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假如，我们在此稍稍分心，或松懈了这根弦，那么现有的东西能不能够保得住，就真的不好说了。我先声明，我这可不是因为我分管教材才这样说的，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形势比较复杂。当然，我也不认为搞市场有什么不对，而是我们自身的条件还不太具备。大家不否认吧，咱们社的编辑对市场可以说没什么感觉，而发行呢又从没碰过，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想去做，但短时间内上不了手。我只是担心，若弄得不好，到头来恐怕是两头都落不着。”
谢社长把头扭向当时尚未调往市委党校的书记楚牧天：“老楚，你的意思呢？”
楚牧天说：“这些天我一直在琢磨林黎的这个预案，也分头听了不少人的意见。应该说，群众中对这个预案虽有多种见解，但持肯定态度的也不少，尤其是中层的一些骨干。我想，在这个问题上班子要达成统一意见，我们得先切实地来好好分析一下当前与未来的形势。刚才，胡威、世荣也都提到了这点，但是，我认为，所谓形势，应该包括对未来的预测以及对当前效益形成因素的一种具体分析。”他看了看谢社长，征询着意见：“这样好不好，先让林黎再来阐述一下这个预案提交的深层考虑，然后让友道把这两年我们效益增长的因素做个财务分析？”
谢社长点头，于是我开始说：“提出这个预案，我的基本考虑是三点……”
我首先列举了近年来各地为保其他出版社的吃饭问题，纷纷摊分教材、教辅以及去年局里收缴我们中小学统编教材的事；还说到一段时间来，社会上对学生课业负担太重的呼声渐高，国家一定会有相应的政策性调整。所以，我认为，这些已经显露或尚属潜伏的危机表明，教育类出版社固定“通吃”的政策性优势将越来越弱，对出书结构进行布局调整，可以防患于未然。随后，我讲到风华社历来先天不足，这种人员劣势虽有历史成因，但更多是因常年“吃现成饭”造成的。因此，改善人员状况，除必要的吸纳人才外，适度地逼迫大家一下，进行智力、能力再造，应是必要手段。再说，市场化对未来经济组织的要求，是要以实力面对竞争。我们作为市场肌体的一部分，不可能永远游离于市场之外，那么，铺垫一个跑道也就是必不可少的了。结束之前，我做了一个说明：“‘两条腿走路’并非是要把教材、教辅与一般图书对立起来，而是希望在单柱擎天的情况下，再培植起一根柱，甚至支起几根柱，以保证我们可持续发展的安全性。”
当我停顿下来后，谢社长向大家通报了一个情况：“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局里每年都要与下属各单位签定目标责任书，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收缴集中款的比例。对于我们社，局里是逐年提升利润上缴的比例分额，三年前我们跟其他社一样，是上交15％，而今年则已涨到了60％。理由很简单，我们的效益来源目前主要还是政策带来的。虽说局里已把统编教材拿走了，每年几千万的自由调动权在手，但是，可能除友道外别人还都不很清楚，这两年，我们实际上每年还要额外给局里‘进贡’两百万，说是用于补贴其他社。那么这个账算下来，就是我们每年纯利的近80％都贡献给出版局了……”
书记楚牧天这时插进话来：“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局里超承受力地收缴集中款，让不少单位都感到压力很大。我们系统内一个单位的领导，我不说是谁了，对此曾提出质疑，认为遏止了企业的发展后劲。可结果是什么呢？被一句话噎了回来。问：‘你是不是共产党的人，你的企业是不是共产党的财产？想好了，不交钱就交权，不换思想就换人！’大家想想，我们的小环境，形势究竟该如何判断呢？”
惑 10（3）
楚牧天把谢社长不好过分强调的话接了过来，加强着一种意向性的引导。接下去，是吴友道在谢社长的要求下，公布了几项财务数据。
