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屎屙尿，脚板鞋底接触，是一层好肥料。因此有些农村和小镇上每家每户的各间房内的地皮都括去一层。为了扩大肥源，有人始作俑者，挖空心思想出绝招，用死人的尸骨作肥料。将坟墓挖开，把棺材撬破，取出尸体，干瘪枯萎的，腐烂发臭的，黑的，白的，黄的，还有微红的，通通集中堆在一口大锅里，用挖出的棺材木作燃料将尸骨煮熬后，骨头和骨头汤一起撒到试验田里。怎知有些尸骨的病毒仅用煮沸方法不能消除，农民赤脚光手到施过这种尸肥的田里干活以后受感染，手脚严重溃烂。
干部们抽调强壮农民对试验田精耕细作，保证肥多水满。待禾稻结穗发黄快收割时，又迫使农民将周围几丘田里的稻子一蔸蔸拔起来集中移栽到一丘田里，使这丘田里的稻子挤得密密层层，厚实如板，甚至一个小孩坐上去都不会压掉下来。领导和记者参观时，又惊又喜。收割时又当作他们的面过秤。过秤中干部们再做点手脚，指使过完称的谷担子绕过来重过一次，反正没有监督和公证人，一切由干部说了算。亩产数万斤就这样顺利地通过了，登在报上公之于世。
然而实际的亩产低得可怜，按夸大数字上缴公粮以后生产队食堂只能过数米量柴的日子。有位炊事员想出了一个二次蒸煮米饭的方法，将大米先蒸煮一次后发水再蒸，二次蒸煮的米饭由于充分吸收了水分，颗粒比一次蒸煮的增大大约1/3，原来一碗现在变成一碗半，相当于粮食产量又增加了1/3。这就自然得到某些人赏识，将此法大量推广。这种无味易饿的饭没吃几天，后来队里的存粮越来越少，食堂由吃干的变成吃稀的，后又改成瓜菜代，到最后因无物下炊而不得不散伙。
1959年5月我所与地质单位合作出差三斗坪。先乘7点早班船从汉口到宜昌。这时虽全国按粮票定量，但船上吃饭不需交，不过每人只供应有限的一份。船上除三餐米饭外，再无任何可供充饥的东西卖。要到晚上11点才到，可我们下午7点多就有饥饿感了，大家采取抗饥饿的唯一办法就是躺在床上不动。从宜昌到三斗坪改乘小火轮，第二天清早2点多上船，到上午9点多船上仍不开早餐，因为再过10多分钟船就抵达三斗坪。船老板会精打细算，掌握旅客来往规律，从宜昌到三斗坪下船的客比从三斗坪上船到鄂西或四川方向的多，所以他们要让三斗坪的下完后再开早餐，以便节省船上的粮食。约10时，我们带着行李和仪器，迈着饿得发抖的双腿走到三斗坪小镇上，但见街面麻石凸凹不平，稀少的几家商铺半开半掩，一派衰败景象。放下行李我立即奔到一家食品店，见柜台上摆着3个玻璃大瓶，一个瓶中盛满干辣椒，一个瓶中盛半瓶咸大蒜，一个瓶空着。饥不择食，我买了半斤咸大蒜，每人只吃了一瓣就张口结舌，虽然食欲很大，但其咸涩苦味使人难咽下第二瓣。我们饥肠辘辘一步一歇地走到地质队，挨到12点食堂开饭，我买了半斤粮票的饭，一盘蔬菜，一碗蛋汤。在用膳的过程中，一位地质队员边吃边发牢骚，指责蔬菜里见不到一滴油珠子，蛋汤中大约只有千分之一的蛋丝丝，我则因为饿得几乎耳发聩眼发黑，所以没有注意到这些。
地质队的伙食颇差，每餐是咸萝卜炒粉条，或萝卜丁腐乳，根本看不到肉和鱼，这对从事强体力劳动的野外作业人员营养是不够的。有天我们带着仪器到山上勘察，攀登一小时多到达山顶，已感肠空如洗，四肢无力。工作完后下山时入一农家，见一家老小面无血色，瘦骨嶙峋。休息片刻后，向农主请求用粮票和钱买一斤米给我们烧顿饭吃。农主寒心酸鼻地告诉我们：“以前在生产队大食堂吃，吃不饱，后来又要我们各家自己搞，现在我家每人每天只能分到1。5两米，7口人一天一斤来米，要留给老父母吃，都吃不饱，其他人吃树根和野菜。”他无米卖给我们。农主一面唉声叹气，一面表示歉意。临走时送我们到阶前，指着摆在阶前的两口大缸告诉我们，缸里泡的是葛根，从山里挖来的，用葛根制成的葛根粉现在是他们全家的主食。我们看到大缸内泡满葛根的水泛着像血一样暗红的颜色。
总之，在大跃进中我所看到的一些场面都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之举，此举明知不对，但在那年代谁也不敢反对。在开始阶段，曾有个别身怀反骨的不同意见者，但一当汇报到干部们耳朵里，便作为打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顽固保守典型进行现场批斗，特别一些成分不好的人，有的当场被斗死。以后每个人都服服帖帖，紧闭双唇，鼓睁两眼，盯着干部们的指挥棒，指挥棒朝东，则向东跑；指挥棒朝西，则向西奔。于是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瞎指挥，浮夸风，打模Я吵婆肿拥纫恍┗底鞣绶豪模浣峁斐赡旨⒒牡睦丫置妫行┠腥硕龅盟潘祝硕龅冒状毕拢餍幸蛴涣级鸬母窝撞。霰鸬胤匠鱿至硕鏊廊说南窒蟆�
