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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刚从新疆参加完那个被推迟了的“复合型人才研讨会”的我，晚上就被顾卓拽上，参加了一个私人聚会。客人是顾卓生意上的朋友，人很爽，从小陪祖父母住，长在北京，也在北京发展，这次他主要是回来看望父母的，自然也有生意上的事要与顾卓大哥谈。席间，他讲了很多“非典”期间自己和身边人的趣事，逗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
顾卓大哥的朋友像他一样，也做钢材生意。他讲，“非典”来了之后，他和几个哥们顾不上再管生意的事，命要紧呀，便决定带着家眷从城市转向农村，开始学习老毛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投奔的那个村子，进村的道口全都有铁丝网路障阻拦着，严密盘查的架势不亚于抗战期间的红小鬼联防。真要有人硬闯的话，恐怕还会出现放倒“消息树”的情节，招来整村的壮小伙，跟你拼命。不过，他说：“我几年前曾打算在那儿开发一个小型休闲度假区的，事先在那儿买了块地，建了几间房，对那个村子也有过贡献。所以，村里人还是痛痛快快地放我们一行人进去了。我们开着大吉普和高档轿车，车内拉的全是吃的用的，住下来，过起了‘小桥流水人家’的日子。但是，好景不长，吃的用的还是很快就消耗得差不多了，这时，是既出不去又进不来，弄得一帮人抓耳挠腮的。你们知道怎么着？我们就到河里去抓鱼，后来开始高价买老百姓家的鸡吃，到最后一村的活物都快被我们这些饕餮大怪给吃光了……”
我们听着像重温儿时看抗战电影那会儿的兴奋，心中也充满了那个瑞典老太太林格伦笔下专门搞怪的顽童卡尔松似的放纵快感。
接着，他讲到“非典”后期，SARS趋势见缓，北京的一些工程又逐渐开始启动了。他说：“不能老过世外桃源的日子啊，我就一个人先回了市里。这期间政府的一些项目也在紧锣密鼓地筹措之中，我那时想的已经不再是个人能赚多少钱的问题了。在农村住的时候，我曾向红十字会捐了一些钱，这时候只要是能看到国家又复原起来了，那就比什么都高兴。于是，我天天吃着人家机关食堂简单的饭菜，整日里上上下下地忙。这期间还去了趟江南，要联系原材料啊。你们想不到，那边的朋友请我吃饭，听到我们这桌满口的北京话，所有在饭馆吃饭的人，竟都吓得一个个提前跑了，偌大一个餐馆最后就剩我们一桌人了。哈哈哈哈……”他爽朗的笑震撼着吃饭的餐馆，也震撼着我们沉闷太久的心。
我忍不住说：“这是近段以来从未有过的开心一刻！”大家尽兴畅聊。
聚会后，顾卓随他的朋友去北京了，说是要忙有关环路建设钢材招投标的事。
喧闹归于平静，聚会的气氛很快被日常工作所代替。社内在最初几天兴奋情绪淡化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快速地降下温来。
一切如远野所料，回复到旧有的样子。
上周，胡威也心急火燎地出了趟门，去了在局工作会上大加渲染说“抓了一大套教辅”的那个地区教研室。回来后，事情也随之来了。昨天出版科长一肚子火地找到我办公室来，说胡威跟他闹翻了。
出版科长不满地说：“老毛病又犯了！当初，谢社长还在时，他就来过这么一手，甩开出版科自己操控印刷环节。结果有人反映他在里面有猫腻，后来折腾了一两次便自己撤了火了。现在，又老戏重唱，还弄得跟真的似的。也不知陆局是怎么想，这次他可有了靠山了，跟我大吵大闹的。”
我说：“以前的事陆局显然不知底细，局里就更不清楚了。胡威要的就是这个劲。现在你先不必跟他较劲，他既然可以越过我这个分管，直接去给你下指示，那就谁也顶不住。你让他折腾吧。”
惑 57（2）
出版科长说：“那好，我就仍采取老办法。他爱做就做，反正所有程序都不是从我这儿走的，最后也别想让我为他签印刷费的单。他倒是明白，最后谁签了字，出了问题也由谁担着，他自己倒可以脱得一干二净了。我才不当这个冤大头呐！”
我说：“你就别制气了，过后我再跟陆局打个招呼吧。”
事有凑巧，出版科长才跟我说了上面的事没多时，社里就闹了一场小风波。
我出差回来，正常地去跟陆成杰照面，在他的办公室里，正遇发行科的业务员拿着外地传真来的一份“通牒”，在向陆成杰汇报。业务员说，当地发现负责销售的我社图书中出现了一个品种的盗版，经当地出版部门一查，结果问题出于本社。传真中说，这事若社里不给个说法，他们就准备追究。业务员还怯生生地说，这事是胡威和他一个书商哥们的联手所为，更不可思议的是，这部分书根本就没在社里的账上。
