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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无能的将军怎能打仗。斯大林就无所顾忌地清洗了他的军队。”他旁若无人地讲着，突然意识到自己讲得太多了，便转了话题。
希特勒不喜欢军官阶层。有一次他在贝格霍夫说：“战争结束以后，我将解甲归田，政府工作由别人来管。我去写回忆录，去结交有才智的，聪明的人，而不愿再见到军官。他们一个个都是固执己见的大草包，既片面又古板。多年跟随我的两位女秘书届时还将随我，给我当秘书。”
1944年底，在“狼穴”大本营里生活越来越变得令人不安。天天都有敌机从大本营上空掠过。希特勒一直在等待机会来一次突然袭击，他警告那些麻痹大意的人不要离开防空洞。尽管有不少人催他撤离大本营，返回柏林，但他丝毫不动。他说：“留在这里是我的义务，这将会对人民起到一种安抚作用。我的战士们也决不容忍敌人打到他们元首所在的大本营。只要他们知道我还坚守在阵地上，他们就会拿出更大的力量去战斗，顶住敌人的进攻。”当前沿阵地越来越迫近大本营时，我们才于1944年11月底迁到柏林。
早在“狼穴”大本营里，希特勒就开始策划阿登进攻战，指望这次战役能扭转在西线的败局。1944年底，他焦急地等待着合适的时机，以便实施这一作战方案。至于确定哪天开始行动，他的直觉已不起关键作用，现在到了只有气象学家才有发言权的时候。他天天都要向他们讨教。有位专家曾预告，1944年12月份的一段时间有雾天，这有利于战前军队集结。为了感谢这位专家的正确预告，希特勒送给他一块金表。
1944年12月中旬至1945年1月中旬我们搬进了“鹰巢”大本营，圣诞节也是在那里度过的。大本营建在洪格地区，在巴特瑶海姆市附近。“鹰巢”大本营处在一个林区，房子是用木板临时搭成的，还有地下掩蔽所。有一次，希特勒、达拉和我在掩蔽所外边的树底下站着，美国和英国的轰炸机群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我们头上飞过。我问元首：“我的元首，你认为我们还能打赢这场战争吗？”希特勒回答说：“我们必须打赢。”达拉后来又向我提起这次谈话，她说：“……我当时听到你提的问题，恨不得钻到地底下去。”
阿登进攻战失败后，我们又回到柏林。希特勒起先在新总理府他的办公室里举行形势讨论会，在我们前面多次提到的楼梯间里用餐。后来由于开会和用餐不断受到突如其来的飞机警报的干扰，所以希特勒才躲进了他的地下避弹室。
希特勒身边的妇女们
围绕着这个热门话题，外界流传着许多有关希特勒与女人交往的谣言。这可能是因为希特勒在1914年以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与女人发生过几次性关系的缘故。前面曾经提到希特勒曾驳斥过我的一个说法。那是1933年12月的一天，我说埃米莉是个难听的名字，他却说：“不对，不能这样说，埃米莉是个动听的名字，我最初的恋人就叫埃米莉！”
据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于1917年在法国曾抛弃过一个已经怀孕的18岁的法国女孩子，后来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让一马里耶·洛雷。让一马里耶·洛雷在他母亲死前不久才知道，谁是他的父亲——即阿道夫·希特勒。自那以后，他总设法在海得堡的一家研究所里做遗传因子的检验，以证明希特勒是他的父亲。
以上的说法可能是真的。但是，自从希特勒决心从政的时刻起就与这种乐趣分道扬镳了，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民众对希特勒的狂热使他得到了满足。他同与他交往的女人之间只存在性爱，不存在性行为。“我的爱人就是德国”，他不止一次地这样强调。
此间流传着一种说法，说希特勒只有一个睾丸，这也许是事实。慕尼黑泌尿科的基洛伊特纳教授向事里特·冯·希拉赫借过一本有关慕尼黑名人住所的书，有一天当他把书还给她时，他说，他把书中提到的所有接受过他治疗的人的名字都用铅笔划了出来。她查看时，发现希特勒的名字也被划了出来，便问：“你为希特勒治的是什么病？”基洛伊特纳回答说：“希特勒只有一个睾丸，但我对此无能为力，因为希特勒年龄太大了。”据说这是20年代的事。也许希特勒担心有一天会招致女人的嘲笑，所以后来就不再有过任何性行为。
林格告诉马泽尔，希特勒的生殖器完全正常，他说他与希特勒一起在一棵树旁小便时看到过的……，我认为，马泽尔根据林格提供的情况有意谈到此事，无非是要说明希特勒确有一个儿子，与此有关的情况下面我还要讲到。
