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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乌鲁木齐，大队人马还没有到齐，杨士文他们先着手搜集资料，只要一发现线索便赶紧去查。有一天，总地质师波波夫把杨士文找去了。因为刚得到一个线索，在精河县有个点叫阿莎勒，乌鲁木齐西边四百多公里，发现铀矿苗。波波夫让杨士文和另外一个搞物探的苏联大学生一起去检查。杨士文说，我只是先前在东北搞物探的时候，学了点俄文，现在让我跟一个苏联人出去，他说话又不像书本上那样，我根本不懂，这不成了硬赶鸭子上架。那时候摊子很多，我们队长姓赵，叫赵志勇，在河北省公安厅当过头，14级干部。别的副队长也是16级干部，其他都是找矿员、技术干部，大家要分头行动，翻译就不够用。车也没有，从新疆地质局借了辆卡车，司机是个转业军人，人挺愣，开到精河县，马上要进山沟了，开不了车就找来一个蒙古族的老头儿。用马来拉人拉东西。过河的时候，马失前蹄，把我和行李都给撂河里去了。到了那个矿点，一检查还要往里头走，走了七八里地吧，前边一片片绿的红的挺好看。书本上讲过，铀的次生矿氧化以后，特别鲜艳，所以我们特别高兴，以为发现铀矿了。到了前边一看，那是石头上的绿苔，衬上些红色东西，根本不是什么铀矿石。又上到山顶上打些标本回来，这时候天就黑了。黑天的时候要回家啊，回精河县还有七十公里，人家都会骑马，我不骑这70公里怎么办啊，就那么硬着头皮弄到家了。咱们小组三个人，我是中国人，大学生是苏联人，那个老带队的是蒙古族，语言也不通。生活习惯也不行，比如吃的，吃个饺子他连酱油都没有，只给你搁咸盐面儿。还老吃羊肉，我们都不习惯，更不用说天气的炎热和寒冷非同一般了。好在那时候年轻啊，就凭这股热情，领导叫干啥就干啥，从干中学吧。我那时候是技术员，每天把勘察的路线分好了，晚上回来，每个人的路线我都再检查检查，算算笔记本，看有什么情况没有。真正的找矿员更要苦啊。他们都是一些抗美援朝归来的战士，那些小伙子挺能干的。
杨士文说，新疆刚开始找到的第一个含铀的矿山，就在伊犁。这儿的矿成形，而且是中国第一个矿床。这个矿床最早的情况是人家苏联人来的时候就带来的。在相邻不远苏联那边也有矿床，40年代，那时候苏联有搞铀矿地质工作的，把这情况搞出来了。有个叫明司基的地质学家已经在伊犁的达拉地取过样，发现有万分之五以上含量的铀异常，所以后来根据这一情况成立了勘探队，很快抓到了矿床。苏联刚开始是和我们合营，矿搞出来以后，有一部分要给他，拿来顶他们的工资和仪器设备方面的花费，而且这里离他们近，将来挖出铀矿来运输也方便。但干一干他看不太对劲，不是那么乐观，以后就改成中国自己搞了，由他来当顾问。那时候中南成立了一个三○九，新疆成立了一个五一九，西南又成立了一个二○九大队。二○九大队没有技术头儿，三局调我到那里去，当地质科长。地质科长就是总工程师，是中方技术负责人。我们队上的地质专家叫依格里，大高个儿。专家们都还不赖，在外生活很随便。晚间同我们打扑克，他出主意，谁输了，要把赢的背起来，围绕帐篷转一圈。他个子大，我们中国人小，你背不动，他就笑啊。可一到了乌鲁木齐，他们胡子一刮，领带一系，那就很正规了，他跟我们再见面就跟不认识一样。不过，关系还是挺好。冬训期间，不出队了，波波夫、吉列佐夫就给我们讲课。1955年这一年基本上是苏联专家怎么弄的，咱们就怎么弄。包括佟城，他是中方负责啊，他也不大懂。过了一年，他就有点门了。以后我们就基本上独立进行工作了。
第28节：第八章 我们被“包围”了（1）
第八章
我们被“包围”了
乌鲁木齐一时间热闹起来—— 想不引人注意都难—— 逢山爬山，遇沟趟沟—— 走黄羊小道，越戈壁大漠——连夜找回丢失的笔记本—— 每人都配了枪——满山遍野都是手电筒的光—— 半边脸变形了—— 苏联专家安慰我：你还是很勇敢的，你没有哭啊！
50年代的乌鲁木齐，远不像一个省级大城市，简陋的街道，简陋的楼房，汽车行人都比较少。而由于五一九大队调集的人马陆续到位，乌鲁木齐一时间便显得热闹起来。黄头发的，黑头发的，中国人，外国人，行踪又特别神秘，想不引人注意也难。去的人所拿的都是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上面只说是执行特殊任务，别人也不允许多问。因为新疆当时比较乱，所以经罗瑞卿特准，地质队的人员还都配了枪。他们也不穿军装，衣服五花八门，年龄老的老少的少，除了枪，还有一些奇形怪状的设备，时而一走好多天不见，时而又重新出现在了当地，更是显得有几分怪异。
