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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自上周起已在慕尼黑。我本来期待沃尔夫到柏林来，但首长已决定让她在那里处理和回复送到慕尼黑的生日礼品。所以我除了等待在国会上的演讲，并且看一下演讲之后总的形势是否能明朗一些以外，别无选择。要是我能有我们首长一半的毅力，我也不会这样。一旦他长胖了几斤，他就突然停止进食，然后规律性地饿上三周，于是，体重就下降了。
此外，对他（希特勒）来讲，过生日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整个过程持续两天。招待会接二连三地举行。昨天的阅兵式，规模很大，持续时间长得令人吃惊。我们是上午9点半去的，下午4点半才回到办公室。总共持续了7个小时。来回路上连同在那里等候的时间用了3个小时，阅兵式用了4个小时。每周的电视新闻，你肯定是能够看到的。我一再感到惊奇的是，他哪儿来的那股劲连续站4个小时并且还得致意，的确是很累的。仅仅观望，我们就累得要死，至少我是这样。
今年的礼品，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价值上，都可以说是很棒的。礼品中有绘画（德弗雷格尔的、瓦尔德米勒的、伦巴赫的，甚至还有提香的一幅），其次还有迈森瓷器造影艺术品、宴席上的铝制装饰品、装潢精美的图书、花瓶、素描、地毯、手工艺品、地球仪、收音机、钟表等等。再有就是成箱成箱的鸡蛋、大蛋糕、糖块、果汁、利口酒、一艘全部用花扎成的极美的帆船，可惜这个美丽的东西寿命不长。另外，当然还有飞机模型、轮船模型和希特勒最喜欢的类似兵器之类的东西。一见到这类东西，他高兴得简直就像个孩子。
柏林人一如往常积极地张罗着，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宽阔的夏洛腾堡大街上，装上了非常精美耐用的照明设备，整个街道变得富丽堂皇。我觉得这种布置，像菩提树下那样，似在布置戏院。然而一旦这些戏剧的道具被拆除，街道又恢复了本来面目，显得比现在更雅致。菩提树的周围也插满了细柱子。也许我的审美观不行，这实际上是很美的，看来多数人都很喜欢。
我们回柏林之前，在访问奥地利期间曾到部队参观。首长是乘汽车去的，而我们乘坐被首长命名为‘热烈的总理饭店’的专列约三四个小时。去的地方离维也纳约只有7公里远。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曾看过几出好戏，主要是在慕尼黑看的。我开始总不知道晚上到哪里去才好，后来我就到剧院去。现在这已成了我的一个习惯——总到大剧院里的小剧场去。在那里，我迄今为止看过的几乎所有的戏剧，不但导演出色，而且演得也很出色。例如看过的《凯撒大帝与埃及女王》演得好极了。不久前，节目文艺周会演，上演了《阴谋与爱情》。我早就希望看这出戏，可是在柏林一直也没看成。此事确实已拖了很长时间了。首长说只有柏林的戏值得一看，因为那里的戏，导演得极好，演员也是第一流的。譬如老音乐家米勒是由海因里希·格奥尔格饰演的等等。
……诸如此类，我们的‘老头子’在最近的一天晚上，颇有兴趣地谈到了教会问题。他对这个问题谈得那样清楚，我真后悔事后没有把他所讲的话记录下来。
这个话题是由谈论哥特式建筑风格引起的。他认为这种风格生疏、矫揉造作，因此他不喜欢这种风格。这当然是个人爱好的问题。他大致这样说过：‘为什么一条美丽自然的拱型突然被中断而让其向着不必要的毫无意义的尖处伸展！为什么在许多大大小小的尖顶塔楼的内部砌上砖，只可眼见，而却不能接近呢！
他还说：神秘主义起源于哥特式建筑风格时期。建筑物的昏暗对神秘主义的产生以至于发展都起到了推进作用。这个时期充满了昏暗和不真诚。在画家所画的女人像上，腹部是被遮掩着的。假如一位画家没有结过婚，那么他就永远见不到女人的身体。这样，他画的画就可能是错误的、丑恶的。这个时期，迷信和神秘主义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基督教是基于已持续了2000年的认识之上的，神秘主义和迷信（圣经童话）使得这一认识杂乱无章且含糊不清。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不能在今天的认识基础上确定基督教的概念。路德曾谋求宗教改革，但他被误解了。因为改革不是一次性的，改革就是连续不断地更新，不能停步不前。改革就是共同前进、共同发展等等。首长完全懂得，宗教问题是很棘手的，一旦发生战争，它就会在内部产生不利的影响。我感觉到，他对自己能够理智地、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感到高兴。