我想将见到的这些情况（主要都是三面红旗的缺点）如实地向吴支书反映，开始很单纯，认为支部书记在向我征求对三面红旗的意见，指明要我谈缺点，说明上面是谦虚的，心胸是宽广伟大的，为了帮助上面克服前进中的缺点，我应该讲真话。但我又顾及到最近领导对我的反常举措，特别昨天彭科长的带剌的惊讶眼光，目前吴支书的凶狠的睥睨眼光，射得我的神经警觉起来，使我预感到是否又要开展什么大的政治运动了？于是1957年反右运动右派分子在运动中被斗争的惨状，运动后他本人及其家庭的悲痛遭遇从我脑海里闪过，使我不得不产生顾虑，交谈中留有余地。谈到大办钢铁缺点时，我只讲了大办钢铁对农业丰收有所影响；指出运输队伍庞大，交通拥挤，以致发生交通事故，提出政府应派人维持交通秩序的建议；谈到人民公社缺点时，汇报了那位队长训斥老太婆多吃多占的事。
作为单位的基层群众根本无法知道，这时在我国上层领导中又发生了严重的政治斗争事件。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人上书陈述三面红旗中的缺点，触犯了龙颜。庐山会议原来是想开个神仙会，让神仙们集中避暑胜地降降温。于是上面决定把降温会变为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会。温度没有降下来，反而又烧起了一场大火。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庐山会议后，接着到处着火，在各个单位掀起了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我单位在各项政治运动中一贯走在前列，1957年反右运动，揪出了几个右派分子，创造了辉煌的政绩。这次运动是捍卫三面红旗、保卫革命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因此第一把手常书记又亲自挂帅。根据以往的经验，运动是锻炼和培养人的大好时机，每场运动之后，总是有些人倒下去，有些人踩上来。凡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敢于冲锋陷阵者无不被重用提拔。这次运动又是一次高升的机会。他决心大显身手，大搞一番，把运动当作压倒一切的大事来抓，务必在单位揪出右倾人物。首先用他犀利的目光，唯恐漏掉，又用一副放大镜，在全所职工中搜索。虽然运动主要搞党内，党内没有，他就在群众中搜捕，群众中没有大猎物，小猎物也不放过，因为小猎物小问题只要咬住不放，穷追猛打，就可以转化成大猎物大问题。于是镜头的焦点瞄准了我——一个极普通的群众。虽然我的问题主要出自家庭矛盾，暂时与右倾挂不上钩，而在平时的政治学习及与同事们的闲谈中，我没有攻击三面红旗的言论；在工作和劳动中也积极肯干，没有右倾行为，他们抓不到我右倾方面的把柄。但这怎难得倒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山东革命老将，他脖子向后一仰，眼珠子反时钟几转，立即把下属吴支书叫来，于此这般授意一番，于是就出现了前面胡吴支书找我交心谈心的一幕，诱迫我讲出三面红旗的缺点，使我的问题与当前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正式挂上钩来，纵令我当时对三面红旗的内容尚不完全清楚。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4。5真不如臭狗屎
吴支书与我谈话后的第二天，全所职工就停止了一切工作，在常书记的指挥下都投入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除我一人外他们一进入办公室就发给一份不足100字的油印材料，将我向吴交谈的内容简单归纳为三点：（1）大跃进丰产不丰收，（2）大办钢铁压死了人，（3）生产队长有官僚主义。印件中原有“王×向吴××交待”字样，可能被某个领导看到了，认为对批判不利，重新打字油印又来不及，于是在发下前将这几个字用黑墨水涂掉，企图掩人耳目；但从印件反面字迹中仍能辨认出来。全所职工针对材料，结合有关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文件和报纸上的文章先议论，接着进行批判和揭发，很快就掀起了一个写大字报的高潮，3小时之内从办公室的一楼至三楼贴满了约300张针对我的大字报，其势汹汹，如泰山压顶。多数是批判所谓攻击三面红旗的内容，另外有三份揭出了几个新问题，一份是我爱人揭的“党号召学习向秀丽运动是要人们去送死”；另两份是我们研究室的章主任揭的“严重个人主义”和“污蔑苏联红军，破坏中苏关系”。