那一时期，吴友道还不是明着对立的人。他一直有着自己的打算，借谢社长主政对其信任把利润出得高高的，客观上既为谢社长贴了金，主观上也能引起世人的注意。他在某个场合为表功也因抱屈曾说过“效益是算出来的”。言外之意，你们以为仅仅凭干，难道就能让效益增长这么快吗？但是，这引发了出版局对风华社利润上缴比例的连续翻番，让谢社长在事后有所警觉。然而，也正是在那一阶段吴友道被钱唯强相中，为他迅速成为红人提供了大好机会。
那天的会上，吴友道不得不如实地讲了借纸张涨价，我们与本地教育部门协商最终达成课本提价，致使项目减少而效益反升不降的比例值；也讲了除主营项目外，我们与其他权威部门共同开发的健康教育读本所带来的收益，以及我之前独立策划的一套“作文与阅读书系”所创造的市场效益。
胡威与刘世荣知道不好再说什么了。最后形成了一个班子性的决议。
但是，自去年，这一部署完全被打乱了。出版局为满足GDP增长指标的需要，更为满足领导个人政绩的数字需要，开始严令风华社以大局为重，竭泽而渔。这样一来，持“不同政见者”又开始借势说讪。胡威指责一般图书是“无效供给”，大力围剿这个“库存的罪魁”。刘世荣自然是玩借力打力的推手功夫，他顺着领导的心气，巧妙但不遗余力地做着背后文章。这一明一暗两股力量，抹杀了几年来非政策性获利图书为风华社带来的社会影响，也抹杀了一批书成为全国优秀畅销书的事实。结果，引发了领导的干预。借着谢社长退休对班子重新调整，在各方势力的加紧运作下，班子任命在最后一刻出现翻车。此后，是社里的分配政策出现不当倾斜，由此不靠吃政策饭的一般图书，开始严重萎缩并迅速退回到十年前的“作坊”状态去了。
现在，分管教材的刘世荣逢人便说是他养活着全社的人，负责教辅室并代管发行的胡威则说是自己创造了大效益。如此一来二去，搞一般图书的编辑室也不得不为自己的生计考虑，开始用零敲碎打的教辅读物去弥补自身收入的缺失。偏偏就是这样，局长周济运对精品书、获奖书和双效书这“三大工程”又有脸面需求，一些天来，在工作推动会上，他强调要确保经济效益，但同时各社也必须拿出像样的选题品种来。然而，这是一个两难，对当下的风华社来说，尤非是一件简单的事了。因为，缺乏一般书土壤的地里，怎么还能长出优质的苗呢！
面对老李的质询，我不能说出一个确定的答案。沉思了许久，才对老李交代道：“告诉大家多做市场调研，尤其嘱咐一下相关编辑室，要把工夫做扎实了。至于其他的，按可能的情况办吧。”
老李不甘心地追问了一句：“要不要再跟陆局沟通一下？毕竟他现在也是咱风华社的社长啊！”
我摇了摇头：“这个事他并不是不清楚……”我没说这其中其实也有他的意思。
老李一头雾水地走了。
稍整理了自己的情绪后，我赶紧把杂志的一拨人又聚在了一起。我要听听这些天来杂志的推进情况。
不多一会儿，人到齐了，几个编辑先分头说了最近去下面学校开座谈会、征询读者意见的情况，反映比较乐观。我叮嘱，要继续巩固现有的版块结构，记住好看、实用这是夺其“眼球”和“偏好”的根本。不能掉以轻心。
随后，兼管杂志的文科室主任张智说了一个不知该怎么办的事：“林总，近期稿费总是延迟，作者很有意见。我们找到财务，可财务说有新规定：凡超过500块钱的费用都必须社长签字才生效。”他苦笑着问：“社长又不常在社里，你看这事该怎么解决？”
我被他问愣了，因为这个“规定”我之前并不知道。想了一下后，还是说：“既然有规定，按规定执行吧。关于时间的问题，我认为通过预先计划就可以办到，不会有大的影响。”
惑 10（4）
其实，我心里的无奈又如何对下属说！一段时间来，财务不断地整“妖蛾子”，今天一个规定明天一个规定，打乱了所有在出版社最正常的业务签批程序。名义上说是为“加强管理”，说穿了，其实是有人想通过这样的做法逐步削弱我对风华社的影响力。近来的一个传闻，是说我主导着这个社的方向，言外之意，若这样继续下去，即使调整了班子也达不到调整目的。所以，蚕食和架空，是对我最有效的一种节制方式。
这个做法，显然是有高人在支招。风华社的财务一直受吴友道的遥控，“新社长”陆成杰虽说是个有主见的人，但作为新任副局长受制于吴与钱唯强的特殊关系，对不能自主的二掌柜身份也只能听之任之。另外，在他的心里，恐怕还以为到风华社挂职不过是“到此一游”，不需真的执着于这个社最终结局怎样。现如今，他身兼数职，既是官员又是下属单位和多个三产企业的法人和主管，他明白即使自己能力再强、精力再旺盛，也无法做到“七十二变”事事周全。那么，当前有人给了自己一方肥沃的自留地，尽管是形式大于内容，但初来乍到的阶段，无疑为自己站稳脚跟甚至铺平前行道路提供了一种便利。再说，他不能让上方觉得这个地方“失控”，因为他不想违拗上方的意思。由此，财务一个规定加一个规定地巩固着他“一枝笔”的权威，这无疑是一个顺势的抓手，何必不知好赖、不承其情呢！