曾卓荣也和杨士文一样，分配到了新疆五一九大队。195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过后，他们先从北京坐火车到兰州，同张献金会合，再一起带着一批找矿员、翻译以及其他地质、物探技术人员，乘坐汽车向新疆进发。那时候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铁路还没有修通。汽车是苏联卖给的那种嘎斯63车，颠起来能把人肠子给颠破了。他们把各自的行李放在车厢上的两边或中间，人坐在行李上，身上再披上大衣。从兰州出发到乌鲁木齐要走七天，每一天走两三百公里不等，要看住宿点碰上在哪里。一路上尽是戈壁沙漠，非常荒凉。一天颠簸下来，到了晚上，找到住宿点就睡觉，第二天一早就得赶紧爬起来。由于干旱缺水，洗脸水都不够用，等他们到乌鲁木齐时，一个个都是蓬头垢面，风尘仆仆，身上穿的皮大衣因为坐在后面一磨一磨的，都磨穿了很大几个洞。
到了乌鲁木齐，稍事休整，就着手分队了，有的往北疆，有的往南疆，曾卓荣被分配到南疆那一片。南疆只有一个队，主要负责天山、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这一广大地域内的勘探调查。和曾卓荣一道的苏联专家叫科什尔尼夫尼科夫，对工作非常专一，但是脾气比较大。按照规划，他们这个小队要从天山的库尔勒以东一段，一直普查到西边的喀什，有几千公里的距离。每天早晨一起来，就坐上汽车赶到天山脚下。戈壁滩上特别广阔，看起来很近，可汽车走一两个钟头才能到达山脚下。随后按一公里一个找矿员把人都放下来，找矿员沿着一条三四公里的线朝北走，按规定须跑完这条线上每一个点，并全部做好记录。当时的找矿员不少是朝鲜战场下来的通信兵，大都是二十一二岁的小伙子。检查时一条线三个人，一个人拿仪器测，一个人是搞地质的，拿着罗盘，找方向，指定路线，还有一个人是警卫，专门背着一挺轻机枪。曾卓荣他们配的是小手枪。当时大家每天出去都挺紧张的，因为新疆乌斯曼武装集团还非常活跃，曾经冲击过地质部的普查队，有一次甚至把女地质员抢走了。苏联专家特别强调说，你这个笔记本上记录了这个线路的放射性情况，是国家秘密，不能丢，丢了就是严重泄密。另外，这个仪器要是碰上特殊情况，你要把它砸烂。因为当时美苏都想垄断核武器，包括垄断核资源与核技术。现在苏联援助中国，铀矿普查技术基本上是无私帮助，有什么说什么，为此在保密上就非常注意，仪器设备可以提供，但不能丢失，不能被别人弄去了。
第29节：第八章 我们被“包围”了（2）
刚开始因为不懂，所以一点一滴都完全照着苏联专家说的去做，有时不免过于死板。找矿员沿指定路线检查时，碰到高山，再高也得往上攀援，碰到河沟，再深也得下去，从这沟壑里通过再爬上去。所以，看起来三四公里的距离，对于体力的耗费却非常大。有时碰到沟太深了，没有办法，天山里面的深沟比高有四五百米，找矿员便只好在悬崖上平着走，保持原先方向不变，而这个悬崖上的道都是黄羊走的道。曾卓荣曾经亲自走过线，沿着线走的时候往下一看，头直犯晕，不敢看，往上面也不敢抬头，只有在山坡中间沿黄羊道冲着那个测点走。光那么战战兢兢走还不行，必须一边走一边测点，看是否有异常，其艰险可想而知。爬了一天回去以后，人人精疲力竭，还得小结汇报，看今天有何情况，有无保密问题，完了才能休息。偏偏有一次就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一位找矿员在野外不小心把笔记本给弄丢了，也不知道在哪里丢的，马上就惊动了全队。科什尔尼夫尼科夫平时老提起前面所说的那两条规定，不论谁都不许出丝毫的差错。现在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大家谁都顾不上休息了，赶紧连夜组织人员，拿着手电筒，回到走过的线路上去找笔记本。因为人少了不行，便连后勤干部和炊事员都出动，最后还是沿着白天那条线路，把笔记本找了回来。尽管大家花了很大的精力，半夜三四点钟才返回来，没睡好觉，但却得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从此以后，丢笔记本的事就再也没发生过了。
