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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人例外，就是我丈夫的发言人顾问巴萨姆·阿布·沙里夫。在突尼斯城，我发现我对他们分文不值。我信得过又正确对待我的，只有法鲁克·卡拉米和乌姆·吉哈德。
我躲在二楼自己的办公室兼客厅里，独自祈祷，企盼传来消息，传来奇迹。许多挂在墙上或作为装饰摆得明显的阿拉法特照片，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付出何等艰巨代价的这一婚姻，难道就这样完结了吗？
他最喜欢的照片有：他自己二十三岁时在开罗的青年照，即1952年为巴勒斯坦事业向纳吉布将军递交用血署名的请愿书的那张；纳赛尔1967年六天战争失利后在他客厅里留影，身边有阿拉法特、阿布·胡勒、阿布·伊亚德和法鲁克·卡拉米，巴勒斯坦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阿拉法特穿军装在贝鲁特街头，阿拉法特与战友阿布·吉哈德及其勇敢的夫人乌姆·吉哈德。有阿拉法特在联合国讲台上演说照。当然，还有阿拉法特和我一起的精美照片。夜深了，仍然毫无音讯。我一直在收听各个电台的广播。我得知密特朗总统同意法国及其军事机构参加寻找阿拉法特的任务。
忽然，我脑海里闪出一个古怪的念头。尽管我非常不相信预知力，但在这种时刻，不管什么主张只要给我以希望，真巴不得能抓住。我在自己的小办公室坐定，到处分放着阿拉法特个人的东西。我把自己平时戴的金项链放在古兰经袖珍本上当做摆锤，开始企盼起来。我从法国周刊《巴黎竞赛画报》里挑了莱迪迪父亲的照片。坠摆一动不动。而当我把坠摆放在阿拉法特的像上，不仅动了，而且摆动很大，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奇事。如此反应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坚持，坚持希望，不过我心里思量，要理智地对待。几分钟后，我改用戴高乐将军的书作同样试验，封面上有他的照片。摆锤在阿拉法特相片上晃动，而在戴高乐相片上却不动。我该从中看到一个迹象，并坚信吗？我想，必须继续祈祷，要祈祷。我进入一种半睡眠状态，即第二状态。可听得见连接丈夫办公室保安的步话机，时不时错过少有的、依然相同的信息：“没有什么新情况。”
宣布阿拉法特死去的消息传遍全世界。被占领土的大街小巷，男女老幼，深夜全都走出家门，放声大哭，高喊阿拉法特的名字。国际上各大国首都，开始研究将招致中东大震荡的这一空白所带来的后果。在耶路撒冷，沙米尔满意得不住地搓手。
4月8日，星期三，朦朦胧胧中不觉黑夜已去，白天来临。我仍然匍匐在地。九点钟，电话铃一响，我猛地站起来去接。一位军官向我宣布：
“找到了，他还活着！”
听罢，我放声哭了，号啕大哭，哭个不停。他还活着，我的恐慌心情顿时消退了，但仍处在被打击之中，甚至连站都站不住。
几分钟后，电话又来了。难以置信：是他的警卫员，一同从喀土穆上飞机的。他简单说了一句：
“很好，他想跟您说话。”
话音很远，不过真的是他，毫无疑问是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仅仅问他一声：
“您好吗？”
“别担心……”
于是；我又泪如雨下，等着挂上电话。我冥想：“何等奇迹，简直神了！他不能就这样走了。巴勒斯坦人民需要他，我也需要他。”那时刻，他只与三个人联系：他在开罗行医的兄弟法蒂，法鲁克·卡杜米和我。
我还在哭泣，其他电话开始不停地打来。大家都欢欣鼓舞。日前见不到的人，现在都争先恐后地跑来看我。昨天晚上，还被孤独地遗弃在家，而今天一早，客厅挤满了人。我不禁想起阿拉法特一再跟我说过的话：
“必须严于律己，要锻炼吃苦耐劳精神。不论困难或后果如何，决不被吓倒。”
最先给我打电话的人中，有也门总统，他提议为我提供飞机去利比亚。
在大漠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阿拉法特后来给我作了详细描述。当时，完全没有能见度，飞行员决定临时降落，请求阿拉法特坐好。而他要坐在驾驶室里。最后，他同意坐在机舱后部，由警卫员们护着，组成人墙似的。
