得想出不跳楼的办法。”萧启笑着插了句科。
……
我不知光羽是如何悟出了这么多道理的，不管其言是否算得上绝对正确，但也说不上是无稽之谈。或许，八年的牢狱生活，真的是让他做了太多的思考，也想过太多问题吧。
吃过饭后，萧启和光羽告辞了。我邀请说：“再去我那儿坐会儿吧，本该正式给光羽洗尘的，可赶在了这样的时候……”
光羽一笑：“反正我人都出来了，以后有得是机会。再说，等哪天我重新出发了，岂不更有聊天的乐趣？”
我没再坚持，回到家后，一个人坐下来，却觉得今天颇受刺激。
惑 54（4）
对比之下，我知道自己没有光羽这么超越的心态，甚至也赶不上他此刻的清醒、透彻。在自己的环境中，我常常被诸多的人与事绊得跌跌撞撞，也有着许多的想不开。看看光羽，一个坐了八年大牢的人，竟然这么豪放，我感到心中自有几分惭愧。
惑 55（1）
2003…4…30 嘎然而止……
五一放假前的最后一天，单位提早放了，一过中午各屋就几乎没什么人了。我没走，独自坐在办公室，想理一下自己十天来的思绪。
“非典”还是真耽误事，从上周和陆成杰谈完之后，抓紧着落实北京的事，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北京的疫情一日紧似一日地升级，鹏远集团总部的人暂时都撤回济南老营去了。
上次通电话时，周鹏远正在给他的办公室交代迁徙的事，我跟他通报了这边谈的情况，他表示非常高兴，但随之说：“现在看来时机不对，我们先分头把合作的具体方案搞出来吧，等‘非典’一过，我们再进入务实阶段。林总，你看这样可以吗？”
我当然是同意的了，这难道有选择吗，人命关天的。这些天，不要说像鹏远这样的进京企业在打算着离开疫区，就是北京的一些朋友，也在这几日开始把家人转移到有熟人接纳的郊区农村了。
苇城的情况其实也在发生着变化。这里虽不像北京的疫情那么严重，但上级严防死守的决心非常坚决，出版局下发了一个通知，要各单位暂停一切外出，一日一报本单位情况。各出版社都在紧急召回外出的人，而回来的也在按规定自行在家隔离，待潜伏期过后确定无发病的迹象方可上班。这一来，预防“非典”实实在在地成了最要紧的事，任何人都明白，战胜“非典”是全国人民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
所有的事情因之都变成纯纯粹粹的“案头”工作了。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这样紧张也这样消闲。最忙的无疑是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还有冲在第一线的记者们。出版社显然不能跟他们比，虽说工作依然在正常进行着，但性质不一样，这些天都是凭借电话、电子邮件对外联系，手头的工作都是纯个体性的了。
为了防止外来人把疾病带入办公大楼，门卫采取了严密的监控措施，楼内的人都挂起了贴有照片的胸牌，每天进门还要测量体温。为了减少感染机会，本系统印刷厂的业务员也不再每天到各出版社取活了，非赶着要出的书，改成了由编辑们审稿后，自己送往工厂。
路上，人们行色匆匆，满眼看见的尽是些戴口罩的人。原本计划这几天要举行的编辑竞赛颁奖会也不得不取消了。不少单位打电话来询问情况，我让小韩和版协的于大姐她们先把奖品和获奖人员名单由各单位派代表取回，里面附有一份正式通知，讲明会议取消的原因———其实这是多余的话，并说获奖证书将在10月版协与编辑学会共同举办的年度论文颁奖会上一同颁发。其后，我让张成将获奖情况在大楼里张榜公布，这件事就算暂告一段落。
在这样的特别时刻，做着这样一些小事，实在是算不上什么的。如此的“闲”，让往日活跃的人们颇感到不适应，尤其是跑惯了或是心里有事的人，更不免心急火燎，但是也没有办法。