在天山找矿，由于有乌斯曼一伙活动，大家晚上都很警惕，要轮流值班。曾卓荣说，有一次在白城北边一个山谷里头宿营，搭起了帐篷，科什尔尼夫尼科夫和他妻子阿尔莎，还有若拉和戈尔巴乔夫，四个苏联专家，加我们一二十人，这个小队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队里面的主要骨干，都集中在一块了。所以，当时我们的岗哨就设在那个山坡上，从这里看平地，可以看得很远。睡到晚上12点的时候，哨兵突然发现远处有打手电筒的，以为是来对我们搞侦察的，就先没作反应。等那个人慢慢走近了，他突然喊口令，对方答不上来，哨兵就开了一枪。那个人慌忙从旁边躲着走，手电筒也没有关闭，胳膊一摆动，一时间满山遍野都是手电筒的光。哨兵一看，好像不止一个人。我们一听到枪声，马上都起来了，这个警卫很紧张，以为我们被包围了。我们有两三架手提机枪，赶忙把轻重武器都布置好，并把四个专家给保护起来。我们队长叫宏志全，他在军事上有一些经验，对人家攻过来怎么防卫，怎么撤退，都做了安排，还迅速把资料、文件装了箱，同时派出轻装部队，和岗哨一起对正面来的那个方向进行侦察。我们派出去的人喊话，最后回来两个人，一个是我们的管理员，叫马应仁，还有一个是他带的人，两个人不知道我们规定的口令，他是去筹办别的事，所以知道我们队伍在这个谷里，他走啊走，走到天黑了，还没有到，最后，还是想赶到这个地方来，结果枪响了。
勘察队员们不光要防坏人，防泄密，还要防野兽。天天在野外起早贪黑活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面临危险。
新疆人烟稀少，野生动物特别多，人们一旦单独置身野外，就会受到死亡威胁。曾卓荣说，危险是经常能遇到的，我自己就遭遇过狼。那时路线一定下来，就要逢山过山，逢沟过沟，不能够取巧，必须沿着这个方向走。但找矿员这一跑，回来就不容易了。去的时候有很大的劲，想找矿啊，一直找到指定的地点，往回走呢，把仪器关掉，还要顺着原路往回走，因为别的地方你不熟悉呀，你要是想走平道，你走两天也走不回来。上好上，一下来有的地方就下不来了。有的人回不来，晚上就只好在山头上露宿。我们有一个女地质员叫陈淑德，1955年重庆大学毕业的，她那天就回不来，往下走呢，有一个几米高的坎，她没法下，往左走天又暗了，还不敢走。所以，只好在那个山窝子里头呆了下来。晚上我们出动人去找也找不着，第二天早晨才把她接回来。还有一次，一个队员沿着沟里走，跑路线正好跑到树阴下，一下子碰到了熊，遭遇上了。我们那时规定，发现有特别情况就吹哨子。每个人有一个口哨。可队员这一吹哨子，把这头熊惊了，它一蹿上来就两扒拉，把这个队员给扒拉到地上，还用舌头舔了脸。最后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以后这个同志也就不找矿了，现在人还在呢。这张脸我见过……眼睛没有瞎，因为他紧闭着眼睛，但这一舔啊，把眼皮都给舔坏了，右边额上撕去一大块皮，长了新肉以后这半边脸都变形了。
到了11月份，天气已经很冷，勘察队上到帕米尔高原，发现了巴斯布拉克矿点。当时的一位找矿员叫马振海，他沿着布置的路线一个点一个点地测，慢慢发现仪器上的反应高起来了。马振海兴奋起来，又在左右逐步探测，最后圈出了一个异常矿化点，规模有一两米厚，二十来米长。继续往前追溯，还有一些异常点。回来以后一报告，苏联专家很重视，马上组织测量，沿着马振海发现的测点走向，再向两边追溯，最终找出了一条矿带。
第30节：第八章 我们被“包围”了（3）
这时已经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了。有些人建议明年再来继续工作，苏联专家说不行，因为这个矿带类型很好，应该继续把它搞清楚，至少要再追溯五六十公里，看看这个区域究竟怎么样。勘察人员便在冰天雪地下继续测图、探测，搞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北京的领导和专家还都赶到那儿去看，第二年又很快开始组织分队上去，进行更细的研究勘探。这里连平地都有三千多米的海拔，空气稀薄，活动困难，人就住在帐篷里。有个从北京跟着领导一块去看点的人，没有经验，上厕所跑得太快，一下就晕倒了。后来队员们上了点以后，因为没有那么多帐篷，便都挖了地窝子，里面能睡一个人，上面挡挡风雨。