我还有许多肺腑之言要向你倾诉。例如，我和比我年轻的同事在性格上差异很大。她所追求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地表现自己，为此目的，她不择手段。她把我对某些书的评价据为己有，再去告诉别人。本来是我对一些问题的考虑，可在她得知后半小时，她就可以甚至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说成是她的思想产物，对此我已习以为常了。
上次在山上逗留时，她开始抢话说。也就是说，当别人直接问我问题时，在我开口回答之前，她抢先替我回答了。如果仅涉及工作上的事情，我倒也不在乎，问题是所涉及的都是一些私事。或者当我与别人坐在一起认真地谈论问题时，她总要插一杠子，非得扰乱我们的谈话不可。由于她大声插话，我们的谈话无法进行下去。一遇到这种情况，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另外，她还骄傲自大，盛气凌人，总爱拉长了腔调讲话，诸如‘是不是啊！’等等。对此，我大为恼火。自那以后，我便开始疏远她，与她只谈非说不可的问题。
不幸的是，首长认为她称心如意，对此她当然要大肆吹嘘，并且表现得很放肆。
你最清楚，这些事情影响是不好的。如此看来，生活就是持久的斗争和持久的维持自己的生存。然而，这根本就不合我的性格。当今的现实是。男人们（尤其是在我们这里）总喜欢年轻、漂亮并且百依百顺的姑娘呆在他们身边。咳，只要不给脸色看，不造成精神负担就行了！在过去几天里，在山上发生的一切都使我烦透了。但是，我暗暗告诫自己，不能灰心丧气。当然，我不会再另谋出路。现在到处都在打仗。我只有高兴地期待着终于能够收拾行装，踏上疗养的征途……
1939年进军波兰
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1939年9月1日战争开始了。1939年9月3日的晚上我们就乘坐21点自柏林开出的希特勒专列向波兰进发。象往常一样，在旅行开始前我们是没有时间进行认真准备的。1939年9月3日下午我在给我的女朋友的便函中写道：“几小时以后我就要离开柏林了，再次向你表示问候。对我来说，这就意味着要与首长同生死共命运了。至于后果如何，现在我还不愿想这么多。但是，假如有个三长两短，那生命对我来讲也就无所谓了。如果你给我写信，请寄上面的地址，我给你回信也用这个地址……”
进军波兰开始时，希特勒是在他那停在格格林附近的专列上指挥战斗的。每天早上他都要乘车去前沿阵地，冒着危险，一直到最前线。晚上，返回来时尘土满面，污垢满身。启程前他总要口授将向战士们发出的号召和命令。在包围华沙期间，他呼吁居民们离开城市。直到进攻波兰接近尾声肘，他才在索波特市军官俱乐部饭店安下身来。
1939年9月11日我在波兰大本营写给朋友的信中说：
“十天来我们一直住在火车上，地点在不断变换，由于我们——达拉和我——从未离开过火车，所以我们感到生活非常乏味。天气热得令人难以忍受，简直可怕的很。太阳整天照射着车厢，面对热带的炎热天气，人们无能为力。我身上起满了泡，简直令人厌恶，而且还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治疗。早上，首长同他的人乘车离去，我们就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等下去，天天如此。我们进行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寻找治疗办法，但由于我们在每个地方果得时间都很短，这些努力都未奏效。
最近我们在巡回野战医院的附近住了一夜，正赶上送来一大批伤员。勃兰特大夫做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手术，我们指挥部的人也前往帮忙。达拉和我第二天本想替伤员写写家书，觉得以这种方式至少可以为他们做点事情。但结果却没有做成，主治医生虽然对此很高兴并且表示感谢，但因为野战医院是巡回性质的，所以他感到我们的建议并不很合适。当读到你们挖煤的情景时，我羡慕极了。假如我能身临其境该多好啊。至少，可以看到人们是怎样干活的。