自家盗自家的版，这在出版社可不是小事，陆成杰为此大为恼火。刚平静了几天的风华社又给他惹上麻烦了，他这个副局长还有活头吗！陆成杰看着我说：“这也真叫邪门了，身边怎么都是些这样的人！”
这一次的事可谓教育了陆成杰，他一边要想法压下这事，一边也真觉寒了心。
过后，他狠狠地教训了胡威一通。
这些天比较反常的倒是刘世荣，他没有掺和胡威这样的折腾，反倒一改前段日子的嚣张之势，整天蔫蔫地呆自己的屋子里，除了大少不断地出出进进，好像没了什么动作。编辑们说，他见人又一副谦恭的表情了。我心想这不是什么好事，但还顾不上琢磨里面又潜含着什么玄机。“非典”才过去，万事也才刚刚开头，一切难题还都要借这个当口有所衔接与安排呢，哪有精力操这份心。
今天，张智一脸快意地告诉我，北京中智公司的副总让手下来了电话，说我们的意思他们了解了，原则上可以接受，但具体的问题希望这边的老总过去一同磋商。张智说：“林总，你说的还真对，看来这下杂志有些希望了。”
其实，今天还有一件让我高兴的事。那就是临近下班，接到了周鹏远的电话。他说正从济南赶回北京，人在路上，问我是否有时间，若方便的话，他将在返回的途中顺便到苇城弯一下。
电话中他探询式地建议着：“林总，咱们有日子不见了。现在‘非典’也过去了，咱们的事看来也该列上议事日程了吧。”
我欣然应允着，这原本就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的事，怎有不急之理。我这次不仅是要见他，还想好好地款待一下这个主动登门的山东人。
晚间，周鹏远的沃尔沃一路风尘地直开到了我们约定见面的地点。这里是临海城市，海鲜是一流的，以往外地的朋友来，都奔着海鲜大嚷着要吃个过瘾，这次我也准备用特色的海鲜来招待他。
一切总算又见到可以从头来过的迹象了，我抑制不住又活过来了的感觉，心说，用不了多久，人们会明白一个事实，理不是争出来的，它本就存在于那里。
其实，只要人的心不歪，任何事情都会有个可期待的正果。
我已不太记得远野曾经给我的忠告了，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两个月来自己慢慢理出的思路。应该说，这些天沉寂着的时候，也还真学了不少东西。五一放假期间，因为闲着，上网查看了不少近年来国家有关政策出台前后的相关评述，借着大家也有空静思，便与一些人通过电话与邮件的方式，做了不少交流与探讨。
有些变化就怕你串联起来审视，孤立地看时仿佛无大了得，可综观分析就令人不由得不暗吃一惊了。就说国家对待私企的态度吧，虽说在出版领域还见不到太过显著的政策扶持，但从全国经济领域看，国家领导们一次次的讲话中，却蕴涵着深刻的含义，也让人可以感受到变化的速度。民营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亚国民待遇”，那是人所共知也人所共识的，但在经历了“拾遗补缺”的定位之后，转而成为“国民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再到今天已是“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了，这个三段式的递进过程，很是说明一些问题。
惑 57（3）
眼下，就民营书业而言，虽说还未像对其他行业那样发生待遇的根本性改变，但据业内有关人士披露，今年民营书业在销售码洋上将与主渠道平分秋色，也就是说，民营的实力也将很快证实自己的身价，从而改变人们对它的认识，甚至也会因此影响到国家出版对其进行的再评价。
由此想来，我觉得自己原先的想法还是太本位了，眼界被风华社一亩三分地的事困着，一脑子是是非非的乌涂气，忘了大势在一点一点发生着根本性的扭转。照这样的推断，民营当前虽然还要借助国家出版的政策优势和专业出版的技术实力，但这些非高精尖的优势在他们自身强大起来的事实面前，只要政策松动，就都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那么，我们眼前的合作就更具有一种为自己未来铺道的意味了。谁能说在不远的将来，不会看到一种更出乎想象的变化呢。我觉得，在与鹏远集团的这次合作中，自己该借周鹏远的诚意，表现出一种更积极务实的态度才对。
见到周鹏远时，彼此先是寒暄地聊了一些近况。毕竟上次在北京的接触，彼此的印象也是相当不错，这之间又隔了个“非典”，此次见面自是有种机缘巧遇后的熟稔与亲切。
