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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包围既定，陈奇瑜率卢象升等开始进击。他们从郧阳府的竹溪开始，连战于平利（属陕西汉中府）、乌林关、沟阳界、乜家沟、蚋溪、狮子山等地，10余战皆传捷报。其副将刘迁则攻击于平利、竹溪之间，游击贺人龙等追击至紫阳，分获大胜。
在陈奇瑜的强大压力之下，农民军大部分被赶压到了陕西的汉中地区。陈奇瑜得势之后，檄令游击唐通在汉中保护藩王；遣参将贺人龙、刘迁、夏镐扼守略阳、沔县（今勉县），防止农民军西遁；副将杨正芳、余世任扼守褒城（在今汉中之北），防止农民军北逃；他自己则督副将杨化麟、柳国镇驻扎洋县（今洋县）；另命卢象升、练国事、玄默各守要害。陈奇瑜满怀信心，梦想在汉中一口吃掉农民军。
陈奇瑜的围堵果然很快就有了效果。到此年的六月，张献忠等部主力最终被陈奇瑜围困在一个名叫“车厢峡”的地方，陷入了绝境。
第五章 步入深渊的内乱陈奇瑜之败（2）
车厢峡的确切地点至今仍没找到。一般认为，车厢峡位于兴安县（今兴安），但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车厢峡很可能位于汉中附近，是汉中栈道附近的险地。
据说车厢峡长40里，四面绝壁。农民军一入峡口，即遭到地方武装的袭击，或垒石断路，或投石飞击，或纵火烧林，农民军吃了大亏。当时正是阴雨连绵的雨季，农民军处境困难，弩解刀蚀，衣甲浸，马蹄穿，人饥马乏，死亡过半。如果陈奇瑜能合兵进击，可望全歼。
但农民军首领们此时又祭出他们屡试不爽的两件法宝，即行贿和诈降。
被困在汉中的农民军主力，目前可以确定的只有张献忠部4 万多人。至于闯王高迎祥、李自成等部，当时是否也在其中，仍有待于证实。
农民军把平时攻掠所得的金银珠宝聚集起来，用来贿赂陈奇瑜的左右，疏通关系。他们在做好人情后，便向陈奇瑜提出，要求投降朝廷，返回故里，重做良民。
陈奇瑜此时是踌躇满志，不明底里，以为身陷绝境的农民军这次是真的投降。不动干戈，就能大功告成，如此美事，更是让他乐滋滋地昏了头。他竟轻易地点了头。
他立即上报朝廷。在得到批准后，陈奇瑜接受了农民军的投降。陈奇瑜对投降的农民军还是相当不错的。他把收降的3万6千余人，每100人编成1队，每队派遣安抚官1名，以示督察。不久前还杀得你死我活的官军和“叛贼”，此时竟相互揖让酣饮，易马而乘，一团和气。原本饥疲不堪、衣衫不整的农民军，此时也已换上了衣甲，吃上了饱饭，甚至配上武器，整队出栈，焕然一新。如此戏剧性的场面，不免有些滑稽。
陈奇瑜哪里知道，这些逐渐恢复元气的农民军，一旦脱离险境之后，又会恢复本性，再叛朝廷。
其实，陈奇瑜本应该知道这批人的本性！在此以前，他们曾多次诈降，让朝廷吃足苦头。陈奇瑜也曾在陕西跟这些人打过交道，并不是初来乍到。遗憾的是，陈奇瑜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如果他那些从陕西跟出来的手下人能及时提醒他，大概事情也不至于弄得这么糟，可惜的是他的手下人早拿了别人的重贿，哪里还会提醒他？
陈奇瑜好不容易挣出来的声名和地位，没想到竟毁在他手下人手中！
脱离汉中险境的农民军，立即翻了脸，重操旧业。
事情的起因，据陈奇瑜后来的说法，是因为陕西地方当局杀降激变。
据说，当时有一部受抚的农民军，奉督抚之命，被遣送到凤翔（今凤翔）城下，准备在城内安置。凤翔城中的士民哪里肯信？他们担心这些亡命之徒是设计赚城，便死活不肯开城门接纳。最后双方议定，农民军先派人由城下沿绳绐缒上城，商讨有关事宜。结果是被吊上城墙的36人惨遭杀害，尸体被摔下了城墙。
城下的农民军傻眼了，退而走宝鸡（今宝鸡）。宝鸡知县李嘉彦自然也不肯接纳，用武力把他们驱逐。结果被招抚的农民军重新反叛，陈奇瑜的抚局也彻底破产。
不过，杀降激变、持异激变，是陈奇瑜的说法。开始时，崇祯帝相信了陈奇瑜，并下令逮捕了李嘉彦等人。而朝廷上下却都说这是陈奇瑜推诿责任，自己犯下大错，却要别人承担责任。