我们这些人跟随首长来到波兰，虽然可以大开眼界，但也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因为冷枪不断打来。首长对此不以为然，仍然像在德国那样站在行驶着的汽车里，而且是在最显眼的位置上。我认为他这样做未免太轻率，但谁都说服不了他。第一天他就坐车穿过了一个游击队经常出没的小树林。半个小时以前，一个无武装的德国卫生队曾在这里被干掉，只有一名卫生员逃了出来并亲自向他做汇报。
同时，离此地不远的地方，波兰战斗机不断在投掷炸弹。人们估计，波兰人已发现了元首一行。首长非常显眼地站在一个小山丘上，战士们呼喊着万岁从四面八方拥向他。而波兰炮兵部队就驻扎在山下的洼地里。他们当然已看到了人群蜂拥的场面，而且——元首呆在前沿阵地上已不是秘密——完全可以断定是谁呆在那儿。半个小时以后炸弹就对着他投了下来。当然，希特勒的出现对战士们来说无疑是一大鼓舞。而且，在危险地带见到元首，对他们的士气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不管怎样，我仍然认为，对他来讲这样做太危险了。
至于下—步与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事情如何发展，我正拭目只待。但愿法国人尽早醒悟，认识到为英国牺牲几百万人是不值得的。如果波兰问题解决得快，那么也就不存在采取下一个行动的基础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
我们的一位传令官前天突然患脑膜炎死去。元首的司机施雷克过去也是息这个病死的，你还能记起他来吗？党卫军战士们在谈到这位刚满24岁的传令官的死时说：‘要死，也要死在战场上。’然而人死的方式是无法选择的。有些牺牲了的人是人们熟悉的。曾在元首贴身卫队战斗过的汉斯·荣格的兄弟就是一位牺牲者……”
1939年9月26日我们又回到了柏林。
1940年进军法国
1940年4月和5月，希特勒与军方人士进行了多次谈话，但其内容在楼梯间里的人却毫无所闻。人们只能再次猜测，又有什么事情正在悄悄地预谋之中。1940年5月9日下午，事情终于发生了。我们这些小范围的人得到通知，当天晚上就启程旅行。但都没有告诉到什么地方去。旅行持续多长时间我们也一无所知。当我提及这个问题时，绍布中队长便摆出一副架子，神秘地回答说：“可能8天，可能14天，一个月，甚至可能几年！”
傍晚，正当我们聚集在元首住所里的时候，接到了出发的命令。我同我的同事达拉诺夫斯基和帝国新闻局副局长乘坐一辆车，我们远远驶出柏林之后，向着施塔肯方向前进，本以为到了施塔肯之后会换乘飞机继续旅行。然而却误会了。车驶过施塔肯之后终于在一个小火车站上停了下来，元首的专列已经停在那里。
看来除了军事副官们之外，任何人都不清楚旅行的目标。一切都搞得非常神秘。在餐车上吃晚饭的时候，施蒙特开玩笑说：“你带了治晕船的药了吗？”莫非说要到挪成去，因为火车正在向北方行驶啊？首长巧妙地接过话茬说：“如果你要有胆量，可以把海狗皮当猎获物带回家来。”
午夜过后——已驶过了汉诺威——火车突然改变方向向西行驶，但是只有一些有心人发觉了这一点。当元首的列车驶过一个小车站时，天已破晓，车站上标有站名的牌子已被摘掉。天还未亮，人们又换乘等待在那里的越野车继续前进。在我们经过的所有村子里，路牌均改作他用，也就是说，这些路牌被注有军事标记的黄牌子取代了。我们终于到达了一个丘陵起伏、树木茂密的地方，后面便是部队的作战坑道，这里就是首长安营扎寨的地方。清晨，我们站在坑道前便可听到远方激烈的炮击声。希特勒面向西方伸出他的手说：“先生们，向西方国家展开的进攻现在已经开始了。”
情况逐渐明了，原来我们就在明斯特艾费尔附近。人们称元首大本营为“岩巢”。作战坑道很窄，内部的墙面是用粗糙的木头简单撑起来的，凳子是用树皮编织而成的。这里只能容得下希特勒、凯特尔、约德尔、施蒙特、绍布和一个佣人居住。另外还有一个供希特勒的小参谋班子使用的餐厅，参谋班子里的其他成员都住在附近的村子里。这个大本营在所有的大本营中风景是最美的。春意盎然的树林里充满了唧唧喳喳的鸟叫声，希特勒称这儿为“鸟的天堂”。这里的环境使他感到很舒服。由于坑道内的房间根小，所以他经常在露天召开会议。他从未像在这里呼吸那么多的新鲜空气。他不只一次的被这美丽的风景所陶醉，并且表示在战争结束以后每年都要带领原班人马旧地重游。
1940年6月5日或6日，元首总部迁到了布鲁塞尔附近的拜什村，这里离前线更近。村子里有一座古老的教堂和一栋宽敞的校舍，村子的周围是茂盛的草地，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草地，上面长满了茎粗叶茂的滨菊，和一片矗立着美丽古老橡树的森林。1940年6月13日，我从那里寄给我朋友的信中写道：