所谓严重个人主义主要指我曾多次向章提出调动爱人的事。这本属正当要求，但在那年代，调动工作照顾夫妻关系等全由人事部门暗室安排，个人提出则认为是个人主义表现。次数多了，则就变成严重个人主义。关于破坏中苏关系的问题，我在武汉学院进修期间，曾带领学生参加测绘北大荒的生产实习，大批转业军人参与了测绘后勤工作，我作为分队的一个小领队与他们打交道多，休息时曾听一些军人谈起，二次世界大战时苏红军进入东北与日关东军作战，第一批来的军纪差，很多东北妇女被他们强奸过，其蹂躏程度超过日本兵。他们还向我讲过一个故事，一位苏联骑兵看见远处一位东北妇女，快马加鞭追上去，妇女吓慌了胆，情急之中将自己的红裙子往上一挥蒙着脸大吼大哭。马见红布挥舞，又听吼哭之声，突然受惊乱窜，将此红军从马上掀下而跌死，此妇女亦幸免强暴。从北大荒回来后，与章主任闲谈时我曾说过这个故事，他听后只是眯着眼睛阴阴一笑。想不到事隔年余，他仍记起。以后我了解到，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不少东北人因涉及上述问题而划为右派分子。我想比我大10多岁阅历比我深的章主任对此是事先知道的。因此他的这份大字报无异于是有意投向我这条小鱼的一柄锋利飞叉！
下午办公室马秘书找我谈话，态度似友好又热情，要我明天在全所职工大会上作检查，强调一切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教育最终达到团结的目的。为了让我集中精力和思想，建议我暂时住在办公室。第二天我即在全所大会上作了第一次检查，检讨了自己在生活上有个人考虑，在学习先进人物方面有右倾情绪，在看到大跃进巨大成绩的同时也看到了一些缺点。接着各研究室派代表发言，主要批判我对三面红旗的错误认识，引用报纸杂志上很多事实和具体数字，证明三面红旗的成绩是伟大的，我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住前进中的个别缺点大肆攻击。有些同志剖析我的个人主义，将它与我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连系起来，指出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如不彻底与之决裂，将会碰得头破血流。
批判大会是在单位的食堂里进行的，当年办公大楼的会议室小，不能同时容纳全所近二百位职工。大会前先将饭桌移到周边，每人带个凳子挤坐在食堂中间。时值仲秋，正逢秋老虎横行，过多的人挤在一起，会场温度骤增，加上开会前常书记的鼓动性的讲话，像点燃了一根导火线，一下子就使批判的气氛像火一样燃烧起来。
第一次检查批判大会结束后，按马秘书的指示我从家中取回被盖及必需生活用品，研究室专门腾出一间办公室，用两个办公桌拼成一个临时床铺供我睡觉。这样白天除在大会上检查交待外，其余时间我就禁闭在办公室里写检查。每日三餐由我爱人从食堂买了送来。研究室指定4位与我同辈的人，其中包括那位吴支书，晚上白天轮流值班，我睡觉时他们在身边守着，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随时记录我的梦中呓语，以图抓到新把柄。在整个20多天的运动中我就这样隔离审查，似身陷囹圄，被剥夺了人身自由。
在第二次检查会上，我根据同志们贴的大字报及在第一次会上能记录到的内容，综合起来检讨了自己对三面红旗的错误认识，狠批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会后马秘书与我谈话，他边笑边说，我的第二次检查不深刻，检查不是综合别人的东西，而是要触及思想深处，要交待真实的思想根源。于是在第三次大会上，我除了重复前面的检查外，把个人主义的思想根源由小资产阶级上升到资产阶级，揭露了自己虽然出身小商贩家庭，但长期过着脱离劳动人民的学生生活，实际上过的是一种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受的是封建和资产阶级的教育。
在第四次大会我检查前，一把手常书记又首先作指示，再次强调了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政治意义，要求全所职工一定要紧跟形势，积极参与，大胆揭发批判。接着他带头，揭出我爱人晚上工作回家我故意拒不开门打击她的革命积极性问题，揭出我阻止她写入党申请书入党的问题。指出这都是一些严重的政治问题，虽然出自家庭矛盾，但决非生活小节，而实际是阶级斗争在家庭中的反映，同时杀鸡警猴，提及单位除我家外还有几家也存在类似矛盾。清官难断家务事，常书记运用阶级斗争观点来断家务，真可谓把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运用到了“家”。接着由我检查，我除了再次狠批对三面红旗的错误认识，深挖产生错误认识的思想根源外，最后对常书记的揭发作了解释，指明爱人深夜归来不是故意不开门，的的确确是睡着了；说明了与爱人发生争执的原因与具体场合，指明的的确确不知道她是在写入党申请书，毫无阻止她入党的意思。我的发言一结束，有些积极分子就站出来指责我的检查不深刻，没有触及灵魂，不仅没有交代一点新东西，还抵赖别人揭出的问题。有一位积极分子摇旗呐喊：“用浮浅的检查企图蒙混过关，办不到！”声色俱厉，咄咄逼人。