吃饭的时候，我给他点了最有本地特色的海螃蟹，还有两吃的皮皮虾。这些在别的地方即使见得到，形似而味不同，更不要说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吃的文化，其烹饪的手艺，对于不同的师傅来说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至于别的海鲜及配菜那是随意点的，总之量足菜也精。
周鹏远吃得不错，席间我让张智、陈尘陪着周总喝了一瓶当地的特酿。周鹏远一如往日的实诚，给我的两个部下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晚饭后，我们找了个可以谈话的地方，我与周鹏远各自都拿出了之前起草的关于合作的预想方案。此后，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我与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沟通。借着谈话中的默契，我适时地还提出了深入合作的想法，那是鉴于对当初南华经营部构想的蓝图，想要构筑起一个真正充满活力的经营空间。我说：“除了我们沿各自的轨道运行，彼此提供必要协助外，我们也可尝试共同开发和在项目上的延伸合作。这样可以使资源最大化地利用，还可以联手开创一种双赢互补的大局面。”
周鹏远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知道，我说的“延伸”具有介入的实质意义。对出版社来说是分享他的渠道，抑或是相关项目上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但对他而言，则可以扩大选题领域，实现出书结构的切实改观。这无疑为他提供了一个开拓多元化教育选题的捷径，同时更是一种介入主战场的过渡性保障。周鹏远一笑，说：“这个建议我曾想过，但未敢奢求。以往，出版社很少有能站在平等的立场来谈合作的，大家建立不起伙伴的概念，一直以来都停留在书号交易的层面，形成的是一种简单利益的置换。林总，今天你提到要设置一个平台，以双赢互补为基础，共谋发展，这真是对了我的心思。”
我也笑了：“目前只是一个想法。我们还得先走建立关系的第一步，这是基础。如果我们幸运，客观环境许可，我们可尝试的方面还多着呢。也许有一天，我们甚至可以走出真正实质性的发展之路。”
打造共同体的前景，这让我们更深了一层默契。
交换过看法后，周鹏远对我说：“下次正式签合同到我那里去吧。”
我答应着：“好啊。但愿我们能尽快再见！”
之后，我和周鹏远握别，他继续驱车奔赴北京了。
惑 58（1）
2003…7…18 风云乍起
事情开了头，就不由人不紧锣密鼓地进入实操程序。几天来，我和手下紧张地对方案做了修改和完善。两项合作中，与鹏远集团的方案问题要少些，重点在于合作过程中如何达到最佳的配合，工作穿插如何将延伸性目的一点一点凸显出来。我的宗旨是眼前利益要与长远利益相结合，眼前解决立身的问题，长远解决立命的规划之需。对于杂志的合作，我组织了社内几个脑子活、想法多的室主任，开了一次小型分析研讨会，着重理顺合作案具体环节中可能出现争议的几个谈判问题，为此做出几种设想，也制定了几套预选方案。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今天上午向陆成杰做了详细汇报，也分别与北京通了电话，商定下周正式签约和进入实质性磋商。
一周来，我的心情可以说是相当正常和舒朗。又值周末，身边的部下插空和我碎碎地念叨明后两天是否该有点什么节目，我笑着调侃他们死性不改，说刚刚有事忙活了，就又想该怎么找出点玩法了。我说：“真该把你们再打回到‘非典’时期才对！”不过，看着大家这么活跃，总算扫去了前时低迷的颓丧，我答应明天找辆车带他们去几个月前萧启、彤非几人曾带我去过的那个远水涧景区。
下午3点半左右，事情来了。局办公室打来电话，说领导叫我立刻到局里去一趟，要找我谈话。我想不出这是为了什么，也不知道有什么事要这么着急。顺口问了一句，办公室的人说，他们也不知道。我只好撂下电话，通知司机在楼下等我。
两地距离并不远，4点一过我就到了。上楼后，得知并非书记、局长召见，而是副书记袁仲要约我谈谈。进到他的办公室，见组织部长方敏也在，这二位同时出现，我心里有点预感，知道要谈之事不同寻常。不然何要组织部长在一旁见证呢？这一刻，我似乎感到会涉及到我个人的什么。
简单地打了招呼后，我被请坐在沙发上，方敏主动给我沏了一杯茶，眼睛看我的一瞬间，让我觉得那神情有些爱莫能助。我的脑子便快速转动着，我清楚，在自己身上没有某些人那种胡作的乱七八糟，所以不用担心被诬告或是因此引出什么不实之词。而说到工作，近段时间来更是少有授人以柄的事，大家互不交叉，为了避其锋芒以利做事，我甚至不去计较总编辑的职责被分化和瓦解。那么，还有什么呢？难不成……