整天五急六受的，办公室里除了埋头看稿，就剩下围着“非典”的话题打转转了。那天，同事们像往常一样说起了各家的情况，我说到嫂子滞留在北京无法回来了，也说到弟妹正准备着去支援北京，她们医院已经动员医护人员报名参加预备医疗队了。编辑们也说起了另外一些见闻。
张智不无羡慕地说：“看人家学医的多好，这个时候，好歹还能帮上点忙，咱们这些老大不小的人，却是干着急，插不上手。”
回文科编辑室“娘家”串门的柳枚，不甘寂寞地插进话来：“这要长此下去，我们还不都练成游手好闲之辈呀。”
隔壁美编室的人，从两屋隔断墙“放风”的玻璃窗处探过头来，也参与着这闲聊似的议论。
我知道，大家心里急，被无用武之地的焦灼熬得难受。这些天来，虽说单位要求大家坚守岗位，但坚守其实并无多少事可做。除了案头编辑，不是每个人都有大部头的稿子要看。再说，即使是看稿子，也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没什么是非急着要赶的活儿。每年5月要在北京举办的国际图书博览会，这时也已明确通知暂行取消，至于何时开办，要看“非典”的控制情况。所以，所谓要干的活，不过是准备着后面过日子的事。大家心里其实不相信这个“非典”就真能扼住国家的脖子，而让其在漫长的时间里横行肆虐。所以，在人们的心里还是存有一种状况很快会过去的念头。
惑 55（2）
每天办公室里例行的消毒，让我想起了有着相同一幕的唐山大地震。那时，自己因外出送病号而躲过了当夜惨烈的一幕，当再回到部队时，医院同宿舍楼住着的战友，有的已再见不到了，活着的也一个个断胳膊断腿，惨不忍睹。所有的房屋都倒塌了，一片狼籍的瓦砾下掩埋着这座城市30多万个原本活生生的生命。正值盛夏，尸体腐烂得很快，空气中弥漫着难以忍受的腐臭。师部游泳池那池一天前刚换过的水，成了当时部队及周围唯一可以饮用的清洁水源。各单位每天都在自行用消毒液消毒周围的环境，而每天也必有飞机在空中喷洒消毒药品。大灾之后，预防瘟疫的大流行是当时要紧的事情。那段日子对我来说，可谓记忆深刻，历历在目……
现在，面临这样一场如狼似虎般可怕的瘟疫，人类又在进行一场与其搏斗、人定胜天的较量。我早已不再是医护人员了，但我知道这其中将会有怎样不同的故事，也会有多少平凡人的不平凡经历将成为永恒。我把这个讲给了周围人听，大家都觉得似乎该为第一线的勇士或者普通的人们做点什么才好。
几天来，各种有关抗击“非典”的报导都相继地出来了，不少感人的事让大家心有所动。编辑室里就围绕这个点议论开了。
葛薇说：“咱们组织一本有关抗击“非典”的书怎么样，林总？”
周围的人在为此兴奋。柳枚三句话不离本行，说：“这个选题好，不，将来还一定能成获奖书呢！”
张智点着柳枚：“目的不纯！出书就出书呗，都这时候了，还想着获奖呐？”
柳枚不吃这一套，大着嗓门说：“那怎么着？这叫搂草打兔子，两不耽误。”
“小林黎”葛薇冲着美编室像真有其事似的喊开了：“陈老师，插图的活可就看你们的啦！”
陈亦庭从墙窗处探过头来：“那绝无问题！”然后转向柳枚，接她那句“两不耽误”的话说：“咱这叫‘蒋介石的兄弟蒋介（这）劲’，对吧？”
可算有正经事干了，我又认同，大家本着这个思路，开始了各显神通的准备工作。
组织实施的过程是困难重重的。真正进入视线的“作者”要么在一线忙着，要么担当着更重要的任务，除非编辑自己去完成这一非同一般的组稿过程。但是，不许出门的规定，使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都无法成行，这件事仅仅凭着电话采访或操作都办不好。几天下来，大家有点发愁了，好在随之听说北京的同行正不畏艰难地做着此事，比起他们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大家甘拜下风，但是心里却为此高兴。毕竟，在出版同仁中有着一些不辱使命的人，这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