希特勒的确喜欢有美人出人的社交圈子并从她们那里寻求精神刺激。他需要性爱，但不需要性行为。他所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希特勒的司机埃米尔·莫里斯每当他与希特勒出差到达某个城市之后，他必须利用希特勒找人谈话的间隙去物色姑娘，谈完话之后希特勒便与这些姑娘凑到一起聊天。希特勒往往送给她们一些钱，但他从不要求她们还给他什么。
被称作格莉的安杰莉卡·劳巴尔是个例外，她是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姐姐安格拉·劳巴尔的女儿，尽管希特勒很爱她，但也未曾与她发生过两性关系（见我与安妮·温特尔的谈话）。
在这里，我必须简要地对瓦格纳博士所著《希特勒身边的人谈希特勒》一书中第98页的内容做点纠正。在摄政王广场16号（实际是两所住宅，分布在左右两侧）住所里料理家务的不是劳巴尔女士，而始终是温特尔女士。从蒂尔施大街迁出来的时候，希特勒把他的老房东赖歇尔女士和她的母亲达克斯夫人也带了出来。后来，格莉·劳巴尔搬进了其中的一个房间。据阿达·克莱因讲，希特勒不让格莉登台演出的说法有误，实际是她本人不想演出。希特勒希望她成为以演唱瓦格纳作品为主的演员，最终她还是被她舅舅说服了。
自1929年起，格莉·劳巴尔就住在摄政王广场16号希特勒的住所里，这位漂亮、贪图享受的姑娘受到了希特勒的亲切关怀。他很爱她并且一切都顺着她来。格莉一方面对于舅舅的献媚感到得意，另一方面对于一切行动受到控制并且不能同其他的爱慕者交往感到痛苦。
当她想与林茨的一位画家结婚时，希特勒便唆使格莉的母亲以考验他们为由强行将这对情侣分开一年。我于1945年在贝格霍夫从绍布将要焚烧的文件中发现了画家的一封信，信中写到：
“我认为你舅舅的做法是自私的。他的目的很明确，除他以外，你永远不能属于任何人。”
“……他对你的了解是多么贫乏。”
这点他说的无疑是对的。因为后来格莉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精神压力，在与她舅舅发生了口角之后的第二天就自杀了。
格莉死后，希特勒判若两人，他身边的人担心他也寻短见。海团里希·霍夫曼对他关怀备至，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他成功地使希特勒摆脱了自我孤独。
格莉1931年9月18日自杀使希特勒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从这时起他成了素食主义者。他始终在怀念着格莉，为纪念她，他把她的遗物保存了起来。根据他的指示，她在慕尼黑希特勒住所的房间必须保持她逝世时的样子。直到战争爆发，希特勒始终把格莉住过的那个房间的钥匙带在自己身上。格莉在瓦亨费尔德之家常住的房间也一直锁着。后来，这栋房子扩建与贝格霍夫连成一体时，他吩咐，把格莉房间的那一部分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所有她的衣服、卫生用品和她的其他东西都保留在原来的位置上。他甚至拒绝向格莉的母亲退还她的遗物和信件。
战争临近结束时，希特勒才吩咐他的亲信绍布把格莉的私人物品统统烧掉。希特勒还曾让人模仿她的照片制做一个半身塑像。只有当你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你才会明白，为什么希特勒一旦发现他同某个女人的交往即将形成一种暧昧关系的时候，便开始设法疏远这个女人。你再听一听他在楼梯间里讲过的一句话：“我想娶的女人只有一个……”指的就是格莉。对此你不会有丝毫的怀疑。
在楼梯间里有一次我们问希特勒：“你为什么不结婚？”他回答说：“我不会是一个好丈夫，因为我不能把足够的精力和时间献给我的夫人，所以我认为我组织家庭是不负责任的。另外，我也不想要孩子。我认为，天才人物的后代大多生活得很艰难。人们总是期望他们达到像他们著名的父辈所具有的那样的特殊地位，而不容忍他们做一个普通人。此外，天才人物的后代中还常常出现白痴。”
看来希特勒在与女人的接触中始终遵循这样一个信条：仅仅为的是精神享受。无论是对林茨市的斯特凡尼（她倍受希特勒的爱慕），还是米齐·赖特尔、阿达·克莱因、西格里德·冯·拉弗特或是在他刚上台后的那几年里常被他在晚上邀请到总理府内元首住所聊天的那些女演员和女艺术家们都是如此。他真诚地钦佩那些著名的男女演员们和女舞蹈家们。为祝贺首场演出和她们的生日他经常送给她们一些贵重礼品。战争期间，他送给她们咖啡和食品，并且非常高兴看到她们写给他的感谢信，每封信他都要专心阅读。他有每年为艺术家们举行一次盛大招待会的习惯，战时他不得不放弃这个做法。