“一周来我们大大前进了，现在我们住在老百姓让给我们的村庄里。起初的几天晚上，我和我的同事一起住在一个牛棚里，是用木板搭起来的，墙面涂上了泥灰，潮湿不堪。还好昨天临时木板房已竣工，总算可以住在干燥的房子里了。
最初几天这里没有水，在这个地方，我第一次发现水对于生命是何等的重要啊。我们刷牙用的是不干净的矿泉水。第一天夜里我们住的房间失了火，电话线和电灯线连在一起加上气候潮湿便起了火。熟睡中的我被劈劈啪啪作响的火声惊醒，我一跃而起，为扑灭火，我梦幻般地用手扑打起来。但是无济于事，这时便拿起一块湿毛巾扑打，这才算奏效。我遇到的这种情况，这天晚上许多先生也都遇到了，整整一个晚上电线不断熔蚀，躺在下边床上感觉真不舒服。你看，不过这种糟糕的状况已经过去了，而且我们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我们取得了成功，在我给你写信的这个时刻，我们的部队已开进了巴黎机场，照这个形势继续下去，我想我们是不会在这里久呆的。最近我曾经去过色当、那慕尔、菲利普维尔、迪南等城市。这些地方都遭到了很大的灾难。整个楼群都变成了废墟。市内的主要大街看上去更为可怕，道路两旁的壕沟里堆满了掉进去的各种型号的炮弹、坦克、车辆、制服、救护车和武器装备以及烧毁了的车辆。城市上空散发着一股令人恶心的尸体腐烂后的气味，大群呱呱叫的乌鸦在空中盘旋着，不断地扩大它们的活动范围。简直是一种遭到破坏后的绝望情景。牛、马和狗在烧毁了的房子的周围慌乱地奔跑着。头几天，没有给奶牛挤奶，夜间人们可以听到奶牛由于疼痛而发出的叫声。
难民的情景也是悲惨的。许多家庭都栖身在烧毁的汽车里，上了年纪的妇女坐在儿童车里。战争的确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
每天夜里我们都经历同样的场面，接待“空中”的来客。12点20分敌机准时开来并在村子的上方盘旋三个小时。几天前，他们炸毁了一座房子，我们刑事警察局的几个人住在里边。还好这些人没有出什么事，他们及时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我们不知道这些轰炸机是在寻找我们还是在寻找市内的主要街道。看来它们任何目标都没有找到，因为它们飞得太高了。它们偶尔不来，首长就问：“我们的看家飞机今天到哪儿去了？”
无论如何，我们每天晚上都得与首长和参谋班子里的几位参谋站到三点或三点半，观看夜间的空中演习，直到侦察机凌晨消失为止，此时此刻，这个景致总使我联想起卡斯帕尔·达维德·弗里德里希的一幅画。
我们的给养是很好的，有足够的黄油和牛奶，现在有时也能吃到西红柿和水果。实际上我们什么东西都不缺。昨天，我和绍布应邀参加了一个宰牲日。我们有一个飞行中队驻扎在离大本营不远的地方，开车去那儿只需要2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飞行员们杀了两头猪。在一家当时的会所里，大约50人围坐在装饰华丽、并用高高的法国煤油灯照射着的桌子旁边，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血肠、肝肠和炖鲜猪肉。后来还喝上了法国陈年的红葡萄酒，撇开白酒不谈，这种酒简直美极了。由此可见，我是什么也不缺的。
明天晚上，我们又应邀到刑警局去吃煎蛋饼。他们住在民房里，午餐由战地厨房提供，晚餐他们自理。这样在这些男人们中间便显露出料理家务的本领，对此他们当然想炫耀一番。所以我们明天要去品尝他们的煎蛋饼。
我要对你讲的还有许多东西，但现在还不能讲，我们愉快地坐在一起的时刻就要来到了。我个人认为，战争不会持续到六月份以后。昨天在巴黎召开了作战会议。魏刚已宣布巴黎战役失败，并建议两国之间缔结和约，贝当支持了他的建议，但雷诺和其他几名成员则强烈反对。”
1940年6月20日，我在拜什村大本营写给我朋友的另一封信中说：
“……停火于今天夜里1点35分生效。首长不久就要在国会发表讲活。这也许是他向英国人发出的最后一次呼吁。‘倘若他们仍然置若罔闻，就将对他们毫不留情！’这就是他的格言。我感到，到目前为止，对迫使英国人就范他会感到遗憾，假如他们能够理智地行事的话，那么对他说来这样显然要好多了。如果他们知道首长向他们要的只不过是我们过去的殖民地，那么他们的立场也许会灵活一些。我以紧张的心情注视着英国。顺便提一下，慕尼黑的形势很好，令人振奋。达拉和我身穿灰色军装，戴着‘德意志国防军’的袖章，非常引人注目……首长不时地来到房间，口授向报界发出的呼吁。他还亲自为电台编排广播节目……”
希特勒在小范围内谈到德军在敦刻尔克没有乘胜追击英国人一事时说：“军队是大英帝国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