其实，陈奇瑜抚局的失败，在当时有一定的必然性。
对农民军方面而言，诈降仅是一种手段，目的只是为了摆脱困境。在汉中求降时，他们或许是真心投降，因为当时不投降也只有死路一条。但一旦逸出绝境，他们肯定会重操旧业。这些不安分的农民，在起事以前，或许还会逆来顺受，过着非人的生活。起事后，他们已尝到了叛逆的甜头，尽管这种甜头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却仍有吸引力。要想再让他们回乡种地，重过挨饥受冻的那种不死不活的日子，恐怕是难上加难了。
对陕西地方当局而言，招抚这么一大批降卒，也有实际困难。当时陕西正逢天灾人祸之后，仓储空虚，官军尚且不能保证粮饷的供给，哪里还有余力来供养这么一大批人。况且在当时许多人眼里，这些农民军都是些杀人放火、不讲信用的可怕人物。一般州县避之犹恐不及，哪里还敢去招惹？闭城不纳、甚至武力驱逐，便也是情理中的事了。
事实上，当时对朝廷危害最大的那几股农民军，一出汉中栈道，便杀掉了监察的安抚官，开始攻掠。这也说明，农民军在汉中投降时，就计划了这一手。
农民军的降而复叛，使陕西的局面顿时严峻起来。整个陕西给搅得翻了天。
高迎祥、李自成等部先后攻掠巩昌府（府治在今陇西）、平凉府（府治在今甘肃固原）、临洮府（府治在今甘肃临洮）、凤翔府（府治在今凤翔）等地几十个州县，先后打败贺人龙、张天礼等部，并斩杀了固原道陆梦龙。在这年的闰八月，李自成还一度把悍将贺人龙包围在陇州（今陕西陇县）。贺人龙与李自成有老乡关系，所以李自成曾派高杰劝降贺人龙，贺人龙不干。后来因洪承畴率兵解围，李自成才率兵退去。
当时活动于庆阳的另一股农民军，也乘势南下，攻到西安附近的三原（今三原）、泾阳（今泾阳）、耀州（今耀州）、富平（今富平）一带，西安震动。
在陕西境内的其他各部，也纷纷攻掠。河南、畿南的农民军则遥相呼应。
农民军之所以能如此气势冲天，还与这年后金的入侵有关。
崇祯七年（1634）五月，皇太极再次率兵，绕过山海关防线，从蒙古地区犯边，攻入宣府、大同等晋北地区，威胁京畿。朝廷除令宣大总督张宗衡，率总兵曹文诏、张全昌抗击外，还先后从陕西、河南调动洪承畴、左良玉、汤九州诸部参加抗击，造成陕西、河南等地兵力空虚，给农民军提供了可乘之机。
直到闰八月后金军队撤出长城一线后，洪承畴等才得以回师陕西，陕西等地的局面也随之有所改观。
洪承畴回师之后，便命总兵左光先率兵赴陇州。当时贺人龙已被李自成的兵马围在陇州40余日，处境相当困难。左光先率援军赶到后，与贺人龙内外夹击，大破农民军。
此年的九月，朝廷檄令河南、湖广、山西、四川兵分四道入陕会攻：
河南兵进入同州（今陕西大荔）、华州（今陕西华县）地区；
湖广兵进入西安府的商州（今陕西商县）、洛南（今陕西洛南）地区；
四川兵进入汉中府的汉中、平利、兴安（今安康）地区；
山西兵进入西安府的韩城（今韩城）、蒲州（今山西永济）地区。
此外，朝廷还调集防边的2万军队进入陕南参加会战。
由于朝廷的围剿，陕西境内的农民军被迫开始了新的突围。到第二年即崇祯八年（1635）的正月，分成两路的农民军主力，已基本上涌入了河南境内。
一路通过湖广郧阳地区，迂回杀入河南。这股农民军，据说多达20万人，其前哨已抵达郧阳、上津，后队还没有离开汉南，前后绵亘数百里。而当时郧阳的守军才不过数千人，根本无法抵挡，农民军如入无人之境。这支农民军在郧阳活动不久后，转而北上，进入河南地区。后来又往北杀入河南的南阳府和汝宁府境，向河南中部靠拢。
另一路农民军则直接由陕西杀入河南。这支部队声势浩大，当时有人描写道：
“七年冬，贼骑干余西来，立马西郭麦田中。已而大旗飘飏。遥望崖口以南，旌旗蔽空，甲光耀日，南尽南山，北尽河曲，波压云涌而至。惟闻马嘶之声，自朝至夜，连营数十里。……贼过，人畜践踏，路阔五六里，不知其众之几何也。”
这路农民军进入河南后，便兵分三路：一路从陕州（今陕县）渡黄河北上，到达山西平阳，不久又渡河重回河南怀庆地区，再杀向归德府（今商丘地区）。另一路从武关杀入南阳，进入湖广襄阳等地区，一番攻掠之后，再杀回河南南阳、汝宁等地，向北集结。第三路则从河南卢氏县，直接向东攻杀。