例如，我记得与他来往的女舞蹈演员中有霍普夫纳姐妹、燕妮·尤戈，还有玛格达·戈培尔、她前夫的妹妹埃罗·克万特、玛加蕾特·斯勒察克、莱尼·里芬施塔尔、尤尼蒂·米特福德以及爱娃·布劳恩。实际上，他与爱娃·布劳恩的关系也是一种表面关系。
希特勒的私人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坚信希特勒与爱娃·布劳恩没发生过任何两性关系。她悄悄跟踪他，他有时带她出去。当希特勒为了选举四处奔波，再也没有时间照顾她时，她曾狡诈地企图自杀。这下好了，她成功了。因为作为政治家希特勒再也承受不了在他的眼皮底下发生第二次自杀事件。我再重复一遍，他所爱的唯一女人是他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如果她不死，他肯定会与她结婚。
希特勒同爱娃·布劳恩保持那样的关系是基于如下考虑的。他进一步把爱娃·布劳恩纳入他的生活轨道，不仅防止了她再次自杀的危险，同时她的存在也为希特勒防止别的女人纠缠树起的一块挡箭牌。
爱娃·布劳恩曾向她的理发师透露，希特勒同她没发生过两性关系。妇科医生朔尔特大夫的夫人内利·朔尔特向20年代曾与希特勒要好的阿达·克莱因女士也透露过这些事。希特勒与阿达·克莱因也从未发生过两性关系，与格雷特尔·斯勒察克也是如此。
阿达·克莱因
1925年2月27日，希特勒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里召开的纳粹党重建大会上首次认识了阿达·克莱因。她是一位非常漂亮的格莉类型的姑娘，坐在位子上十分显眼，她像大家一样倾听着希特勒的讲话。希特勒一眼望见了她，并在发表完讲话之后向埃米尔·莫里斯询问她的情况，可是莫里斯对她也不了解。
阿达·克莱因在一家地方报社工作，她利用工作之便，为马克斯·阿曼办好《人民观察家报》提供了很多帮助。有一天她刚一走出坐落在席林大街的报社的门，就碰上了正要进入报社的希特勒。希特勒高兴地说：“哎，你在这儿！”自那以后，他们在开完大会后常常见面。有一次她曾单独与希特勒呆在上萨尔茨堡的瓦亨费尔德古老的房子里，希特勒亲自为她煮咖啡，他发现绍布把饼干吃得一干二净。
还有一次，希特勒邀请她到埃米尔·莫里斯住处作客，莫里斯住着两间房，在他们到来之前莫里斯就离开了自己的住所。通往第二间房子的门是敞开的，阿达发现里边摆了一张床。据她告诉我，她与希特勒从未发生过两性关系。他对她说：“……我不能结婚。”他还说：“你搞得我神魂颠倒，好像喝了掺进度数最高的朗姆酒的茶一样，”“你教会了我接吻！”阿达·克莱因与希特勒好了两年（1925至1926年）。希特勒称呼她为“戴莉”！并且曾给她写过几封短信。这些信至今她还保存着。
1936年，当她的一个外甥女（埃普家两个俊俏的姑娘都是舞蹈演员，有时也被希特勒请到摄政王广场他的住所去）告诉希特勒阿达将要与舒尔策大夫结婚时，希特勒说：“舒尔策大夫将赢得一位好伙伴！”舒尔策大夫后来当了教授并担任了巴伐利亚内政部卫生局的局长。
1930年我在卡洛林广场一侧的体操训练班里见到了阿达·克莱因，她当时在埃尔报社工作，她参加了这个训练班的学习，“褐色大厦”里也有许多职员参加。自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她。直到70年代末我们才又相会。有一天她到我的住所来看我，我告诉她，1979年复活节时，我认识了让—马里耶·洛雷，他希望我证实他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和一位名叫夏洛特·洛布茹瓦的法国女人生的儿子。由于我们之间存在着语言上的障碍，所以不可能认出他是希特勒的儿子。只是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他走在我的前面，我发现他走路的姿势与希特勒相似，但是这往往也会弄错的。
格雷特尔·斯勒察克
格雷特尔·斯勒察克是倍受人们欢迎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莱奥·斯勒察克的女儿。20年代，希特勒在慕尼黑园丁广场剧院里结识了她。当时她在《幽默的的女子》中饰演女主角——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她的表演使所有的人都着了迷，因此希特勒并不在乎她是有1／4犹太血统的人。在此，我必须再次对皮克尔博士在1976年由泽瓦尔特出版社出版的《希特勒秘密谈话录》（经过增补和全部修订后第三次出版）一书中第288页上的内容加以驳斥。书中讲到：“希特勒经过考虑决定自1932年圣诞节开始停止与受欢迎的柏林女高音歌唱家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特别热情的交往。”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希特勒掌权之后，始终与这位可爱的歌唱家保持着联系。她继承了她父亲所具有的令人开心的幽默，希特勒每次见到她都很高兴。如果没有希特勒的认可，她在30年代作为一个有着1／4犹太血统的室内歌唱家无论如何是不可能长期在柏林歌剧院演出的。