机舱内噪声响得厉害。大风猛刮，机体像麦秆似的震荡直下。快接近地面时，驾驶员即刻明白要救乘客，只有一招：不能平贴着陆，只能先俯冲。他们三人便选择牺牲自己，把生的机会留给阿拉法特。
飞机撞碎成好几段。机组成员还发出嘶哑的喘气声。他们伤得实在太重，眼看就这样死去。真是勇敢的汉子！
第三部分大难不死（3）
飞机残骸下，阿拉法特仅受撞击，仍有知觉，甚至清醒得很。他的几名警卫员全都受了伤，不过还活着。他们立即组织相互救助。黑夜已降临，暴风仍在刮。荒漠非常冷。他们用残骸及坐位碎片烧火取暖，同时赶跑远处号叫的野兽，尤其是鬣狗等。阿拉法特保持冷静，把自己的大伤口包扎好，便将所带的抗生素分给每个警卫员。每当出访，他总在小手提箱里放一些药品。这次去喀土穆前夕，我觉得这些药已经过期曾要他将他们统统扔掉。多亏全都留了下来。而在礼服的一个口袋里，他甚至还找到自己喜欢的糖块、儿茶。
整个通宵，他们都在祈祷，一直念古兰经。天蒙蒙亮了，救助队赶到，把他们的物品收好，将他们从萨拉赫护送至的黎波里。失事飞机是在距军事基地七十公里处坠毁的。
阿拉法特当时最怕的是，以色列当局先于利比亚发现他们，并派战机轰炸他们。幸亏丝毫未出现任何这类情况。
在突尼斯城，家中继续人来人往。这一事件，又一次给我以忠告，是针对虚伪的胜利。第二天，巴解组织执委会几位人士前去的黎波里，我也同行。利比亚人见一个金发女郎同下飞机感到有些奇怪。我旁边有乌姆·吉哈德。
在医院，阿拉法特躺在床上，两眼红肿，头上包着绷带。我立即求见医生，了解他伤势的确切情况，并检查包扎正确与否。我这样照料他，不免有些难堪。而可怜的他处在打击之中，还来不及说一声我是他的妻子。我宁愿让他好好休息，因为在沙漠里度过了一夜，特别是经受这样的空难，他变得虚弱了。可是办不到：数十位人士竞相拥进他的病房，都想拥抱他，其中有卡扎菲主席和利比亚政府成员。大家都希望和他拍照留念，认为他是被显示过圣迹的人物。他大难不死，他们看到了真主显灵。
我守在他床头整整两天两夜。第三天，亚西尔要求回突尼斯。可谓凯旋归来：官方隆重欢迎，侍卫队，奏国歌。本·阿里总统和大多数突尼斯领导人都在场。约有二十分钟，他不得不站着接见巴解组织委员们、突方人士和各国大使等。至于我，并不想乘机站在他的身边，不希望人家说什么“瞧，她利用这次失事树立个人威望”。我只等到随后与受伤者一起下飞机。我拒绝去荣誉大厅，但阻止不了记者争先恐后涌来，要我具体谈谈他的健康状况。
随后，阿拉法特的摄影师给我送来三位遇难飞行员的照片。亚西尔一看照片，放声哭了，说道：“他们是为我而牺牲的。”
我希望安排数小时紧张的活动之后让阿拉法特好好休息。不料当天又有电话通知：“萨布拉和沙蒂拉烈士子弟们”要来看望他。这是阿拉法特收养的一百五十个孤儿。我表示反对，说道：
“不行，太晚了，亚西尔·阿拉法特非常累。”
“一点不累，叫他们来吧，”亚西尔回答，“我想见他们。这是我的孩子们。他们都靠我啦。不要使他们失望。”
我于是叫人只把最小的孩子领来，有十五个，完全是亚西尔自己抚养的。
十五个顽皮的孩子来到别墅里。他们到处跑，从一个房间串到另一个房间，叫着，笑着，跳上他的床，要他和他们一块玩。然后，他们异口同声，央求允许他们睡在那儿，在他的旁边。他表示赞同，转而对我说道：
“你去准备床吧！”
“怎么可能呢？只有两个房间，把床放在什么地方？”
“不成问题，他们是战士，可以睡在地上。”
我的丈夫显得特别精神，而我却筋疲力尽。我已三天三夜没有合眼，同时很想让他也放松一下。我给领队使了个眼色，试图找个借口让孩子们回去，便提议说：
“同意。不过，先得让他们去找睡衣……〃
“用不着”，亚西尔反驳说：“根本用不着。他们是战士，习惯穿着衣服睡在地上！”
我假装赞同，让孩子们走出他的房间。随后，我与校长商定，最好让他们回寄读学校睡觉。阿拉法特入睡前问我：
“孩子们都安排妥了吗？”
我的回答使他放心了。
他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但早上醒来，他开口便问：“孩子们在哪儿？我想和他们一起吃早饭。”
“他们不在！”“什么！不能容忍！不是跟你说过他们睡在这里吗？”“不可能，咱俩太累了”。
他继续表示不满，命令我赶紧把他们找来，要和他们共进早餐。