对于如此局面，旁观者自然另有议论。人们大多是认为，局里给了陆成杰一个甜头，但无形中也给他做下了一个死活自知的扣。可想，你陆成杰要明白事儿的话，它就是一架可供攀援的梯子，而若不识相，那一旦哪天风华社有点什么好歹，你不担着谁担着！
无人知晓陆成杰究竟会怎么来下这盘棋。凭心讲，我挺同情这位年轻“社长”的，甚至也能理解他做事时的那种左右摇摆。毕竟他今年还不到40岁，没多大背景却坐到了副局长的位子，这在北京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可说是前程了得了。
张智看我愣神，推了我一下，盯着我在继续说：“还有杂志编辑的出差报销问题，财务科长仍坚持不能走社里的账。几个小不点有想法，说我们原本就是社里的编辑，杂志又没承包，为什么一下成了二等公民？再说杂志本身这点钱，社里说过只用于生产，现在要把我们所有的费用也摊销进去，不是成心要杂志的好看嘛。编辑们现在都不敢再出门了。”
看着张智那一脸的忧郁，我心里很想安抚他一下，但话到嘴边还是咽了回去，转而坚决地讲：“别去计较了，就按他说的走杂志的账吧。不争了。工作该做还得做，我跟陆局已沟通过，弄到今天这样已是既成事实，他说，必要时会想办法变通的。”
论及这件事，我仍是有苦说不出。在和陆成杰谈杂志问题时，我曾明确地说，当前是个要紧的时期。搞过杂志的都知道，一个刊物在初创期，政策的扶持是很重要的。若头一两年不投入，打不出品牌和影响，以后再怎么使劲都白搭。可面对财务科长这颗复杂背景中早已预置好的棋子，陆成杰自是礼让三分。吴友道调出版局任财务处副处长后，不几月便已扶正。现在的社财务科长是他过去的手下，虽说连会计师资格都没有，但惟他马首是瞻，是个心腹铁杆。因此，在陆成杰的话被财务“规定”作废了后，他虽窝着点火，但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忍了。
我不想让这个会变成一个发牢骚的会，扭转了话头，问：“近期发行落实的怎么样了？”
前些天我曾给他们布置任务，要多条腿走路，邮发、区域代理、系统公关以及本地学校的具体环节都不可懈怠。
负责发行的小谭说：“邮发年初上来了大几千册，反映不错，近日有所增长。学校的个别开发也有些进展，现在教委都不敢随便下文统一订购了，我们几人分了下工，首选了一批有希望上数的校，编辑们跟着分头跑，现在已落实了几家，别的还在做着工作。有难度的是系统公关和区域代理。虽说外省市不像我们自己这儿卡得这么死，但公关就需要钱，我们现在这种小本经营方式，有点‘空手套白狼’的味儿，尝试了几处都摆不平。这年月哪有无利起早的。而区域代理现在做得也不成功，一方面是我们缺乏经验，以往没在这个圈子打过交道，选人时心里本身就虚；另一方面我们又支付不起尝试的代价，越做越感到‘麻秆打狼两头怕’，没底。其实，要说最困难的，是我们社在自身观念上有问题，没有成本投入的支持，任何活动不敢搞，好像这本杂志是我们这几个人的，而不是出版社的，可没有投入哪来的产出呢……”
惑 10（5）
他列举了几个同类杂志运作的方式，我听着知道有些道理，但不能表态。这件事我也早与陆成杰探讨过，明确的答复是：“我们只能小本经营，在这本杂志上投入，太显眼，又会有反映，已经有人说我屁股坐到哪边去了！”说来说去，还是因为人，而不是因为事。那次，我憋了半晌，说：“那你是否重新考虑一下由别人分管，免得把杂志耽误了。”他说：“让谁管啊？你也不能遇到麻烦就推出去呀！”我闹了个没趣，两头都堵死了，好像唯一的出路是看我怎样走进死胡同。
会开得无头无序，我除了让大家尽力而为，实在没有得当的突破办法可想。散会后，仍然一头雾水，闷闷的不得解脱。
事情还真像人们说的，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刚结束了一个令人郁闷的会，出版科长又拿着外地一印刷厂的催款“通牒”来了。
又是钱的问题！
在目前这种状态下，信用几乎处在了危机的边缘，出版科长说：“都是正常的业务往来，可财务就是拖着不付款。这样下去还不定有多少家想告我们呢！风华社什么时候弄成过这样！”