会后马秘书照例领我到他的办公室，交谈中首先强调单位领导已下定决心，一定要通过这次运动把我挽救过来。“现在全所职工停止工作搞运动，目的就是帮助和挽救你，为了得到领导和同志们更好的帮助，只有把错误的东西暴露出来，才能得到彻底改正；只有把包袱丢掉，才能轻装前进。”接着睁大眼睛直盯着我：“应该深刻检查常书记指出的几个错误，找出思想根源。”停顿片刻后又眯着眼睛，轻言细语：“在以往的运动中是否也出现过错误思想或行动，例如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有没有值得交待的东西，即使是暂时性的不正确的想法，也可以讲出来嘛。”然后像征求意见似地微笑着说：“不认真交待，不仅领导面前通不过，同志们面前也通不过，你说是吗？”最后这句反问话讲得很重，随着问话的结束，向我投来关怀和期待的目光，使我产生因关怀而有愧的心里。当时我想，既然领导是在下决心教育和挽救我，我也应下决心交待问题；同时思想上也以为多交待一些表明自己态度诚恳，或许会得到领导的谅解，让我能顺利地通过运动关。于是根据马的启发，想到1957年我在武汉学院进修期间，与教职员工一起参加的整风与反右运动。
鸣放中我对教学整改提不出意见，发言很少。在看到一些对党的政策提意见的大字报时，曾想到1955年出差山东乐陵和惠民野外工作期间，听到村干部反映统购统销过头的问题。想写张大字报，但又觉得那是些道听途说，见到的也可能是个别现象，是否属实自己拿不准，故未写。然而在看到宋老师办的民主箱后，我便将这个因不确切而不便用大字报表达的意见写成了小字报，想通过民主箱转达给上面整改时参考。后来进入反右阶段，不知宋老师是否把民主箱内的小字报转达上去？或者还是学院领导认为小字报不属于公开言论而不于追究，反正当局以后未提及这事了。
我将上述情况向马秘书交代后，马即认真起来，对我的这一交待十分欢迎，并加以表扬，说我这才算是诚恳的态度，要我赶快写成材料。我则老老实实抱着忠诚的态度，盼着帮助和教育进步的心理，又如实地写了这份检查，并在第5次全所大会上作了交待。但我没有料到，这样一来我的问题的政治性质就变得更加严重，因为原来所集中批判的对三面红旗的“错误”认识，仅属于交心谈心中暴露的思想，而反右运动中的问题则属于一种向党进攻的行动，说明早在1957年我就有反党的言行了。接着的批判更加深入激烈，我的检讨也更加难以通过。一些人事干部又去翻查我的档案，以便从中发现纰漏。
1957年反右结束后，在1958年又掀起了一个向党交心的活动，很多知识分子特别青年知识分子，通过反右运动进一步认识到党的英明和伟大，都更加信赖党，靠拢党，纷纷向党表忠心，写入党申请书。这时我从北大荒回单位不久，也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同时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我还交心了对入团后悔的一件事。
初中毕业后，1950年初我曾与同镇裴同学赴长沙考高中，住在裴在长沙的舅父家。裴的舅父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参加了湖南的和平起义。有天来了一位客人，白天外出活动，晚上回来与我们共进晚餐，空闲时则与我们闲聊。熟悉后就大谈起国民党军去台后又获得美军支援，提供了多少先进武器，武装了好多机械化师和空降师，现在还有多少部队潜伏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会打起来，共产党的统治不会长久，等等。解放初期，三座大山刚刚推倒，石头缝里杂草丛中还暗藏城狐社鼠。现在看来，这位客人是躲在黑暗角落里的一只社鼠。我在1949年底初中毕业时虽入了团，但没有过一天组织生活，脑子里旧的多，新的少；黑的多，红的少。像长期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首次见到了太阳，瞳孔还没有完全收缩，看东西有些模糊不清，是非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