瞧他们全都坐在桌子四周，胃口很好，特别能吃，亚西尔很高兴。他挺喜欢孩子们。他和他们开玩笑，不住地逗我，一再说昨晚他们未能留下，全是我的缘故。
然而，阿拉法特和他们很快用完早餐。他立即去开会，让我陪着十五个孩子。
他又投入工作。几小时后，同在那架飞机上的警卫员之一把一个信封交给我。信封很脏，沾有油迹，装满沙土。信封内全是我的照片。我并不知道，他一直随身带着这些照片，特别出访期间更是如此。我激动不已，他的爱使我感动。某些人使我遭受的种种恶意就此抹去。我很欣慰，我是他的一半。大家都得将就一点。
他又一次乘飞机，亲自向支持他经受这次考验的各国元首致以谢意。
第四部分“七丘城”就医（1）
阿拉法特向医生说起自己的偏头疼。医生劝他去作扫描检查。阿拉法特拒绝，表示问题并不在此，检查无用，有阿司匹林足矣。
约旦和以色列的关系变化越来越明朗。马德里和会使这种新关系正式化后，约以双方希望进行真正的对话，把良好的秘密关系正常化。
二十余年间，约旦国王侯赛因不通过中间人亲自接见好些以色列负责人。他放弃对1948年其祖父吞并的约旦河西岸领土的任何要求。1988年7月31日，当大起义局势已定，他宣布与约旦河西岸脱离一切关系。他采取此举，首先是根据1974年拉巴特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确认巴解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惟一代表，其次是参照1982年非斯阿拉伯国家峰会关于把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被占领土上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作为和平解决阿以冲突的基础之一。
侯赛因国王曾先后在英国最好的大学攻读，深受英美教育熏陶，讲求务实，一丝不苟，向来注重按法律行事。
宣布放弃约旦河西岸那天，国王把所有钥匙移交给巴解组织和阿拉法特。与约旦河西岸断绝关系，同时意味着断绝行政关系，并终止支付那里近两万名官员的工资。他们直至当时曾为约旦行政公务员的组成部分，而且1967年以来尽管处于以色列占领下仍领取他们全额薪金。从此，国王勾销对西岸的援助，无论行政的、卫生的或教育等方面的事业经费。
侯赛因国王之所以作出这一决定，首先是因为他生怕看见骚乱蔓延到首都安曼。其次，他意在划出王国疆土界限和政权范围。正如他所强调的，“约旦不是巴勒斯坦”。这是针对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不能干涉巴勒斯坦人占百分之六十左右的约旦王国的事务。王国完全自主，关于将来与以色列关系的状况，无须向巴解组织作任何通报。
侯赛因国王忠于自己的信念。几年后，即1994年10月26日他毫不犹豫地同以色列签署了一个真正的和平协议。
约旦1988年放弃约旦河西岸的主权，巴解组织感到满意，但却陷入了困境：约旦不开放艾伦比大桥，河西岸处于窒息之中。对侯赛因及其意图，阿拉法特始终持怀疑态度。他们两人的关系既有满腔热情的时刻，也有极为剑拔弩张的时期。阿拉法特猜疑侯赛因对约旦河西岸尤其是耶路撒冷仍持贪婪的目光。
今天，侯赛因国王出于是先知穆罕默德世主子孙，炫示他对耶路撒冷的要求，希望保持圣城监护权。为表明这一意志，他从自己金库拨款修缮奥马尔清真寺的金顶，他还委派了刚圆寂的耶路撒冷穆夫提的继承人。阿拉法特也采取同样做法。所以，耶路撒冷如今有两位穆夫提。
侯赛因作为王国世系后代，坚持以大游牧部落首领的尊贵举止行动，无论你是朋友或敌人，起码一个晚上要那样。阿拉法特知道侯赛因与以色列保持着非常特殊的关系。他要加以阻止，以便自己作为和平进程的主要作用不被剥夺。
***
对于巴勒斯坦人民来说，耶路撒冷具有神圣的特性，圣城管理应当由我们负责。阿拉法特曾一直对我说，终有一天和平必将来到。这是他所坚信的。自投身斗争的最初岁月起，他有了变化。他希望体面的和平，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真正得到完全承认的和平。我们是历史的受害者，故而也应由我们选择实现和平的适当时刻。这说明了他为何拒绝戴维营协议，尽管一开始并不完全表示反对。不过，他认为阿拉伯内部背景并不有利，如此和平共处难以正常运行。况且，埃及之后，没有任何阿拉伯国家效仿，就连曾有意愿的叙利亚和约旦也未那样做。