我依然无能为力，毕竟财务早有明文，印刷费是大数，我更无权签批。看着分管的工作一件一件陷入这样的泥潭，我没办法，只好拿出政府机关的通行做法，在传真件上写下了“呈请社长审阅定夺”几个字。
下班时，觉得疲惫和烦。看看桌上的那堆稿子，犹豫了一下还是装进了书包，准备背回家晚上看。
惑 11（1）
林黎的烦恼开始一个个在日记中浮现出来了，情感的、工作的，人的、事的，还真叫不少。彤非接连几篇读下来，感慨也随之渐生。她觉得林黎的日记事实上是从一开始就布下了一种说不出的滞重气息，这虽不是林黎想要的，但却避不开。彤非知道，林黎本心是想让自己能更超然一些，否则她开始写日记，无论如何不该从一开始就把关注点集中到一个完全不熟的人身上，甚至还反反复复与其做着不厌其烦的交流。当然彤非也不可否认，林黎就是喜欢或说擅长一种感兴趣话题的探讨，但那只能更加说明她的一种心态———把自己龟缩在一种甩开现实烦扰的理性思辨中去。彤非觉得，自己眼下是悟出了一点个中味道。
不过，彤非也了解，林黎写东西的风格原本别致，特别是像日记类的文字常会注重一种精神与意象的延伸。此时“开始记录生活”，她既不会只写心性的感悟，又希望自己能在生活面前有种调整，那么将写出什么或者说怎样来让自己在如此的现实面前经受研磨呢？
记得一起当兵的时候，林黎跟别的女孩就不太一样。她对书的偏爱实际上超过她与人打交道的能力，所以不论她怎么样，在某些人眼里总是有那么点硌眼。但她好就好在心里要强却也不过分计较什么，沉浸在自己的心界中还乐不得似的。
当时那年月，人挺单纯的，只是也不乏市侩庸俗之辈。有一次彤非告诉她某某某跟北京那个她俩挺崇拜的老兵过不去，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林黎愤愤不平。那个北京的老兵她爸爸是个挺大的干部，但在挨整，那女孩虽命运也不济，却难掩独特的个性与才气。所以，林黎不懂世故的幼稚，让她做了一件周围人谁也不会去自找麻烦的事。
那时，政治气候浓重，能看的书始终少得可怜。但奇怪的是，“文革”后期有几个当代苏联作家的作品，像《怎么办》之类，却通过内部关系偶能搞到。医院这种地方总是有一些干部子弟，一块儿待长了，不论老兵油子还是新兵蛋子，彼此总会相互关照，所以私下里书也攒和着读。有一天，那个气北京老兵的某某某想凑近乎儿，搭讪着问：“有什么可看的？”
林黎说：“《你到底要什么》。”
某某某没好气：“什么你到底要什么！我在说有什么书可贡献贡献给我的。”
旁边一个北京的嘎小子损损地道破了林黎的捉弄：“人家林黎说的就是书名呀。”
周围的人一下全哄笑起来，弄了她个大红脸。
过后彤非说林黎：“你捅那个马蜂窝干吗！”
林黎一脸不屑：“我就看不得她那嚣张劲！”
彤非和林黎毕竟是最要好的朋友，俩人不仅在一起聊的最多，还经常会交换一些各自写的东西，然后谈到对未来的憧憬。有一个时期，林黎每逢周日便会陪着彤非往师部广播室跑，那时节彤非正与负责播音及期刊杂志阅览室的小乔有点对眼。在部队战士谈恋爱是绝不允许的，可情窦初开想要见面的愿望总比规定更具有杀伤力，林黎只有给她做策应。说是陪彤非，其实她每次都一头扎进早被封存的书库一窝就是大半天，因为书库的钥匙也归小乔保管。她俩各行其是也各取所需，林黎就是在那时额外地看了不少别人看不到的书。每次从布满灰尘和昏暗的书库出来，林黎都有种心满意足的感觉。有时突然见到强光，她的眼睛总是要觑乎半天，可她依然是乐不可支，要给彤非讲半天她的收获。后来，有多少次小乔架不住林黎磨他，竟同意了林黎偷偷把书带出库外的犯忌要求。林黎当然也知道要万般小心，她怕给小乔惹麻烦。那年月看禁书可不是好玩的，弄不好就牵扯到政治和品质上去了。所以林黎也十分小心，她总是在熄灯后别人都睡着了，才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偷偷读。要说大冬天捂着被子没什么，可三伏天就惨了。不要说衣服、被子像水洗的似的，更要抖着机灵加倍提防，那叫不易。好在她从当兵起就选了别人不喜欢分到的上铺，说那儿清净，这下得劲了，似乎像个小安乐窝。她还挺有招，为了怕有闪失，每天起床后都小心翼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