袁副书记这时发话了：“林黎，我们今天找你，是想跟你谈谈风华社的班子……”
他的话说得有些含糊，语气并非如正常谈班子问题时的镇定，表情也有些模棱两可。
我不插话，在等他的下文。方敏也不搭话，她知道自己的角色。
袁仲开始继续往下说：“你看，风华社的现状你比我们都心里有数，你在风华社毕竟也待了那么多年了。最近，局里准备搞一下各单位领导的轮岗。你也知道，各个社今年以来出现的问题不少，有的社现在很困难，经济压力很大，需要派一些更得力的业务领导去支持。”他用眼睛看着我，看我的反应。我依然等着他把话挑明。说实在的，此刻我已多少知道他要表达的意思了。
略沉了片刻，袁仲继续着刚才未完的话：“林黎，你是局里公认的业务能力强的社领导，组织上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想调你去电子音像出版社任总编辑。你看怎么样？我们想听听你的想法。”
我终于在沉默中让他把话全部说了出来。这一刻，我明白，听我的想法虽是一种组织程序，但这阵势无疑透出了动真格的意味，否则谈话就用不着如此不自在。因此，严格说来，这更像是换了一种说法的通知。不过，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也必须要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了才行。
我说：“你们今天约我来，谈到让我调离风华社的事，这让我感到很突然，没有想到。但是，既然话说到这儿，我希望组织也能向你们刚才说的那样，认真地听听我的意见。”
惑 58（2）
我首先表达了不希望调离的愿望，这理由很明确，就是风华社现在正处在关键时期，何去何从且不说，但不进则退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说，目前风华社与其他社相比，虽说压力不在是否吃得上饭这个方面，而是发展，但面临着跨越沟坎的重大考验，也存在着一种悬疑。我为此举了一些例子。
说这些的时候，我心里其实分明知道，这不是调离我的问题所在。问题的关键是有人想让我让出风华社总编辑这个特殊的位子。但是，我仍不能不讲上面的问题，我分析了当前社内外的形势，也说了近期在着手做的事。而后说：“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调我去别的社是不太合适的。再说，电子音像与纸介质的出版是两种不同的出版概念，我对电子音像丝毫不通，怎么去做那儿的老总呢？连自己都不懂的事，指导下属是不可能称职的。说到把关，那就更做不到了。我想，在这方面局属各单位中比我精通此道的人有不少，即使在风华社，这方面强于我的人也大有人在。所以，建议领导能从实际出发，重新考虑。”
袁仲与方敏不能说不清楚这其中的意味，但是，此次他们代表组织出面，显然说话也不能依照自己对于事物的理解。他们了解我说的句句实情，想法也无出格之处，但是上方的意思总得要贯彻，他们无权做主。
于是，副书记袁仲就又说：“不懂的事情总可以学嘛。你当初干出版的时候，不也是改行从头做起的？”他这话说出口，恐怕连他自己都觉得心虚，脸上的表情不免尴尬。
我说：“那意义不一样。当初我年轻，确实有从头做起的资本，投身一种事情，好坏也都只影响到我一个人。所以那时没有什么压力，不像现在承担着一些责任，一个人有可能影响到一片人，更可能给一个单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和代价。这种从头做起，风险太大了。再说，事业不是哪个人的试验场，容不得个人以自己的无知去换取一个集体的受损害。”
袁仲与方敏不自然地笑笑，表情里有着说不出的味道。
主谈的袁副书记跳过了这个话题，转而说：“反正我们今天也就是跟你聊聊，你回去也再考虑考虑，下周一我们再听你的答复。”
“下周一？”我问了一句，然后立即说：“那不行！下周一我约了去北京谈合作项目的事。”其时，我心里有些恼火，说是听听我的意见，又说让我考虑考虑，此刻竟连最后拍板的时间表都定了出来，而且还逼得那么紧。我话说得有些硬，口气也比较没商量。
这时，袁仲做了必要的让步：“你先回去安排安排，若要实在不行，就顺延到星期二。”
……
离开出版局，我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