公正的和平，勇士的和平，只有对手互相尊重、共同努力才能得以缔造。埃及的和平及1977年11月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堪为历史上激动人心的伟大时刻，但巴勒斯坦广大人民并不赞成。在几个月时间里，我们曾经一度相信。我觉得，萨达特此人是诚恳的。他徒步在特拉维夫机场，埃以国旗飘扬，两国国歌高奏，萨达特与果尔达·梅厄和摩西·达扬一一握手等等。这一切，我是在纳布卢斯看电视了解的。他在奥马尔清真寺的祈祷，在以色列议会的演说，一旁有贝京在场，都使我们为之震惊。他甚至坚持接见被占领土的代表。这位人物视野开阔，自认肩负神授使命。
然而以色列人，我们天天了解他们，必须加以具体对待。埃以之间，只有领土问题，埃及已分阶段收复西奈。而我们巴勒斯坦人的斗争则不同，这是一场民族属性及领土的冲突。我们已不复存在，要为迫使以色列承认我们的血肉、骨骼和灵魂而战，为有权生存在我们国土上而战。其实，我一直认为，这种承认只能来自激烈而直接的对峙。持久的和平，你要与一个最终予以尊重的对手签订。这使我们付出了高昂代价：牺牲多少壮士，家庭无不悲哀。但是，如果对面的人甚至不看你一眼，蔑视你，否认你的存在，那该如何对待？必须冲他走去，刺伤他，让他好好看着你。
第四部分“七丘城”就医（2）
1982年黎巴嫩战争，尽管撤离贝鲁特，接着又有大起义，都有益于这种承认。要等待人和事件趋于成熟。重要的是要时机适宜，并有顺天意的人物。
阿拉法特因此坚持为和谈敞开大门。切勿忘记他1974年在联合国的演说：“橄榄枝加枪杆。”多年来，他通过左翼人士或旅居法国和美国的犹太和平主义者，对以色列当局进行试探。由于有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的支持和侨居法国的埃及籍犹太人、亨利·居里埃勒等埃共党员的协助，他曾试图进行这种务实者之间的对话。于是，促成了1976年巴勒斯坦人士伊萨姆·萨塔维与以色列方面佩莱德将军、乌里·阿夫内里和阿比·埃利亚夫的会晤。他们用了约一年时间商讨以巴的前途问题。阿拉法特本人也未错过与阿比·内森等和平人士握手的机会。
慢慢地，双方关系变得更为具体。阿拉法特一直关心这些称为“第三类”的会晤，属于保密而明确的关系。当时是禁止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商讨问题的。否则要被法庭判刑。然而，真心诚意的人士照样会晤、对话。以色列方面就有一批前政府部长，原军队将军等。巴勒斯坦方面，有阿拉法特的朋友，在巴方组织中常不起作用但可拨电话与他直接交谈的人士。阿拉法特身边，有位突出人物纳比勒·沙特，是经济学家、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委员，纳赛尔的前顾问，曾在美国留学。他赴美途中，有时路过突尼斯，去朱古达街一趟。有一次会晤在帕阿尔托进行，即1991年7月，安排在加利福尼亚一个农场里；发起者是斯坦福大学。世界其他大学，也提供以巴人士秘密会晤的场所。
侯赛因和阿拉法特尽管存有困难和分歧，也乐意常能见面。他1988年为我们巴勒斯坦人发表声明以来，模棱两可的态度原则上消除了。飞机失事前，阿拉法特一直走在与好多国家首都接触的缓慢而大有希望的道路上。他失踪了几天，表明他的地位之重要，全世界焦急不安，不知所措。在巴解组织发展过程中，惟有他，作为永生的神话，能够激起战友们认识到接受和平的必要性，使巴勒斯坦民众接受过渡时期和逐步解放国土的安排。他的权威与声望不容争议。
阿拉法特刚刚逃过死亡，又面临新的考验。
为了感谢对他失事给予支持的人，他计划出访，首先是去约旦。在安曼，他与侯赛因国王会谈。友好的会晤，使两人都清楚和平之路正在展现。
首站结束后，阿拉法特本决定前往巴格达。由于伊拉克天空禁飞，他只得取道公路，乘车穿越沙漠十来个钟头。6月1日那天，旭日东升。要长途跋涉，将相当劳累。
当天，离开安曼之时，他嚷着头疼得厉害。原以为服几片药，便可驱痛。在王宫，他正好遇上侯赛因国王的御医阿什拉夫·胡尔迪，一位智慧而能干的人。他便向医生说起自己的偏头疼。医生劝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