1938年3月，在奥地利并入德国前的一个星期日，希特勒请我和格雷特尔·斯勒察克到拉德齐维尔宫内他的柏林住所里喝茶。在所谓的音乐厅里，靠近壁炉的桌子上已备好了菜。这个厅是晚上放电影的地方，看电影的人除了希特勒参谋班子里的人以外，还有元首护卫队成员和内勤人员。希特勒爱听文艺界的“花边新闻”，十分欣赏格雷特尔·斯勒察克讲述的故事，她善于使用既动听又尖刻的语言。
直到那个星期日，尚无人知晓希特勒在下周的打算。没有料到，就在这一天希特勒那颗激动的心已悄悄地到了奥地利，我认为他在尽量以某种方式来消磨时间，调解自己不耐烦的心境。
茶已经喝了很长时间。一方面因为壁炉前不是我们的久呆之地，另一方面希特勒早就说要到我的住所看看，我便起身告辞了。我问他，今天晚上是否有兴趣到我那儿去看看，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晚上他在仆人的陪同下来到我的住所，它坐落在总理府公园内。希特勒送给我一瓶葡萄酒之后，很快就离去了。
1936年，希特勒让施佩尔在公园内临赫尔曼一戈林大街建造了两栋英国乡间风格的房子，本来只打算给元首护卫队成员及其家属住的，在房子竣工前夕我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要是我们女秘书也能住到那儿该有多方便啊。外出旅行都是遵循他“没有必要知道的事就不要知道，必须知道的事都是在最后的时刻才让知道”的格言安排的，所以在得到出差的通知到启程的这段时间往往很短。我得赶紧回到萨维尼广场一侧的住所去，不只是简单地取个箱子，而是要从头至尾收拾行装，所以每次都搞得我手忙脚乱。
有一天，我忙完了希特勒的口授之后，问他，我们女秘书是否也可以得到赫尔曼一戈林大街上的住房。他同意了我的意见并且说：“孩子，这好啊，这样我一旦有事可以随时叫你们！”于是希特勒让人把带着房子设计图纸的施佩尔找来，吩咐他在设计图中再加进三套女秘书住房。当这些住房建好之后，希特勒让绍布转给了我所需的3000马克房屋购置费并允诺不久将参观一下我的新居。
格雷特尔·斯勒家克在拉德齐维尔宫喝完茶之后，很快就回到坐落在库尔费尔斯滕达姆大街上他的住所，她要换衣服，因为晚上还有别的活动。换好衣服之后，她带着两个高高的五个分枝的银烛台在希特勒到来之前及时找到了我，以便为它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她希望通过蜡烛的微光来影响希特勒，使他有一种神秘感。无论如何她要施展浑身解数！她紧靠着希特勒坐在英国式的沙发上，试着去抚摸他的双手，但希特勒温柔地挡了过去：“格雷特尔，你知道我不愿意这样！”尽管我几次悄悄地离开房间，但希特勒始终保持克制。过了几小时，希特勒便返回他的住所去了。
但是，格雷特尔还是不死心，仍然希望进一步密切与希特勒的关系。她始终认为，她能够使希特勒拜倒在她的脚下。她在柏林德国歌剧院上演的《叶卡特琳娜女皇》中饰演女主角，曾送给我一张身穿洛可可式服装的剧照，照片上面写着：“赠给我的第一位宫女：小廷（她是这样称呼我的）。”字既大又斜，且十分挺劲有力。
1938年除夕前她转给我一封信让我再转给希特勒。我并不了解这封由我转给希特勒的信的内容，但是格雷特尔肯定为得到希特勒做了进一步的努力。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希特勒上台之后从未与任何一位女演员过于密切地交往过，因为这样做风险太大。大家都想借他的光往上爬。他认为处在他的地位上保持谨慎是必要的。
还有一点，外界传说希特勒曾为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画过肖像。实际上希特勒在20年代就没再回过水彩画，只画过一些建筑设计之类的草图。1932年，即所谓他为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画肖像的这年，他应人们的要求每天在不同的地点发表三次演说，他既没有时间也不再有兴趣作画。过去他画水彩画为的是挣钱谋生。自1919年起他就再也没有必要这样做，他已在国防军里当了教官。然后调到德雷克斯勒先生重新组建的党里当了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