至崇祯八年（1635）正月，农民军主力大多集结在河南境内，形势十分危急。兵科给事中常自裕当时给崇祯帝上了一份紧急奏疏，说明当时河南的局势。他说：
“中原，自古以来就是天下安危所系。现在农民军一路从陕西东北境的商南、洛南进犯河南汝州，一路从湖广郧西、上津等处进犯南阳。虽有左良玉一旅驻防新安、渑池，陈治邦、乔国柱、张嶷数营扼守汝州，陈永福孤军堵南阳，但农民军人多势众，多路出击，大小七十二营，有二三十万之众，蜂屯伊、嵩、宛、洛之间，急于侵犯汝、宁、郑、宋诸地。上述诸营，除左良玉一军尚可堵拒之外，其余各军都不足以恃，农民军有何所畏而不长驱直入？！现在虽遣张全昌、曹文诏、秦翼明诸将，然各旅都是兵不满千，仅仅只是杯水车薪而已。”
常自裕说得十分明白，崇祯七年（1634）底，大批农民军主力聚集在南阳至洛阳一线，向河南东部和南直隶的西北部进发，而河南境内的官兵根本无法堵截。因此，常自裕要求朝廷立即向河南增饷增兵。速救心腹之患。
崇祯帝此时也急了。如果让农民军向东移动，不仅龙兴之地凤阳要遭殃，而且弄不好要殃及到长江三角洲地区。这可是大明朝的赋税重地！
崇祯帝于崇祯八年（1635）正月诏令洪承畴东出潼关，进入河南围剿，并从各地抽兵调将予以支持，希望能扼制住农民军在河南的的凶狠之势。
不幸的是，此举为时已晚，大祸已不可避免地要降临了。
第五章 步入深渊的内乱中原大乱（1）
崇祯七年（1634）十一月，崇祯皇帝曾作了一次较大的人事调整，那就是把陈奇瑜撤职查办，代之以洪承畴。
陈奇瑜在汉中因抚局失败而放跑农民军主力以后，崇祯皇帝并没有立即查办陈奇瑜，反而继续支持陈奇瑜，撤办那些被陈奇瑜指责为破坏抚局的陕西方面官员，如李嘉彦（宝鸡知县）、练国事及士民50余人，并派遣李乔代替练国事出任陕西巡抚。
崇祯帝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希望陈奇瑜能将功补过，重新扭转战局；另一方面，说实在的，也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认识到农民军脱离汉中险境后，能如此迅速发展，把局面搅成这种样子。
随着陕西局面的恶化，以及给事中顾国宝和御史傅永淳等不断弹劾陈奇瑜的主抚误事，崇祯帝终于发现陈奇瑜惹下了多大的麻烦。当时，陕西方面的官员对陈奇瑜意见最大，认为陈奇瑜不仅做事不力，贻害陕西地方，而且还反过来指责陕西方面的官员，使不少陕西官员士绅受到处罚。因此，陕西方面的言论大有置陈奇瑜于死地而后快之势。
不知这些陕西方面的人士当时有没有想到，陈奇瑜这个外省人，虽贻误战机，给陕西惹下麻烦，但农民军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陕西人。说到底，还是陕西人给陕西惹下了麻烦。
在各方压力之下，崇祯帝决心临阵易帅，下令逮捕陈奇瑜，同时任命洪承畴出任兵部尚书，持尚方宝剑，总督晋、陕、豫、川、楚诸省军务，全面负责围剿农民军之事。延绥、宁夏、甘肃三边的防务，仍由其负责。
洪承畴当时已是崇祯帝在西北的王牌。在起用陈奇瑜时，朝廷曾考虑过调用洪承畴负责剿“贼”事业，但因西北边防事重，不能轻易换人才作罢。崇祯七年（1634）五月，后金攻入宣大一线，洪承畴匆匆赴边作战，至闰八月才回师陕西，投入对农民军的作战。没想到在这节骨眼上，西宁（今青海西宁）发生兵变，叛军杀州官，逐守道，闹得很凶。洪承畴只得亲赴西宁平乱。他这一走，本已空虚的陕西，更是挡不住农民军的攻势，弄得农民军尽占关陇之地。
平定西宁兵变以后，洪承畴重回围剿农民军的前线，但此时农民军已逸出陕西，涌向河南，中州形势十分危急。
崇祯八年（1635）正月，崇祯帝诏令洪承畴率兵东出潼关，督各路兵马，在河南境内扑灭农民军。
为了支援洪承畴，崇祯帝调集各地兵马近8万人，进入河南地区。除此以外，归洪承畴统一指挥的还有当时已在的左良玉、陈治邦、乔国柱、张嶷、陈永福各部。不久，又有张全昌、曹文诏、秦翼明等部，以及从辽东调来的祖宽、邓玘等部进入河南参战。