来华工作的苏联铀矿地质专家，最多的时候有四百多人，在新疆的专家有一百多人。曾卓荣说，苏联专家来华工作，从1955年到1956年这第一个阶段叫中苏合营，两家合伙干，找到矿以后呢，给他提供矿石，他给我们提供设备、技术和专家。1956年到1960年这一段，是我们为主，他是顾问，继续帮助我们找，所以对中苏双方来说，等于给自己干一样，热情非常高。专家来华也是经过挑选的，所以总的来讲苏联专家的表现都很不错。他们也是形形色色，各有各的特点，有时遇到困难和危险，也特别有意思。比如说我们上昆仑山，先坐汽车，接着再骑马，到昆仑山的脚下要走两天。我们骑的马，后面放行李，人腿叉开，踩不到镫子，骑一天下来，下了马就动不得了，只能就地在那里卧倒。有一次，我们发现库尔勒的一个点上有铀矿化现象，七八个苏联专家，加上我和翻译、保卫，再加上嘎斯63车的司机一共是12个人。本来照我们意思是要走保险的那个路，过去我们小队的车，常来往的。可是我们这个专家头头坚持要走直道，说那条路线太远，三百多公里要走一天。我从图上一看，虽然只有一百多公里，但要走塔里木盆地和天山的接合部，原来曾经标过有这么一条路，可是并没有把握啊。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带了一天的干粮，一大桶油就出发了。这一走，进入接合部的时候，发现流水冲得那个沟像搓板一样，汽车在搓板上开不动，一小时才能走出五六公里。可苏联专家爱冒险，还是要往前走，他就不听你的，结果走到天黑了，只走出六十多公里，还有百八十公里呢，怎么办？没有帐篷，干粮已经吃完了，只能呆在一个小河沟子旁边熬夜，好在一米多深两米多宽的河沟里有鱼，我用手电一照，鱼都来了，一下子弄上几十条来，用火烤着，吃得还蛮香。
第二天继续走。
下午，油烧完了，我们顿时陷入了绝境。苏联专家出来时带了双筒猎枪，绝望之中，就把在乌鲁木齐买的新礼帽丢到空中开枪打，叭，把皮夹克也扔起来用枪打。曾卓荣说，我们一看这也不是个事啊，所以我跟警卫和司机商量，让警卫自己带着枪，告诉他地形图，叫他沿着这个方向爬过去，大概十多公里就可以找到我们驻地。我说，你爬也要爬到。他走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就呆着了。最后我试着在周围找找看有没有老百姓，正好有两户人家，从那里买了一些鸡蛋回来，新疆那时候鸡蛋很便宜的，一块钱可以买五六十个。我买了两块钱的鸡蛋，煮熟了蘸盐巴吃。苏联专家平常吃一个就够了，那天有吃四个的，有吃五个的。我们年轻，吃得更多，我就吃了二十来个，吃了以后还得等啊。
凌晨大约四点多钟，警卫员好不容易跑到驻地，连夜把车开了出来。救援车还带来了馒头和汽油，最后一起开到驻地，睡觉休息。第二天中午起来，他们发现当地也没有什么青菜，除了鸡蛋还是鸡蛋，那就只好吃吧，好多专家都反胃了，以后见了鸡蛋就想吐。
刘兴忠在三〇九队的一分队当中方地质负责人，跟找矿员一起跑路线。有时茅草很深，把身上划得都是一道一道的血印，碰到河沟，就跳下去找矿，河沟里的水冰凉彻骨。然后又上去，再爬山，逢沟进沟，逢山过山，有茅草进茅草房，没有就露宿野外。刘兴忠说，苏联人说一不二，他们的意见你必须要执行。比如跑这个路线，碰着陡坡你也得爬上去，按这个路线走，你绕着走就不行。那时宋部长要求我们向苏联专家学习，要求我们虚心。领导干部跟苏联专家发生争论的时候，苏联专家的意见往往受到格外的尊重。我们三〇九队有个副大队长叫高功，他和党委书记仝志全，就是因为对苏联专家有点儿不同的看法，被三局领导批评了。三局副局长刘鸿业就讲，你们跟苏联专家发生矛盾的时候，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刘兴忠说，那时的艰苦劲儿真是一言难尽。每天出勤回来，我的工作服里边都有一层白碱，那白碱都是汗碱，说明一天出了多少汗。找矿找矿，出太阳要出去，下雨也要出去，下雨天外头下里头也下，里外都是湿的。在一个地方呆不几天，行李设备都得靠自己拿扁担挑着走。住的地方就更说不上有什么保障了。前面说杨士文在新疆给掉河里了，我在他们之前找矿时，也是骑马过河，也掉到河里头去了。
有一天，太阳快落山了，考察队准备安营。他们骑马走到额尔齐斯河边，水哗哗往下流得特别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