除调兵遣将之外，朝廷还破例大发粮饷。崇祯帝拿出内帑20万两，户部备饷78万余两，另留湖广新饷13万两，四川新饷2万两，以供军用。
崇祯帝此次可谓是用尽了全力。他严令洪承畴必须在6个月内肃清农民军于河南。
在这种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农民军是如何应对的呢？
据说，农民军主力在崇祯八年（1635）正月初，就已移至荥阳（今河南荥阳，位于郑州之西），并召开了著名的“荥阳大会”，商讨应对之策。
在荥阳参加会议的是所谓“十三家七十二营”。所谓“十三家”，即老回回、闯王、革里眼、左监王、曹操、改世王、射塌天、八大王、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可以说是当时河南境内的农民军主力。
据说，当时各家首领已侦知朝廷大兵压境，所以坐下来商讨对策。老资格的老回回首先提出，
农民军应该进入山西地区，以避锋芒。
张献忠（八大王）一听，立即反驳说，这是胆怯之举，并讥笑老回回。老回回很生气，与张献忠争执起来。这时李自成赶紧出面调解，并说了一段后来很是著名的话。他慷慨激昂地说：
“匹夫尚可奋臂争先，何况我们有十万之众！？现在我们的兵力是官兵的十倍，即使关宁（山海关、宁远）铁骑开来，对我们也是无能为力。眼下之计，只有分兵出击，各部分头杀掠，能否奏效则听命于天。”
众头目一听，齐声赞同。于是各部抓阄，确定进兵路线。依次是：
革里眼（贺一龙）、左监王向南，抵挡湖广之兵；
横天王、混十万（马进忠）向西，迎击陕西之兵；
曹操（罗汝才）、过天星（惠登相）分屯荥阳、氾水之间，守黄河一线，防御开封、归德、河南、汝州诸府之兵；
闯王高迎祥、张献忠东向出击；
老回回（马守应）、九条龙等作为机动部队，策应各部；
后又担心横天王、混世王敌不住陕西过来的洪承畴诸部，便又以射塌天、改世王作其后盾。
于是，众头目于正月壬子日，杀牛马祭天誓师，约定所获金帛子女均分，然后分头出击。
这一史料的作者，是江南名士吴伟业。吴伟业虽是明末清初人，但始终没有真正接触过农民军。不过，他倒是撰写了一本专记陕西农民军的书，名叫《绥寇纪略》。上述的记载，就是出于此书，并入了《明史》，影响很大。
不过，如果参照一下当时农民军的水准和一贯做法，那么，这样一个有模有样的军事会议，是否真得召开过，就很值得怀疑！
不少人认为，这次会议根本就不存在，上面的记载只是个附会。具体的理由有这样一些：
按理说，像吴伟业这种当时与农民军毫不相干的人，都能把此事了解得清清楚楚，那么，当时在前线的朝廷将领们也应知道此事。但奇怪的是，当时的河南巡抚玄默（后著有《剿贼图记》）、河南巡抚御史金光宸（崇祯七年底至九年春在任，后著有《两河封事》）、以及当时的兵部尚书张凤翼（后也把任职期间的有关军务的题本编成《枢政录》一书）等，都没有提到此事。既然连吴伟业都能知道，那么他们为什么反而不知道？
从时间上来看，荥阳大会也有问题。据称，荥阳大会结束于“壬子”日，这一天应该是崇祯八年正月初一日（西历1635年2月17日）。由此可知大会应该是在崇祯七年十二月底召开的。但史料表明，农民军入荥阳是崇祯八年正月初的事，攻克荥阳是在正月初六日。正月初一尚没有到达荥阳的农民军，又怎么能开荥阳大会？
从会议背景来看，荥阳大会也不能成立。按照吴伟业的说法，农民军之所以要召开会议，是因为他们已获悉了朝廷即将向河南征调关宁、天津等地精锐之师的消息。但根据当时朝廷的机要来看，崇祯帝接到给事中常自裕奏章的时间，以及兵部（尚书张凤翼）议兵、户部（尚书侯恂）议饷的时间，都是在崇祯八年正月上旬、中旬。而皇帝最终批准的时间，是正月二十三日，那时凤阳城早被农民军攻陷了。既然是八年正月下旬才确定下来的，而且又是当时最为机密的军事方案，农民军又怎么能在崇祯七年十二月底侦知？
另外，后来农民军各部的实际攻击方向，与荥阳大会上议定的分兵安排，也大有出入。如按会议决定，横天王、混十万本应迎击从陕西杀来的洪承畴诸部，但实际上这些部队后来却南下攻到了汝宁府的上蔡等地，然后又向东攻击